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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奇：龚育之与中共党史研究

发布时间：2015-06-01 19:31 作者：欧阳奇浏览：363次

作为当代的知名学者之一，龚育之在推动党史学科的发展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石仲泉先生曾在龚育之逝去后表示龚育之离去后的学术空间不能立马弥补，而且越来越感到他的逝世是我国理论界、党史界和整个学术界的巨大损失。我想，这个评价无疑是中肯的，龚育之与胡乔木、胡绳同为当代党史学家中“可超不可越”的重要人物。这是当初我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

我准备从三个方面陈述，即：一是简要介绍目前龚育之研究的现状；二是重点介绍我对龚育之的初步研究；三是分享和交流一下研究龚育之的体会。

一、学界龚育之研究现状

虽然自1992年施肇域最早介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新起点》后，不断有介绍龚育之新著的书评涌现，而且在1999年、2000年《北京党史》、《江汉论坛》等期刊相继关注了龚育之的学术成就，但是对龚育之展开的正式研究应该还是从2007年开始算起。在他逝世后，学界掀起了研究他学术思想的高潮。相关的研究文章已经有一百多篇，有突破200篇的趋势。能有这样丰硕的研究成果，这在与其同时代的被关注、被研究的党史学人中，也是很不同寻常的。

学界已有研究可以归纳为三大类：

其一，同事朋友学生就其经历和思想的片断式研究。如《怀念龚育之》、《走进龚育之》等集子即为此类文章的集成，另外还有一些同事兼朋友的学者如石仲泉、庞松、鲁振祥等人的撰写的作品。由于有着近水楼台的优势和自身深厚的理论功底，此类文章相对来说比较权威，也很深入。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往往较为零散，很少对龚育之的学术思想作全程式的梳理。

其二，其他社科研究者对其某些学术思想开展的专题研究。如郭建宁、韩振峰、郝怀明、向东继、于文善等，这类文章一般角度较新颖，但是数量相当有限。

其三，青年党史学子以其思想为学位论文选题而开展的系统研究。如博士学位论文有中央党校博士生陈莉莉的《龚育之与中共党史研究》、咱们学校胡杰华的博士学位论文《毛泽东、邓小平比较研究:龚育之的视野》以及我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龚育之与其他两位老师对党史研究的主要贡献，硕士学位论文有中央党校史代罗的硕士学位论文《龚育之与中共历史研究》，陕西师大闫琳的《龚育之党史思想研究》，等等。这类文章的特点是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龚育之的党史思想，但研究深度远不如石仲泉先生等学者的分析。

二、龚育之的中共党史研究

1.龚育之的生平和经历

1929 年12月26日，龚育之生于湖南湘潭。1948 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学习。1951年，因患肾炎休学一年多。1952年后，龚育之的经历分为如下阶段：

第一段工作经历从1952年10月至1966年6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任干事，相继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学术秘书、副组长。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及其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调查研究科技和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况。期间，于1961 年参与《关于自然科学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即《科学十四条》）的修改定稿工作；于1964年旁听了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几位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6年，参与起草《二月提纲》。同年，被关进牛棚。1969年至1973年，下放至宁夏贺兰中宣部“五七”干校。

第二段工作经历从1973年10月至1976年10月，在国务院科教组、教育部工作。其间，曾借调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1976年10月，调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也即后来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曾担任副主任，负责国家领导人选集、文选等著述的编辑工作，并编写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定义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刊发《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文章。

第三段工作经历，先是从1988年3月至1991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参编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六、七章的修改和定稿，后是从1991年9月至1993年，参与《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工作，并开始系统研究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论述，并参与承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

第四段工作经历，从1994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95年6月开始兼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到1999年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他这一时期先后出版力作《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并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

1999年3月不再担任行政职务，龚育之进入“自由翱翔”阶段，先后推出《龚育之论中共党史》、《龚育之文存》、《党史札记》、《党史札记二集》、《中国改革的理论之旗》等著作。2007年6月12日龚育之逝世后，《党史札记末编》、《独特的超越——龚育之自选集》、《龚育之回忆：“阎王殿”旧事》、《人生要有追求》、《龚育之自述》、《龚育之党史论集》、《龚育之访谈录》等著述出版。

