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0年代的天空上，有太多的人、事、机构如流星划过，没有痕迹;而有一些流星则留下了轨迹，化作陨石。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以下简称青少所)就是这样一颗流星。

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短命的研究所，只存活了四年——从1980年12月至1984年12月。其背后体现的是在那个特定历史转型期对于青年的关怀、理解和包容,它的不同凡响还在于外挂了两项事业，使星光不仅有灿烂时刻，陨落之后，也被人记忆和书写。这两项事业一个是《走向未来》丛书及其代表的思想启蒙运动;另一个是“就业组”、“国情组”这一跨单位、跨学科的民间青年思想库。

有人从思想史角度评说：“这个生命短暂的研究所，曾哺育了八十年代五大‘派别’中的两个，是应当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  

建所

1980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发文《关于成立青少年研究所的通知》：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青少年研究所。……科研课题的规划以及人员编制、研究经费，由社会科学院负责，团中央进行业务指导，并通过团的组织系统，配合开展调查研究，积极提供资料”。“青少年研究所的研究对象以当代青年的现实问题为主，兼顾少年问题”。……该研究所的基本课题，大致包括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和成长的一般规律;青年的社会状况和青年能源的开发;当代青年的特点和对青年的共产主义教育;青年运动和青年教育的历史经验;青少年保护和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对策;国外青年动向。”

十天之后，1981年1月7日的《人民日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成立。

回顾1980年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需要提及三位人物：钟沛璋 (1924年生)、张黎群(1918-2003)、李景先(1924年生)。

钟沛璋是浙江人，1948年担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1949年后，创办上海《青年报》，任总编辑;再后来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 1956年，因文章《青年的创造力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中的观点，在1958年补划“右派”。“文革”后，钟沛璋回《中国青年报》担任副社长，兼团中央研究室主任。

是他，在1980年上半年，向胡耀邦总书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建议，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成立中国青少年研究所。这项建议很快得到批准。那年8月1日，社科院副院长梅益(1914-2003)主持了一个有团中央、教育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相关人士参加的会议，讨论筹备青少所。与此同时，钟沛璋的另一个建议也得到采纳，那就是请张黎群担任青少所所长，自己当副所长。

此时的张黎群，离开北京已经22年，刚去浙江大学任担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两年。张是四川人，南人北相，高大、英俊、潇洒。“反右”后，从《中国青年报》社长兼总编下放至陕北米脂，后去四川，在“文革”初被打成西南“三家村”，遭七年关押、劳改。

他欣然北上，在晚年所记《花甲之年再度进京》中写道：“1980年，满61岁，我又强抑办学宏图北返。一下火车，就住进共青团中央大楼十一层一间约十平方米的斗室，着手组建由中国科学院和团中央双重领导、以社科院为主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

李景先，曾是浙大史地系学生，中共浙大地下党，负责学生自治会党组;1949 年后，担任全国学联常委会理事，团中央学生部大学组指导员。“文革”前，任中央团校少数民族部主任，青年团工作教研室主任。

此时的钟、张、李都接近“老人”之列，自称青年的铁哥们儿，是老派共产党员。三位所长的缘分不可谓不深：都经历过青年运动;在江浙一带做地下党;且有发生在杭州和浙大的故事。1947年浙大著名的“于子三运动”时期，钟沛璋时任中共杭州工委委员，李景先是大学四年级，在校内发挥地下党作用。

青少所设有青年德育研究室、青年劳动就业研究室、青少年犯罪研究室、青运史研究室、外国青年研究室、资料室等，(刘鉴农：“开创对我国青少年的科学研究 ——忆中国社科院和团中央合办的青少年研究所”，原载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编：《改革开放30年共青团工作回顾与研究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 实行室主任负责制，规定：研究人员两年不出成果即调整工作。(青年德育研究室先由李景先兼主任，后由中央团校调来的肖约之担任;青年劳动就业研究室由原中央团校政治经济教研室主任李辰任主任、青少年犯罪研究室由原中央团校教研室主任赤光任主任，邵道生任副主任;青运史研究室由原团中央办公厅青运史组罗征敬任主任、资料室负责人是吴昂)

“青年学”是一门学科和学问吗?

在上个世纪的中国革命中，青少年占据重要地位，从而也形成了一个青少年研究为政治服务的传统。(参见谢昌逵：“关于青少年研究的方法”，《青年研究》 1981年第4期)为什么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一个不以学科、领域，而以人、人群命名的青少年研究所?它算不算是一门科学?能不能独立建树于科学之林? 学界针对青年研究或青年学的定义、研究方法，进行过较长时间讨论。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认为，青少年研究是一个科学群。

原团中央研究室后调入青少所负责科研组织的唐若昕 (1955年生)，在“青年学——一门正在兴起的新科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青年研究》编辑部编《1981青年研究论文资料选编》)的文章中试着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青年学是一门综合科学，是科学研究上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行为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还有哲学、美学、法学、人口学、统计学、概率论、模糊数学，等等。在研究方法上，要定性、定量相结合。有生理学的试验方法，心理学的测定方法，社会学的调查方法，统计学的方法乃至现代科学系统的方法，等等。《青年研究》主编谢昌逵专文探讨“关于青少年研究的方法”;(《青年研究》1981年第4期)所长张黎群也发表《青年研究的方向与方法》。(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社科院副院长马洪还亲自到青少所考察研究成果，肯定青少年研究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价值。

