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贾子建等：中法50年交流史
1975年5月13日，邓小平访问法国时赴爱丽舍宫参加活动，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第一次访法，备受瞩目
“送上门”的富尔
1963年8月的一天，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张锡昌刚刚在办公室坐定，工作人员就送来了一份材料。张锡昌看了一眼，脱口而出：“富尔来得正是时候!”
这份材料说，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的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去伯尔尼会见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要求以私人身份访华。张锡昌是1952年被分配到外交部欧非司法国科的。“我们习惯把二科叫‘法国科’，以法国为主，但负责的范围比较广，包括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张锡昌回忆说。所以富尔要求访华的申请自然在第一时间送到了张锡昌这里。
1954年，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会议在日内瓦举行。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与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打破常规举行了三次会晤。“这不仅为日内瓦会议成功起到重大作用，而且为中法关系开展开辟了道路。”张锡昌说，“日内瓦会议前，两国之间只有少数的民间往来，而且法国来的个人和团体主要是法共影响下的一些进步团体和个人，比如工会、妇联这一类。”
1954年之后，中法之间的交流情况已有显著不同。中法双方在英国伦敦、瑞士日内瓦和伯尔尼三个地方建立了官方沟通的渠道，法国外交部的高官与中国外交官们也有了私下的接触。“当时法国政府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思跟中国建交，但是它又想和中国发展关系，所以曾经多次试探能否建立过渡性机构，比如派遣非正式代表、建立商务代表机构等等。但是这些提议最终都不了了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国本身第四共和国内部政坛更迭频繁。”张锡昌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经历人。他还记得，除了官方层面，民间层面或者半官方层面也开始互动频繁。很多政界人士或个人或组团来中国访问，比如1955年就有法国参议院的4位议员来访问。“所以中法建交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积累、铺垫的过程。这些来往和接触对于打开中法关系还是起到了不同程度的作用的。”回顾往事，张锡昌总结说。
在张锡昌接待的以半官方身份来的法国政治人物中，富尔即是其中一位。1908年出生的埃德加·富尔是一名军医之子，曾在巴黎东方语学校学习俄语，后来学习法律、做过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富尔留在巴黎，加入戴高乐将军组织的抵抗运动。“二战”期间曾担任戴高乐临时政府副秘书长。
1957年5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富尔偕夫人露西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并受到毛泽东接见。周恩来也同其多次交谈，而且他们几乎不受限制地走访了很多地区。在法国政界人士中，富尔是头一个获此殊荣的法国人。他后来说：“我应该属于最早甚至也许是第一位手持活页签证跨越中国边界的西方政府官员。”不过富尔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次访问为日后戴高乐将军打开中法外交的大门奠定了基石。
“富尔一到中国就开始给法国著名的《费加罗报》写访华专栏文章，当时跟中国来往，在法国是个很热门的话题。”全程陪同富尔访问的张锡昌回忆。富尔夫妇的第一次中国之行还到访过武汉，参观了当时即将通车的武汉长江大桥。他后来把这些文章集结出版为《蛇山与龟山》一书，暗喻中法就如蛇龟二山，希望在中法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富尔在《蛇山与龟山》一书中说：“我认为大多数强国彻底将这片大陆置之不理是荒唐至极的事。”富尔后来将这本书寄给了在科隆贝隐居的戴高乐。没过多久，像以往一样，戴高乐亲笔给富尔回了一封长信，表示他对书中的内容极为感兴趣，并认为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只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
这段时间，中国对法国的政策也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变化。其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法国政界就酝酿承认问题。但是横亘于两国之间的，固然有朝鲜战争、越南问题、阿尔及利亚问题、台湾问题等具体原因，更多的，还是来自意识形态截然相反的两个阵营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当时两国的关系正常化主要有两大障碍。首先是美国人的压力，法国人讲得很直接：要和美国取得一致。”张锡昌说。对此，法国外长安托万·比内1955年在参议院回答议员质询时所说的一番话最有代表性。他说，同中国建交“必须由西方国家共同决定”，法国“将考虑美国的态度”。
