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反党集团\"冤案平反纪实

彭真被“流放”陕西的经过

1975年5月20日下午，彭真在专案组办公室人员护送下，踏上了“流放”西北的路程。随着列车徐徐启动，彭真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他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共和国首都。列车到达西安后，立即乘商洛地委派去的吉普车，沿312国道直奔商洛山区。彭真坐在车内，一路紧锁双眉，沉默不语。汽车翻过秦岭，进入商洛地界时，司机下车休息，彭真未曾下车。

商洛地区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秦岭东段南麓，是陕西省的贫困地区，也是一个革命老区。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浴血奋战，先后创建了鄂豫陕和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商洛干休所位于商洛地委所在地商县西郊外的牛斜村，周围是大片开阔的农田。根据地委指示，干休所将东边第一排的一间平房进行了整修，给彭真居住，并把紧挨着的一明两暗的三间套房腾出，为来看望他的家人做准备。

5月21日傍晚，彭真在颠簸了两天一夜后来到干休所。第二天张洁清也被送到这里。离别9年后，他们在这里重逢，相互砥砺度过了在商洛3年半的岁月。

彭真、张洁清出狱后，儿女们很快得到了父母已被安置在商洛的消息。5月23日，女儿傅彦赶到商洛，与父母团聚。女儿的到来，给两位老人极大的安慰和快乐。次日，彭真激动之下写诗一首，抒发当时的情感：“千金含笑，母酣眠，心情愉快谢老顽；但愿阖家通马列，世世代代用不完。望儿工余更抖擞，开卷有益自古然。少壮及早惜寸阴，不学无术老更难。”不久，四个儿子也相继到了商洛。一家人团聚，悲喜交集，感慨万千。后来，傅彦被安排在商县生产资料公司当统计员，傅洋到商县氮肥厂当工人。在偏远落后的秦岭山区小县城，彭真虽说还没有完全的自由，但一家人总算在苦难中享受了天伦之乐。

彭真、张洁清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出来时，中央并没有对他们的问题做出最后结论，仅仅是专案组人员口头对陕西省委交代：“内部定性为敌我矛盾”。5月21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根据原来拼凑、编造的材料，匆忙地写出了一个《关于叛徒、反党分子彭真的审查结论》，紧接着又写出了一个《关于叛徒张洁清的审查结论》，并于6月上旬派人来商洛，逼迫彭真和张洁清在上面签字。彭真看了“审查结论”，极为悲愤。他蒙冤十年，一直盼望着中央审查委员会为他作出公正的结论，然而最后等来的竟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就强加于他的“叛徒”和“反党分子”的结论。彭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干了五十多年革命，竟落了这样的下场!他对专案小组办公室的来人说：这个结论“是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的，不是中央的，也不是中央专案组的，我不能签字”。6月19日，彭真在“审查结论”材料最后一页上写了意见，意见隐忍而又明确：“中央专案小组办公室关于我的审查结论，给了我极为深刻的教育。但其中有些情况与事实有重大出入。我请求进一步核实，并考虑审查结论。”“关于审查结论中跟事实有重大出入的主要情况和意见，我向主席、中央另写了报告，一并送上。”张洁清在“结论”材料上写下“不能接受，保留意见，请求复查”。

同日，彭真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提出审查结论中“所根据的情况，有些与事实有重大出入。因为事关我的政治生命存亡，我不得不扼要向主席、中央据实报告和提出申请”。信中集中申辩1929年6月在天津被捕期间，“根本没有叛变”，更没有“伙同敌人破坏政治犯绝食斗争”，郑重说明：“我在那次被捕期间，没有任何党员、干部，因我的口供被捕；没有党的任何机关，因我的口供遭受破坏。”信的最后提出：“我诚挚地请求党把我留在党内”。张洁清也写了申诉信，申辩自己根本没有所谓的“叛变”问题，要求重新审查，留在党内。此后，毛泽东、中共中央一直未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对彭真和张洁清的审查结论进行审批。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人员走后，彭真和张洁清商量后给儿女写了一封信，然后把儿女们领到商县城外旷野处，让他们传看。信中说：“一、解除了监护，恢复了自由，在此休养。有几句话，再向你们讲讲。二、关于我的问题，请你们相信党，听党的。此外，不必问，不必答。三、我今后会严格按照毛主席为首的党的决定、指示行动——这就是我的晚节。希望你们放心和鞭策。四、希望你们按照毛主席、中央的指示，好好抓紧政治理论学习——‘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革命行动’，要切实执行列宁和毛主席的话，它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要‘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要言行一致。希望我们彼此都天天进步，不断革命。” 1975年冬，形势突然发生逆转。毛泽东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当年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彭真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深感担忧。当商洛地区革命委员会要他对“两个决议”表态时，他拒绝发表意见。“四人帮”一伙得悉这一情况后，以“中央专案一办”的名义，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报送了一份《关于彭真等人翻案活动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真“对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拒不表态”，“天安门广场发生反革命政治事件后，他喜形于色，见人又说又笑，有时在家里放声大笑，幸灾乐祸。”江青于5月27日给毛泽东送这个报告时附了一封信，说：“主席：这是值得引起警惕的一种动态。供参阅。”毛泽东阅后退给江青，未表态。

彭真冤案有了平反的希望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彭真在干休所一遍又一遍地收听《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的广播，心中十分悲痛。10日凌晨，提笔以他和张洁清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华国锋副主席写信，希望能去北京向毛主席作最后的告别。信中说：“毛主席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最英明、最有经验、最有远见的革命舵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不可估量的和无法弥补的损失，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不可估量的和无法弥补的损失。时间愈久，将愈突出地显示出毛泽东思想和他一生事业的伟大和光辉，日益成为更伟大的鼓舞我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战斗的动力和物质力量。他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现在，距惊悉主席逝世已经快一天了，我却一直还像在主席面前聆受着他的教诲，万感交集，彻夜不能成寐。现在，我们以无论如何不能抵制的悲痛心情和强烈的愿望，希望中央允许我们向主席遗容告别!”

