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中的小市民生活：普希金在锅炉里燃烧

1966年·普希金在锅炉里

有这么一家人都坐在双人大床上。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四个孩子。两个大人的脸上不好看，陈年老土豆的气色。就在这一天以前，孩子们爬上父母亲的这张大钢丝床，总忍不住要互相推撞踮脚蹦跳。今天，他们都老实极了，圆黑的眼睛望望父亲再望望母亲。

父亲说话了，他说：现在，你们都坐好，我们要开一个会。

四个孩子都是刚从室外被叫回来，由寒冷进入了温暖，他们的脸好看地发烧变红了。两个大点的孩子心里说：开会的意思，就是要讲一件坏消息。这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

本来，他们一家人都应当坐到吃饭的房子里，各有各的位置，那才更像开会。但是，从夏天以来，那间房子谁都不愿意多呆，太阳再也照不进那间朝南的房间。很多整张整张的大纸，黄黄绿绿地糊满了玻璃窗，一层压一层。纸上写满了字，带着墨汁的臭味，有时候来几个看热闹的，把纸上写的内容大声读一段。这一家人的餐厅变成了谁都不想停留，又躲避不掉的地方。

父亲说：天冷了，过去一到冬天，单位都会派过来一个锅炉工，给我们烧锅炉，现在，我们要明白，我们家才这么几口人，让一个工人阶级来给我们干活是不对的，不应该，非常错误！

最大的那个男孩打断了父亲：这不怪我们，谁让这个锅炉只管我们一家的，这是以前建房子的日本鬼子的错。

父亲打断儿子说：你小点声，我们住在这，现在就是我们的错误，从明天起，你们四个也要学会劳动，劳动最光荣，反正都不上学了，老大负责早上钩火，火要是灭了，你负责点锅炉，老二负责添煤，三儿和四儿一起负责倒炉灰，从今天往后，万一家里大人不在，这个分工也不变，你们都要记住。

大人怎么能不在，哪个家里没有大人光有小孩呢，四个孩子想。

最大的男孩说话了，他有点不情愿：去年来的那个叔叔，天还没亮就把暖气片烧得很烫，点锅炉得几点钟起床呵？

母亲第一次说话，她说：妈妈和你一起来，早上我帮你。

最大的女孩说：爸爸从来不让我们进锅炉房，我不懂在什么时候该添煤，我怕把火给压灭了。

父亲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只要认真，没有学不会的事情，共产党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他才说了这么短的一段话，就引用了两条语录本上的话，懂喊爸爸妈妈的小孩都知道，那话不容反驳。

太阳在这一天提前降落了。窗户上结了薄霜，凝血那样的暗玫瑰色。因为还没开始烧锅炉，一家人都感到哆嗦，不只是皮肉，骨头节儿都在哆嗦。父亲站起来说：早点上床吧，进了被窝就不冷了，我给你们烧热水鳖去。

父亲把开水壶的壶嘴儿对准了白陶瓷的水鳖的嘴儿，它的形状的确像一只硬壳的鳖，有点憨笨，装了热水它很快变烫了。

父亲听到流水声，在他能控制的均匀的流动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声响？他试着辨别流水以外的响声。从1966年秋天开始，他一直在暗中等待一阵山崩地裂的敲门，然后是一群人猛扑进来，喊他的名字。他的腿会立刻软一下，然后，又马上从自己家的某个角落里挺身起来，他要喊得响亮一点，他说：到！这个提前等待着的预演，紧张短促，像一段折子戏，已经在父亲的脑子里彩排了无数次，从大杨树开始满街落黄叶到白霜下地，他都感到了不耐烦。

热水鳖窜热了四个孩子的被窝。现在它卧在父亲穿着棉衣的怀里，他的胸腹前面格外诚实而温暖。母亲在掀平一张绿色细花瓣的棉被，她说：你不睡吗？父亲低声说：我听见起码有三个人从窗户下面过去，就紧贴着我们家的墙。父亲和母亲忽然静止，同时停止了一切动作。

烧锅炉这种事情，这一家人谁也没做过。天还没有亮，父亲母亲和他们的大男孩一起在小锅炉那儿忙，木头劈柴燃着了火，发出树木的香味，煤被劈柴点燃发出臭味，也许木头喜欢燃烧，煤厌恶燃烧。屋子里很快注满了烟，三个人都在擦眼泪。父亲说：有烟最好了，有烟说明煤还没灭，有烟就有希望。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敲门声，透过狭长黑暗的走廊深深地传进来。父亲垂下两只抓煤的手，他停了一下，才说：都别动，别慌张，我去开门。

