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林：为陈独秀正名

嘉宾简介：唐宝林，1939年2月14日生，上海人。1964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获得对社会科学突出贡献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工作。研究方向：陈独秀、中国托派、宋庆龄、“一·二九”运动等。其代表作《陈独秀全传》的大陆版已于近期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文系根据对唐宝林老师的书面采访记录整理而成，经作者审核发布。

陈独秀研究会：保守与改革激烈博弈年代的产物

徐书鸣;陈独秀研究会是国内最早以组织形式为陈独秀正名的团体，它成立的契机是什么?

唐宝林：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改革开放初期，思想界比较活跃，言论比较自由。于是来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精神污染运动”。在1986年秋天某天早晨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还发表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廖盖隆批判学术界“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翻案”是“史学界精神污染的突出表现”指责。但这个运动引起了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极大不满，受到了抵制。

当时我正在上海与撰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历史长篇》的著名历史学家李新(主编)、孙思白、陈旭麓等在一起。当时他们还组成编委会，编辑一套“中国革命史丛书”，其中有一本《陈独秀传》，其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部分，为上册，取名《陈独秀传(上)——从秀才到总书记》，已为编委会会成员任建树接手，1927年至去世，为下册，定名为《陈独秀传(下)——从总书记到反对派》，由于我在1981年《历史研究》第6期上发表了《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长篇论文，引起史学界关注，后由李新等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评为该杂志成立三十周年优秀论文奖，李新指定由我撰写。这次编委会审查了我的初稿。本来决定当年出版。但听到上述“反对精神污染”的广播后，由于上册中涉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作者的写作极为慎重，拖了一年多才完成。此其一;

其二，由于政治运动后的严峻形势，上海人民出版社也不敢迅速出版此书。一直到1989年3月才出版。但是，在书的版权页上，却写为9月出版，1991年5月印刷。后来我从责编打听到：一是此书的出版，中央有规定必须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批。在当时严峻形势下，若送中央审批，必然不批准。后来他认识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在保证没有违禁内容的情况下，默认出版。为此我尊责编之嘱，删除了许多陈独秀晚年批判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列主义的言论。并在出版前言中，写了一些很无奈的话。二是，本书早在1989年4月就已经出版。但由于6月接着发生了世界震惊的事件，一直不敢正式印刷发行。所以拖到1991年才正式出版。就这样，我的第一本半部陈独秀传，完成后整整压了五年才出版。但此书的出版，毕竟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也使我名声大振。获华东地区1989—1990年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并在著名的上海图书馆的出借率上，连续多年名列榜首。

同一时期，胡耀邦总书记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被保守派赶下台。再加上出现了严重的腐败现象——“官倒”。保守倒退与继续前进的两种力量博弈、纠结相当激烈。于是北京、上海、安徽史学界一些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早期传播、建党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学者，特别是过去多因讲过或写过陈独秀真实历史并给予积极评价而受到过冲击的、有良知的学者，经过串联，在1989年3月，借北京市委党校一间教室，召开了第一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林茂生为会长，北京金融学院教授王树棣为秘书长，北京科技大学王光远为副秘书长)，协商决定继承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81年纪念中共成立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比较公平地评价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党过程中的作用的精神，推动陈独秀研究的发展。在那两次研讨会上，大家的思想刚从文革中解放出来，中央又针对文革教训，提出要实事求是的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所以开得比较热烈，一致认为应该肯定陈独秀在五四和建党时期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如以儒将闻名的萧克将军在中共建党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说：“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不深入，大概有顾虑。”“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不久前看纪录片《先驱者之歌》，就看不出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在创党的镜头中，一出现就是李大钊。然而‘南陈北李’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李大钊作为建党主要人物之一是对的，但陈独秀应属首位。”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历史人物特别是陈独秀的研究。可以说，陈独秀研究会的成立，得之于肖克将军的推动。