龚育之的生平和经历虽然有几个小的阶段“语焉不详”，但是，基本可以看出，他的学术生涯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与党史文献有不解之缘；二是文献编选和中共十一大至十五大党代会报告的起草，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研究者；三是一生的工作和研究体现出文理交融的色彩；四是其有影响力的学术作品主要出现于改革开放以后。

2.龚育之的中共党史研究

龚育之与陈伯达、何干之等在人生和研究中的共同之处不多，但与胡乔木、胡绳却同属于“两胡学派”。他们三位都曾参与毛泽东著作选编、参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先后担任党史研究室的领导工作。而且，龚育之曾受胡乔木委托，参与《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编写组的负责工作，还参与胡绳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所以，他们之间有很多交集，但是在这种共同的建树之外，龚育之的党史研究也有其独特的地方。

石仲泉先生将龚育之的党史研究成就形象地概括为：“一、二、三、四、五”，即：一面“旗帜”的思想、“两个发展趋向”的论述、20世纪中华民族的“三个历史伟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四个观点、中共党史“中卷稿”的“五编”构想。这样的概括生地地凸出了龚育之研究中的某些创造性观点，但是也难以避免地忽略龚育之的其它方面的贡献。

我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呈现龚育之的党史见解：

第一，对党史中重要阶段的探讨。他将建国前七年划分为前三后四，凸显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的实施，有别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的传统叫法；提出利用主要矛盾来划分社会发展阶段，认为过渡时期的矛盾具有交叉性和双重性，因而过渡时期同新民主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联系起来；将1956至1966年解读为“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并贯彻运用了“两个发展趋向”论，突破了以往路线斗争分析模式的简单化；主编《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稿时，呈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与抗争的两个方面；将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关系概括为“独特的超越”，强调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之间的关系并不适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论断。

他的这些观点大都新颖盎然，启人深思。尤其对于“两个趋向”论述的深化。龚育之将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概括为：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是指从1956年《论十大关系》开始，包括中共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8年底年的郑州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八九个月纠“左”探索；1960代初继续纠“左”和五年经济调整中的探索。这三段时间积累了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错误的发展趋向，则是指“左”倾错误的发展趋向：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包括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右倾”、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直到“文化大革命”。错误趋向的积累和发展，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持续；而积累起来的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

龚育之进一步提醒说：决不可以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倾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等量齐观，也不可以把 “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积极探索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开拓等量齐观；不能不看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左”倾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和准备，一如不能不看到1956年开始的积极探索同新时期的探索之间的联系。而且，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

龚育之的这种分析，是对以往路线斗争分析模式“非此即彼”简单化倾向的超越，深得学界好评。石仲泉认为，龚育之的论断是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补充和发展。韩钢认为，这一思路能刻画出历史发展时起时伏、此起彼伏、正误交织、成败交替的负责情形和走向，是一个创见。这一分析法也被多位研究者运用和阐释，如《社会主义建设前期“两个发展趋向”的现实启示》、《十年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的两个趋向》、《论“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发展趋向》等论文。

龚育之关于邓小平与毛泽东时代中国关系的分析也很深刻。他将邓小平与毛泽东时代的超越关系具体概括为纠正、继承和创造性发展三个方面。纠正，是指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即纠正其政治运动和政策选择的具体错误，如“文化大革命”等在探索社会主义中步入的歧途。继承，指继承毛泽东的革命遗产，主要为根本制度、根本方向等。他具体分析了这两个时代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改革的关系。。他谈到，无论是改造还是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奋斗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大胆探索，是两个不同阶段的探索”。只是，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再探索，比五十年代探索的历史起点要高，既继承了其基本成果，又否定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僵化理解。

