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我眼中的李普

2010年11月8日，新华社原副社长李普走完了92年生命历程。我急就章地写了一篇怀念老人家的文章，寄托哀思。

一晃五年快过去了。我常常能够想到他。一想到他，脑子里最先冒出来的是什么?是曾经的一个场景：2001年一次在文采阁的一次聚会上，老少数十口人，老有耄耋之年如李普，少有风华者如卢跃刚。主持人介绍李普新华社原副社长云云，李普站起来朗声说：“记者李普!”主持人愕然，与会者也愕然，随即满堂掌声。

文章千古事，官衔堪几时?李普，1937年高中毕业即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共，是典型的“三八式”老干部，后来官至新华社副社长高位，但在1949年至今的六十多年来，部长数以千计，又有几个名字被记住?而很多人知道李普这个名字，因为他是“记者李普”。

毛遂自荐当记者

1937年9月18日那天，李普刚刚从高中毕业会考的考场出来，看到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这是中共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组织，名义上有不少国共两党的要人参加，实际上主要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1938年春末，20岁的李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晚年，谈到自己命运的选择，李普很感慨地说：“为什么选择中共?那是因为中共抗日啊。日本人都要把中国给吞并了，可国民党专制下，不仅不抗日，还压制人民抗日。我是一名学生，因为一片爱国的热忱而愿意抗日，要求民主。可是，我这样的学生也成为国民政府的敌人了。这样的人不仅我一个，而是很多，一大群，而这群孩子竟然成为政府的敌人。而中共却举起抗日和民主的大旗，我当然要站在中共这一边。”

李普举了当年他参加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例子说明问题。他说：为什么叫“抗敌后援会”?是因为蒋介石不愿或不便说“抗日”这个词，所以，只能用“抗敌”;“后援”呢，也是有避开政府审查的意思，“后援”嘛，只是在后方援助，不在前方直接对抗。

李普加入中共之际，虽然是一名高中毕业生，但写作才华已经显露。那一年10月长沙大火，担任长沙县地下党嵩北区区委书记的李普，给中共湖南省委半公开的机关报《观察日报》写了一篇《长沙大火中的幢幢鬼影》，这是他的第一篇新闻文字。因为文字好，给编辑留下印象深刻。这样，1939年初，李普受命为《观察日报》的特派记者。

这是李普记者生涯的开始。

《观察日报》被国民党查封后，李普到贵阳，他给主张全民抗战的成都全民通讯社写通讯，并希望选择记者作为职业。他在后来著述的《记者甘苦谈》中说：“我在那民族危亡之秋受到了左翼文艺的影响，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书，要求民族独立、要求民主自由。入学以后，逐渐模模糊糊地感到做新闻工作比从事文艺能够更直接地为我的理想服务。”

可是，连茅庐的门槛还没有迈出去的李普，连个新闻的ABC都不懂，有谁愿意给他这份职业呢?别人不给就毛遂自荐，年少的李普，很有那种不备马鞍就旅行的自信。他在一次寄稿时，附了一封信：“有个青年想当记者，你们要不要?”编辑部回信问：“那是谁呢?”李普回信说：“就是我。”编辑部请他到重庆去找他们的社长周可澄，李普不管不顾地就辞去工作到了重庆。周可澄表示尽管他们很欢迎这位年轻人加入，但是通讯社财政十分困难，多一个人也养不起。贵阳是回不去了，李普只好留在重庆等待机会。后来，接上了组织关系，到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社作记者。那是1940年，他22岁。

1941年1月，在李普到《新华日报》工作一年以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南方局为预防局势恶化，采取隐蔽精干、保存力量、力求避免和减少损失的方针，决定《新华日报》只留下小部分人坚持工作，其他人员全部疏散。李普去了云南昆明。他后来考入了华中大学历史系，这所大学是从武汉搬迁到云南大理的。一年以后，政治形势好转，报社召回李普，他又回到《新华日报》再任记者，后来改任编辑、研究员兼专栏作者。

