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大跃进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末期，不知搞过多少次“纠左”，这里主要谈谈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费尽心力且声势浩大的“纠左”。

1958年一哄而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一些政治口号和行政手段的强力推动下，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然而到了冬季，大跃进运动便破绽百出，乱象纷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公共食堂缺粮断顿，老百姓怨声载道;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河南省，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饥荒，发生了饿死人现象。

第一次郑州会议，纠正“穷过渡”

也许河南是全国“共产主义典型”，也许是河南大跃进问题比较严重，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河南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参加的第一次郑州会议。

这次会议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中央全会，而是中央工作会议，但讨论的问题却十分重要，标志着毛泽东亲自纠正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开始。

这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穷过渡”“共产风”。公社化以后，有些人分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分不清什么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认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过渡越快越好，大有共产主义已经到来之势。这种在生产力十分低下，集体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抢先一步进入共产主义”(彭德怀语)，便是所谓“穷过渡”。而这种“穷过渡”达到的所谓“共产主义”，必然会出现“一平二调三筹款”，农民私有财产全部充公，穷队富队拉平，你的就是我的，对公私财产的随意平调和挪用，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

资料显示，那时的党内外人士竟普遍认为中国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有人公开提出，进入共产主义主要不是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是靠人的思想觉悟;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应当先进入共产主义以后再搞建设。

毛泽东看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会上多次讲话，使大家认识到，建成社会主义应当有个标准，即全民所有制的全面实现，或者说全民所有制在全国占绝对优势。只有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都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后，才能说建成社会主义，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目前的人民公社是集体所有制，而且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有一个历史过程，不能一蹴而就。

毛泽东说，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既是一个集体所有者，也是一个个体私有者。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较大的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这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陈伯达取消商品、商品经济，取消价值规律的极左主张，批评了张春桥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的错误思想。认为他们在提倡“共产主义”的幌子下，主张穷过渡，提早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极左思潮不仅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导致对生产力极大破坏。

毛泽东还说，现在有一种风气，觉得共产主义来得越早越好，有的提出3年5年就过渡到共产主义，山东范县提出4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我看还是慢一点好。他认为，我国目前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鞍钢式的全民所有制，一种是公社式的集体所有制。这两者之间是有界限的。只有全国都变成了鞍钢式的全民所有制，才算进入了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一系列纠左思想，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历来论者评价颇高。有人说，要不叫毛泽东这一次纠左，恐怕1958年下半年我国就要呼呼隆隆进入“共产主义”了，那样灾难就会更大。有人说，毛泽东的纠左言论，是在力排众议、独树一帜的情况下发表的，使党内外干部大吃一惊和耳目一新。这表明，在党内大批干部热衷于“大跃进”，热衷于“共产风”，头脑发热的时候，毛泽东却冷静下来，看到了问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以力挽狂澜的勇气站在山巅之上大喝一声：不能这样干!惊醒了在神州大地上盲目地向“共产主义”狂奔的人群，是对党内外大批干部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

但是，很少有人追问：那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头脑发热，急于“穷过渡”，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为什么那么多人搞不清什么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国到处都刮起了“共产风”?为什么小小的陈伯达、张春桥竟敢鼓吹取消商品经济、取消资产阶级法权这种完全不靠谱的极左论调?

紧接着，召开武昌会议，继续纠正“共产风”

毛泽东在开完第一次郑州会议后，也许是意犹未尽，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急匆匆来到武昌，只间隔了10天，于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召开武昌会议。除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都参加了会议，为继续刹住“共产风”而努力。

为了纠左，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许多重要问题。

一是不能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掉。他说：

“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掉。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一定要保护。必须老老实实，不要弄虚作假。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下面作假，从中央、省、地到县都作假。这就危险。北戴河会议关于公社化的文件有缺点，关于过渡的年限规定得快了一点。这是受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则3年、4年，南方多则 5年、6年，可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但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这个文件要改一下。现在的问题是太快，看来过渡的时间还是长一点好……”

从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穷过渡”、提早进入共产主义，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鼓动的。而之前的“破除迷信，敢想敢干”也是毛泽东提出来的。那种荒唐的“穷过渡”究竟是“科学”还是“迷信”?下面的干部又如何“破除”呢?

