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延安时期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

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重要讲话，号召全党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开展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这就是著名的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的主要目的，是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以求最终肃清王明“左”倾路线的思想影响。从1942年开始用全党整风这样一个方法，即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给长期以来的党内思想教育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王明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宣告彻底破产。

整风的对象，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问题。但在一段时间内，整风矛头首先对准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思想倾向。不久，毛泽东把整风矛头拨回到领导干部的思想路线方面，组织大家学习和清算“六大”之前和“六大”以来的路线斗争历史，终于在“七大”前夕，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终清算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在思想上着重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胜利召开“七大”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王明称病未参加会议，写了一封信承认毛泽东路线是正确的，但没有进行自我批评。

1942年秋季，毛泽东邀集陈云、博古、凯丰、康生和李维汉以及其他等人谈话，再度提出整风问题，要求学习《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本书，联系党的路线斗争的历史，主要靠自学;成立一个小组，也开小组会，互相交换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和风细雨，弄清是非，团结同志。大家都发言表示赞成。毛泽东又说：我们整风的方法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大家心情舒畅，团结一致，向前奋斗。小组会约一个月开一次或二次，大家都讲了话。周恩来讲过党的历次路线变迁，其他同志插了些话。前后经过一年多时间。结束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会也可以说是个神仙会。”

据李维汉回忆，整风前夕，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20—30岁的占79%，知识分子出身的占82%。可以说，多数是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新党员，他们有救亡爱国的精神，一般信仰马列主义，信任中国共产党，是自觉自愿地不远千里、不怕艰险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他们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革命理想和学习热情，大多数本质是很好的，但世界观基本未改造，带来了某些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缺乏党性修养和实践锻炼，在学习上很容易接受教条主义影响。

整风开始前，延安已经存在一种极端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潮。在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一些年轻人办的文化沟《轻骑队》墙报上存在这种思潮(《轻骑队》编委会于1942年4月23日发表《我们的自我批评》：“坦白承认过去的编辑方针是有错误的。”)。院内以王实味(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些人也存在这种思潮。王实味在1942年2月17日、26日和3月7日，连续公开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等文章，说延安“歌舞升平”，对干部“缺乏同志之爱”，“漠不关心”，“到处乌鸦一般黑”，说领导人是“异类”、“不仅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等等。 1942年3月2日，李维汉向徐健生、李清说，“中央研究院目前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作风问题，还是怎样接受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及反党八股的精神而把党性具体运用到研究、学习、工作中去的问题。整顿三风，对中央研究院来说，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3月31日，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矢与的》墙报上的言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在整风运动中，有些人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胡乔木也写信给王实味传达了毛泽东的批评，并指出，《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是绝对不容许的。

李维汉回忆说，此前，“洛甫率农村调查团去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一些农村、市镇作历时一年半的调查研究，宣传部长职务由凯丰代理。洛甫临走时对李维汉说：“中央研究院的事你照顾一下。”李维汉说“我曾三次要求凯丰自己管，未成。因之，中央研究院作为中宣部的一个整风试点单位，很快开展了整风运动，我参加领导了这个运动的主要阶段。”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全院动员大会，动员整风，检查工作。范文澜首先讲了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及检查本院工作的意义和方法。一些同志发言后，李维汉提出了几点意见：(一)讨论整顿三风和检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意义;(二)讨论和检查分开进行;(三)检查要同时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四)要有自我解剖的精神;(五)院长、秘书长及各主任，应该是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简称“检委会”)的当然委员(这是院务会议决定的)，因为他们有这个责任，并正好考验他们;(六)关于出墙报和匿名问题，赞成有墙报，但须有组织地进行，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否则会变成无政府状态。李维汉说那天感冒头痛，发言后即退席。

李维汉的发言引起了王实味等人的激烈反对和长时间的争论。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检委会的组成问题，也就是整风领导问题，王实味反对院务会关于“院领导和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决定，主张检委会成员全部都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二是关于墙报文章的署名问题，王实味主张墙报文章可以匿名。

检委会的组成问题，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举手表决，主张检委全部民选者占四分之三，同意院务会议决定者只四分之一。结果全部由群众选举，产生了21名检委，领导干部除王思华、张如心外，全部当选(在4月1日第二次检委会上，李维汉说我再次提出未当选的王思华、张如心，仍应参加检委会，共同工作。多数无异议，以后也参加了检委会的工作)。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的几件事情，轰动了整个延安。