第二个障碍，则主要是两大战争。“一个是印度支那战争，我们一开始就大力支持越南，法国人也表示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承认中国的。日内瓦会议上印支战争停战后，这个问题有了转机。但是紧接着1955年就爆发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我们也是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支持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斗争。当时中央有个很重要的精神，叫‘不拿原则做交易’。戴高乐曾经派出一个议员向我们驻瑞士的大使试探，如果他们放弃台湾，中方能否在援助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做出让步，来打开中法关系，我们明确表示不可能。毛主席在1959年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总理阿巴斯时明确表态：‘如果法国政府把干涉中国援助你们当作一个建交条件，我们不干。’”张锡昌回忆。
时光回到半个世纪前，两国都没有摆脱美苏两极格局束缚的愿望。而作为社会主义阵营之一员的中国，也把欧美相提并论，在打击“美帝”的战略前提下，很少考虑发展同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外交关系问题。而到了5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开始有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从“一边倒”、集中力量孤立和打击美帝逐步转变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正如学者姚百慧撰文所称：“由于当时西欧表现出更多的对美独立姿态，中国开始把美欧区分开来，把西欧地位提高到在国际反修斗争中‘间接同盟军’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视和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并重提‘中间地带’的概念。”
1956年，戴高乐的《战争回忆录》第二卷已出版，前两卷直言不讳地披露了大量戴高乐与美国的矛盾冲突情况。这一年的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曾召集参加“八大”的使节集体谈话，要求大家抽时间读这本回忆录。毛泽东点评说：“戴高乐有独立性，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他不同意美国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愿意让美国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也不愿意让法国听从美国的控制和摆布。”1958年6月，戴高乐再次上台。
1962年2月，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签署了《埃维昂协议》，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中法关系发展道路上一个主要障碍被扫除。从这一年的6月起，《人民日报》在报道法国选举新国民议会时，不再发表抨击戴高乐的文章，与4年前对戴高乐上台后新选出的国民议会时的抨击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中国领导人对戴高乐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法国外交部在一份内部报告中指出：“从1949年起，法国政府就考虑过承认中国问题。由于印度支那战争和中国承认我国当年的对手胡志明的缘故，此事没有下文。1954年日内瓦协议缔结后，承认中国问题又重新提上日程。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最近几年中国的敌对态度(指中国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事情又耽搁下来了。1962年，这一障碍业已清除，承认中国已不再存在任何障碍了。”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高层领导频频流露出强调发展两国关系的意图。1961年，毛泽东在接见法国参议员弗朗索瓦·密特朗时说，中法之间没有外交关系只是“暂时现象”。而在此期间，陈毅多次向法国外长德姆维尔探询，中法关系是否可以改善。德姆维尔回答说，目前两国的经济来往不错，文化交流较少，可考虑加强，外交关系可随时间解决。
“因为我们当时已经估计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这就扫除了中法关系正常化的重要障碍。而且戴高乐是个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人，他可以不顾美国的反对来承认中国。中法建交的条件已经成熟。”
1963年2月，外交部向中央写了一份请示报告，建议邀请富尔等法方人士访华。“富尔在政府中并无官职，也不属于戴高乐派，却是戴高乐政治圈子里的要员，是个在野而又通天的人物。”谙熟法国政治的张锡昌评价道。
没想到的是，中方还没有付诸行动，富尔先提出访问中国，也难怪张锡昌脱口而出：“来得正是时候!”
特殊使命