二是要发展商品生产。他说：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他们没有区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商品生产的重要性，不懂得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价值、价格和货币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的积极作用。这些表明，他们根本不认识无产阶级对五亿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有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有计划地发展。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皮毛等等，都要发展。如果不实行商品交换，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陕西的农民干吗?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吗?你如果这样做，马上就要打破脑袋……

“现在，我们的国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

毛泽东在1958年讲的这段话，当然正确;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依然是正确的。可惜没有挖掘出这种极左思想的根源，对已经造成严重危害的“共产风”没有予以严肃的批评和坚决纠正;鼓吹“共产风”的陈伯达之流越来越受到重用。这就预示着此类纠正难以成功。

三是继续强调，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毛泽东说：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要不要划一条线?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线就会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大线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不赞成划这两条线，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这里的“秀才”可能不只陈伯达一人，毛泽东的秘书竟然不让分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还要急于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竟然用“秀才要造反”来批评坚持极左的秘书们，可见其纠左的决心。据说这样一来，便制止了急于过渡的“共产风”。

紧接着，毛泽东召开八届六中全会继续反对“共产风”

也许是毛泽东感到一些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也许是他觉得“反左必出右”，紧接着中央工作会议，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顺手在武昌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以及毛泽东提出他不做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问题(此问题不在本文主题，故略去)。毛泽东在会议上谈了大跃进中，一个人的头脑既要热又要冷的观点。他说：

“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毛泽东在这里既批评有些人“发热”，又批评有些人“发冷”，而自己似乎是不冷不热，不左不右。但是不少论者认为，此时的症结在于“热”，而不在于“冷”。毛泽东对所谓“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这些“头脑太冷”的人的批评，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些“爱冷”的人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讲真话，不讲假话;办实事，不搞浮夸。毛泽东在此却予以批评，要他们也“热起来”，这样的纠左如何能彻底呢?

不仅如此，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对人民公社运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人民公社的出现，在成都会议和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是没有料到的。其实，4月的时候在河南已经出现，5、6、7月中，我们不知道，到8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因为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相结合，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

毛泽东在此认为，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自己是事后才知道并予以推广的。实际上群众的“自发”，完全是自己反右倾、急躁冒进的一套鼓动起来的。他为找到人民公社这种形式而高兴，却丝毫未察觉到人民公社制度远远地脱离了中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还在强调“一大二公”的特点。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共产风”和“浮夸风”。

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干部的强迫命令风。他说，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对一部分违法乱纪的干部，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予轻重不同的处分。如果不这样做，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的情节很恶劣，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但是，干部们为什么要强迫命令?他们强迫命令老百姓去干什么?却缺少分析，含糊其辞。

在会上，讨论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把毛泽东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提出的思想都写了进去。有些话，充分表达了毛泽东的意思：

“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而在这整个过程中，社会的性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是经济上发展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企图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则，也就是说，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无疑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上述决议的制定和贯彻，使人民公社化以后刮起的“共产风”基本上刹住了。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实现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电气化、机械化，钢产量每年至少在一亿吨以上;彻底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住的问题，达到郑州会议上所设想的基本生活资料消费水平，建立居民点，解决住宅问题;实现6小时工作制;普及中等教育，使有条件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基本上消灭了阶级;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大大提高。

这些社会主义的“标准”，完全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根本实现不了。但有个好处，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现在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距离社会主义的“建成”还远着呢，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早地宣布进入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轻率的表现”，而且“使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

八届六中全会的这些决议，是对三个月前北戴河会议以来大跃进运动出现的极左狂潮的大力纠正，是一个月前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取得的又一显著成果。史家称这是毛泽东“在历史性时刻作出的杰出贡献”。

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纠正人民公社内部的“共产风”

1959年春，有两件事使一直坚持纠左的毛泽东感到震惊：一、1958年农业获得大丰收，各省市上报的粮食数字竞相比高，然而奇怪的是，不少省市的粮食收购任务却完不成，且叫喊“没粮食”;二、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批判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思想，且声势浩大，然而各生产队瞒产私分现象却十分严重，生产队长把粮食藏在地窖内，派民兵站岗放哨，不让公社和县里拿走。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终于发现了真正的原因，是人民公社内部还存在着严重的共产风。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没有发现的。