动员大会后的第一天，3月19日，检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又展开了检委会领导关系问题的争论。柯柏年曾经在动员会上提过，检委会应在行政领导人领导之下工作。但在这次检委会上，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主张检委会由动员大会产生，应向动员大会负责。李维汉发言支持柯柏年的意见，说明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应该由行政负责人领导的理由，至于检委会对谁负责，我主张对中央负责，又对全校负责。多数同志无异议，争论结束。4月1日，检委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又在四个问题上展开了争论，其中一个是思想检查要不要主张方法的问题。不少同志主张“彻底民主”，不必注重方法。李维汉发表意见，说：“批评应该是彻底的，无保留的，不讲情面的，但同时应该注意实事求是，讲究方法，遵循毛泽东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办。”检委多数是群众，领导干部只占少数。此后几乎有会必争，很难工作。为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我和张如心、艾思奇、徐健生等人(还有其他负责同志记不清楚了)临时组成一个小组，一直到按照“四三”决定精神成立高级学习组，由它行使检委会的职责后，这个小组才随之停止活动。

3月23日，为配合整风检查工作，墙报取名为《矢与的》，正式出版。在发刊词中，提出“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等等。有人在《矢与的》上再次挑起了动员大会上的争论。王实味在最初三期内接连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题名《我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说：“罗迈同志发言底内容和态度，还保留着过去党内家长制作风的残余，压制了群众反三风不正的斗争热情和积极性。”又一篇题名《零感两则》，说：“我们底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要求“在这个斗争中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再一篇题名《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对不同意他的观点的同志说：“用流言中伤人是最卑污龌龊的手段。王实味充分自信，他底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除王实味的文章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章和两张漫画，一张漫画画的是一个人拖着一条长“尾巴”，后面有四、五个人抬着，保护这条尾巴。李维汉认为拖“尾巴”的人是指他，抬“尾巴”的人是指一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同志。有几期墙报还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一天晚上，毛泽东打着马灯和火把看了《矢与的》。有人高兴地说“毛泽东同志支持我们。”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

5月10日，《矢与的》出版七期后，李维汉正式向检委会常委提出改进墙报工作提出六点建议，其要点是：第一，要贯彻中宣部指示，“善于把错误引导到正确方面”。第二，鼓励投稿，号召稿子内容力求正确。第三，编委有责任帮助投稿人改正错误观点。第四，组织稿件，负责同志也要写稿。第五，对争论问题要作结论。第六，墙报应配合学习，起领导作用。检委会常委接受了这些建议。

5月20日，李维汉在《矢与的》上发表了《动机与立场》的文章(此文转载于1942年5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

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宣传部总结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开始阶段的经验，4月3日做出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指出整风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作风，而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整风应由各部门负责人领导，要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讨论与批评应是严正的，又是与人为善的，不能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这个决定重申了延安整风运动的方针，也回答了中央研究院整风初期提出的各种问题。

4月6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高级学习组会议讨论“四三”决定。李维汉在发言中指出中央研究院整风的主要偏向有两个：一是不懂组织原则，二是不懂思想方法，这要归咎于过去教条主义的教育。并说：“在墙报上，有人把中央研究院的斗争看成是宗派的斗争，这是一种很坏的观点，即是把原则争论丑化成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的观点。必须注意纠正这种观点”。4月7日，中宣部又专门邀集中央研究院的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研究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开始了整风的深入阶段。

李维汉认为，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开始阶段发生了偏向。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整风方针问题。不懂整风目的，把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看成了只是整几个领导人的活动。第二，检委会组成问题。不懂组织原则，只要民主，不要集中，有否认和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在下表现为极端的自由主义，在上表现为放任主义。第三，思想方法问题。“大胆”第一，“揭露”就是一切，不讲实事求是，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其思想根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也充分暴露了教条主义教育的根本弱点。“对多数群众说，这种偏向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属自发性质，和王实味的蓄意煽动有着根本的区别。但王实味的煽动对偏向确实又发生过一定的影响。这就是说，两者本质不同，形式相似。这样就使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带着相当的复杂性，势必要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循序前进。首先需要解决一般偏向问题，然后才能解决王实味问题。”

在通过学习整顿党风文件和集体讨论民主集中制问题的基础上，从5月17日起至5月30日，又召开全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对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问题，进行了群众的讨论和争论。主要检查了整风初期产生的极端自由主义倾向。解决了一般偏向问题，紧接着就展开了对王实味的批判和斗争。

6月1日至6月11日，中央研究院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由清算极端自由主义的偏向转为清算王实味的斗争。这个斗争持续开会十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最多时达到一千余人，座谈会变成了群众大会，全延安七十多个机关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发言的人首先是针对王实味的《政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讨论作者的方式、立场和动机问题。很快又有同志揭发王实味在历史上和托派有联系。很多同志又揭发了他的种种“反党行为”。当时群情激愤，要求开除其党籍。