但是，接着发生了学潮。研究会没敢进行任何活动，1992年全国研陈学者在安庆举行了第二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当时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还在世，他的两年女儿在当地有关部门工作。由她们联系，并得到安庆政协的帮助，借到场地，召开了这次研讨会。当时学潮的影响已经慢慢消去，特别在安庆，由于历史上毛泽东曾指示照顾陈独秀后人的缘故，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普通人们，都对陈有敬仰之意。原在乱石岗中的陈独秀的墓，在文革十次路线斗争的大批判热潮中、大批“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陈独秀”时，因陈松年把墓碑藏去，未招破坏。后经陈松年到北京，由史洛明帮助，向中央反映恢复陈独秀墓碑墓地，得邓小平亲自审批，得到一笔经费，墓地得以修复，成为当时一个旅游参观的景点。研讨会在此召开，也是为了瞻仰陈独秀的新墓地。所以，全国研陈学者，也带着一种“朝圣”的心情，来到这里，会议开得很成功。会上决定吸收我与王树棣并任秘书长，由于林忙于教学，王长期患病，实际由我主持会务

《陈独秀研究动态》：顶着风险推进“陈独秀热”

徐书鸣;主持陈研会期间，您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创办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能否介绍下这段办刊经历?

唐宝林：第二年(1993)10月，我为研究会创办了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当时研究会平时没有与会员联络，只在开研讨会时才活动一下，我觉得没有意思。应该出一份会刊，创造一个会员之间交流新资料与新成果的平台。此主意得到王树棣和林会长的积极支持。于是就干了起来。因为是纯学术性的，也没有想到有什么风险。当时没有经费，只能白手起家，靠单位赞助。第一期是油印的。稿子全由我组织。第一篇是“新论”《为什么产生左与右》，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同志的内部讲话(在1992年4月2日社科院干部读书班上讲话摘录)，在经得胡绳同志首肯以后，此文得以刊发，其内容是分析党史上的左与右，批判了传统观念上的左与右的阶级性及左比右好的错误。其中特别举了陈独秀的例子，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说：

“很久以来，人们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说‘左’是认识方法的偏差，而右是阶级立场错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要做阶级分析，但阶级分析一定要用得恰当。通常一种说法是：‘左’小资产阶级，右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其实这样简单的阶级分析是不行的，不可取的。党内产生右的倾向，我看也不一定简单地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革命队伍里右的偏差，也可以由认识上的偏差造成。比如说，大革命时期犯了右的错误，陈独秀和一些在右的倾向的同志，难道说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吗?恐怕不好那么说……”

第二篇是“新资料”《托洛茨基致伊罗生信(摘)》，我在“编者按”中说：“最近我们从上海九旬老人郑超麟处获得他的海外挚友王凡西先生译自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保存的托洛茨基致伊罗生的九封信。信在内容是对伊正在撰写的《中国革命的悲剧》(即第一次大革命史)初稿提出评论和修改意见，其中两封信披露了一些当年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内幕和托氏对此事的态度，以及对陈独秀的评论。”

第三篇是“历史回顾”，刊登了我在收集陈独秀后期历史档案中发现的一份中宣部1954年的一份文件，指示编辑出版部门对陈独秀的文章，必须使用时，“应有适当的批判，或加注解说明他在当时的作用和后来叛变革命的行动。”

第四篇“论著介绍”，介绍了当时已经出版的美、日、台、上海四部《陈独秀传》。

末尾是“论著目录”《1979年以来研究陈独秀论著目录》。后来这个栏目由东北农垦师专教员林修敏承包，专门收集每年出版和发表的陈独秀论著目录，给每个会员提供极大方便。

第一期就是这样，我为会刊定下了“新观点、新资料、全信息”的交流平台的规格，免费赠送给会员(主要是参加第一、第二次研讨会的成员)。第二期的“编者的话”说：“本会系学者联谊团体，无经费来源，故会刊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编印的，主要靠各方面的赞助。编辑尽义务，作者无稿醣。第一期由中国金融学院(即王树棣所在单位)赞助打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赞助邮发。免费赠送给会员及有关单位的人士。望各方面继续支持使本刊得以维持下去。”

