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兼：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

1958年，对于全球冷战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的发展来说，都至关重要。这一年，中国国内政治与社会生活围绕着“大跃进”而急剧“左”转。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外政策及安全战略也出现了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并通过台海危机(以及与之相关的中美对抗)和中苏关系逆转这两大事件而突出地表现出来。就内在逻辑而言，上述国内外两方面的变化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其过程与结果，则不仅对中国本身的发展进程，也对全球冷战的进一步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中外学术界，不乏关于1958年台海危机以及中苏关系恶化的探讨。其中，笔者本人以及美国学者柯庆生 (ThomasChristensen)的研究，在充分重视相关国际战略与政治因素的同时，从不同角度强调了1958年中国对外政策变化的国内动因。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及其他一些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对大跃进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影响给予了高度重视。但从总体上看，中外学者的看法远未达成一致。例如，牛军在一篇涉及1958年台海危机的力作中，将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处理1958年台海危机时军事层面的考虑放到了中心地位，并强调，“国内政治的需要(大跃进等)、中苏关系的影响、毛泽东本人的意识形态问题等等，都不是首要的原因。”

由此看来，对于大跃进与1958年中国对外政策“革命性”变化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对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仍有深入讨论之必要。本文将对1958年以大跃进兴起为中心的中国政治“左”转及其同中国对外政策革命性变化之间的关系加以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就“1958年”在中国内外政策发展中的地位、对全球冷战发展的影响，以及由此而揭示的中国对外政策动因等更具一般性的问题展开讨论。

大跃进兴起与中国内外政策的“革命化”转变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发生以及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否同大跃进的兴起有联系?在何种意义上有联系?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先就大跃进的兴起及其根源作大略的阐述。

1950年代中期，中共“八大”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国家发展大战略。与这种战略相适应，同时也为了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孤立和封锁政策，并通过中国的作用而使得“革命”和“非殖民化”这两大历史潮流更为紧密地连接起来，中国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中国对外政策也在坚持向现存国际体系与体制挑战的革命性原则的同时，表现出了以“中间地带”为重点的某种追求“缓和”的趋势。但所有这一切，随着1958年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以大跃进兴起为中心大幅度“左”转，发生了重大变化。

大跃进发生于1958年，但其设想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政治“左”转，却有着长远的渊源。正如毛泽东本人所一再强调的，他为中国革命设定的最终目标，是改造中国旧的国家与社会，并摧毁自近代以来便将中国置于屈辱地位的整个“旧世界”。毛泽东从不隐瞒自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勃勃雄心：他的革命不仅要将中国改造为一个拥有普遍正义与平等的新型国家，也要通过树立中国革命的经验为世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榜样，重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中心地位。毛泽东从来便认为，中国革命于1949年取得的胜利决不是革命的终结，“革命后的革命”将更为艰巨。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新政权还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时，毛泽东便已在考虑制订改造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各种计划。

新中国对外政策同国内政治社会情势的发展及其需要紧密相关。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事例，是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参与。这固然是出于保卫东北边境并“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安全利益的考虑，但从一个更为深人的层面来看，毛泽东对朝鲜危机的处理中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愿：通过高举“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与革命民族主义旗帜，将朝鲜危机带来的挑战转变为中共实行最广泛的国内群众动员的动力，加强普通中国人对于新政权“合法性”的内在认同，从而极大地推进中共对于中国国家和社会实行革命性改造的历史进程。

正因为如此，在中共领导人做出人朝参战决策的同时，席卷全国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也迅速兴起，其间又发生了“镇反”、“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中共在由朝鲜战争带来的举国对外的非常状态之下，使得自己的愿望和意志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每一部分，从而促使千千万万普通中国民众开始从内心深处认同新政权。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国内情势与对外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从两者都是毛泽东“革命后的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意义上最为深刻地表现出来的。

1953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中对于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表现出了最为积极的态度。对于“八大”以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与战略，毛泽东当时似乎是赞同的。但同其他许多领导人相比较，他关于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设想有着更为强烈的理想色彩;对于“人定胜天”，有着一种极为深刻的信念;对于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造的速度，则有着一种独特的紧迫感。1956年以后，在毛泽东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出及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成功推进以及对于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都表明已有可能将“革命后的革命”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加快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

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是一致的。然而，以周恩来和陈云等为代表的领导人比之毛泽东有着更为务实的一面：他们从实际经验出发，认为有必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保持经济的平衡发展。1956年，当中国经济发展因速度过快而出现资源浪费和紧张时，周恩来作为经济建设的实际指挥者，将“反对急躁冒进”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并采取措施解决由“冒进”而可能带来的国民经济发展失去平衡的问题。

