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周恩来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了张春桥作了说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不设国家主席，周恩来还是国务院总理，朱德还是人大委员长。在文革末期召开的这一次全国人代会，似乎开得风平浪静，吉祥如意。

但是，我们稍一回顾历史，就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围绕着这次四届人大的召开，在党的历史上掀起了一阵阵狂风恶浪，这种波诡云谲、刀光剑影、曲折跌宕的斗争风浪，一直延续了10年，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认真总结和梳理这段历史，确实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

其实，这种斗争在三届人大左右就已经开始了。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然而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就对刘主席进行了严厉批评，一再指责刘少奇在四清工作上的“人海战术”“烦琐哲学”，是劳民伤财，形左实右。毛明确指出：“我不赞成这种学习……，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

其实在此之前，毛、刘就已经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一次中央开会，邓小平以为会议不重要，没让毛泽东参加；毛在一次会议上讲话，讲到中间被刘少奇打断。这让毛泽东十分愤怒，曾拿着党章、宪法到会场上，要求言论自由。而且在不同场合一再说，“现在有人就是在我头上拉屎！”“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

还有，在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的判定上，两位主席也发生尖锐冲突。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和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毛泽东对这一提法予以严厉批评，认为当前的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此两位主席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争到恼怒时，毛竟然怒曰：“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根小拇指就能把你打倒！”

接着就制定《二十三条》，对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那一套，予以全面否定和批判，同时阐明自己一整套阶级斗争和整走资派的理论。虽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是把毛、刘之间的矛盾已经公之于众了。后来有人问毛：你什么时候开始着手打倒刘少奇了？毛答：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从此时开始，毛便开始筹划一系列打倒刘少奇的“战略部署”了。

写到这里，总有一个巨大的的疑问在心头盘绕：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产生了倒刘的念头了，1964年四清运动就有了打倒刘的计划了，但毛泽东为什么不积极筹划，不让第三届全国人大选举刘少奇当国家主席，通过正当渠道把刘搞掉，不是可以省去以后的诸多麻烦吗？以毛泽东的巨大威望，他完全可以让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取消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资格。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一面批判刘、指责刘、愤恨刘，一面又同意把刘选为国家主席。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有言：自己立个菩萨自己拜；这次是自己立个国家主席自己来打倒。为了打倒刘少奇，毛费尽了心机，使尽了手段。

先是操纵批判《海瑞罢官》，以此为导火线燃起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出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打碎北京的“独立王国”和中宣部“阎王殿”，扫清了刘少奇的外围，然后集中目标打击刘少奇。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外地，故意让刘少奇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审定通知时加了这样至关重要的三段话：

“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发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面对这些杀气腾腾的语言，刘少奇居然如蒙在鼓里，认为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彭罗陆杨这些高干，这些坏人已经揪出来了，再揪也揪不到自己头上。于是依然若无其事地主持会议，并对彭罗陆杨进行了揭发批判，自己似乎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的。

毛泽东也知道，通过这次会议，是揪不出刘少奇的；把四清运动的矛盾拿出来，甚至把七千人大会上“右倾”发言也拿出来，也是打不倒刘少奇的。于是还让刘主持中央工作，自己在外边“养病”，冷眼观察，等待时机。看他如何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

果然，毛泽东在外游玩近两个月，抓住了刘少奇一个天大的把柄！

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领导文化大革命，发现不少学校的文革一片混乱，有的校长竟然被打死。为了制止学校的混乱现象，稳定正常的教学秩序，经毛泽东同意，向全国大中专院校派出工作组。

工作组肯定要弹压、甚至要处分制造混乱的学生，肯定要极力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肯定要遭到善于造反的学生的反对。1966年7月20日，毛泽东回到北京，一听汇报，马上就认定，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刘邓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于中央！只有北洋军阀、美帝苏修日修才镇压学生运动！

抓住了刘邓的这个把柄，毛泽东经过一番运筹帷幄，决定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坚决打倒刘少奇。唯恐自己的决心不明显，唯恐刘少奇的罪行不昭彰，毛在会议期间又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刘邓在北京主持了50多天中央工作，居然像蒋介石搞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围剿革命，罪恶滔天！不打倒他还能打倒谁？