为了纠正公社内部的“共产风”，毛泽东于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这是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解决公社成立后发生在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即公社内部的“共产风”问题。

之前毛泽东曾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做过调查，发现公社内部把生产队之间的穷富拉平了。他认为，各地生产力水平不同，有穷队和富队之别，现在采取拉平的办法，这实际上是是一种掠夺，是一部分人无代价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

于是，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的讲话中大声疾呼：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这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的收购任务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再则全国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两次粮食风潮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毛泽东在这里用步步深入、引人入胜发人深思的手法，让大家认识到，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一是公社内部的所有制有问题，二是公社内部的分配政策有问题。他认为，在公社内，生产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有些人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误认为按劳分配就是按需分配，误认为集体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穷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这是八届六中全会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是一个缺点。

毛泽东主张，坚决纠正平均主义，纠正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要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要有合理的差别;公社应当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公社与生产队、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具体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公社中的“共产风”主要内容为：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了各种产。这样就在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这是不许可的。

这些纠左主张仅限于纸上谈兵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很乐观地认为，只要采取上述方针和办法，我们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因为农民在公社化运动中和“大跃进”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所以农民一定要求继续“大跃进”和巩固人民公社制度。“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成绩是主要的，推翻不了的，群众是亲眼看到的。缺点也是有的，但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这缺点在公社化中是难以避免的。现在克服了缺点，主动权在我们手中了。群众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当然，也有地富反坏起来破坏，这个不可怕，各级领导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他们充分暴露出来，广大群众是一定能分清是非、分清敌我的。

毛泽东这些自信乐观的看法，基本上背离实际。农民在大跃进中根本没有得到什么“巨大的利益”，而是蒙受了巨大的灾难，他们不可能要求“继续大跃进”;大跃进的问题至少是“九个指头”，大部分难以纠正;而真正抵制大跃进的，根本不是什么“地富反坏”，而是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这些脱离实际的高调肯定大跃进的看法，无疑加重了纠左的难度

为了继续纠左，又召开了上海会议，同时又连续写了5封《党内通讯》

为了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也为了使1959年的农业生产继续跃进，毛泽东连续写了5封《党内通讯》。

3月9日，毛泽东写了第一封《党内通讯》，对各省、各县如何开会、何时开会、开几天会，都作了详细周到的布置。比如他说，省里要开六级干部会议，县里要开四级干部会议。“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要做总结性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人，会期7天至10天，放在3月20日前后开最好。总之，要求3月份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问题;4月份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致地开展“大跃进”了……

3月15日，又写了第二个《党内通讯》，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后面制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奠定了基础，此政策一直延续了20多年。

3月17日，又写了第三个《党内通讯》，对县里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发表了意见。

3月29日，又写了第四个《党内通讯》，明确指出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贯彻，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的意见。

毛泽东连续写了四个《党内通讯》才使郑州会议精神得到贯彻，才使农村形势基本稳定下来。

为了进一步巩固纠左的成果，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形成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党的八届七中全会讨论。在纪要中，把第二次郑州会议以来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若干原则作了规定。紧接着，于4月2日至5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继续对大跃进的左倾错误进行纠正。

奇怪的是，在这次纠左的会议上，竟又冒出左倾问题。有的人对继续纠左表示反对。他们不愿意压低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认为纠左已有半年多了，再纠下去会给群众泼冷水，会给大跃进运动抹黑，而且右倾大有抬头之势。

毛泽东针对这种极左论调，在会上讲了9条意见，第一条是“多谋善断”。为何要多谋善断?因为党内严重存在主观主义的左倾，他们缺乏“谋断”，他们不知道纠左是为了更好地大跃进。如果3月把问题解决了，4月以后就可以大跃进了。因此他认为，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有点积极性。

遗憾的是，尽管毛泽东在循循善诱地不断纠左，然而在八届七中全会上，体现极左的高指标依然占了上风。会议公报仍然这样说:

“全体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草案，是根据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钢产量1800万吨，煤产量3亿8千万吨，粮食产量为 10500亿斤，棉花产量5亿担这四大指标，和今年第一季度生产和建设情况编制的。这个草案的编制，对于我国物质技术条件的客观可能性和人民群众的革命干劲的主观能动性都作了认真的考虑。这是一个能够实现国民经济继续大跃进的宏伟计划。”