龚育之特别提及：“一方面，不能造成用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否定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同样不赞成用五十年代指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观点来否定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革”。龚育之在论述改革与改造不能相互否定中所体现出的辩证精神，显然符合“既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科学论断。而且，他对于邓小平与毛泽东所在时代内在关联的阐述，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这一论断。如“继承”有力说明了前后三十年“并不只是时间上的顺延和承续”,“纠正”和“发展”彰显了前后三十年“有着很大的差别”,“独特的超越”突出了两个时段的历史传承又强调了后三十年的与时俱进。

第二，对党史文献学建设的促进。据党史学者周一平的定义，党史文献实际上包括档案、文件、领导人及活动家文集、报刊、回忆录等多种类型。按照这一文献的定义的话，龚育之之于党史文献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文献的编辑、考据、保存、原则、释义五个方面：

其一，关于文献的编辑。他参与编辑或指导编辑了建国后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选》、《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两卷本）、《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论文艺》。并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更名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扩大了文献编辑的范围，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的文集和中央文件都纳入编辑视域。系统完整的文献供给对于文献研究而言，有如“砖瓦之于房子，布帛之于衣服”，起到基石的作用，龚育之的影响可见一斑。

其二，关于某些文献资料的考证。龚育之最先发现了毛泽东关于“主义譬如一面旗子”的论述，发掘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关于发展私营经济的若干看法，订正了《毛泽东书信选集》、《胡乔木书信集》中有人为因素所致的某些细微错误，增补了多处注释的疏漏之处。对错讹之处的订正对于文献学的意义也不可小觑。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陈垣就曾说过：“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龚育之的努力保障了文献编辑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其三，对某些重要史料的保存。他曾回忆了自己有关周扬、陆定一、许立群等党史人物的所知所闻；梳理了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的批斗细节，再现了建国后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细节；披露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内情、回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的形成过程；记载了毛泽东1964年与哲学工作者谈话的具体内容；等等。为这些史料，弥补了党史正本、中央文献对于某些党史人物、历史细节刻画的不足，为相关人物或事件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尤其是关于毛泽东哲学谈话内容的记载，成为毛泽东建国以后年谱中相关记录的来源。另外，他对《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成书过程的参与，也带有保留史料的意义。我自己就多次感受到某些研究确实从龚育之的史料存留中获益良多。

其四，对文献研究原则的探讨。他主张发行不同的版本，以克服读者的“原”（版）、“全”（集）要求与实际编辑的“改”（版）、“选”（集）方针的客观矛盾。在同湖南省委合编《建党和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著作集》时，龚育之就明确主张在选用修改版的同时附上原始版。主张语言可改动而观点不宜改变、编辑工作与调研相结合、重视文献索引的编写、及时编纂合乎规定的领导人选集如《胡耀邦选题》等。其五，对具体文献的研究。他勘正了某些党史著作中关于开国盛事相关细节的不准确表述；考订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新老交替的源头；他比较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关于中国新文化性质概括的异同；等等。可见，龚育之在党史文献学发展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

第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龚育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成就斐然。他不仅刊发了多篇包含新颖见解的文章，而且与石仲泉一道主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龚育之从民族化与当代化两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要求，尤其是对当代化的强调，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作了理论铺垫；他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主题和色彩，为理性看待党的指导思想的成功和失误提供了新视角；他将建国后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从而将毛泽东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三十年”更好地连贯起来；他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三大理论“异端”，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市场经济理论、和谐社会理论，说明了增进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和自觉的必要性；他从党史的角度较早从道路、制度和理论三个方面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开拓了党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视野；等等。

龚育之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贯彻了前述代表性观点，论述了中共领袖人物、党的理论工作者、普通民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作用，践行了党史学界号召的“视角下移”、重视群体研究的方法和理念，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的指定阅读书目之一。