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引起正义人们的极大同情，再加上内容的高规格，受到如饥如渴学者的热烈欢迎，大家纷纷要求捐款。于是，研究会规定：从1994年起每个会员交纳10元会费。会刊上将公布交纳会费者名单，以代收据。从此，每期都有大量捐款公布，多数是100元，并且每年都捐款。有的动员单位捐款，则有5000元甚至万元。这就使研究会有充足的经费开展活动：如会刊从第2期起改为打印，而且篇幅越来越多，内容更加丰富。第一期只有8页。停刊号第39期达到了85页。还每二年一次的陈诞辰和忌日，在北京、安庆、南京、上海等地，共召开了八次陈独秀学术研讨会。利用香港书号给每个会员印送了三集《陈独秀研究论文集》，均由我主编, 约102万字;还印送了会刊一至停刊号(第39期)合刊本，约132万字。

因此，有人在2009年的新浪博文中说：一个原来并不为人注意的小小的民间学术团体，依托其会刊，顶住愈来愈大的风险，把这股“陈独秀热”，一浪高于一浪地持续推向前进。其交纳会费、自动捐款而加入研究会的会员，迅速从开始时的37人，发展到2003年的675人(这些会员，除大多数人是国内学者外，还有港台、俄罗斯、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的学者)。国内的会员，除了一部分过去在肃托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现在还未得到平反的冤主之外，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一是全国各大专院校的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一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满腔热情为“民主中国”而斗争、解放后在一系列“专政运动”中饱受困惑和折磨、改革开放后又猛醒、重新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现代化”而燃烧晚霞的“两头真”干部。终于，这个陈研会不被容忍，于2003年11月4日，在不给丝毫理由的情况下，被突然“取缔”。但是，这股求真求实的“陈独秀热”却是无法镇压下去的，目前正在向纵深发展。

吴江事件：“内部刊物也需要刊号”

唐宝林：2001年2月会刊《陈独秀研究动态》第23期，刊登了原胡耀总书记的理论顾问、红旗杂志社领导人吴江教授的一篇文章《今天怎样看马克思主义——与香港友人的谈话》，其主要内容是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后，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如他原先预料的那样：随着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爆发，逐步走向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应该不断发动巴黎公社式的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相反，资本主义社会每经过一次经济危机，向更高更繁荣的社会发展了。所以，马克思生前没有再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而是在他去世后由恩格斯帮助出版的。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晚年思想，领导第二国际，反对各国无产阶级再进行暴力革命，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母胎中自然而然地孕育的，无产阶级应该参加资本主义社会的议会，使其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是用暴力革命人为地进行剖腹产，强行建立社会主义。谈话还从理论上分析了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种种弊病。

这篇讲话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辗转传阅和复印，一份落到北京出版署领导人手中，几位领导人在上面写了严厉批判的指示。于是该署稽查大队一人拿了这份会刊，找到了当时任主编的我，详细了解了会刊的编辑、发送情况，最后问：“你们有刊号吗?”我答：“会员间交流的内部学术刊物，又是非卖品，不需要刊号吧!”他说：“不行，内部刊物也要内刊号。否则就是非法刊物。你们现在就是非法刊物。必须立即停止，如果你们要继续办，必须到我们出版署去申请内刊号。”又补充说：“这个决定你们必须执行，我回去后就向你们社会科学院通报，你们办了一个非法刊物，已经被停止编发。”第二天我到北京出版署申请刊号。一位年轻同志接待了我，对我说：“老先生，陈独秀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我劝你不要申请，申请了也没有人能批，批准了也没有人能审查你们每一期的内容。”当我离开时，我发现墙上贴着一个布告：《简报》可以不用申请刊号。于是我回来后就把《陈独秀研究动态》改名为《简报》继续印发给会员。没有再引起官方的注意。

陈独秀研究论文集：“判刑”或者“罚得你倾家荡产”

徐书鸣：在主持会务期间，类似吴江事件的问题想必不少，陈研会还遇过哪些困难? 您又是如何应对的?