从内心深处来说，毛泽东对于“反冒进”是不同意的。一旦政治上时机成熟，他便将“反冒进”问题提升到很高的政治层次来加以反对，并在中共领导层内部开展了一场反“反冒进”的大批判。1957年夏天，中国政治生活发生了从倡导“百花齐放”到掀起“反右派”运动的重大转折，从而成为全面“左”转的一个重要坐标。这年秋天，毛泽东在党内高层开始对“反冒进”正式发难。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批评道：“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在毛泽东的推动与支持下，“反冒进”在党的政治语汇中越来越成为具有负面含义的概念。12月12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中对支持“反冒进”的人们进行了尖锐批判，指出“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以前的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随着对“反冒进”问题批判的逐步升级，党内上层的政治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大张旗鼓地主张反“反冒进”，同历来便存在于他思想之中、而在1956年前后由于“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而激发出来的革命激情有着紧密关系。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道路的设计，历来便将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与苏联的比较当作设定经济发展坐标的重要依据。自1955年底以后，毛泽东多次谈到“追英赶美”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在1955年秋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要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此后，毛泽东一再重申这个想法。他一方面感慨地表示：“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六亿人口。”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中国完全拥有赶上美国的条件。他在八大上发言时极具鼓动性地告诉全党：

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三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伟大。“一你有那么大一块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在这一番极富“毛泽东色彩”的讲话中，他希望以某种一步登天的方式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急迫感，真是溢于言表。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于改变中国弱国地位重要性的强调，他对于中共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有认同的一面。但问题在于，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家，又从自己的理想和过去的经验出发而坚定地相信，要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如同战争年代那样，动用种种非常规的革命性手段，采用大规模群众动员的方法，以便充分发挥中国在人口上的优势。正是在这个重要的关节点上，毛泽东的想法同八大路线—以及周恩来等人追求经济平衡发展的做法—有着明显的差异，并成为他从反“反冒进”走向倡导“大跃进”、推动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左”转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出发点。

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这是毛泽东自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首次出访苏联后，再次(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访苏。然而，毛泽东对这两次访问的期待以及他在访问期间的心情和感受却大不一样。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新中国立国不久，百废待兴，他访苏的主要目的是同苏联签订一项新的友好同盟条约，并争取获得苏联对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最大帮助。当时，斯大林 (Josifstalin)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可争议的领袖，在同毛泽东会面时往往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中苏谈判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斯大林最终同意了与新中国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由苏联向新中国提供大规模援助。尽管毛泽东达到了访苏的基本目的，但在他的记忆中，却对于访苏过程充满着种种负面印象。特别使他耿耿于怀的，是同斯大林会面时的那种不平等感。

当毛泽东于1957年再次访苏时，情况已经不同了。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间，不仅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中共改造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努力也成果颇丰。新中国通过对于朝鲜战争、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的参与，极大地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中共在处理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危机中所起的作用，又巩固并加强了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声望和影响力。(本文以下对此还要予以论述。)对于后斯大林时代以赫鲁晓夫(NikitaKhrushchev)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毛泽东产生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道义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领导人国际会议上，毛泽东一再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应当以“苏联为首”。这固然是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因为苏联有着远远超出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和经济综合实力。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迅猛的提高，那么，比之苏共已经拥有更为优越的道义力量的中共，便自然而然地会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领头人了。如前所述，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投身于中国革命，从根本上来看，是为了将中国改造为具有普遍正义与平等的国度并重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中心地位。那么，有什么能够比让新中国不仅在道义力量上也在综合实力上超越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景更能够激发起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想象力呢?

毫不奇怪，当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峰会上告诉毛泽东，苏联要在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时，毛泽东立即在会上公开宣布，“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他还强调说：“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①尽管从表面上来看毛泽东将中国的赶超目标设定为英国，但他真正希望中国要赶超的其实是苏联。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苏联四十年才搞了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年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因为我们人多，政治条件也不同，比较生动活泼，列宁主义比较多。”

1958年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到来的。新年伊始，毛泽东一面强调，随着赶超英国这个口号的提出，“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一面进一步在党的上层推动对于“反冒进”的批判。1月，毛泽东在杭州和南宁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继续对“反冒进”错误进行严厉批评，将之称为“一个使六亿人民泄气的原则性错误”，并替告说，周恩来距离成为右派“只有50米”了。面对毛泽东的一再批评，周恩来在南宁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反冒进上的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

1月31日，毛泽东在一篇题为《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重要文章中总结了上述两次会议的讨论，对中国“革命后革命”的历史进程与内涵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述：

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那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7月l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那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巧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这里，毛泽东通过对于“革命后革命”发展历史的阐述，强调了它的不间断性质和各个阶段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已经为行将席卷中国广大城乡的大跃进运动定下了目标与蓝图。