“‘冷战’之后，在欧洲对中国有兴趣的人并不多，我的外祖父属于这极少数的欧洲人的一员。”罗道尔夫·奥本海默(Rodolphe Oppenheimer)说。富尔与太太露西育有两个女儿，罗道尔夫的母亲正是富尔的二女儿。在他看来，富尔最终能成为执行这一特殊使命的人选，首先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我的外祖父是一个对一切都感兴趣的人，他有很多的好奇心，这一点，从他在不同领域任的职务就能看出来。”富尔是法国政坛上一位非常活跃的人物，“二战”后，他曾先后担任政府总理、财政国务秘书、预算部长、司法部长、财政部长和国民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等。同法国很多政治家一样，富尔本人也博学多才，他本人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既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作家。除了写过各种政治和社会著作外，他还曾以埃德加·桑戴的笔名写过侦探小说。
埃德加·富尔的夫人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罗道尔夫说：“我的外婆是犹太人，‘二战’时曾经到阿尔及利亚避难。”富尔的外孙罗道尔夫在巴黎市郊的克利希市政厅接受本刊采访时，特地带了一本他2013年5月出版的《中国之旅》，这是他为外祖父埃德加·富尔与中国打交道的经历而写的一本书。霍尔道夫介绍说，1942年外祖母在阿尔及利亚创办了《新法国》(NEF)杂志——这本杂志在法国历史界很有名，讨论的都是诸如妇女解放、殖民地独立、社会改革、同性恋人权等前沿又尖端的社会问题。富尔夫妇是那一时期典型的法国知识分子，思想“左”倾。罗道尔夫说，他的外公与外婆当年结婚时，选择的是去苏联度蜜月。“那时大家都很奇怪，一般法国人会去意大利或者布列塔尼度蜜月，‘你们怎么会去到这种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就会看出他们的与众不同。”
“戴高乐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1958)之后，我的外公就回到巴黎在戴高乐将军身边开始工作;外婆的主要角色就是政府的咨询人、智囊、顾问，同时她自己也是一个作家，一直在写小说，同时还在做《新法国》这本杂志。”罗道尔夫说。
戴高乐是一个既有理想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头脑的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法国的国际地位，戴高乐决心重振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雄风。他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事务，不愿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听任美国摆布，希望建立一个多极世界。与中国改善关系，是戴高乐奉行独立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他认为，与中国加强交往有助于实现他的整个外交战略构想。
“戴高乐谋求打开对华关系的时机，是与美国侵越战争急剧升级直接关联的。”张锡昌说。1963年8月29日，法国政府首次发表由戴高乐亲自拟定的关于越南局势的声明，含蓄地批评了美国。越南是法国传统势力所在，戴高乐深知，单凭法国的力量不足以使美国改弦更张，他希望借助中国制约美国，推动越南问题取得法国所期望的政治解决，以利法国重返东南亚。他深感法中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
戴高乐是一位有着非凡政治洞见的政治人物。1963年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戴高乐说：“古巴危机和中印冲突，这是两起非常重大的事件。两者似乎并无联系，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看到中国的崛起，看到中苏两大国的较量，中苏将分道扬镳。”
基于以上种种判断，戴高乐决定开始采取行动。也许是想起之前富尔送他的《蛇山与龟山》那本书，准备有所行动的戴高乐，也在第一时间想到了富尔。戴高乐曾在1960年召见富尔，商谈远东问题。因此有的学者也认为，富尔实际上也扮演着戴高乐“在中国问题上的半官方顾问”。
1963年夏天，富尔正在瑞士达沃斯休假。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富尔夫妇此时也萌生了再次去中国的想法。他们通过法国驻瑞士大使馆，给中国驻瑞士使馆打电话，表示希望会见中国大使。时任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得知消息后，当即表示同意。8月20日上午，富尔来到使馆与李清泉见面，表达了希望再次访华的心愿，他希望访华时间能安排在10月。
李清泉于是立即将此信息告知国内。在邀请法方政界人士来访问题上，中方一直试探法方“有无主动”，富尔在此时机提出访华要求，的确属于“主动送上门”。在得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中方很快同意再次以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的名义邀请富尔。
就在戴高乐发表对越谈话的当天，他让身边工作人员紧急联络富尔。戴高乐的副官通过国际长途找到富尔，告知戴高乐总统紧急找他。见多识广的富尔夫人马上分析说：“眼下正值休假季节，不会是政府改组的事。”她敏锐地推测到，戴高乐这次召见“十有八九是关于中国的事情”。