在乳白色烟雾的锅炉房里，父亲看见妻子和儿子的脸跟两只瓷挂盘那样定在空中。敲门声并不很急促，有点虚弱。父亲想，这几乎就是我在敲门呢，除了我这种岌岌可危的家伙，还有谁这么胆小？

父亲用了点力气，打开结霜的门，外面站着个穿棉大衣的高个子，嘴唇里正吐出一串长椭圆形的白气。等气散了，很年轻的脸才露出来。你找谁？父亲问。

年轻人放下狗耳朵一样立着的大衣领子：我去年给你们烧过锅炉的，不认识了吗？

他们就站在门口的一个下深的台阶前说话。这是一栋日本人战败撤离后留下来的老房子，他们站的那角落，在日本语里叫玄关。

年轻人说：今天是给暖气的第一天，去年就是今天，我来你们家烧锅炉的，我日记上都记着呢，今天我又来了，还带了引火的松树明子。

父亲感到很为难，他的嘴唇里不断地说：可是，可是……他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脑袋里像注进了混凝土。终于，他尽量委婉地说话了：可是，烧锅炉，这是单位里才能决定的事情，再说，我们已经想好了，自力更生，这个小锅炉，今年我们自己烧，今年和去年，不一样了，你明白我的话吧？

年轻人把两只手从很窄的大衣袖管里抽出来，这之前它们一直抄在袖子里。他说：再不一样，冬天也是得冷，锅炉也是得烧，对吧。

父亲突然用很低的声音问：是我们单位叫你来的吗？

说完这话，父亲感到身上的毛孔都立起来了，他像一只受到了突然袭击的刺猬，带着浑身的刺，他想：现在，可不敢相信这种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

年轻人又吃力地把手袖起来。他说：是我自己来的，我没报考大学，在家里也是闲着，想找个事做。

父亲打断了年轻人：可是，烧锅炉得请示组织。组织上不让，你就不能来，同志！你和我，谁能不听组织的？

这时候，大男孩从长廊另一侧跑出来喊：爸，灭了！

这个孩子带过来的煤烟味一直顶到了大门口。

年轻人说：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我不是要跟你们单位领一个月十五块的锅炉工钱，我就帮你烧几天，我连单位也没有，一个社会上的大闲人，等你们自己能烧了，我就不来了。

男孩子和他的母亲，还有刚爬起来的三个女孩都站在玄关后面的台阶上，把屋子里暗黄的灯光几乎全挡住了，使两个说话的男人站在暗处。

母亲说：上班快晚了，我还要去开会。

父亲听到开会，开始移动身体，他抬起脸，看见最小的女孩穿着已经变短了的棉猴儿，短头发睡得全部翘起来，瘦弱哦，像根满脑瓜挑着毛刺的蒲公英站在那儿。父亲说：这样吧，你教教我孩子，让他们一个礼拜以后就能自力更生，一个礼拜，以后再不麻烦你，就不劳驾你来了。

在马路上，父亲和母亲分别推着自行车走。在路口分手的时候，父亲说：如果晚上我不回来，你锁好门，千万不要去找我。然后，他又说：那个非要来给我们烧锅炉的，不是谁派来监视我的吧？

母亲说：看着不像，去年他住过来那几个月，除了烧锅炉，就躲在他的床铺上看书。

母亲伸出手，在丈夫的自行车座垫上推了一下，父亲感到了一股力，他的自行车自觉自愿地向前滑行，两个人就分手了。就在这个时候，天上开始飘雪花。天还没彻底亮起来，还保持着深蓝墨水的颜色。雪线是斜的，一直向着这个城市的西南方向奔走，像很尖的狼毫笔在黑纸上勾出无数白线。父亲被这场雪下得满心烦乱，开会这个词，在他心里是一个多可怕的漫天旋转的怪物哦。现在，他又要去开会了。

雪从此没停，稀稀拉拉一直下了四天。

晚上，父亲在雪里回家。自行车的前轮把雪轧得吱吱叫，雪的叫声是最可怜短促的哀叫。父亲尽量把自行车骑得慢一点，他准备在路上把这一天发生过的事情都理清，让自己回到家以后，什么都不再想。可是，他哪里左右得了意识？已经看见家的灯光，脑子里还是污浊混乱的一团。