第四，对党史研究方法的总结。龚育之曾经担任过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对于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倾注过不少心血。他关注了中共党史研究是萎缩还是繁荣的重大问题，提出十条具有指导性作用的研究方法。他强调：既要研究历史过程又要加强理论学习、既要坚持党性又要坚持科学性、既要遵照历史原貌又要站在时代高度、既要写党自身的历史又要写人民与国家的历史、既要写政治斗争史又要写经济与文化建设史、“官方观点”既应有所创新又要允许个人阐释、既要用广角镜头又要用特写镜头、既要观察国内又要观察世界、既要叙述又要议论、既要写成就又要写失误。这实际上对于如何从事和开展党史研究、党史的具体研究中应贯彻什么样的理念和原则、如何表达党史研究成果等都做出了探讨，为如何保障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全面性、创新性、开放性、可读性等基本要素提供了指导。

从整体来看，可以说，龚育之的相关研究和作为在党史学科历经曲折走向复兴或是繁荣的过程中影响较大。他是高官也是学者，他所代表的是有别于高校、研究机构的纯粹型学者外的另一支独特的研究力量。

3.龚育之党史研究的特色和风格

第一，立足于文献的梳理。这里说的文献主要指领导人选集、中央文件。龚育之一生可谓与文献有着不解之缘。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在香港读到了毛泽东选题；建国初期，曾用相当于500斤大米的代价换到了东北书店版的毛泽东选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不惜用拿儿子珍藏的毛主席像章去换取毛泽东选集。他毕生都在和文献打交道，不仅编辑重要文献，而且参与起草党内某些文件，还围绕文献学进行系列党史研究。他本人也多次提到自己从事的是“文献学的研究”，做的是“文献学的梳理”。这一特征也是他区别于同时代其他研究者的地方之一。

第二，结合工作经历开展研究。前文提到龚育之一生不仅参与创造历史，而且努力研究历史。他先后在中宣部、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等单位工作，也正因为自身工作经历的独特性，使其能“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如他关于某些文件起草的回顾、对于某些文件的深度解读、对于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回忆、对于邓小平理论内容的详实阐发，等等。

第三，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龚育之的党史研究，虽然偶尔有一两篇文章涉及五四运动，但其研究主要是建国以后的历史，尤其关注现实问题。从他的文章，总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和脉搏。比如他对民族区域政治制度的研究，实际上是对联邦制膜拜者和台湾分裂势力错误言论的回击；他对邓小平与毛泽东时代关系的概括，是对“非毛”疑虑的澄清；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过渡时期的区分，是对“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谬论的批驳；他对邓小平历次市场经济谈话的梳理，是对这一理论传播和宣传的有力声援。而且，龚育之的相关文章一般写于重要事件或会议发生的历史关头，如《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一书所收录的论文，主要在南方谈话发表、中共十四大召开、《邓小平文选》发行、邓小平逝世、中共十五大召开、中共成立80周年等关键时段而写就，这些文章为读者深入把握党的决议、系统理解党的指导思想、全面回顾党史的辉煌都功不可没。可以说，龚育之的文章带有政论文的色彩，他以理论家的身份发挥了政治宣传和资政育人的时代功效。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村田忠禧评价说，龚育之的文章是让日本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思想的重要参考。

