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燕郊谈“文革”时期的阅读与生活

编者注：彭燕郊是“七月派”代表诗人，其代表作有《东山魁夷》、《小泽征尔》、《钢琴演奏》、《混沌初开》等，近年创作的逾千行长诗《生生：五位一体》被誉为“构筑起20世纪汉语的精神史诗”。彭燕郊先生是我国著名诗人、学者、编辑家，在诗歌创作和研究、编辑出版、民间文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赢得了文学界和文化界的广泛敬重。50年代曾因“胡风案”被关押。

易：“文革”期间您的阅读状况又怎样呢？

彭：“文革”一开始的时候，就来通知，说反动学术权威的书、黑鬼的书都要上交，我就交了一部分，后来就越来越紧了。我当时有好多杂志，虽然我没有工作了，但很多杂志我还是想方设法买全了。这么多怎么办呢？我就把我要的文章撕下来，订成一本一本，其他的作废纸卖，卖了两三板车。

易：这些东西怎么保存下来呢？抄家的时候不就抄走吗？

彭：抄家的时候，他们不会要这些破烂，他们只要漂亮的。所谓抄家、破四旧，就是来抢劫呢。开始的时候，博物馆很好，帮我保护了一些书，把我的书放到他们的办公楼里头，后来发还给我。但是我还是被他们抄去了很多很宝贵的资料、很多高级的画册，后来都没有退。

易：您是什么时候住到博物馆的呢？

彭：当时被放出来之后，我被开除公职了，没有职业，没有单位。我太太在花鼓剧院。后来才晓得呢，当时省委准备在花鼓剧院给我一个工作，但是风云变化太快，当然不可能给我工作。我太太在文艺团体也不太适宜了，他们就把我太太调去筹备展览馆，后来就调到博物馆来了。我就跟着到了这里。

易：哪年呢？

彭：1958年。当时就只有一间房，没有地方放书，很多好书都卖掉了呢。我最近出了一本小册子《纸墨飘香》，里边讲了这些事情，讲了当时的读书情况。

易：当时的阅读渠道应该很窄了吧？

彭：也不，“文革”闹了没多久，造反派都打仗去了，武斗去了，他们抢了很多内部书，有些年轻人有这些渠道，他们搞到内部书就给我看，很有味的。到了“文革”后期，古籍书店恢复营业，我就买了很多内部书。内部书最初是给毛泽东看的，所以好多是大字，四号字、三号字。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戴高乐的著作，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日本那些坏家伙首相的回忆录都有。小说也有，当时办了一个杂志，叫作《摘译》，我也差不多买全了呢。《摘译》有两种，一种是文艺的，一种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像日本的电影剧本《沙器》、《华丽的家族》，都翻译过来了。这些电影后来都演了。我最感兴趣的是苏联解冻以后的小说。

易：爱伦堡的小说？

彭：不是，是爱伦堡之后的新作家，我买了十几种，这些都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短的小册子也出了很多。当时很好笑的，出这些书的时候，每本书的前面，毛主席语录是少不了的，还要由某某工厂的工人批判小组写一些文章，当时大概就是石一歌之类的人在做这样的事情，由他们操刀，名义上是工人写的。每本书都批判。反正随它批判，我们看了真是好舒服的。这些内部的书数量非常多，有好几百种，我现在保存的有一百五十种左右，我将来要写篇文章谈一谈这个事情。

易：现在长沙旧书店里经常有内部书，《摘译》也有卖的。

彭：多得很，都是从各个工厂机关里头散出来的。内部书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还有，我恢复了工作，有了教授身份后，就可到内部发行科那里去买内部书。

易：我翻阅过不少您的传记材料，里边都提到了一个街办工厂，您的身份好像是厂长？

彭：不是，我当然不能做，我的身份怎么能做厂长呢？不过，整个工厂等于是我一个人在那里操办，设计东西，到外面去采购、联系、推销，都是我去做。开始的时候做玩具，后来就做幼儿园的家具、桌子、椅子以及儿童的床铺。生意非常好，开始的时候只有五个人，后来一下子发展到一百二十个，给大家谋了很多福利，成为了街道最好的厂子，所以到1959年的时候就宣布摘掉我的“胡风分子”的帽子，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平反，“摘掉帽子”就是在一个两千人的大会上，湖南省人民政府宣布摘掉我的帽子。

易：这在当时算比较早被摘掉帽子的“胡风分子”吧？

彭：是比较早的，当时很大一篇文章，把我讲得好得不得了，讲我在街道怎么做好事。这个东西现在湖南省档案馆应该还保存着，将来有机会要把那东西弄出来就好。这个还是出乎他们的意料，因为开始我到街道办，那里没有来过这么一个大人物，我是《光明日报》的主笔，又是大学里头的教授，以为我会怎样，但我的表现出乎他们的意料，所以他们对我还是蛮好的。但是，我这个人觉得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历史规定了的，与他个人无关，有些人对我表现得很凶恶，哎呀，我觉得他也好像是不能不这样吧。我有首诗没有写成功呢，现在还感到很遗憾。当时“反胡风”的时候，我被关在那里，有一个审判我的人对我很凶的，但是有一天呢，正好我在走廊上碰到他，因为每天有点时间可以到走廊上去走走，他对我笑眯眯的，我就想这个人有点像演员一样。我对这个有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把它写出来，但总没写好。

易：是不是可以从另一方面讲，您对于历史是抱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彭：历史这个东西本身有它运行的规律。当时湖南师院（按：即今天的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一个教授，哎呀，这个人最紧跟了，每一次运动他都是最积极，好多人恨他恨得要死，“反胡风”的时候，他当然也是积极分子，搞我也搞得很厉害。改革开放以后，他见到我很不好意思，但发现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他非常感动，到处讲，彭老师这个人真是不一样。我何必去怪你，你不过是他们利用的一个工具，是一个历史的卒子，我有本领我去恨那个头头，这个没有意思，头头我都不恨，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个人的事情。

（节选自《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漓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