《光荣归于民主》博得大名

1945年2月，李普撰写向国民党统治区的读者系统介绍解放区的专栏。他用解放区的实践，阐述抗日与民主两者相互促进的关系;并强调在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中国社会生长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民主的实践中不断学习民主，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些文章陆续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后来辑为《光荣归于民主》一书，由上海地下党以“拂晓社”名义于1945年年底出版。东北三省最早解放，解放区的东北书店曾经大量翻印这本书，它又随着东北解放军进关而流入关内。1980年这本书再版时却改名为《我们的民主传统》，失却了原标题的大气。

有位当年国统区的读者后来写信给李普，信中写道：“感谢你写的《光荣归于民主》，使我们这些当年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知道在中国已经存在一个我们向往的理想社会，在那里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为着共同的幸福无私地贡献自己的一切。感谢这本书和另外几本书的指引，我在1946年4月参加了党组织。”这位读者至今还记得那本书封面的样子，又写道：“我更记得这本书当时唤起的革命激情，给我们这些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展现了一片光明。我总是怀着亲切的感情想起《光荣归于民主》。”在当时对青年一代的思想影响是多么的深远。

李普的热心读者田为本也是在那时因为李普接触到解放区情况的。田为本在为李普编的《开国前后的信息》所写的序中说：“那是在1946年，国民党黑暗统治下的天津，我才15岁，喜欢跑书店和书报摊。在上海出版的《文萃》和《群众》杂志上，看到了不少解放区的报道。这些报道象在漫天的乌云中透出的希望之光，使我看到了崭新的世界，其中读得最多的，就是李普的作品。”“从关于解放区的大量报道中我看到了一个新天地，同我所在的国民党统治下的天津，构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逐渐地，也帮助我明确了人生的方向，终于促动我满怀青春的炽烈热情走上革命的道路。”

被感动的还有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的朋友陈敏在梳理《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当年的历史时，读到当年中共和民主人士为民主呼喊的文章，当然也读了李普的文字。他编辑完成了《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后，专门去找李普，希望他为此写下点文字做总结。

这段历史，李普是再熟悉不过了。他在序言中写道：

这本书收集了当年中共和某些民主人士的一些言论，主题是要求实行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开宗明义第一篇，就是毛泽东1944 年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他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这些话对不对呢?我认为很符合实际，很对很对。

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做《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我理解它的意思是说：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任务至今没有完成，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至今没有完全实现。我认为这也很符合实际，也是很对很对的。

接下来，李普自言自语地设问：为什么没有实现?他说：

这个问题很大，是个大理论问题，也是个大实际问题。我不想做大文章，也没本事做大文章，我只想问问，我们从中能够得到什么经验教训。我想答案之一是，这是制度方面或者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缺少一个好的制度或者好的体制。这个好的制度或者体制形成文字，主要是宪法。吸取经验教训，集中到一点，我认为首先是修宪。邓小平接触到了这个问题，1980年他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象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甚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他这些话说得好。我想的是，今后我国就是要靠制度，靠“法”，不靠人。对掌权的公仆，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我们老百姓承认并且希望他们都是君子，这才有可能选举他们为我们服务，但是还要防止他们变成小人，使他们上台以后不可能为所欲为，使他们企图不择手段而不可得。换句话说，我们要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管住掌权的人，使他们不可能耍手段说假话欺骗人民，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之上来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必须这样小心谨慎、步步设防，根本原因有两条：一条，人是可能变的，品质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质好的人也可能变得很坏。二条，权力很诱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汉越可能抵挡不住它的诱惑，西方哲人有的说：“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有的说：“那种不受其他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权力。”历史证明他们说得很深刻。所以，对越是权力大的职位越要有严密的立法管住，并且非得有其他权力来制衡不可。只有几种权利相互制衡，人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李普不讲自己当年的作为，却从制度上来探讨经验教训，其核心仍然是他当年的要义：“光荣归于民主”。

毛泽东批评他把“锅盖揭得早了”

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后，李普重新开始当记者。敏锐、勤奋的个性，使他成为解放区著名的“记者李普”。