李维汉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受检委常委会的委托，对座谈会作了总结发言，题为《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发表在1942年6月28日的《解放日报》上)，回顾了中央研究院从3月18日动员大会以来八十天的整风学习和论战过程，总结了几个星期以来民主集中制座谈会的收获，分析了自发性偏向和王实味问题的联系和区别，阐明了批判、斗争王实味的意义和必要性。要求“继续努力，实现中央和毛主席整风运动的方针。”

对于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李维汉在他的《回忆和研究》中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总结、归纳了4条基本经验：

一是有一条正确的方针。这就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是一条和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错误方针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我们执行了这一条方针，使党的生活和党内教育走上了完全崭新的道路。

二是坚决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我们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充分发扬了民主，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在发扬民主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偏向，我们仍然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用民主方法，即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方法，启发自觉，在民主基础上获得思想统一。

.三是领导干部和群众紧密结合，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一方面，领导接受群众教育，另一方面，领导并引导群众前进。就是说，领导确实既做了学生，也做了先生。这种领导和群众亲如手足的关系，是十分值得发扬光大的。

四是高度发扬自我批评精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这一点，整风中是自始至终自觉执行的。

1942年9月，李维汉离开中宣部和中央研究院，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任职。

李维汉对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只是作了正面的总结，没有深刻剖析负面的偏差和错误。其实，中央研究院的运动也曾出现过严重的后果，王实味的被冤杀就是典型的一例。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青年时代，王实味向往光明，追求真理， 1926年1月，年仅20岁时就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离开北京到上海，依靠译著获取稿酬维持生计。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浪席卷全国，10月，王实味克服种种困难，毅然决然地来到延安。开初在“鲁艺”学习，继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任第七队队长，几个月后调出版局，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翻译。1938年5月，他被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洛甫(张闻天)指名调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同年12月调中央研究院文学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伙食，月津贴四元五角，着中级干部服待遇)。1938～1942年，王实味译出《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等马列主义理论书稿达200余万字。

王实味性格狂傲，偏激，在整风运动中发表了一些比较激烈的意见和文章，因此受到严厉的批判。从4月初至5月底，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对王实味展开批判，开大小会70余次，而且问题不断升级。“开始还是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批评会议持续到5月下旬时，有人揭发王实味曾同‘托派分子’有过联系，在上海时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传》中的两章。(1929年，王实味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期间，同托派分子王凡西有过接触，帮助他们翻译过《托传》中的两章，没参加‘托派’组织。1940年他在延安已向党组织作过交代。)这时康生插手，决定彻底追查王实味与‘托匪’的关系，使问题成为敌我矛盾;并把同王实味接近的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一起定为‘五人反党集团’。6月11日，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文章，称“王实味有‘托派’思想”。接着，王实味被认定为政治上是敌人。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党委作出决定：开除王实味党籍，认定王实味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托派”分子。1943年4月，康生下令正式将王实味逮捕入狱。

1945年，中央对在“整风运动”中错定为政治问题的大多数人做了改正，但是王实味仍戴着“反革命‘托派’分子”帽子，继续关押。1946年2月，康生等人再次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1947年6月，关押王实味的山西兴县监狱被国民党飞机炸毁。晋绥公安总局请示中央社会部，对王实味如何处置。经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作出批准，1947年7月1日夜，王实味被秘密处死。

实事求是地说，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发表的文章和意见，尽管存在过于偏激的错误，但仍然属于思想认识和方式方法问题，把思想认识和方式方法问题提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反复批判，进而逮捕、关押，最终将其秘密处死，实属冤杀。

王实味的妻子刘莹也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1978年，72岁高龄的刘莹获悉王实味已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的消息后便断定这是一起冤案。于是就给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当年在中央研究院负责整风运动的李维汉写信，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李维汉尽管在延安时期曾受到过王实味的公开批评，他也曾参与和主持过对王实味的批判，但对刘莹的申诉，李维汉却非常理解和重视。1981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的建议。1982年2月，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五人反党集团”问题的平反决定》，所谓“五人反党集团”平反了四人，虽然没有王实味，但却为王实味冤案的平反提供了契机。

1983年夏，刘莹又只身来到北京申诉。李维汉说：“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蓝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的仍然应该平反。……为了向党内同志负责，我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

1984年，李维汉临终前，躺在病床上，拉着温济泽的手，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吃力地对温济泽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

温济泽遵照李维汉临终前的嘱托，对王实味案的复查和平反进行了非常艰难的努力。所幸的是，由于文革结束，党中央拨乱反正，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王实味的沉冤也逐步解冻。

1986年8月《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有关王实味注释改写“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反昭雪。

蒙冤近半个世纪，王实味冤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起始于延安时期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的王实味冤案算是最终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