父亲用戴手套的手，轻微地敲门，里面一片咕咚咕咚的孩子们的脚步响。那些让他时刻在惊恐中等待着的人，未来一定也是站在现在这个位置敲门，和他现在所用的力气不同就是了。他听到孩子们都在门口等他了。

父亲的眼镜片在进门以后立刻蒙上了白霜，他把眼镜拿在手里暖着。由于近视，他看见的不知道是几个孩子了，晃晃地很多哦，甚至还闻到了婴儿身上的奶的气味。在这么冷的冬夜里，又能回到家，见到家人，这使他很感动。他坐下来，脱掉棉鞋和毛袜子。四个孩子抢走了它们，每人拿到了一件。鞋袜都贴在温暖的暖气片上，它们每到冬天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居然在这一年也没变。

最小的孩子说：爸爸，那个叔叔把锅炉里面都烧红了，我看见了！

父亲问：叔叔呢？

孩子们一起说：走了。

1966年冬天第一次下雪的晚上，没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真安静的晚上。,

傍晚时候，女孩戴了一顶红毛线的帽子。她站在家门口，看着街上的孩子们在滚雪球。雪并不厚，雪球不可能滚得很大。街上散布了一些被抛掉的老白菜叶，冻成一条条透明的死鱼形状。有一个干巴巴的声音说：这雪站不住！说话的人在街对面一棵很秃的唐槭树下面站着，是个老太太，围一条毛毡似的织物在脖子上，她的袖子上别着一块红布，不知道她站在那儿，是要管什么的。女孩想，雪是怎么站住的？雪又不是一个小孩儿，又不是一只酱油瓶。她还不明白，雪站不住的意思，是雪会融化掉，肮脏的马路会再露出来。而女孩希望每天都下雪，每一场雪都能站住，这样到处都是白的，这是一个被白雪公主之类童话给蒙骗的孩子。

女孩从来不会觉得孤独，因为她习惯了，因为她从来不跟其他孩子玩，因为她母亲说：满街疯跑的都是些野孩子。她早习惯了远远地看着别人玩。在她的家门口看不见有轨电车，这中间隔着一些不高的俄式建筑，隔着些洋葱头，电车叮叮当当地在另外一条马路上驶过，它一定正在拐弯呢，头顶上冒着绿火星。

女孩看见一个人，那人正从树和雪之间走过来，没有戴棉帽子，所以，头顶是白花花的一层雪，他背了一个蓝布书包，好像很沉重。她认出那个烧锅炉的年轻人，他又来了。为什么过去她从来没注意过这个人？

来到木栅栏围住的院子门口，年轻人伸出两只手，快速抖落头上的雪。他的一只肩膀耸起来，一只手伸进木板门的缝里，灵巧地拨开门闩，动作很熟练。站在院子里的女孩一直盯着这个很少讲话的年轻人，这个来烧锅炉的，她的心里涌现出一种随着雪片倾斜着飘舞的感觉。

后来，天慢慢变得更昏暗，下班的人骑着车，纷纷在街口拐弯的地方摔倒。有人故意在那个必经之路泼了水，水很快结冰，新雪又盖住了冰，谁骑到那儿都可能摔。几个男孩躲在墙角大笑。女孩觉得她并不在这个乱哄哄的世界上，她自己有另一个世界，暖和又有好看的颜色。下雪的晚上，地面反而比天空还亮，它也顺便给这个安静女孩的心里洒了一层稀薄的光。

女孩的母亲在切土豆丝。过去这是保姆的工作，那个南方口音极重的保姆走了几个月了。母亲一下班就在厨房里乱转，经常自言自语：盘子，盘子，盘子都在哪儿？

现在，女孩摘下红毛线帽子，听见母亲正和烧锅炉的年轻人讲话。她说：这么晚了，你还跑来，真是麻烦你了。年轻人说：顺便来看看，没想到两个小学生也能烧锅炉了。

母亲说：饭好了，吃了饭再走吧。

女孩想，他能留下来吃饭吗？

桌子上是一盘标准面粉蒸的馒头，每人一碟土豆丝。年轻人客气了一下，最后很轻很轻地坐下来。刚才，女孩从厨房的门缝里看见，他一直在水池前用肥皂洗手，他的手指头像刚剥过皮的水萝卜一样又细又长，水亮亮的。年轻人很拘谨地坐着，正好在女孩的对面，只要抬起头，女孩就能看见他狭长的脸，而且他还有胡子，脸的两侧都有哦。女孩还是第一次注意到父亲以外的男人，原来，他们的脸上都会有胡子。

