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日记如何写陈寅恪?
顾颉刚与陈寅恪同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两人年纪相差只有二岁(顾颉刚出生于1892年,陈寅恪出生于1890年),但由于陈寅恪1903年以后长期在国外求学,而顾颉刚则一直在国内,直到陈寅恪1926年回国,两人才有交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交情的发展。由于陈寅恪没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只能从《顾颉刚日记》中寻找他们交往的线索。
顾颉刚的日记从1919年一直记到1980年过世,且历经抗战和“文革”都没中断,除了少部分日记被毁外(如1946年关于重庆谈判的那40天,还有就是被顾夫人张静秋撕毁1968年的八个月份),大部分保存完好。
顾颉刚爱惜自己的日记,这从1946年重获1937年以前的十多本日记的感受可以看出来,他说“如同重拾弃儿一般”。对保护自己文稿的殷氏夫人,他一直怀恋在心;而对张夫人随意撕毁他的日记十分痛心,甚至要她写检讨贴于被毁的日记上。而陈寅恪“文革”中举家被毁,全部文稿被红卫兵抄、烧、抢,所剩无几。故从陈寅恪的文稿没有发现关于二人交往的细节。
近日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首次出版排印本《顾颉刚日记》,为学林提供珍稀史料,篇首有余英时先生长序《未尽的才情———读顾颉刚日记》。但是这本书在大陆流传不广,于是不揣冒昧,仅把自己阅读《顾颉刚日记》中的顾陈交往钩沉于下。
黄金十年,黄金交往
顾颉刚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陈寅恪,是在1927年8月2日,当时二人同在胡适做东的饭局上碰面。之前,他们应该有了一些交往,顾颉刚称陈寅恪为寅恪。通览《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对熟人一般称名字不称全名(如严耕望,一开始称严耕望,后称耕望)。第二次是1927年8月5日,顾颉刚去沧州旅馆会见陈寅恪,还有傅斯年与胡适等人。而1929年5月6日,日记中第一次记述顾颉刚去拜访陈寅恪。这说明二人的友谊已经进一步升华了。第二次拜访在当年的5月9日,顾颉刚去拜访陈垣与陈寅恪,而5月6日又有一篇日记显示顾颉刚去拜访陈寅恪,这样的频率已经很高了。
1933年3月25日,日记首次出现了顾颉刚写信与陈寅恪。从1927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十年间,《顾颉刚日记》中出现陈寅恪29次,记有与陈寅恪同席17次,来往会见8次。在同席中两次是参加婚宴:一次是1932年9月28日参加朱自清与陈菊隐的婚宴,还有一次是1935年11月9日参加刘节与钱澄的婚宴。这也是当时北平文化人交流的机会。
1931年12月14日,顾颉刚与陈寅恪同时成为了北平图书馆的购书委员会委员。日记显示,顾颉刚与陈寅恪在琉璃厂买书相会。顾陈二人都是爱书之人,二人藏书都很多,顾颉刚的藏书现在大部分都保存在中国社科院,而陈的书却全部丢失。
还有一则关于陈寅恪与傅斯年的饶有趣味。1930年陈寅恪辞去北大的兼任教授,据传闻是陈夫人说再去北大教书就不做饭给陈寅恪吃。傅斯年想请顾颉刚替陈寅恪的教职,说这样可以保证每月收入400元,顾颉刚出于对傅斯年的怨气,回绝了傅斯年,说自己到哪都被人讥讽,还不如在燕大自在地做学问。
1927-1937这十年,顾颉刚与陈寅恪交往颇多,这也是当时国内较为稳定的十年,也是做学问的黄金十年。钱穆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说道:“当时的北平学术界已经形成一种良好的风气,若能持久,必能开创学术一种新局面。”所以顾颉刚与陈寅恪的交往也反映出当时北平学术界的人的交流与往来。
在这所谓的“黄金十年”,顾颉刚与陈寅恪都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去做学问。在29则关于二人同席吃饭的日记中,除了两次婚礼外,其余的记录都是跟北平的文化精英在一起。当时北平的学术风气浓厚,文化精英经常在一起聚会,探讨学问,比如著名的太太客厅,顾颉刚的日记又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当时的北平城学术空气。
战乱时期,备尝艰辛