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乍一听很吓人，实则是经不起推敲的莫须有罪名。一年多以后，为了制止学校发生的武斗混乱局面，毛泽东也下令向全国各大中专院校派出“工宣队”“军宣队”，和刘少奇派出的工作队的性质完全一样，但却无人质疑。那些青年学生造反派，还想效法刘少奇时代的学生，抵制“工宣队”光荣一把，不料这一次却碰到了钉子上，他们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和镇压。北京的几大学生领袖都因次而倒霉。

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打倒，由中央排名第二降为第八，基本丧失了话语权。但是事情绝不会到此为止，为了防止他东山再起，秋后算账，必须让他下地狱！

于是整人魔鬼康生伙同江青等人，开始里查外调，八方搜集；他们把50年代高岗、饶漱石整理的刘少奇的黑材料搬了出来，然后用逼供信的残酷手段搞出大量证据。原来刘少奇不仅在建国之初就一贯右倾反党，坚持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一贯反对毛主席，而且在二三十年代就多次被捕叛变，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

有了这些累累罪证，1968年10月召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全党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的声讨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出党！

打倒了刘少奇，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标就完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大大小小的刘少奇的代理人同时都被清除，各级领导班子经过重新洗牌，成立了所谓“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毛泽东以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三年“天下大乱”，开始走向“天下大治”了。而走向天下大治的重要标志，就是要召开党的九大和四届人大。

1969年4月1日之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八大选出的老牌中央委员大部分被排除在外，有的被打倒，有的被流放，有的被监禁，为首的刘少奇，正在无情的摧残中痛苦地呻吟；而在文革中敢打敢杀、立下大功的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成了最大的赢家。在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中，这两个集团占了一半以上。大会通过的党章还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九大一开，毛泽东以为万事大吉：所有的敌手都被打倒了，各方面工作可以走上正规了，尤其应当抓一抓国民经济了，于是着手召开四届人大了。

谁承想，连英明伟大的毛泽东也没有料到，围绕着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会突然降临，一群更凶恶的敌手会骤然冒出。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含冤去世，国家主席的位置空了出来，“国家主席”也成了最敏感的符号。1970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林彪却不予理睬，于4月11日向毛泽东正式提出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由毛泽东当国家主席。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林彪自己要问鼎国家主席。因为，毛泽东早在1959年66岁时辞去国家主席，1970年已经77岁，不可能再担任国家主席了。如果宪法上规定设立国家主席，林彪作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法定的接班人，国家主席的职位一定是非他莫属了。

关于林彪为什么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但无论如何，林彪十几年来一直是亦步亦趋，大拥大顺，毛主席画圈我画圈；这一次却一反常态，和毛主席对着干，结果惹下祸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在江西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为召开四届人大做好准备。在开幕式上，原规定让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让周恩来作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报告，这些都是四届人大的必要准备。不料林彪抢先说道：“我先讲一点意见。”

在九大确定了崇高地位的林副统帅，要求率先讲话，谁也无法阻挡。讲话的主要内容，一是坚持天才论，一是要求设立国家主席。林彪明明知道，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中，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取消了“天才论”，他偏偏要坚持；毛泽东多次要求不设国家主席，他偏偏要坚持设立。

林彪的讲话，打乱了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程，毛泽东一脸的不高兴，张春桥满心的激愤，众人不明就里，吴法宪却放一横炮：提议大会认真学习和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

8月24日，九届二中全会分组讨论林彪的讲话。陈伯达、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人，按照林彪叶群事先统一布置，在各小组中统一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大力宣讲“天才”材料，齐呼要设立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反革命分子一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跳了起来。吴法宪在西南组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叶群在中南组说，“天才”的观点，就是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几员大将调动起了全体与会人员的激愤，大伙吵吵嚷嚷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要把他们批倒批臭，千刀万剐！矛头直指毛泽东最宠信的江青、张春桥！毛泽东后来称之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冷眼观察的毛泽东，一听江、张的哭诉，勃然大怒，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马上收回登载有陈伯达发言的华北6号简报，责令陈伯达作检讨。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揪出了林彪的军师陈伯达，然后勒令“四大金刚”和叶群作检讨。所有这些，矛头其实都是对着林彪。