1947年6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李普作为随军记者采写《揭开大反攻的序幕》，准确地揭示了战局的发展，指出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了战略反攻阶段。新华社很快播发，毛泽东看到后说，“锅盖揭得早了米不熟”，意在批评这条消息发早了。此文后来被选入小学课本，成为如我这样年龄的人对刘邓挺进大别山对解放战争意义的最早概念——当然，后来党史、军史上也是这么写的。

我有一次和李普老人谈起这篇文章时问，当年国共战场变化万千，你仅仅是个记者，又不是全局的指挥者，怎么就看出刘邓挺进大别山就是“大反攻的序幕”呢。他说：其实很简单。当年国共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军队一直压着共产党的军队打，可以说步步紧逼。刘邓挺进大别山，把国民党的后方变成共产党的前方战场，这样一来，改变了共产党被紧逼的局面，自然是序幕了。

李普边说边在纸上画着地图，从“刘邓大军”四个字上画上一个圈，拉出一把尖刀插在大别山上了，很形象，也很生动。

李普还对我说：“一个新闻记者，如果要企图使自己的作品有分量，一定要密切注意整个形势。有全局在胸，你才能够下一着好子。这不是唯心主义想得出来的，客观的形势是这样，所以在我看来，一个新闻记者必须是一个政治活动家，站在历史洪流向前冲进的最近处，观察和报道历史前进的每一个脚步，从而参与推动历史更快地前进。”

我想，这也是李普的作品至今仍有魅力的所在。

“记者李普”再一次为人们所记住并被写入历史，是他1949年对开国大典的报道。那时，他就在站在毛泽东身后。李普后来在《新中国的诞生及其前后》一文回顾了当年他报道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情形：“这一切至今历历在目，令我深深怀念，神往不已。”

文章里，李普讲了两条“独家新闻”。一条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的，“毛泽东宣读这个公告的时候我站在他后排，他宣读完毕，我走上前去拿稿子。稿子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他指着那张字条一再叮嘱我：‘你小心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照此发表，不要漏掉了。’”原来铅印的这份《公告》稿并没有这个委员的名单，是临时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增补上去的。

另一条“独家新闻”是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周恩来向会议作了关于共同纲领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大会所有的报告和讲演事先都发了铅印的文件，唯独周恩来这个报告没有文件发出来。我们记者的席位靠近主席台，看他手里拿着薄薄的讲稿走上台去，我感到今天的任务不轻松，必须详细做笔记。等他讲完，我照例走上去要他的稿子，他说：‘我实在没时间写了，只有这个提纲，现在给你，请你根据你的笔记写出稿子来，先给我看。’”李普就是根据周恩来写在两张十六开的白纸上的八条提纲写出一篇新闻稿在报纸上发表，后来并据此收入《周恩来选集》。

“记者李普”也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脑中的印记。开国大典结束后，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给李普摆一张办公桌。李普成为财经委员会新闻秘书，列席财经委员会一切大小会议。1950年李普采写的《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洋洋万余言，综论全国经济形势，着重分析了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贯彻新民主主义财政经济政策，调整工商业的必要性及其稳定金融物价的巨大成就。这篇文章，至今为新闻界和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者所重视。

在新闻界，记者的作品通常称之为“易碎品”，而李普的作品却成为新闻史上的一个一个路标。与那个部长级头衔相比，李普知道“记者李普”的分量!

“思想者李普”

记者生涯，使李普能够从近处观察历史的演进，或者参与这种历史的演进。而当他晚年退下来后，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又深入地回顾与反思历史演进的过程，并写下了大量文章。因此，李普又有了“思想者李普”的名号。

2000年10月底，李普将《悼胡绳》一文交给我们发表。他追忆在重庆《新华日报》与胡绳共事的往事，结尾对他作了这样的概括：“史学家蔡仲德教授研究冯友兰，提出了‘冯友兰现象’一说，认为冯氏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胡绳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呢?主要是，可不可以说他最后这几年是回归了自我呢?我认为大体上是这样的。至于中间那一段他曾经失去自我，大概也没有疑问吧。”

这与胡绳的自评是一致的。胡绳说自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七十、八十稍知天命，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