“文化大革命”之后人文主义勃兴。人，不再被视作物、工具，而是目的本身。青少所就是呼唤人性的一个产儿。

具体而言，创建青少所至少有三个直接原因：一是极端尖锐的青年问题。据1980年统计，30岁以下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3.8%，这是经历了“向雷锋学习运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在阶级斗争风浪中长大的一代。他们中只有极少数人成为恢复高考后77级和78级的大学生，还有更少数量的研究生，绝大部份从农村返城后处于无业状态。一夜之间，干部平反后官复原职;知识分子迎来“科学的春天”;青年成了“文革”最大的受害者。社会舆论把青少年称作“迷惘的一代”、“毁掉的一代”。二是传统的团系工作法已难以应对如此深重大面积的青少年问题。随着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相继恢复，将青年问题纳入科学研究序列势在必行。三是改革开放急需有新知识、有朝气的青年骨干。邓小平说：要“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才。”

1982年，青少所的五项课题“劳动就业与职业教育”、“青少年犯罪学”、“大学德育”、“今后十八年劳动就业发展趋势与对策”、“当代青年工人状况”被列入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它标志着青少年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学科进入国家规划。

青少所有三个刊物：《青年研究》(主编是谢昌逵，副主编楼静波)，是从团中央转到青少所的;《青少年犯罪研究》，1982年创刊;《青年就业与劳动》，1983年6月创刊。此外，青少所还出版《青年研究论文集》、《青少年犯罪研究资料汇编》、《青年就业与劳动研究资料》、《青运史资料研究》、《大学德育论文集》、《外国青年问题研究》，等等。

调查研究

当时，也有人担心青少所失掉为当前政治服务的传统而走向纯学术的道路。与传统研究所和研究人员不同，团系出身的所长和研究人员从问题出发，不从书本和教条出发。他们的应对非常直接——调查研究。

在1981年2月杭州召开的青少年研究座谈会上，他们明确了三个研究方向：一是如何认识当代大学生，怎样改进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二是如何认识大量待业青年，怎样解决青年的劳动就业问题;三是如何看待日渐突出的青少年犯罪问题以及相关对策。据此，他们展开几路调查，在此举三例。

第一例，大学生现状。1981年上半年，青少所历时三个月，组织三路人马：一批参加教育部、团中央在上海、成都召开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了解面上情况，并在北京和上海的大学作调查;另一批到重庆、成都、峨眉、绵阳等地13所大学;还有一路去杭州、上海、南京、武汉的八所大学。

他们与200多位学生进行谈话，完成《对当代大学生现状的认识》的调查报告。(载《青年研究》1981年第17期，9月30日出版)如今回看这篇文章，还是比较单薄，缺乏数据，分析方法也比较简单，并且是以传统意识形态为评价基准。尽管如此，它通篇透着对大学生善意的理解和爱护，肯定这代大学生的优点： “不轻信、不盲目，独立思考的能力;对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渴望和追求;正视现实的求实态度;对新事物新知识的敏感和吸收能力”。其中提出的一些典型案例，像1980年发生31起“大学生闹事”，西安交大罢课时间最长，持续28天等等，也揭示了那个时代的很多信息，发人深省。

其实，在青少所刚成立的1980年12月，张黎群就曾带人住进北京大学，调查那里正在开展的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的北大学生竞选情况，与参选人谈话。钟沛璋和谢昌逵等人也去过北大一分校的竞选会场。外界传出过这样的议论：“张黎群在北大作报告支持竞选”。这个说法传到了院长胡乔木那里，胡对此提出了批评。怎样认识当代大学生成为青少所首要研究的现实问题。张黎群，作为所长的首次亮相似乎预示着这个所的命运。

第二例，待业青年调查。当时，回城知识青年不得不同父母挤住在狭小的房间里，靠父母供养，生活十分困难。集会、游行、请愿时有发生。

1981年3月以后，青少所组织力量先后在北京、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甘肃、陕西等省市的11个城镇，访问了120多个街道或企事业单位，与200 多名待业青年或从事集体、个体经济的青年谈话，收到940份书面调查材料。8月，他们邀请国家劳动总局、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妇联和十九个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所)、共青团组织和大专院校，在哈尔滨召开“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研究规划会议”

(青少年研究所，《变消极待业为积极的就业培训-关于城镇青年就业问题的调查报告》，1981年12月)，非常明确地提出，就业难题是全方位的体制问题所致，包括所有制、产业结构、劳动人事制度等等。

1981年初，在北京城区从事个体经营的青年只有307人。青少所带着北京经济学院学生对这些个体户进行了个案调查，总结他们自谋职业的经验和问题。 1982年，他们又组织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学生到北京、天津、沈阳、南昌、安庆等城市调查，成果是一部《集体企业发展与青年就业调查报告集》和《一个新办集体企业如何创办与发展——天津青年联合实业公司调查访问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