写到这里，读者心头总有些疑云难以消除。林彪拼命坚持“天才论”，可能是要维护自己的“发明专利”，这个“专利”曾让他获利匪浅。可是他非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是何目的，有何益处？你原本就是法定接班人，你不争不夺不抢，到了时候，别说国家主席，那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也都是你的，张春桥怎么能争得过你呢？你现在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位高权重，无人可比；你的妻子、儿子、四大金刚，都是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你还争什么劳什子国家主席呢？刘少奇的前车之鉴还不够伤痛吗？——这位天才军事家此时很可能头脑膨胀，利令智昏了！

毛泽东在收拾陈伯达、四大金刚时，总是给林彪留下台阶。但林彪也是执拗的倔脾气，不认错，不检讨，不表态。甚至在“五一节”焰火晚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不辞而别。毛反复敲打，林彪软硬不吃。甚至授意儿子林立果组织“联合舰队”，制定“五七一工程纪要”，准备以更大的动作对付毛泽东。

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估计到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似乎又要了解什么，于是，于1971年8月14日，离开北京到南方巡视。就是这一巡视，惹出一连串惊天大案。

毛泽东一路走一路和地方大员谈话，这些谈话像一声声惊雷，震得林彪一伙惶惶不可终日：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5个常委瞒着3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听到这些惊心动魄的讲话，林彪一伙破釜沉舟，铤而走险，准备在南巡路上刺杀毛泽东。刺杀行动失败，计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南逃计划迅疾流产，只得北逃苏联，结果在内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下场。

为了召开四届人大，为了在宪法上写不写“天才”和“国家主席”字样，最高领袖毛泽东和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竟然闹得你死我活，天翻地覆！

也许是毛泽东太生气了，也许是对周恩来、张春桥等人还不放心，他再也不提召开四届人大了！从1970年庐山会议上计划夭折，一下拖了四五年。到了1974年，毛泽东才又决定召开四届人大，使三届人大到四届人大的间隔时间，由5年拖延到了10年！

固然，党的八大到九大，间隔了13年，那是毛泽东出于政治需要，故意为之。1961年，按规定应当召开九大了。可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制造的三年大饥荒尚未过去，此时召开九大，意味着什么？所以毛故意拖着不开，待铲除了刘邓“反党集团”之后，才于1969年召开九大。

这一次四届人大，是毛泽东提出要召开的，却凭空冒出个林彪反党集团，打乱了会议计划，只得搁置起来。这一搁就是5年！

1974年，在铲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土壤，批判了周恩来的右倾回潮以后，毛泽东在起用了蛰居多年的邓小平，准备召开四届人大了。

毛泽东以为，斗倒了刘、林两个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乱了七八年，现在该真正走向天下大治了，应当恢复政府工作职能，应该抓一抓国民经济了。然而他不曾料想，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和四人帮展开了一波又一波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4年7月，毛泽东乘专列到了武汉。中央政治局开始抓紧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此时，周恩来身患重病，邓小平和王洪文轮流主持中央工作。一说开人代会，毛就想起抓经济，一想起抓经济，就想重用老干部，尤其是邓小平等。毛唯恐邓抵抗不住左派的排斥，于10月4日在武汉打电话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

王洪文接到这个电话，大为震惊。他没有按毛泽东的指示马上转告周恩来，而是先把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江青气急败坏到说：“这不是主席的意见，这是总理的主意！”

原来，江青想在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中，当“后台老板”，按照她的意图“组阁”，把四人帮的干将安排到国务院的重要领导位子上去。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将来就要接周恩来的班，就打破了自己由来已久的图谋。