唐宝林：1997年，在联共(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绝密档案资料翻译出版到中国来之后，引起国内史学界的轰动，其1-6辑，正好是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1920-1927)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指导陈独秀和中共的系统档案资料。有力地否定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从而引起了中国党史界的一场革命。由我们研究会发起联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等七家机构，于1999年12月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陈独秀诞辰120周年“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发表了一批为陈右机错误平反的论文。会后也出现了一批类似文章。

我在2000年8月，选编了一批论文，利用香港书号以研究会名义，印发了陈独秀研究文集之二《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约31万字)，赠送给会员。结果被有关部门发现，三个人找到我，了解情况后说，这是违法行为，用香港书号在大陆印刷书籍，必须经国家出版署批准。去年全国只批准了一本。对我的违法行为，可以有两种处理：一是判刑，二是罚款，罚得你倾家荡产。后来近代史研究所领导出面，为我辩护，念我无知初犯，又是为了学术，免予处分。但在2006年，陈独秀研究会被取缔后，还剩余一万多元，除了把全套会刊汇集出合订本送给会员外，由我主编陈独秀研究论文集第三集——《重新认识陈独秀》时，印刷工人发现有相关部门人员在前一车间检查，于是匆忙撤出掩藏，过后也不敢再继续，留下1/3篇幅没有校对就装订成册，不得不在每册中加一页校对表。

我深感在这里学术研究之难，出版更难。再结合研究会最后被取缔，可以看到宪法上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完全是一句空话。

吸收托派释放犯公民入会及陈独秀后期思想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唐宝林：陈独秀研究会成立后，应上海和温州一批原托派分子释放犯已成公民的要求，吸收他们入会。这些托派公民出狱后，都与郑超麟有联系。从郑处看到陈研会会刊后，十分感兴趣，纷纷要求加入研究会。我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反对这些人加入，他们还是把这些人视为异类，更担心研究会成为这些人翻案的工具。我认为我有能力坚持陈独秀研究的学术方向，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而他们能帮助我们研究陈独秀，如郑超麟那样，何乐而不为呢!因为他们熟悉陈独秀后期与托派的关系和历史。他们积极交纳会费和捐款，积极撰写论文，参加每次学术研讨会，为陈独秀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当局和很多群众长期对我做法表示不满和担心。

2001年5月，第六次陈独秀研讨会(即敏感的陈独秀后期思想研讨会)，由温州的会员赞助在当地召开。我的单位(近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对此极为不满，经请示院党委后，决定亲自参加研讨会，进行监督。结果研究会顺利进行(费用和租会场都由当地会员承担，参加研讨会的所有成员，都知道有人监督着此会，所以发言特别谨慎和认真)，这位书记自始至终一直死板着脸，时刻像扑食那样，注视每一个人的发言，特别对温州的会员。但最后他也没有任何收获。

“你们不取缔陈研会，我们就取缔你们!”

徐书鸣;陈研会在03年被取缔，原因是什么?

唐宝林：2002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0-1927)出版。这是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官方新党史。书中吸收了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许多成果，更吸收了俄罗斯新近公布的绝密档案，否定了传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罪名，批评了共产国际在大革命指导中的错误和责任。但仍以内因决定论，坚持“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陈对大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主持编著该书的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石仲泉为此在他们主编的《百年潮》杂志上，发表答记者问，进行了大力的宣传。我在2003年1、2月第31、32会刊合刊上，发表了二万多字《分歧已经摆明 让历史去评判——就石仲泉先生谈“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摆摆我们的观点》的文章，引用俄罗斯档案，摆事实，讲道理，进行了系统的评论，产生了极大的反响。

这个事件与上述非法刊物、非法出版等事件，引起了当时某高层的注意。他曾问中央党史研究室：“唐宝林是什么人?敢如此胆大妄为。”于是民政部应中宣部要求，在2003年11月4日，命令我们挂靠的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作出了取缔陈独秀研究会的决定，并指示说：不要讲任何理由!还对现代史学会负责人说：“你们不取缔陈研会，我们就取缔你们!”