1954年6月23日，周恩来总理在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会晤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法两国政府首脑首次会晤。董宁川(中)担任翻译
富尔后来回忆，一见面，戴高乐就说：“前一段时间我曾就中国的问题征求过您的意见。您当时说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现在您是不是还这么认为?”富尔回答说：“既然您现在和我谈起，说明您自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您现在已摆脱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也就是说您不必担心假设与北京恢复外交关系会带来什么尴尬。其次，中国人由于与苏联发生摩擦现在正处境艰难。第三，您已多次向美国人表示出独立自主的信号，再多一次或少一次都不会太明显。”
在得知富尔已接到邀请准备访华之后，戴高乐说：“好吧，你到中国去。不过，你要作为我的代表前往中国。”他们开始具体筹划这次访问中国之行。不难理解的是，富尔的此次中国之旅虽然本质是官方任务，但是他必须全程秘密行动，不能走漏任何一点风声。这一点，与若干年后基辛格的秘密之旅颇为相似。因为中法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领导人写信，但富尔又带有明确的政治使命，所以戴高乐在一张白纸上亲笔写了几句话，表面上看是写给富尔的，实际上表明富尔来访是经他的授权，富尔夫妇于是带着这样一张小纸条远赴异国他乡。
“我的外公后来称这个是‘可以飞的小纸条’。”罗道尔夫微笑着回忆。罗道尔夫说，外祖父后来一直提及此次中国之旅是个“漫长而艰难”的旅行——这不仅是指两国没有直航，富尔夫妇要舟车劳顿，转好几次飞机才能到达中国，更意味着此次东方之行富尔的激动之中夹杂着诸多不安的心情。与上一次来访不同，这一次他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等待着他，而他能否不辱使命。
启程之前，富尔又专程去了趟伯尔尼，向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说明前不久见了戴高乐一事。“此行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戴高乐。”他还告诉中方人员，自己还携有一封戴高乐致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不过他并未明确说明准备同中国领导人谈什么问题，只笼统表示谈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他带着戴高乐的亲笔信，这件事性质就变了。”在国内的张锡昌收到使馆发来的信息，顿时觉得富尔的此行变得微妙起来。外交部方面做出几条应对措施，“如富尔以戴高乐代表身份来华，则规格可以提高一些”。周恩来与陈毅都批准了这一方案。
1963年10月11日，富尔夫妇离开巴黎前往亚洲。按照预先计划，为了使这次秘密使命不致引起外界注意，特别是避免为美国所觉察，富尔在访华前先访问柬埔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10月19日，驻柬使馆向外交部汇报，认为“富尔此行是代表戴高乐对我作进一步的接触和试探”。
10月21日，张锡昌与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一起，专程到深圳罗湖迎接富尔夫妇。“当年的罗湖不过是很不起眼的弹丸之地，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分界线从罗湖桥中央穿过，双方边防军警隔着几个木架路障相望。”张锡昌回忆。经特许，张锡昌走上桥头，站在路障中方一侧，在迎面而来的人流中捕捉熟悉的身影。忽然，张锡昌看见人群中有一个谢顶的高个子外国人使劲向他挥手。张锡昌一眼就认出来，正是6年前他接待过的富尔。
对当时的张锡昌来说，他最急的是要“探”一下富尔的底。可是富尔谈锋甚健，一见面就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不过他也很快向中方人员交代实情：此行其实是带有特殊使命的，他是戴高乐的特使，携有戴高乐总统的一封亲笔信，他将面交中方领导人。
虽然富尔并没有马上出示这封信，但是中方还是立即确认了此前的推测。“我们立即决定按预定的高规格方案接待。”张锡昌回忆。中方立即调用一节专列车厢挂在从深圳开往广州的火车上。陈设讲究的专列车厢只坐了6个人，除了富尔夫妇、吴晓达和张锡昌，还有前来协助工作的广州外事处的两位同志。这与富尔上次访华时坐的普通软席车厢自然大不一样。凭着外事人员的敏感，张锡昌从富尔夫妇的神情中判断出，“他们已经辨出味道来了”。
当天晚上，广州市长曾生出面设晚宴欢迎富尔夫妇。第二天，富尔夫妇飞到北京，不像上次那样下榻北京饭店，而是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当晚，张奚若会长举行欢迎宴会，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特地从外地赶来出席。富尔后来说，此举让他大为感动。“富尔从不断加码的接待规格中探究到，中方已收到戴高乐发出的信息。”张锡昌分析。
罗道尔夫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还兴致勃勃地介绍了一个有趣的细节：富尔到了北京后，向有关人员出示了戴高乐的信。“他们马上拿去辨认这是不是戴高乐的字迹。”富尔后来对中方对信息的掌握能力感到很惊讶，“在那个年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很强的工作能力，他们可以完全辨识戴高乐将军的手迹。”