1937年6月12日,燕京大学的主要负责人请北平的文化人吃饭,陈寅恪与顾颉刚同席,是1937年最后的交往。此后“七·七事变”爆发,为了逃离北平,二人又开始各奔前程。《顾颉刚日记》中断了关于陈寅恪的记录。直到1938年11月28日,顾颉刚与陈寅恪才在昆明会面了。
在1939年及1940年,顾陈两人会面仅两次,分别是1939年3月5日与4月27日。而后陈寅恪远赴香港,又差点回不来。这时的面对面接触已不可能,而顾的日记有时也是记看陈寅恪给的书。
随后在1943年4月30日,中国史学会成立了,顾陈都是成员。当年的5月13日,顾颉刚记陈寅恪有诗讽刺他——— 当时顾颉刚身陷给国民政府献九鼎的风波,备受各方批评,他感叹地说:“要是彼处在这个位置,也会知道的”。后来,陈寅恪举家从桂林迁到成都,顾颉刚日记才又有了记录。
在当年12月15日陈寅恪失明以前,顾的日记中有五次同席吃饭的记录,一次是在张群的请客宴上。无论是陈寅恪还是顾颉刚,这段时间都没有了谈论学问的时间与兴致。陈寅恪的目力一天天变坏,战时物价飞涨,一家人的生活很难有保障。为此他不得不拒绝了四川大学一场报酬很低的演讲。顾颉刚在找了新伴侣张静秋后,还是没有从谭幕愚女士的倩影中走出来,在感性的顾颉刚的梦里,谭幕愚女士仍然时不时会出现。
以前胡适就批评过顾颉刚是向内发展的。二人交往只不过是老友相互串串门。陈寅恪失明后,顾颉刚也曾去探望。而后陈寅恪随清华复员回了北平,顾颉刚则去了上海。此后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但顾颉刚有时仍会看陈寅恪写的书。
这一时期,二人的学术生活都受到极大的干扰。陈寅恪备尝艰辛,坚拒日寇,九死一生。顾颉刚则游离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一系列的事件影响,让二人关系都不可与上一个十年同日而语。
风云变幻,境遇各异
1949年以后,作为留在大陆的两大历史权威,顾颉刚被新政府请到了科学院历史所,却遭人排挤,尤其是尹达(即刘燿前史语所考古组成员)的恶语。尹达作为史语所晚辈,却说为了党的指令,对顾颉刚屡加恶语,让他久久不能释怀。而且,上面连学部委员也不让他当。
而陈寅恪因为不合作,在广东备受非难。此时顾日记有显示顾颉刚无事可做,有时也会抄抄陈寅恪的关于《西游记》的论文消磨时间。陈寅恪得不到北京的一些信息,顾颉刚却还能得到陈寅恪的一些信息,比如听闻新政府请他来当历史所二所所长。
顾颉刚有些时候也和晚辈谈论陈寅恪。当顾夫人病了的时候,他还半开玩笑说这有点像陈寅恪,不过顾颉刚却有一点责备新政府对陈寅恪身体生活太过优待的意味。从另外的一则日记可以看出。
“文革”爆发后,顾颉刚听闻陈寅恪被红卫兵抄家,也责怪陈寅恪生活太特殊化。不过,他还是惦记陈寅恪的近况。顾颉刚在1970年标点《二十四史》时,还说要把陈寅恪请来工作。但不久就知道陈寅恪死了。
1971年6月5日,顾记陈寅恪1968年死,但陈寅恪死于1969年10月25日,当时讯息的闭塞可见一斑。
1980年顾颉刚也带着满腔的幽愤走了。顾颉刚的日记在顾颉刚晚年重读时多有题跋。在题跋中,顾颉刚一反以前的种种看法,日记原文只是对傅斯年的抱怨和不满,但题跋却是更多的不屑和嘲讽。
1975年,得知王重民上吊于颐和园,顾颉刚只是记了:“王重民自杀,而国家培养一个图书馆人才不易,又要几十年的时间。”很难读出对王重民的同情。
但陈寅恪是一个例外,他始终坚持“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从不放弃自己的信念,他一直用自己深厚的文史知识来写作品用以警示世人。
顾颉刚是一个感性的人,内心易被他人左右,也容易陷入感情的冲动中,所以才会暗恋谭幕愚达50年之久;陈寅恪出身于官宦世家,家族与国家在他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又在国外留学15年之久,所以关于政治理解较透。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宣统元年就看过《资本论》德文原版,他看风云变幻,比顾颉刚有更多体会。
顾颉刚的思想的变化,也反映了经过几十年的宣传后,中国知识分子是怎么向新思想靠拢的。
从一方面来说,顾颉刚与陈寅恪并不是什么最要好的朋友,陈寅恪也不是感性的顾颉刚的“梦中人”。陈寅恪最要好的朋友却是让顾颉刚充满矛盾的傅孟真。顾颉刚被迫批判自己尊敬的老师胡适,陈寅恪不能在自己的知己同学兼姻亲傅孟真死时写下挽句,只能写一首隐晦的诗,遥寄哀思。
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顾颉刚与陈寅恪的交往是大历史背景下的一个缩影,也可以说是一部另类的中国学人史。(文/余辉,历史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