就这样坚持了13年的陈研会和10年的会刊，终于被无理非法取缔了。

为陈独秀正名：不会得到中共正式红头文件的认可

徐书鸣：王奇生老师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评价您为陈独秀正名的工作时，认为您执着于“三次机会主义大让步”与《汪陈联合宣言》之类的讨论，将问题的着眼点放在了讨论谁应对革命失败负责，而漠视了大革命更丰富的面相。对此您有何回应?

唐宝林：王奇生的指正完全正确，如果以后有机会应该补充进去。除了王说的党组织的发展外，还应补充更丰富的内容：

一、提携毛泽东到政治局常委的地位。毛泽东由信仰相信无政府主义、佛教、实用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大杂烩的愤青，在听了陈独秀关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席话，又读了陈推荐的《资本论》等三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后，在1920年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受陈的委托并在陈的指导下，在湖南建团、建党担任湖南区委书记，又在陈的指导和帮助下出色地进行工作，受到陈独秀的表扬，说在当时全国五大区委中，成绩是最好的。于是陈就把毛调到中央，帮助筹备1923年的中共三大上，并在三大上被选入中央五大常委之一的秘书。此秘书权力之大，中央文件必须由陈(委员长)与毛联署才能发出。不久，陈兼任的中央组织部长又有毛接任。为毛后来成为中共领袖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而且在大革命后期，陈虽然反对毛在湖南进行的过火的农民运动，但还是提拔毛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为他日后领导农民为主力的整个中国革命打下了基础;

二、陈独秀屡屡委曲求全，违心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结果落下个替罪羊的下场，更为毛以后巧妙地利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又不受其控制，提供了沉痛的教训;

三、大革命在南方四省的革命影响，为后来毛走农村割据道路，打下基础;

四、毛为中国革命胜利总结的“三大法宝”，大革命时期都提出来了，实行了、得到了深刻经验和教训，党如果没有独立生，受莫斯科遥控，就没有胜利的可能;苏联全力武装国民党蒋介石，不给共产党一枝枪，尽管工家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没有力量，没有武装就没有一切。所以毛说“枪杆子里出政权”。五卅和北伐的胜利，说明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领导的七年，为1949年的胜利留下了基因。

徐书鸣：陈独秀的污名在中共党内已成定论多年，为何近年来它却逐渐开始接受为陈独秀正名的工作?

唐宝林：由于学术界作了30年斗争，而且证据充足，当局又不再是陈案制造者，所以被迫在非正式中共文件中，承认了学术界的成果，作些辩解性的点点滴滴的“正名”。这些承认学术界成果的工作，都是十分勉强和羞羞答答的，而且是且战且退的。如在中宣部1984年13号文件，主要是禁止为陈独秀开除党籍平反和不能把陈当作党内人物，却承认说他汉奸是不能成立的。另外借毛选再版机会，在注释中作了一些改变。

但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只要不改变毛泽东的路线和一党专政的制度，而实行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的民主制度，绝不会如开除陈独秀那样，发出中共中央的正式红头文件(如为刘少奇平反那样)为陈独秀平反。因为陈独秀的最后思想的核心是实行多党制，特别是反对党合法存在;国家领导人民主竞选;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无法院批准不能逮捕人的法制社会。

学术界为陈的正名运动，不是为正名而正名，最终目标还是为实现陈主张的民主制度。

陈独秀的民主观：“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徐书鸣：在讨论陈独秀的思想时，其民族观和民主观是绕不开的两个要点，在分析前者时，您澄清了那时反帝跟反满，两种民族主义思潮之间并非没有间隙的，那么，能否请您就陈独秀的经历具体解读下这两种民族主义思潮?