玻璃窗上结满了霜的花朵，这间房子在夜晚变得古朴和温暖。今夜的霜花像许多条孔雀的长翎翻卷着，冬天的白孔雀把窗外面的一切东西都挡住了，深蓝的晚上是孔雀翎的晚上。但是，女孩的父亲沉着头不说话，桌上只有吃饭的声响。女孩非常小心，她吃得尽量轻而且慢。塑料台布上那些暗绿色的小格子，是女孩一直都喜欢的图案。她把两只手并排按在几排格子上，感觉这个姿势很优美。

父亲抬起脸来：他问：小二，你吃完了吧？

女孩马上收回手，她悄悄地离开了桌子。连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吃完了。

父亲和母亲住的房间地板上堆满了书，很久以前就捆好了。女孩早侦察过的，有几捆书都是孩子们的。她摸着黑，用力抽出其中一本，赶紧溜回到自己的床上。

瓷碗和瓷碗相撞的声音。女孩听到父亲在玄关那儿说：以后就不麻烦你了，他们能烧好这个炉子，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几岁的孩子早该锻炼锻炼了。

年轻人说：我还是抽空来看看吧，也许白天来，也许晚点，反正我也是个纯粹的闲人。

父亲又说：去年冬天，让你住那间洗澡房里实在太不好了，对不住了，工人阶级有充足的理由住得好一点，过去思想有问题，做的错事太多。

年轻人说：没什么，我住哪儿都一样，都很好。

后来，通向外面的门很沉重地关上。那个年轻人一定是穿上他的棉大衣走了，踏着雪。霜花太厚，使女孩不能通过玻璃看见他。她身上出现那种刚喝下一大杯甜葡萄酒之后晕晕的感觉。

在走廊里，父亲问母亲：这小伙子家里是做什么的？

母亲说：刚才问过了，他父亲是教书的。

父亲说：教书的？教书的怕一个也躲不掉。

女孩听见父亲走近，马上把刚偷的童话书塞在被子下面。父亲的黑影落在房子中间。他手里托着热水鳖，侧着脸，一动不动地听。女孩觉得父亲在这一年里变得很怪。

下雪的天，分不清上午和下午，天反正是昏的。女孩看一眼钟，是下午两点钟，这种时候家里最安静，其他的孩子都在午睡。

女孩来到洗澡房，那扇房门松垮垮的，快掉下来了。整间房子比一张单人床大不了多少，木架子上面铺了几条木板。去年，为免得早起，免得赶很远的路过来，烧锅炉的年轻人在这儿睡过一个冬天。到了夏天，保姆在这儿摆放大笼屉，几年前，母亲还在这儿藏过盛白糖的铁盒子。

现在躺在木板上的是她了。女孩的身体很小很轻，她身下木板的吱吱声也微弱。天花板上有墙皮剥落以后留下的图案，女巫的鹰钩鼻子顶着一只硕大的灰桃子。那个烧锅炉的年轻人，每天也是对着这个女巫和桃子睡觉的吗，也像她现在这样平平地躺着望着天？

就是这时候，女孩发现木板最里侧放着一个蓝色书包，很鼓，前一个晚上，年轻人来的时候背的正是它。书包旁边有一个硬皮的本子。对于这个小女孩，这世上最神秘的就是藏在角落里的这个书包和本子。女孩看见本子的封面有一行竖写的金色小字：江山如此多娇。她知道，这是关于雪的一篇诗词，金字当然是伟大领袖的笔迹，除了伟大领袖，没有人能写出金色的字。女孩打开那本子，看见了下面这些字：

啊!这就是我曾爱过的人，

我火热的心曾为她那么紧张。

你的气息有怎么样的火焰，

殷殷的目光怀着多少情意。

在琥珀珠链下，

你洁白的胸流着红色，

在微微地颤动。

昨晚上，她竟如此微妙从铺台布的桌子下面，

向我伸来小小的脚。

我过得孤独而忧郁，

我等着，是否已了此一生。

天啊，这是写的什么，女孩好害怕，她从来没见过这样一些中国汉字组合在一起，还是纯蓝墨水写的，整整齐齐的。这是烧锅炉的在对什么人说话吗？

女孩看过的唯一一本父亲的书是《红岩》，她没再看过任何别的大人们的书。可是这烧锅炉的是个怪人，这些可怕的字把她吓坏了。合上有金字的本子，手指头还在发抖。女孩飞快地爬下光秃秃的木板床，一边跑一边听着心跳。拉着她自己的棉被，缩紧着躺下，又拉棉衣盖住脸。可是，有一团东西继续追过来，她不停地想遮挡，不停地躲。她想：一个好好的人，为什么要写这些吓人的字呢？这一定就是被抓住捆起来满街游斗的流氓吧，就是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低头认罪的人吧，一定是的，是最坏的坏蛋。可是，那些水汪汪的蓝色字迹，总跑到她眼前来闪烁跳跃，好害怕的词哦。