10月6日，江青找周恩来谈话，提出了她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和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竭力阻止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理所当然遭到周的婉拒。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在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在会上发难，借口“风庆轮事件”（由外国购来，即卖国主义），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据理力争，顶撞了江青。

江青岂能咽了这口气！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召集王、张、姚开会密谋对策，决定第二天派王洪文乘飞机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他们以为，毛主席正宠信他们这些左派，对邓小平这些“老右”一直不感兴趣，毛主席一定会支持他们。不料这一次却碰了钉子。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后来回忆说：

四人帮早在四届人大之前就阴谋篡党夺权。四届人大前夕，他们感到形势不妙，便企图先发制人，把周总理、叶剑英等同志搞掉，把权夺到手。1974年10月，王洪文背着周总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驻地，向毛主席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王洪文把周总理等同志比作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要抢班夺权。他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来湖南没有告诉周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我们四个人（王、张、江、姚）开了一夜会，商定我来汇报。趁周总理休息的时候就走。我是冒着危险来的。”“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实际上是四人帮阴谋要搞掉周总理，向毛主席要权。并在毛主席面前吹捧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样读书，对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当即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主席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在这次谈话中，王洪文还狠狠告了邓小平一状，诬陷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事件”，和江青发生了争吵，吵得很厉害。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对王说，有意见当面谈，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

毛泽东从江青的闹事到王洪文来长沙告状，已经意识到江青是想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干脆明确了自己在四届人大的两项重大决策，让王海容、唐闻生回北京转告给周恩来和王洪文：

一、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二、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不仅如此，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下，决定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1975年12月22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二人一同去湖南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准备情况，听取毛泽东的意见，特别是一些关键性的重大问题和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人事安排，请毛泽东最后决定，再提交四届人大通过。

12月23日晚上7时，周恩来、王洪文来到毛泽东居住的省委九所六号楼。在谈到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时，毛泽东不断到称赞邓小平，“他政治思想强。”“政治比他强。”毛泽东指着在座的王洪文说。由于王洪文在场，毛泽东用英语说“政治”二字，周恩来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王洪文却不知所云了。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情况，拟由叶剑英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明确表示说：“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邓小平人才难得。”

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毛泽东支走了王洪文，让他到长沙看一看。晚上，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了彻夜长谈。

他们谈到了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对现任中央各个负责人的优缺点的分析评价问题。在谈话中，周恩来反映了江青、张春桥两人历史上均有严重政治问题，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回北京后，把十届二中全会开好，把四届人大开好；不要受江青等人的干扰，也不要安排他们做什么，他们闹他们的，你做你的，放手办事。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

这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长沙的一系列谈话，在中国现代史上，在党的历史上，都有重要意义。毛泽东的谈话要点是：

1、充分肯定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坚决支持他们同江青作斗争。

2、严厉批评王张江姚四人帮，称其是“四人小宗派”。

3、坚决支持周恩来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基本意见。

4、再度表示对王洪文的不信任和批评态度，感到生气和失望。

5、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同江青在原则问题上的斗争，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政治上比王洪文强”“人才难得”，决心赋予邓更大的权力，为其接班创造条件。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1月3日，周恩来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等问题。

1月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根据毛泽东在长沙的决策，经过周恩来的精心运筹，中央政治局挫败了四人帮妄图阻挠邓小平担任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图谋。1975年1月5日，中央发出1号文件，通知全党，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975年1月8日至10日，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因在长沙养病，没有出席。会议最后确定了四届人大的议程和各项准备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朱德为人大委员长，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一大批老干部被选举为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舆论普遍认为，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和人民力量的重大胜利，是四人帮遭到的一次惨重失败。

毛泽东在党权上，为林彪、四人帮大开绿灯，使其一个个登上高位；而在政府权力上，却对他们亮起红灯。对那些思想偏“右”的老干部，做法上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到此为止，从1965年三届人大到1975年的四届人大，整整跨越了10年历程。这两次全国人大竟然都只开了一次会议——三届人大由于文革的开始，只开了一次会议；四届人大由于文革的结束，也只开了一次会议，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