唐宝林：陈是主张反帝而不反满的典型，他认为满清是中国人中的一民族，反对清政府不是反满族。而当时中国危亡的危机主要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所以主要矛头应该反外国帝国主义，只因清王朝奴颜婢膝，阻止人民反帝，所以同时要反清王朝。所以陈的民族主义是反帝反清政府。孙中山及其同盟会的骨干则只反满，有强烈的“种族革命”的色彩，不反外帝，反而希望借助外国势力来帮助他们的国内革命。

所以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和马林不断批评孙中山，孙要开除他们。苏俄若庇护陈，他就开除苏俄的顾问。新三民主义是接受了反帝的主张，实际上还是不反帝。因此发生了要开除批评他不反帝的陈独秀和马林。

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政权后，孙认为反满为标志的种族革命已经完成。成了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国民革命。但对帝国主义还寄予希望能给予帮助，所以还是不反帝。蒋介石深得其直蒂，坚持不反帝而千方百计争取帝国主义的援助，完成其统一中国和反共的霸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孙中山不反帝的种族革命观念最终成了国共分裂的根源之一。

徐书鸣：您多次提到，虽然陈独秀后来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他早年对西方民主理论的信仰还有影响。这种民主观的影响与他后来和列宁主义的决裂是否有关系?

唐宝林：陈因相信列宁主义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即多数人的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 “高百万倍”才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并为之而奋斗了16年(1920-1936)。当他看到无产阶级专政被斯大林造成无数触目惊心的反人类罪恶时，他猛然醒悟坚决反对一切独裁制，主张彻底的民主化。所以，他的根深蒂固的民主思想，使他误入了列宁主义，又使他与提倡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决裂。因为他把无产阶级专政误作“无产阶级民主”。

民主对于陈独秀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例如在接受无产阶级专政的列宁主义时，他曾说：现在有许多人拿“德谟克拉西”和“自由”等口头禅来反对无产的劳动阶级专政，我要问问他们的是：(一)经济制度革命以前，大多数的无产劳动者困苦不自由，是不是合于‘德谟克拉西’?(二)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的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了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陈独秀：《答柯庆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第297页。】而晚年他却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中共称“无产阶级专政”——引者)，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3页。】

“终身反对派”：陈独秀与苏联的恩恩怨怨

徐书鸣：陈独秀最早对苏联政权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它在反侵略战争中不坚定。后来逐步向苏联和共产国际靠拢，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哪个因素对陈的转向更为重要?

唐宝林：这个问题中的“最早”是什么时候?陈从建党开始，到1927年，完全服从共产国际(苏联)，不存在“持否定态度”，也不存在“逐步向苏联和共产国际靠拢”。

在二战中，苏联为对付英美的墓尼黑阴谋，先是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继又为了建立屏障，入侵小国芬兰。陈认为这是与法西斯勾结的帝国主义侵略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是持否定态度”。后来见被希特勒入侵后苏联也联合英美抵抗法西斯，他的态度也转变了。在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不再全面否定(包括列宁)苏联的一切，而是肯定了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前期苏联”，强调在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一个民族单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不可能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帝国主义”。这个思想显然又回到1920年他接受列宁主义时的状况，但又带有空想的色彩。

陈的思想对现实形势的变化，有极端的敏感性，针对今天的形势，他会得出这个结论;明天形势变化，他也许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自相矛盾也不顾。他认为诚实的人，光明磊落的人，应该如此，思想要随形势发展而变化，所以他是“终身反对派”，从来不作检讨，也不认错。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不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策略”。邓小平和李维汉都曾说过：陈独秀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光明磊落的人。这也说明陈是不懂政治策略(手腕)的书生革命家，决定了他失败的悲剧下场。

徐书鸣：您刚才提到至27年为止，陈独秀对共产国际是“绝对服从”，其中意识形态和财政上仰仗苏联，二者哪个扮演的作用更为关键?

唐宝林：信仰是思想上起作用，经济财政上仰仗是实际革命行动上的需要。二者在不同层面上都起着关键作用。

徐书鸣：陈独秀虽然在大革命后转向了托派，但是他的诸多观点与托派并不一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向，甚至能受到托洛茨基的赏识?这种理念的差异与他后来和托派分裂是不是也有关系?