张锡昌后来看到了这封亲笔信。“信的形式和内容都颇为独特。由于法国尚未承认新中国，戴高乐不便直接给中国政府或中国领导人写信。形式上信是写给富尔本人的，实际上却是给中国领导人看的。信件本身并非正式的授权书，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谈判建交。但字里行间显示出，富尔是代表他来华探讨建交问题的。戴高乐可谓用心良苦。他既要尽量抬高富尔的身价，使之能直接同中国领导人商谈建交问题，又要不失堂堂法国总统的体面，尤其要避免万一谈不出名堂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
富尔的外孙罗道尔夫·奥本海默
艰难的谈判
10月23日，周恩来接见了富尔夫妇，其实也意味着双方“短兵相接”，就建交开始了具体的技术谈判。
“谈判前后进行了10天左右，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来负责这项工作。”当年参与全过程的张锡昌回忆，“参与谈判的人数很少，对方就是富尔夫妇两个人。我们这边是周总理和陈老总主持，当时西欧司长、法国科的我，还有另外一个记录、一个翻译。谈判地点多数在西花厅。”
“谈判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法国和台湾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核心问题上面双方出现了重大分歧。”富尔向中方表明的立场是：法国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要征求美苏的意见，可以自己采取同中国建交的行动。“但是他后来一再提出：两国互相承认不应该提一切先决条件。他希望中国不要提使戴高乐丢脸或为难的条件，就是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首先主动与台湾断交。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不能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张锡昌后来查阅有关档案看到，在富尔来华以前，戴高乐对他有书面指示：“其中有一条：戴高乐既要跟中国建交，还希望法国还能跟台湾保持关系，即使是降一格也可以。实际上这是‘两个中国’的做法。所以富尔在谈判中试探，中法建交后，法国能否在台湾保持一个低级别的领事官员来照顾法国利益。而我们中方的立场也很明确，总理说那绝对不可能，这样就是英国模式了。总理说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不会改变的。”
“外祖父后来说，他意识到这个谈判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台湾问题是其中最困难的一部分。另外，外祖父很清楚地知道，即便法国是西方比较重要的一个国家，但是法国毕竟是一个小国，人口也很少，中国虽然落后，但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他看来，一个小国家是没有资格去告诉一个大国家应该怎么做的。但同时，他又非常想要把西方的已经解放、先进的思想传递给当时中国的领导人，他应对的是一个微妙而复杂的局面，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富尔的外孙罗道尔夫说。
谈判进行了四轮，双方的观点完全是尖锐对立的，谈判陷入僵局。张锡昌还记得，富尔当时的情绪很低落。周恩来总理为了缓和气氛，10月25日晚请富尔夫妇在钓鱼台共进晚餐。“这顿饭吃得比较尴尬，本来富尔这人话很多的，但是饭桌上他没有讲什么话，他的夫人比较聪明，不时找一些轻松的话题来活跃一下气氛。”张锡昌回忆，周恩来后来还称赞富尔夫人比富尔沉得住气。吃完饭后，富尔站起来说：“总理先生，我们想去花园里透透空气。”他们告辞后，总理就跟工作人员说：“看样子他们是商量去了，我们也需要时间来考虑一下。”所以当天晚上总理就决定安排富尔夫妇去大同、内蒙古参观游览三天。富尔对中方的意思也心领神会。他后来在回忆中说：“我心里明白，中国人很乐意把我们支开三天，以便对我所提出的建议进行思考和讨论。”
等富尔再回北京时，中方已拿出新方案。“这三天里我们拟定了两个新方案：第一个方案叫‘积极有步骤的变通方案’，就是把促进建交的主体变通一下。不要求法国主动公开宣布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同台湾断交，只要求他们发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议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中方复照表示同意，并附说明这就意味着法国不再承认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以及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富尔认为把建交的先决条件变成自己的解释，而且让法国自己去处理法台关系，他觉得不错。但是我们的方案里提出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们的外交人员到了法国，如果台湾外交人员赖着不走，而且法国还把他们作为外交人员看待的话，这不就成了两个中国了吗?这样情况下，我们就要中断建交进程，撤回外交人员。这一点让富尔觉得很为难。”
中方提出的第二个方案是“直接建交”方案：“在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原则立场的同时，对于建交的具体程序和‘驱蒋’的具体方式做变通的处理。具体说不要求法国先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内部默契的方式处理法台关系问题，即在中法双方就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承担相应义务达成默契的情况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从而导致法台断交的特殊方式。”