对于这个计划，八届七中全会公报中还说，中央委员会深信，这个计划是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的。

然而实践证明，这个计划是头脑发热和浮夸风的产物，这些高指标不仅1959年远远完不成，甚至过了10年、20年、30年也实现不了。据说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的计划有不同看法，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就说明，他的内心深处，还是主张搞大跃进的。

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以后，在大跃进的“宏伟计划”的引领下，全国各地又开始组织农业的“大跃进”运动。但是，到了4、5月份，各地经济状况发生困难，粮食、农产品及市场供应全面紧张。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第五个《党内通讯》，就农业问题向全国各级干部发了一封公开信。详述了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增加播种面积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等6个问题，或叫“6件大事”。他说：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而达到了较高的目标，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300斤的，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毛泽东在这里几段“低调”的意见，旨在纠正为害甚烈的“浮夸风”。那些亩产几千、几万、十几万满天飞的“卫星”，实则是上上下下讲假话的结果，是由上而下层层逼压的产物。这些由讲假话催生的浮夸风，由浮夸风催生的高指标，害苦了人民，害苦了国家。毛泽东发现了这些问题，以朴实亲切诚恳真挚的语言，教导广大农民不讲假话，要办实事。如果广大干部和农民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浮夸风肯定刮不起来，大跃进肯定没有问题。

可惜，这番入情入理的语言，广大干部无人敢听，因为他们是按上级的指示行事的，是按中央精神和毛主席的那些指示行事的，出了事有上面负责(广大农民根本看不到领袖的这番指示)。而且，他们从实践中看到，那些敢讲真话的老实人，一个个吃了大亏，成了右倾反党分子;而那些爱讲假话的人，一个个占了便宜，成了大红大紫的幸运儿。谁还敢讲真话呢?

面对全国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大锅饭越喝越稀、难以为继的状况，毛泽东在信中又说：

“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青菜、萝卜、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抓得很紧很紧，而且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毛主席在这里否定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的做法，对六亿农民什么时候吃什么饭、干什么活都作了细密周到的安排。对粮食问题的估计也基本符合实际。可谓事无巨细，点点滴滴，挂在心上。

尽管如此，到1959年5月，国内经济状况依然更为严重。农村牲口和家畜大幅度减少，粮食产量大幅度降低。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5月7日作出了《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中央决定，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5、6两个月内，以抓农业生产为中心，县委书记必须以全力抓农业生产，地委书记必须以三分之二的时间抓农业生产。迅速掀起生产高潮，以克服农业生产的紧张状况。

在6月份，中央又连续作出决定，要发还社员自留地，允许社员私人喂养家禽家畜，包括猪、羊、鸡、鸭、鹅、兔等，所有收入归社员个人所有。鼓励社员把房屋旁、村旁、树旁、水旁、路旁的零星闲散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谁种谁收，不征公粮。房前屋后的树木仍然归还社员所有;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

毛泽东的纠左为何收效甚微，甚至趋于失败?

至此，毛泽东的繁复浩大的纠左工作基本结束。从1958年11月一直到1959年6月，连续召开6次中央会议(也可说是4次)，连续写了5封《党内通讯》，连续制定下发了十几次中央文件，毛泽东另外又发出了多次讲话和指示。按照他的说法，“我们不知道作了多少次检讨!”因而他自信满满地认为，大跃进的错误已经得到纠正，8个月的纠左已经取得了成功。然后到庐山开个“神仙会”，就可以在全国发动更大的“大跃进”了。

然而，历史的发展和实践检验的结果，与毛泽东的认识大相径庭。毛泽东虽然经过反复不断的纠左，在纠左的过程中确实下足了功夫，费尽了心力，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很多讲话可谓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即使战争年代的日理万机也不过如此。但是一番辛苦却收效甚微，万般心血却难以成功。

毛泽东这儿纠左，那儿却冒出了极左;这儿刚按下共产风，那儿却冒出了浮夸风;这儿刚制止了浮夸风，那儿又跑出了共产风……。据史料记载，伴随着毛泽东的纠左，大跃进的问题依然堆积如山，国民经济不但没有起色，反而持续下滑;生产力不但没有恢复，反而持续遭到严重破坏;大锅饭越喝越稀，稀到没有，六亿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

在庐山会议前，彭德怀连续在陕西、湖南、安徽做调查，所到之处，满眼是一片萧条破败、十室九空的景象，看不见小孩蹦跳，听不见鸡鸣狗叫，报纸上的轰轰烈烈和现实中的冷冷清清形成强烈反差;老百姓提起共产风浮夸风食堂化，无不唉声叹气，咬牙切齿。平江一位老红军给他递了张条子，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的写照：“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获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百姓鼓咙呼!”

