王肖潇、田亮：大跃进中杨绛的论文被打成“白旗” 此后决心只做翻译

本文摘自：《环球人物》第263期，作者：王肖潇、田亮，原题为：《外圆内方的才女》

做翻译：留在祖国，避开政治

新中国成立前，杨绛和钱锺书就决定留在祖国。“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走的机会。联合国教科文会议第一届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朱家骅，请钱锺书先生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还想见杨绛先生，但杨先生不见他；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想安排钱先生去台湾大学教书，杨先生去台湾师范大学教书；牛津大学的朋友也来信，邀请他们去英国。”郑土生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道。

但钱锺书复信牛津同窗：“人的遭遇，终究是和祖国人民结连在一起的。”杨绛后来回忆道：“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学，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等待期间，杨绛还轻松愉快地和钱锺书游了一趟杭州，甜如蜜月。

1949 年8月24日，杨绛一家三口登上火车，前往北京，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外文系工作。钱锺书教《大二英文》 《西洋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之哲学》。按照清华的旧规，夫妇不能同时、同校任正教授，杨绛就做起兼职教授，讲《英国小说选读》，后来又加了一门翻译课。她自称“散工”，不参加系里的会议；又借口教课，不是家庭妇女，也不参加妇女会学习活动。

杨绛这样做，是为了省下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时也有个妙处，避开了一些政治场合。杨绛在东吴大学读的是政治系，“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不问政治而且远离政治的政治系毕业生”。1950年以后，她教的小说选读、诗歌和戏剧被视为三大“危险课”，她的朋友袁震是中共党员，对她说：“老一套（教法）不行了，我来教教你。”杨绛答，老一套不行了，她也不想教书了。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杨绛得偿所愿，和钱锺书都分到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我们当然愿意研究文学”。

成立之初，郑振铎、何其芳分别担任正副所长。研究员只有寥寥几人，钱锺书、杨绛、余冠英、罗念生、缪朗山、贾芝等，他们被称作“老先生”。杨绛刚过40岁，对这个称呼很不习惯，后来这位“政治系毕业生”就琢磨明白了：“老先生”是对“老朽”的尊称，跟“同志”是不一样的。

杨绛属于外文组（今社科院外文所）。说是外文组，其实最初只有一个英文组，除了“老先生”，还有3个“年轻人”：朱虹、徐育新、杨耀民。如今，朱虹是“年轻人”里唯一的健在者，她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道：“第一次见杨先生，她温文尔雅，说话细声细气，对年轻人很和气；皮肤特别白，总是穿得很整齐。”朱虹记得：“当时，其他‘老先生’基本都是二级研究员，唯独把杨先生评为三级副研究员。我们私下议论，觉得不公平，可是杨先生不在乎，她一点都不看重这些虚名。”杨绛翻译了一首英国诗人蓝德的四行短诗，简直就是她的心声：“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

朱虹觉得，杨绛那时候在翻译上就属于“独树一帜者”。“当时文学研究所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观点。杨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大框架下，从‘体裁’出发选择自己关注的作品，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属于‘流浪汉小说体’。她没有从‘题材’选作品，比如翻译工人运动题材。这就真是走在很多人前面了。”

1957 年，杨绛接到翻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著名骑士小说《堂吉诃德》的任务，被告知可用任何译本。精通英语、法语的她找来5种英法译本，仔细对比后，觉得译本代替不了原著。于是一年后，47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文。此时，“大跃进”开始，学术界搞起“拔白旗、插红旗”，把反对浮夸风的知识分子当作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白旗”。杨绛和钱锺书的一些学术论文都成了“白旗”。杨绛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

董衡巽（音同迅）就是在这时从北大西语系毕业，分配到文学研究所，有一段时间成为杨绛的学生。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早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曾问朱光潜先生‘谁的翻译水平最高’，朱先生说：‘诗歌翻译属卞之琳最好，理论翻译我算一个，散文翻译属杨绛最好。’我分到所里之后，杨先生负责带我，我真正看到她翻译的认真。钱锺书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先生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