信写好后，没有封口。彭真让傅彦送交干休所负责人魏艾，请他转交中共商洛地委书记高明月，通过陕西省委转送中央。省委经请示中央办公厅，回答说：“给彭、张二人讲清楚，到北京去，中央有安排，通知谁去，谁去；没通知的，不能去。根据他本人的情况，也不可能去。如有怀念毛主席的思想，就应该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

魏艾将上述内容口头答复了彭真夫妇。彭真听了很恼火。他说：“我的信是给华国锋副主席写的，没有封口，不是机密的是公开的嘛，是给华国锋写的，又不是给蒋介石写的。悼念毛主席还要思想改造吗？”并追问这是哪一级的答复？是地委还是省委？魏艾说是上级答复的，没有说是哪一级。彭真接着说：“共产党向来是光明正大的，我来商洛一年多了，你是知道的，从来没有给组织添过麻烦。”魏艾将彭真的态度向地委作了汇报，地委认为：“彭真的态度和言行是属于翻案行为，应组织干休所全体同志进行批判。”并且不准彭真夫妇参加在干休所院内举行的悼念活动。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和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一片欢庆之中，彭真自然十分高兴。但是，陕西省委却在10月13日仍然批准了商洛地委批判彭真的请示报告。

12月2日，批判会在干休所会议室召开。彭真在会上谈了给华国锋写信的情况和经过，接着激动地说：“干休所在院子里举行悼念毛主席仪式，不让我和张洁清参加，我是有意见的，说我们很满意那是假话(彭真边说边端着热水瓶往杯子倒水，开水倒在自己手上也不顾)。在大家举行悼念仪式之后，我和张洁清、孩子还到院子灵堂前来过，当时张洁清放声大哭。十年来，我的心情和大家不一样，容易急躁。我的问题不好在这里说，中央专案组办公室对我有一个结论，它是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的，不是中央的，也不是中央专案组的，因而我给毛主席写了信，交给中央专案组来人，带回交毛主席、党中央。今天的会和群众大会不一样，今天总的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我们什么也可以讲。地委对我生活上的照顾，我没有意见。总之，干休所不让我参加悼念活动，我不满意，不是对准中央的。对大家提的意见，我是虚心接受的，但不包括不属事实的部分。”在彭真讲完后，会场冷清了下来，批判会就这样收场了。这次批判会使干休所的同志进一步了解了他，对他更加敬重。

自从彭真、张洁清到干休所后，这里的老干部及其家属和工作人员，一直关注着中央安置来的这一对“大人物”。原商洛地委副书记胡怡德是山西五台县人，八路军挺进山西，在以五台山为中心的地区创建第一块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时，就知道聂荣臻和彭真的名字。他说：“彭真来时，我是抱着尊重的态度，忘了要把他当‘敌人’。一见面，就把他当做老领导，中央领导人。彭真能听懂我的话，我也能听懂他的话，无所不谈，很亲切。大家感到他和一般人不一样，出言、谈吐、行为、作风，很有风度。”胡怡德的老伴是一位农村妇女，经常去帮助他们干家务，教他们怎么蒸馒头、怎么生炉子等。在商洛干休所，大多数人和胡怡德一样，对落难的彭真夫妇都很尊重，同情他们的遭遇。彭真在商洛结识了许多朋友，有给他看病的医生，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有邻近的农民、工人和干部等等。他在和这些人接触中，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有的成了他的好友。傅彦在《哀思父亲彭真》一文中回忆商洛那段往事时写道：“您在商洛和不少农民、干部成了知心朋友，他们高兴不高兴的事、家里矛盾，什么都愿和您讲，还请您到家里做客。”彭真晚年还多次说，真想再回商县看看。 彭真一家在商洛期间生活十分清苦，曾为付不起过冬的煤钱，每天用窝头蘸盐吃。他们在门前开垦出十多平方米的菜地，按季节种了小白菜、蒜苗、韭菜等。厨房的炉子不好使，彭真就亲自动手拆修。彭真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清晨拿着一根竹拐棍顺着田埂散步，中午睡上一觉，晚上在院子里散步一个多小时，然后回屋去读书或练书法。他在商洛的3年多时间中，一是坚持看书、学习、记笔记；二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患严重关节炎病的张洁清。他在读郭沫若、范文澜等的历史著作时，对中国何时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写下了约十万字的《读史笔记》。彭真认为，“西周以来，中国就已进入封建社会”，“不能因为封建社会，特别是初期还存在着奴隶社会残余，还存在着所谓‘公私奴隶’(如王莽时期还颁布过禁止买卖奴隶的命令)，就认为是奴隶社会。”彭真复出后还把他的这篇《读史笔记》整理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