其实这才是灾难刚刚露头。1959年7月初，也就是庐山会议刚刚召开的时候，安徽省委副书记张凯帆到家乡无为县做调查，只见路上的行人一个个面带菜色，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随意闯进一个公共食堂掀开锅盖一看，大锅里尽是野菜树叶。他难过得含泪叹道：“建国已十年，黎民尚菜糠……”一群饥民围住他，跪倒在地，哭着哀告：“救救我们吧……”据县委书记汇报，全县70万人，已有20万人得了浮肿病;现在每人连2两粮食也发不下去了……。在痛苦悲愤中，他抱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毅然下令实行“三还原”(吃饭还原，房屋还原，自留地还原)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黎民欢呼雀跃，庆贺新生。张凯帆却被毛泽东在庐山将彭德怀绑在一起，打成右倾反革命，锒铛入狱，受尽磨难……

毛泽东一边辛辛苦苦纠左，一边却是左倾祸害继续蔓延，祸国殃民!为什么他的纠左收效甚微，甚至趋于失败?

不少专家认为，毛泽东是在维护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前提下纠左的，所以无论如何纠左，都不会彻底。他们对毛泽东纠左行为和成果予以高度赞扬，对大跃进的继续祸害只能表示遗憾。毛泽东的纠左确实尽心了，尽力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这种说法含糊其辞，不得要领，没有分清是非，没有划清责任。不能给后人以深刻的警示和教育。笔者经过多日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发现毛泽东这一段纠左，之所以收效甚微甚至失败，其原因如下——

1、毛泽东的“独角戏”听着很美，却让人疑惑。8个月纠左，至始至终，都是毛泽东一个人在忙碌。而比较讲求务实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没有做过一次纠左的讲话，没有发过一次纠左的指示。大跃进刚刚兴起之时，刘邓步毛泽东后尘，到处视察讲话，对共产风予以鼓励，对浮夸风予以赞扬;现在毛泽东大力纠左，刘邓却一言不发。以致几十年后，有人认为刘邓是浮夸风的“始作俑者”，毛泽东是一贯反左纠左的。

也许是刘邓等人看透了玄机，知道毛泽东鼓动起来的左倾，只有毛泽东敢于纠正，其他人的纠左，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一言不发的周恩来果然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总理在56年反冒进，这一次站稳了脚跟)。不管怎样，所有会议上只有毛泽东一人在反复纠左，其他一批中央大员却装聋作哑;那些地方大员，或噤若寒蝉，或在心里打小算盘，一团团疑云在心头盘绕。这样的“纠左”怎么能取得成功呢?

2、对北戴河会议精神和“反反冒进”的错误没有予以纠正。

大跃进的共产风、浮夸风等错误是由几个月前的北戴河会议吹起来的，要想纠正大跃进的错误，首先要清理北戴河会议的错误。

北戴河会议精神，是毛泽东、党中央头脑高度发热膨胀的产物。会议制定出1958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发动了全国的大炼钢铁运动，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破坏。发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普遍建立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同时建立农村公共食堂，给群众生活带来严重困难。那会议文件上明明写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在我国并不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一些地方三年、五年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说道：“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这就是共产主义。”

所以在郑州会议上，那些地方大员心里都在打鼓：这些穷过渡、共产风、浮夸风，都是你们中央文件和领袖鼓动起来的，我们都是遵照中央精神和领袖指示办事的。当时谁提出不同意见谁就会被打成右倾反革命，现在你老人家却说那些东西错了，谁知道是真是假?这种突然“变脸”出尔反尔的说法，谁敢相信，谁敢去纠左?