母亲下班回来的时候，两个最小的孩子跑到门口去说：姐姐病了，整个下午，她都不起床，蒙着头睡觉。

母亲的手上还带着雪腥味，她去摸女孩的额头。母亲说：不热，没有发烧，是头疼吗。

女孩的眼泪忽然向这世界的左边和右边簌簌地流出去了。

这个晚上，雪依旧时停时下，女孩家的楼上发生了大事情，把他们全家人都惊醒了。这是一栋两层的小楼房，上面住的另外一户人家，楼板上不停地有很重的东西翻倒。有很多的人喊，很多的人穿很重的皮鞋跺脚，铁钉刺刺地划地板。父亲站到孩子们的房间门口，他说：不管出现什么事情，都不要哭喊，我们没有做一丁点儿的坏事，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最大的男孩说：爸，睡不着。父亲说：塞两棉花团，往耳朵里塞，很快就能睡着。

过了很久，楼上才平静。下雪的夜里，只要没有特殊的事儿都会是格外平静的。

女孩光着脚走过地板，摸到父母亲的房门口，她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她在犹豫。父亲的声音传过来：是谁起来了，不是告诉你们塞棉花团了吗。

女孩站在一团漆黑里，她说：爸，我做了坏事儿，我看见了一些很不好的话。

两个大人很快起来，拉亮了灯。

我们的麻烦还不够吗，那个小子，装得真够老实的，把什么普希金什么莱蒙托夫这么一堆东西都弄到我们家来了，他这是想害死我们？父亲把有金字的硬皮本子打开又合上，反反复复，好像在考虑是不是要动手给它个耳光。

两个大人把书包里的书和硬皮本子都抱到锅炉房，书都倒进盛煤的木箱里。父亲说：真不明白，害人还要怎么害呢，真是不明白，我们无冤无仇啊。

锅炉的小铁门上铸着几个日本假名，父亲打开炉门，把硬皮本子在锅炉角上重重磕了一下，塞进炉口去，没有看到火苗，也没有烟。父亲又把书一本一本地卷成筒状，都塞进炉子。他说：本来咱都就够受了，明天，他再来，不让他进门，赶他走。

炉膛里面的火被煤压着，书本暂时没有燃烧，平展展地摆在里面，它们都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父亲起身四处找火柴，什么地方都去摸几下。大人的慌张，让女孩更害怕，站在锅炉房门口，她想自己一定是做错了，那个本子应该是他的东西，没经过他同意，就这样被父亲给塞进了锅炉，那些字就要起火苗了，这么做对的吗，那个年轻的锅炉工不会伤心吗？

父亲当然拿到了火，他划，火在他两只手里捧着，他喊女孩过来用铁钩挑开炉门。最后，他接过炉钩翻动瞬间变成灰的那些纸。这时候，母亲慌慌张张过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她说，这书我们家也有一本。父亲说：我也买过普希金，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家也有一本普希金抒情诗，还是一模一样的。这回，是自己的书，燃烧速度比刚才快了很多，炉火已经燃起来了，这本书刚进炉膛，只有很短的一小会儿，它坚持保留着一本书的现状。

很久很久，两个大人都没留意锅炉旁的女孩，好像她根本不存在，好像她是这锅炉房里自然升温的热空气。她太小了，除了小，她什么也不是，虽然幸好在这个平静的晚上，她发现了暗藏的危险，通知了大人，让他们做了避免危难发生的补救。

终于，母亲回头看见了她。母亲说：快上床睡觉去，你怎么还在这儿站着，还光着脚，快上床去。

什么是普丝巾？她问。

父亲推她的背，推着她走向走廊说：一个写字的坏人，还有锅炉工，他把普希金抄在本子，他也是坏人，和普希金一样坏。

女孩一直走向她的床，捂住两只冰凉的脚，怎么都睡不着。她感觉对不住那个人，她把他出卖了，可是，如果是一个好人，他为什么要写那些恶心的字，如果真有一个又恶心又坏的，那应该是普丝巾，不该是烧锅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