可以理解的是，这样一个建交模式自然要最高领导人来决定。“当时毛主席在上海，我们先在北京按兵不动，毛主席找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四个人一起到上海研究了这个方案，最后毛主席批示‘照此办’。”张锡昌回忆。
接到最高领导人的指示后，张锡昌等人陪着富尔一起去了上海。一路上富尔情绪低落，平时谈笑风生的他变得寡言少语。“下飞机不久，我就被总理召到他办公室，总理口授了‘三项默契’的具体内容，我记录下来之后，译成法文交给富尔。富尔当时看到后很开心，他觉得这个可以接受。后面第五、第六两轮谈判主要就是一些细节问题、措辞的推敲等等。富尔很懂国际法，每个字眼都抠，翻来覆去地推敲，最后定下来。”这个后来被简称为“三项默契”的主要内容是：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法台断交后，法国撤回驻台湾的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
“因为富尔没有被授权来签订协议，最后还要戴高乐来决定，他只能把谈判的情况向戴高乐汇报。所以他就拟了一个向戴高乐报告的内容，要我们过目。我们一看，这个东西没法改，它没有充分反映谈判中间我们的立场，不好做修改。所以周总理想了个办法，以《周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搞了个书面的东西。‘三项默契’书面的东西就在这里。”
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接见富尔夫妇，此举也意味着中法建交谈判的圆满结束。周恩来、陈毅陪同接见。毛泽东对富尔夫妇说：“你们两位来得正是时候”，“要把两国关系建立起来”，要告诉戴高乐，“你们要派就派个大使来，不要学英国那样，搞了十几年，还是个代办，不要钻美国的圈套。这一点不搞清楚，我们不接纳你们的大使，我们也不派大使到你们那里去”。富尔表示：“现在可以说已经成功了。”以后的进展变得顺利起来，经过1963年底和1964年初两国代表在伯尔尼的正式谈判，中法之间的外交关系完全建立起来。
“外交核爆”
为避人耳目，富尔按原计划先飞到仰光。“我在那里亲自用打字机打了一份报告。”然后富尔又飞到新德里，将议定书和报告交给法国驻印度使馆的一位秘书，由这位秘书专程飞到巴黎送到总统府。完成这一系列重大政治任务之后，富尔在印度悠闲地待了两个星期，“许多人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定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他后来在《承认中国》一书中说：“经过长时间的犹豫，我在仰光起草报告时只提到了第一种方案。我担心两种解决方案会导致将军犹豫。我对自己说：‘边走边看。万一第一种方案行不通，我再拿出第二种。’但是事实证明这并没有必要。”
当富尔回到巴黎时，戴高乐已经看完了所有的文件。1963年11月22日，戴高乐在总统府接见了富尔。他告诉富尔，同意他的报告，并准备中法两国互相承认。正当戴高乐会见富尔的时候，世界上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敏感的戴高乐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会对中法建交有一些微妙的影响。他告诉富尔：如果在参加肯尼迪葬礼之际与美国的对话不使他改变主意的话，他就会对这件事表示同意。
1963年11月24日，戴高乐赴美参加肯尼迪葬礼，他与约翰逊总统匆匆交谈了10分钟。约翰逊总统邀请戴高乐访美，戴高乐不置可否。约翰逊误以为戴高乐已经接受邀请，于是对外发布了这一信息，但随即遭到法方否认，这让约翰逊十分尴尬。戴高乐与约翰逊总统见面时是否提及中法建交问题，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结果看，美国之行并没有改变戴高乐与中国建交的决心。
1963年12月12日，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委派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雅克·德博马歇前往伯尔尼，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体事宜进行谈判。“当时中法建交谈判属于高度机密，只有总理、外长、总统府秘书长等少数人知情。”张锡昌回忆。
作为战略家，戴高乐仍在关注着这一切。1964年1月1日，在爱丽舍宫新年团拜时，戴高乐特地把德博马歇叫到一旁，悄悄问：“同中国人谈得怎么样?”他得到的回答是：一切按预定计划进行。
戴高乐早在1963年11月就说过：“一旦中法建交，很可能会有一连串的国家仿效法国。大家都想承认中国，甚至美国也不得不走这条路。说实在的，那种景象真是颇为壮观!”戴高乐的预想在几年后果然应验。“20世纪70年代初出现的第三次建交高潮，在一定意义上，是中法建交的冲击波的继续和发展。”张锡昌感慨说。后来尼克松也说过：“戴高乐在我实现美国对承认中国的问题的政策转变起了重大作用。”
1964年1月27日，北京和巴黎同时公布《中法建交联合公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仅40余字的建交公报，字字千钧，轰动国际社会，被国际舆论称为“外交核爆炸”。