在这10年的跨度中，至少经历了三次惊天动地的政治风浪——刘少奇事件、林彪事件、四人帮事件。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掀起的滔天巨浪，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也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

这三大事件中，刘少奇是一场冤案，就不说了。说林彪、四人帮的最大罪过，就是所谓“篡党夺权”。但是仔细研究，这两个集团似乎没有“篡党”，在九大、十大这两次党的最高级别的会议上，似乎还没有见到他们争权夺利的劣行。为什么在四届人大这次政府的最高级别的会议上，他们偏偏要大打出手，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呢？

说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众说纷纭就不说了。说四人帮在四届人大上“谋夺最高权力”，就有不少令人质疑之处。

一般论者都说，毛、周联手，挫败了四人帮（江青）组阁的阴谋，一是阻止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而推举张春桥为第一副总理；二是推举王洪文任人大副委员长。其实，四人帮并没有失败。张春桥没有当上第一副总理，却当上了第二副总理；邓小平兼任总参谋长，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文革新贵张春桥比老牌革命家邓小平稍逊一些，依然大权在握。这能算失败吗？

尤其是王洪文，江青想让他出任副委员长，排在董必武、宋庆龄之后，这是什么样的“高升”呢？众所周知，在中国，党权大于一切，党权领导一切，王洪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第三，地位在邓小平之上。如果说邓小平是周恩来的接班人，那么王洪文就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一度受冷落，但职位从未取消）。他要当徒有“橡皮图章”之名的人大副委员长，其实是降低身份，甘居下位，他怎么会用“野心”去“篡夺”呢？

说毛泽东挫败了四人帮的阴谋，最终没有把实权交给四人帮，也不尽符合事实。四人帮虽然没有被四届人大安排多少职务，但是一个个依然是大权在握。张春桥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实权”可谓大矣！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不时主持中央工作，和周恩来、邓小平共掌枢机，可谓“并肩王”。姚文元在政府部门没有实职，但却是令人生畏的全国“舆论总管”，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电台等能搅动全国的舆论工具，都在姚文元一手掌控之下，这是何等的实权！江青仅是政治局委员，在政府部门更是没有什么实职，但是她的特殊地位和霸道性格，成了四人帮的“霸主”，不仅那三人对她俯首听命，政治局多数成员对她也是唯唯诺诺，礼让三分，这不是“实权”？

不少论者说，在四届人大召开前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似乎是鄙视四人帮，斥责四人帮，四人帮似乎要被抛弃。但是后来四人帮却无一人被打倒；四人帮虽未掌“实权”，但一个个官职未动，大权在握。

说毛泽东赏识邓小平，重用邓小平，好像邓小平成了毛泽东最重视最得力的接班人了；一些专家喜欢在这方面做文章，什么毛泽东“慧眼识珠”“伯乐识马”，什么“毛泽东选择邓小平”，可为何几个月后，因一席话不合就要批判和打倒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比王洪文强，这“政治思想”究竟指什么？几天后毛斥责邓小平不抓阶级斗争，还是“黑猫白猫”，复辟资本主义，这算“政治思想”强还是弱呢？“政治”很强的邓小平很快被打倒了，“政治”不强的王洪文却炙手可热，这该如何解释呢？

还有，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天晚上，毛和周两位亲密战友作了彻夜长谈，论者对此评价很高，称其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但也留下了很多疑问。这可能是二人忘却了几个月前“批林批孔批周公”惹下的不快，推心置腹，促膝长谈。但是，一年多后周恩来去世，为何在毛泽东的眼皮底下竟发生了贬低周恩来、不准开追悼会、不准送花圈，最终导致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周恩来竟然当着毛泽东的面，说江青政治上有问题，这是处事精明、成熟的政治家会说的话吗？谈话中，毛泽东表示支持邓小平和江青作斗争，为何几个月后却支持江青批判和打倒邓小平？一代领袖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变化为何如此之快、如此之大？既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那么这次“长沙会谈”，还有什么历史意义呢？

波诡云谲的四届人大的背景，还有多少历史疑问和不解之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