李普对胡绳这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心有戚戚然”，对他自己也适用。李普总结自己说：“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

李普把第三阶段喻为“第二次思想解放”。他说：“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或者叫两次思想革命。一次是30年代由爱好文艺而爱好普罗文艺，同时加上不愿当亡国奴而参加抗日民主救亡运动，这样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这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一个长过程。我好比进了一次大学，1978年的讨论好比是我的一年级，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毕业了。我可以说至今天天在享受获得新知的快乐，天天在享受破旧立新的喜悦。”他文章中也谈到第二次思想解放使他有“豁然开朗的欣喜，如梦初醒的振奋”。

因为觉得自己还没有毕业，晚年的多次说自己在仍“补课”——补思考之缺憾，课制度之能者。

2004年春节，李普又写了一篇《从“不得已”的好人说起》。他从萧功秦《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一文说起。萧文说，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李普把这种美国政治文化培养出的“廉吏”，概括为“不得已”的好人。李普发挥自己的见解说：

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人们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这三条都同所有的文化一样。我认为任何文化都必须具备这三条。无疑，这里所说的这种文化是先进的文化。

他文章的落脚点在，我们怎么办?他说：

对于这两者，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我们怎么办?邓小平说得好，快快从制度方面赶上去。我很赞成，因为文化不是一蹴可就的。我想我们只能缓慢地着急。英文里有一个说法：make haste slowly，这个说法很好。我们不能等待把这种先进的文化培养起来再建立制度;而只能先从制度着手，然后培养文化。这就是先下水，在游泳中学游泳。……先立制度，让那些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

这实在是李普不同于别人的一个高明的见解。自清末立宪，一路下来，我们听的最多的是，中国人民智不够，不懂宪政，先要进行“训政”，而“训政”的手段就是先进行国民文化建设。迁延至今，这种论调仍然成为一些人阻挠制度改革的借口。而李普则提出了先把当下最优制度一步落实到位的明智选择。显然，他潜心刻苦的“补课”探索，为晚年的人生抹上一片光彩。

在这一过程中，“思想家李普”在学术思想界也叫开了。可李普说，他不是思想家，顶多是个“思想者”：“思想家只能是极少数的人，所以还要大声疾呼大家都思想。拿我自己来说，学养不足，年已八十又二，这辈子是做不成思想家的了。但是，不论年老年少，人人应当思想，特别是知识分子。否则，就个人而言，要脑袋何用;就社会而言，要知识何用。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脑袋，理应走在社会前列，首先自己要想，要独立思考。”

要有独立思考，必须先从总结历史教训开始。李普经历过中共党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他晚年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就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一些事情重新检索一番，然后否定过去不正确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李普很喜欢与年轻人聊天，常常把他自己早年“可恨”、“可笑”的“左”的经历拿出来剖析一番，嬉笑怒骂一番，以寄希望年轻人汲取教训。他经常提起的一件事，是他对马寅初的批判。

1955年，在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中，李普因为亲属中两个冤假错案的株连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北京大学任教员，后来筹备北大政治系。李普对我说，他在北大干了一件大蠢事，就是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第二次批判中，李普作了发言，并登在《人民日报》上。李普说：“现在来看我那篇文章，真正是信口胡说，气壮如牛，是一个十足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

可贵的是，李普并没有仅仅限于批判自己的错误，而是找自己的错误的根源。他说：“问题是，我完全不懂马寅初的人口论那一套，为什么‘气壮如牛’?其实，什么道理也没有，就是因为我是共产党员。因为我们自以为是真理的掌握者，而马寅初是什么，资产阶级学者，哪里在我的眼中。”李普每每谈到这件事，都沉痛地说，自己欠了一笔还不上的账。

2009年，三卷本的《李普自选集》编辑出版。李普老送给我一套。我看到第一册的书名就是《光荣归于民主》，可见他对这个书名是多么珍惜。

《李普自选集》记录是老人家反思的言行。如同当年的“记者李普”一样，“思想者李普”，给年轻人，也给当代思想界留下不可消磨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