第四，思想解放。通读龚育之的文章，读者很容易感受到他言说新话、创新观点的鲜明态度。再联系一下他的任职部门和级别，就更加意识到他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很难得的。比如，他率先提出在坚持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倡导及时编印《胡耀邦选集》以及他关于市场经济和南方谈话的系列观点等，都曾遭受了某些非议。但是，这些丝毫没有动摇龚育之的学术勇气。石仲泉就多次强调龚育之研究中的一以贯之的与时俱进风格。认为他在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的前提下，其基本的、重大的学术观点有一贯性、连续性，在处于逆境、弱势或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对于重大原则问题有坚持真理的执着性和鲜明性。认为龚育之能攀登探求真理高峰，不跟“假、大、空”之风，他服从真理，但不屈从没有“组织权威”（中央通过的文献）的长官个人意志。所以，将他的这种理论品质称之为“风骨”是再合适不过的。另一研究者还提到，《炎黄春秋》无疑为一本较为另类的杂志，但是龚育之也担任了该杂志的编委，这对于了解龚育之的另一面或许有些帮助。从这个小细节中，我们能体会到作为官方研究者的龚育之确实在思想方面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第五，文风简朴清新。龚育之的文字向来简洁朴实，尤其是他开创的党史札记形式，深得学界认同。逄先知称赞他 “用形象的语言讲哲学”；金冲及夸他“用散文的笔法写论文”；杨天石评述说，龚育之的作品不仅适合于理论工作者来读，而且也适合于广大的普通读者来读，是提高和普及相结合的作品；鲁振祥则套用胡乔木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评论来形容龚育之文风“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出，很少沉闷之感，读者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龚育之的文风确实很值得称道，他那文字明了、篇幅短小的写作风格对于有些研究者克服晦涩难懂、矫揉造作的不良做法，对于领导干部响应习主席改良文风的号召都不乏帮助。例如，龚育之在论述反对形式主义的必要性时，他描绘道：“形式主义，讨嫌极了。一个生动、深刻、有创新精神的东西，形式主义一来，连篇累牍的空洞表态，众口一词的简单重复，铺天盖地的造势刮风，新话也变成套话、老话、空话，真叫人倒胃口，真叫人欲近而不能”。

第六，笔耕不辍的勤勉精神。龚育之的勤勉不仅体现在“要写就得认真地写”、花“很大的功夫和心思”去写的认真和用心，更体现在他生命不息，写作不止的勤奋和精神。由于慢性肾炎，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尤其到了人生历程中的最后几年，仍然倾心写史。他所撰写的长文《于光远琐忆》即在医院完成。在已经无力握笔写作的时候，通过自己口述、护工记录的方式仍在坚持，虽然由于病情的恶化，医生不让他写作，但是被龚育之这种勤勉精神所打动的护士也为他的写作打“掩护”。弥留之际的遗憾竟然是“配”眼睛，为了更好地看书读报。所以，在他去世后, 韩钢常常问自己: 最后这些日子, 龚老师是透支生命来坚持工作, 还是坚持工作以延续生命? 但是细细想来却觉得自己的问题真是多余。对这位生命不息、思考和写作不止的学者而言, 生命与工作的意义难道还有什么区别吗?这种笔耕不辍的精神确实让读者很震撼。

其实，除了学术上的风范，龚育之老师在其它方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青年人学习的地方。比如，他去世之后家人满足了他生前捐献角膜和遗体的愿望，这彰显的是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再如，2008年，他的家人捐赠了他的稿费，设立“龚育之励学基金”，以奖励那些有志于文理结合的贫困学生，还将他生前的2200多册藏书赠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这也是龚育之老师关爱青年，提携后学精神的延续。总之，龚育之是一位可敬的学者。

三、龚育之研究的心得与展望

总体看来，学界对龚育之的研究，在同时代党史学家中是比较全面的，但也存在一些可以继续探讨的空间。例如：

其一，龚育之哲学思想研究。龚育之去世后，《哲学研究》研究发文纪念他，认为他是自然辩证法专家。以往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党史本身的角度去总结，这些还对于了解文理交融的龚育之还远远不够。于光远先生曾指出，龚育之“不仅具备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功底，在哲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也有很深入的研究，写过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章”。这也说明了他确实有一些哲学思想值得去评述。

其二，龚育之科技思想研究。这方面的总结还比较少见。

其三，龚育之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究竟产生了什么作用、如何起到作用的。

其四，龚育之生平研究的深化。由于研究者难以查阅龚育之的档案资料，龚育之某些历史阶段的研究还很薄弱。这也就给某些荒谬的说法留下了空间。必须指出的是，龚育之这一代学人的经历，同中共党史的曲折与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龚育之身上带有“公务员”印记，他的生平更为中共党史历史演进的态势所影响。因而，深化龚育之的生平研究，亦须在中共党史、中国当代史的具体发展阶段中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