从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对“反冒进”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判，指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宣布“今后还要反冒进”。周恩来经过极为痛苦的反省，作了更为全面的自我批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国内问题外，周恩来的自我批评也涉及到了他在处理新中国对外关系时的“右倾保守”问题。他承认，自己所领导的外交部在处理与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忽略了必要的斗争;在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对日本和美国)时，了解情况不够，行事处世有一厢情愿的现象;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策中的修正主义倾向，则没有进行必要的批评。周恩来的自我批评有着多方面的含义，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揭示了当时中国政治发展在内外政策两方面之间所存在的深刻的内在联系。而毛泽东对“反冒进”实行狠打猛追式的批判，则是为了使党内的声音在大跃进的旗帜下高度统一起来。

此后，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经济大跃进的运动迅速席卷全中国。几个月的时间内，夏粮的产量就到处大放“卫星”，各地上报的粮食亩产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地增长，这又转过来鼓舞了毛泽东在工业上创造奇迹的想法。随着他的一声号令，1958年夏秋之际，全国上下9000万人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各地“捷报频传”，钢铁产量“直线上升”。同时，成千上万个集生产、学习、消费与生活为一体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城乡出现。所有这一切，进一步激发了毛泽东等许多共产党人的革命激情，似乎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已经指日可待了。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本来便没有把英国放在眼里的毛泽东，很快把赶超的目标锁定到了美国身上，而他的真实想法，仍然是要赶超苏联。当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于5月间召开时，毛泽东在内部提出7年赶上英国，加8年赶上美国的15年奋斗目标。又过了一个月，他估计道：“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到了9月初，他又提出，“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就要超过英国。”但实际上，他已经不那么注意英国了，而是直截了当地要求党的领导人，要有大手笔，要解放思想，并鼓动他们：“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安全战略，从来便是他的“革命后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变化发展，同中国国内情势的发展息息相关。毫不奇怪，当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战略思想弥漫着空前的革命浪漫主义，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也发生急剧“左”转的时刻，中国对外政策中于1958年发生了毛泽东严厉斥责苏联并挑战美国的重大事件。对外关系中的紧张状态，则在发生于这年秋天的第二次台海危机中达到了顶点。在台海危机平息后，中美对抗虽然未进一步恶化，中苏关系走下坡路的趋势却未能扭转，并最终导致了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关系的全面破裂。

中苏同盟关系的逆转

1958年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具深远影响的大事，应当是中苏同盟关系的逆转。双方关系由于在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上的分歧而产生了裂痕，又由于台海危机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而进一步恶化。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起，根据“一边倒”原则而建立起来的中苏战略同盟关系便一直是新中国国内建设及对外关系的主要基石。中苏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双方都将向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统治提出挑战并进而推翻这一统治，视为自身的使命和国家政策的根本目标。在双边关系的具体层面，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对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及实施，都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新中国并以“斯大林模式”为蓝本，建立起了以国家对社会及其资源实行全面统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对外关系中，中苏同盟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全面孤立新中国的图谋，并在中国参与朝鲜战争以及处理第一次台海危机等重大事件的过程中，极大地加强了中国应付国际事变时的实力地位。

然而，中苏同盟关系从一开始便面临着历史与政治文化因素差异的重大挑战。在中国革命的发展过程中，苏联曾向中共提供过不少援助，但莫斯科也一贯以国际共运领导者的身份，对中共战略与政策的制订与实行指手画脚，发出过许多在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在中国本土环境中成长起来并走上中共领导地位的毛泽东—看来，属于错误性质的指令。苏联长期面临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环境，又受到沙俄帝国对外政策传统的影响，在其对华政策(包括对中共的政策)中，时时表现出严重的利己主义倾向，从而极大地削弱了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所应该具备的道义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必须集中力量向帝国主义阵营提出挑战，再加上斯大林在国际共运中的崇高地位，中苏关系中依然存在着上述由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特征。如果说，在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的关系中也存在着不平等状况的话，那么，它在中苏关系中显得尤为突出，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是一个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并在历史上长期处于自视为“天下中心”的地位。到了近代，中国的国力与影响在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的侵略下衰弱了，甚至曾经被逼到亡国的边缘，因而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受害者意识”和民族屈辱感。彻底改变中国在近代积贫积弱的局面，使中华民族重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毛泽东这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志向，也是使得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能够吸引广大民众参与、取得巨大的合法性并夺取政权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他有着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所不具备的宏大的世界主义眼光)，但他希望通过激烈的革命手段，使得中国在世界事务中重建中心地位的革命民族主义情感却是极为强烈及真实的。

毛泽东的革命民族主义情怀在他同斯大林的交往中清楚地表现出来：毛泽东从未对斯大林的世界革命领袖地位提出过正面挑战，但他对于斯大林在他面前时时显露的优越感，却甚为反感，这从他在斯大林死后一再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提出的严厉批判中，清楚地表现出来。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中苏两国间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构成上的一致性，双方由于历史及文化因素而产生的差异一直处于隐性状态。直至1950年代中期，中苏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看上去仍然是十分稳固的。