1月31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行了盛大记者招待会，发表以中国为主旨的重要讲话，正式宣布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他在讲话中，赞扬中国历史悠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建立了“非常独特和非常深奥的文明”。他还强调，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中法建交意味着“如实地承认了世界”。最后，他不无幽默地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国家政府迟早会觉得应当仿效法国。”
1964年5月27日，法国首任驻华大使佩耶抵达北京;6月2日，中国首任驻法大使黄镇到任。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进程宣告圆满完成。法国是世界上唯一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同台湾断交的国家。这种建交模式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政府派驻法国的第一批6名外交官之一的汪华还记得，1964年10月1日那天，中国在法国举办第一次国庆招待会。当时很多老华侨来到大使官邸门口，都不急于进门，而是面对飘扬的五星红旗泪流满面，一些人还向国旗郑重行礼，此情此景令在场许多工作人员感动不已，终生难忘。
时值今日再回首半个世纪前的风风雨雨，亲历者张锡昌不由感慨万千。“双方能够破除僵局、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中央下了决心。中法建交首先是双方都着眼于战略全局的战略决策——对戴高乐来说，他谋求超越东西方两大阵营，寻求事实上的盟友来冲击两极格局;对中国来说，毛主席要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高度出发，建立与法国的关系，来扩大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改善与西方的关系，这一意义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所以西方称为外交核爆炸，当时是冲击两极格局的一个重大国际事件。震动西方、震动国际社会。”
“外祖父当时感觉最大的一个困难是，跟中国人接触就像下国际象棋或者玩黑暗中的游戏一样，因为中国人永远是一个表情，单单从表情上是判断不出来是高兴还是难过——这一点恰恰跟西方人相反，这让他在谈判中完全摸不到头脑。”罗道尔夫笑着说。富尔后来暗自下决定：既然中国人不表露出表情，那我也要学着这样做，从现在开始，再也不给出任何表情。富尔后来回忆：“他们不断地重申他们的观点。他们表达观点时总是喜欢从最基本的事情说起，讲许多笼统的话题。我了解他们的工作方法，因此我也采取同样方法。他们说三刻钟，我就说45分钟。我们大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现代历史等等。”富尔后来也不无得意地说，在了解到中方的会谈模式后，他采取了同样的方式不停地重复，反复地论述他要传达的政治理念。“就好像这是一场心理战，谁先失去了耐心谁就输了。”
埃德加·富尔后来把这次中国之行，部分归功于他的太太。据他回忆，富尔的夫人露西和毛泽东很聊得来，太太也给了他很多建议。“比如说如果想跟中国人工作，不能着急，跟中国人的会议约定一个小时，你在那个地方赖着不走也没有用，他们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只能重新再来谈。所以我的外祖父后来也慢慢明白，如果想跟中国建立很好的外交关系，他自己要学着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待问题，而不是法国人的。”罗道尔夫说，他的外祖父富尔后来又到过中国很多次，包括去了很多地方的农村去考察，“他想要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
“我的外祖父在今天被视为英雄或传奇人物，但在那个年代，他的一切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很多事情无法预测，也有政治风险。因为大家都是非常紧张，比如怀疑他是否为苏联政府的间谍等等。所以所有他的这些活动都是在非常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罗道尔夫说。当年，毛泽东还送给外祖父一个木制的小吧台作礼物，上面还雕刻中文，“把门打开时，饮料就可以从上面升起来”。他保存的只有这一件。
“在我外公的那个年代，与中国或苏联这样的国家打交道时，一定要特别小心，不敢大声张扬。但是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罗道尔夫笑着说，“像我就是一个亲华派。”罗道尔夫的另一个身份是巴黎下属克利希(Clichy)市副市长，他说自己有很多中国朋友，他也有很多与中国的商业计划，希望自己将来在政治上能扮演连接中国和法国的角色。
最后的心愿
1969年4月28日，戴高乐因公民投票失败而黯然离职。48小时后，蓬皮杜宣布参加总统竞选。6月15日，蓬皮杜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二位总统。“综观蓬皮杜的内外政策，实际上他执行的是‘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路线。”后来出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蔡方柏，当时在使馆研究室工作，着力研究欧洲问题和法国的对外政策，虽然戴高乐与蓬皮杜这一对曾经亲密的政治伙伴后来产生分裂，但是在蔡方柏看来，蓬皮杜其实依然是“戴高乐主义者”。