况且，1956年刘周陈等人主张“既要反对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一下被你老人家抓住，视为右倾批判了好几年，到了1958年依然大批特批，周恩来因此差点儿丢了总理的位子。你由此得出结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现在人们都在“冒进”的时候，你又来批判“冒进”，谁知道是真是假?谁敢去纠正?

北戴河会议的极左理论没有认真清理，“反反冒进”的左倾错误没有认真检讨，要想取得纠左的成功，纯粹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

3、最大的“极左”却只字未提，反而极力维护。

大跃进中最大的左倾灾祸，莫过于大炼钢铁和公共食堂。大炼钢铁运动，逼迫9000万人齐上阵，把全国的林木资源几乎烧光，对全国矿山资源竭力糟蹋，国家补贴了50个亿，炼出了无数的废渣;同时把无数的粮食沤烂在地里，造成严重的饥荒。大炼钢铁不是“有得有失”，也不是“有失有得”，说“得不偿失”太轻飘飘，实际上是完全的“失”，完全是劳民伤财祸国殃民!

虽然大炼钢铁运动几个月后逐渐停止，但是造成的灾害仍然在蔓延。毛泽东号称“纠左”，却对大炼钢铁这个人人痛恨、个个耻笑的极左怪胎只字未提。

尤其是公共食堂，是极左谬论的集大成者。我们用行政权力和虚假宣传，逼迫全村全队几百口人在一口锅里吃饭，说是“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吃这样的大锅饭，就是“共产主义”;吃自家小锅饭，就是“资本主义”。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然而大锅饭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大锅饭越喝越稀，后来缺粮断顿，老百姓吃野菜、吃树叶、吃观音土、吃大雁屎……1958年冬天和1959年春天，许多地方已经发生大饥荒，出现大量饿死人现象。大跃进的各种极左祸害，都和食堂化密切相关。只要解散了公共食堂，纠左就能取得巨大成功。

然而，面对这个最大的左倾恶魔，毛泽东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讲了那么多纠左的话，写了那么多纠左的信，却没有对公共食堂说半个不字，反而多次讲话，高调予以维护。这就预示着，他的所谓“纠左”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

4、政治导向有偏差，自己心中有偏见。

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对那些头脑发热、极力迎合、善于刮共产风、浮夸风的极左大员们，一方面不断予以表扬鼓励，一方面不断予以提拔重用，使其一个个红得发紫，炙手可热。如上海的柯庆施、四川的李井泉，被提拔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南的省长吴芝圃被提拔为省委书记;曾希圣一人兼任安徽、山东两省省委书记。

于此相反，那些头脑冷静、为民务实、敢说真话的领导干部，一个个被打成右倾反党分子。安徽的李世农、浙江的江一真由于敢说真话，在58年被打成反党集团，这且不说。单说河南原省委书记潘复生，在58年初就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农村实际、大受农民欢迎的好政策，如允许农民种自留地、允许农民喂养家畜家禽，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允许农民开荒种地、植树，收入归己……。而制定这些好政策的潘复生，居然被吴芝圃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吴芝圃在会议上声嘶力竭痛批潘复生时，毛泽东带头鼓掌叫好。潘复生迅疾倒台，吴芝圃取而代之，在极左道路上大出风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在这种背景下，谁还敢为民务实搞“右倾”?那只有一窝蜂迎合上面搞极左。多年的实践使大大小小的领导干部都明白，毛泽东总是以“左派”领袖自居，毛泽东是倾向左的;在他的教导下，左派是革命的、进步的;右派是反革命的、倒退的。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左比右好，宁左勿右;左倾错误是工作方法问题，批评起来不痛不痒;而右倾错误是路线问题，批判起来要你的命!

所以，尽管毛泽东一再高调“纠左”，一些语言真是语重心长，推心置腹，但是响应者寥寥，执行起来更是阳奉阴违，不了了之。

如果毛泽东来真格的，将那些胡吹海吹、造成严重危害、民愤较大的极左大将统统拉下马来，像批判彭德怀一样予以坚决批判;再将那些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右倾分子”潘复生等人平反昭雪，委以重任，在全国像反右倾一样大规模反极左，那毛泽东即使在中南海里天天睡大觉，极左现象早就销声匿迹了，还用得着劳神费力殚精竭虑来“纠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