唐宝林：陈转向托派主要是托派和托洛茨基解开了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问题上蒙冤的苦恼——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和责任。出于感激之情。理性上陈欣赏托的党内民主的主张。但是，当党内民主变成无政府主义，托派组织变成“吵闹不休的俱乐部”而一事不能作时，陈绝望了。托的基本理念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当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斯大林的领袖独裁、残暴、腐败、愚昧等种种罪恶时，陈的民主理念苏醒，他自然与托分裂了。

而托氏所以欣赏陈，主要看上陈是他反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一种武器，同时陈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望又是他创建第四国际(托派国际)可以利用的一个资本。总的来说，民主理念是陈与托分裂的主要原因。

徐书鸣：从陈独秀与苏联的关系来看，苏联对中共早期道路选择负面影响要多于正面帮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苏联对中共发展的影响?

唐宝林：从整个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来看，杨奎松的《莫斯科与中共的恩恩怨怨》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从陈独秀时期的中共七年来看，有两面性，莫斯科错误的遥控，的确造成了中共严重的失败和灾难;同时也给中共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打下了日后胜利的基础。否则完全靠中共独立摸索，独立奋斗，中共决不会有1949年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强盛。因为任何革命或政治斗争，都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和经验的博弈，中共若无苏联的资金、武器、经验和派来代表指导，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走出少数知识分子的圈子，成为一个全国性、群众性、政治上成熟的强大政党。

毛泽东与陈独秀：“感激”却“永远不会为陈说话”

徐书鸣：陈独秀对毛泽东曾有提携之恩，但后来毛对陈却多有批评，甚至在接受斯诺的采访时，指责陈对大革命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何以会如此?

唐宝林：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感恩之情已经在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称赞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建党有功”)和1953年视察安庆时指示当地领导人照顾陈家后人中充分表达。

但在毛泽东领导革命和建设时期，需要斯大林苏联的帮助，不能得罪。所以不能推翻斯大林的替罪羊陈独秀的冤案。同时，感情不能代替路线上的分歧。毛泽东与陈独秀的根本分歧还是在城市中心论和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上。还有允许不允许反对党的合法存在民主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永远不会为陈说话，更不会为陈平反。

徐书鸣：毛泽东与陈独秀的疏远是伴随陈转向托派所致，但早年胡适与陈独秀亦有理念的巨大分歧，为何陈在入狱之后，胡适还能积极营救，而毛只是猛烈批判?

唐宝林：毛泽东与胡适是两种不同的人。毛是政客，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马克思是假，当皇帝是真。为了自己利益的需要，可以不择手段。好事能做，坏事做绝。胡适是一个有政治操守、有民主理念和良知的知识分子。二人在陈独秀问题上的不同表现，充分说明了这种不同。

对陈独秀的历史评价：“书生难敌政客”

徐书鸣：陈独秀到上海建党，一个原因就是其在北大被人诟病“狎妓”，您怎么看待“狎妓”和对政治人物历史贡献评价的关系?

唐宝林：从胡适致汤尔和的信来看，陈的确有嫖娼的毛病，但挖伤某妓下体，乃是谣言。这两点不应该有争论。人无完人。哪一个政治人物或伟大人物，没有这样的问题。中共后来的领导人，毛泽东等，玩女人问题都那么严重。但一个功高盖世的伟人，人们往往只看到他的历史贡献，而不计较他的私德。

徐书鸣：在讨论陈独秀签订《汪陈宣言》时，您评论一句“书生难敌政客”，陈独秀晚年遭受国、共、托三面围攻，政治境况极其糟糕，是不是也与他的书生性格有关系?

唐宝林：是的!相对于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来说，书生性格决定了他的失败命运。如他的耿介性格不可能像叛徒那样，帮助昔日的敌人(国民党)去反对自己原创的中共，尽管中共已经变得他很看不上眼;同样，他也不愿意与已经变得像斯大林党那样随意草芥人命(诬陷其为汉奸、要求枪毙他)的和已经变成农民党的中共和好。对于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制动机的托派极左派，他也只能是批判、批判、再批判。这些都表现了他的书生宁折不弯的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