“蓬皮杜上台后，发展对华关系在其对外政策中并不占优。但是到了70年代初，苏联扩张对西欧的威胁日益突出，西欧国家掀起了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中美关系也开始解冻，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不断得到加强。在此背景下，蓬皮杜萌发了访华的愿意。”1970年7月，蓬皮杜派领土整治和计划部长安德烈·贝当古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高规格的接待。贝当古代表法政府邀请周恩来总理访法。
1971年10月，中国外贸部长白相国访问法国。蓬皮杜总统亲自设宴招待代表团。在宴会前喝开胃酒的交谈中，为中法建交起了重要作用的富尔对蓬皮杜说：“总统先生，要是您去中国，我相信，中国当局必定会给予最高的礼遇。”蓬皮杜风趣地回答说：“亲爱的总理先生，我很乐意去。不过，不论您在北京的声望有多高，我总得该先收到北京当局的邀请才行。”
1972年7月法国外长莫里斯·舒曼率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访华，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在谈话中，毛泽东表示十分欢迎蓬皮杜访华，并说接待法国总统的规格将比接待尼克松高一点。”舒曼在与周恩来会面时，很直接地问：蓬皮杜总统很想知道他的访华愿望能否实现。周总理回答：当然欢迎法国总统访华。于是舒曼建议以董必武代主席的名义向蓬皮杜总统发出邀请。法方原提议蓬皮杜于1974年4月来华访问，后又突然把访华日期提前到1973年9月。
“蓬皮杜急于访华有以下原因：一是他力图通过进一步发展对华关系，增强其同美苏打交道时的话语权;二是通过访问，保持法国作为西方第一个同中国建交大国的优势地位，以免落在意大利、加拿大的后面;三是借机发展经贸关系;四是身体健康原因。”蔡方柏说，他们后来才知道，蓬皮杜此时已身患骨髓癌，全身浮肿。为避免重蹈戴高乐访华未成身先亡的覆辙，他决定不辞辛苦，争取有生之年来华会见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法国方面对蓬皮杜的访华也进行预热。法国电视台开始播有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愚公移山》。“法国文化电台还介绍了毛主席的诗词和书法。”蔡方柏回忆。不仅如此，部长佩雷菲特对记者发表谈话说，蓬皮杜总统访问中国是西方国家元首第一次正式访华，尼克松访华是为了解除两国间的战争状态，不能算数。
中方也为此访问做了充分准备。蔡方柏也奉命专程回北京参加接待工作，蔡大使还记得，9月，他在民族饭店的会议室向有关接待人员上了一趟“普及课”，内容包括介绍法国的政策和一些习俗，比如不要问女士的年龄、不要对老人说“您年纪大了，多注意身体”诸如此类的话，不要问客人是否吃过饭、送花不要送菊花等，事无巨细，一一关照。考虑到在那个国门封锁已久的年代，这样的叮嘱也并不为过。
“访华前，蓬皮杜总统已经发现患有癌症，医生劝他不要长途旅行去中国访问，但是蓬皮杜坚持要访华。在这样的情况下，礼宾官员和中国使馆谈访问日程时，要求特别严格，希望我们把所有活动中步行的距离都要同他们商量。”蔡方柏回忆。在日程安排上，马纳克大使提出，由于蓬皮杜总统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不能多走路，也不宜长途坐汽车，改乘火车去大同云冈石窟参观。为此，中央政府专门拨款翻修了从车站到云岗再到机场的公路。马纳克大使要求保留机场欢迎仪式，以免被人看出法国总统身体不好。但是，红地毯要缩短，欢迎群众要少，以便总统少走路。经过双方几次商量，法方最终同意中方安排，蓬皮杜才起身来中国。那时周总理的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每一件事他也都认真过问。
蓬皮杜一行于1973年9月11日下午飞抵北京，他由此成为第一位访华的法国元首，也是西方大国元首正式访华第一人。周总理亲自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气氛十分热烈。他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周恩来总理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亲临机场迎接，邓小平还陪同他参观了故宫。周总理同蓬皮杜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蔡方柏是会谈记录者之一。毛主席则在中南海会见了他。蓬皮杜在会见毛主席时说：“无论如何，欧洲是要独立的，亚洲也要独立。”他回国后对中国驻法大使表示：中法两国都酷爱独立，决心不屈服于任何人，并始终保持警惕，这正是中法政治关系的基础。
9月17日中午，蓬皮杜一行乘法方专机回国。在机场送行时，下着大雨，上海市领导还安排了一大批群众去机场送行，他们都冒雨列队站在那里。尽管中方派专人为蓬皮杜及随行人员撑伞送上飞机，但在告别时，蓬皮杜总统西装革履，冒着大雨不打伞。蔡方柏还记得，当时警卫想给周总理打伞，总理不让，并生气地说：“法国总统没打伞，还有这么多群众都淋着雨，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像群众那样呢!”于是后面不少领导也纷纷把伞收起来了。
蓬皮杜可谓满载而归。访问期间，双方商定的辽阳化工合作项目合同总金额达12亿法郎，是中法建交以来双方最大合作项目。不但如此，周总理还同意以中国政府名义给法国人民赠送一对大熊猫。
当时法国媒体对蓬皮杜的访华做了很多报道。蓬皮杜与毛泽东见面后，法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消息，法电视台评论说，毛泽东接见“是蓬皮杜总统与中国革命之父的历史性会见”，还特地强调毛泽东与蓬皮杜的谈话时间比尼克松谈话时间长一倍。7个月后，蓬皮杜总统溘然长逝。而他在生前终于圆满完成了访华，也算是没有留下遗憾。(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