中苏关系的逆转起始于1956年。这一年2月，苏共举行二十大，赫普晓夫在会上作了对斯大林予以全面否定的秘密报告，并试图改变斯大林时期的许多政策，在苏联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掀起“非斯大林化”的潮流。使得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耿耿于怀的是，以朱德和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苏共二十大，但却未被邀请出席赫鲁晓夫发表秘密讲话的关门会议;苏方直到事后才向中共方面通报了赫鲁晓夫的讲话。然而，毛泽东仍然对赫鲁晓夫讲话“揭了盖子”的作用大加赞扬。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打破了斯大林一贯正确的神话，因而有助于纠正斯大林及共产国际在很多问题上的错误，尤其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但毛泽东从一开始又强调，赫鲁晓夫所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捅了乱子”。毛泽东认为，尽管斯大林犯有严重错误，但从总体上来看，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他做出评价时应当采取“三七开”的方法。1956年4月5日，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文，其中指出，斯大林虽犯有种种错误，却仍是一个应予肯定的正面历史人物。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一棍子打死的全盘否定做法是错误的，反映出了赫鲁晓夫以及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领导人在政治上极不成熟的一面，如果听任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则会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的混乱。在做出此种判断时，毛泽东显然将自己放到了具有更高地位的历史道义法庭的“法官”的地位，他因而相信，自己拥有道义上的某种优越地位，从而有资格对赫普晓夫和苏共的政治表现做出评判。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秘密讲话的评论，逐步集中到了构建关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下种种错误、而以他本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对斯大林的错误干预进行抵抗的“大叙事”上来。毛泽东所着力讲述的故事，几乎涵盖了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全过程。他回到了中国革命尚处于幼年时期的1920年代，指出，来自斯大林和莫斯科的错误干预，是导致中共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失败、而中共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他提到，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斯大林错误地支持了王明将国共统一战线的利益置于中共利益之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而使中国革命的发展面临着险恶的处境。最令毛泽东不能忘却的，是二次大战结束后斯大林所犯下的“不准中共革命”、强迫中共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错误。毛泽东还特别提到，在他于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对于同新中国签订一项更为平等的双边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态度暖昧。毛泽东认为，直到中国派兵人朝参战之后，斯大林对中共的看法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将中国共产党人视为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

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对于“个人崇拜”问题采取了一种颇令人深思的态度。在斯大林问题出现之初，他对斯大林在个人崇拜上的错误进行了一般性批判。随着中国政治情势在1957一 1958年期间不断走向激进化，他转而表明，自己并不在一般意义上反对个人祟拜，尤其不反对“正确的”个人崇拜。③毫不奇怪，当一贯紧跟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柯庆施公开宣称“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时，毛泽东非但没有予以反对，反而表示支持与赞赏。一种早先因斯大林的存在而受到压制的世界革命领袖的意识，已在毛泽东的言行之间日益清晰地表露出来。

于是，中苏关系的基础也发生了微妙但却意味深长的变化：尽管毛泽东在公开场合仍然尊崇莫斯科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但他的真实感觉却是，只有中国才更有资格确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中苏关系在观念层次上的这种转变，在双方对于 1956年波兰与匈牙利危机的处理中清晰地表现了出来。

根据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从总体上来看，发生于波兰与匈牙利的危机并不属于同一性质。尽管这两次危机的起因均同莫斯科的大国沙文主义有关，但波兰危机的性质主要是反苏，而匈牙利危机的性质则主要是反共。当苏联领导人于1956年10月19一20日通知中国领导人说，苏联将对波兰进行军事干预时，毛泽东立即主持召开由党的高层领导人出席的紧急会议并做出决定，如果苏联企图用武力解决波兰问题，就是干预波兰内政。毛泽东当面要求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莫斯科转达一个紧急信息：如果苏联出兵干涉波兰内政，中国将以最强烈的语言提出抗议。从10月23一31日，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首的中共高级代表团访苏并同苏联领导人讨论了波、匈局势。很大程度上由于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苏联领导人决定不以武力解决波兰问题，并同意发表一项“关于发展与巩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谊与合作的宣言”，保证在与兄弟国家与兄弟党的关系中遵循一种更为平等的原则。

在匈牙利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认为危机的发生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有关，但席卷匈牙利的反共浪潮使他们感到展惊。他们因而向苏联领导人提出，不应当在面对反革命进攻时放弃匈牙利，刘少奇在应邀参加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时，向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表明了这一看法。10月30日，当接到刘少奇与邓小平从莫斯科发回的关于苏联领导人准备从匈牙利撤军的报告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苏联不应在面对反革命进攻时放弃匈牙利。同一天，刘少奇和邓小平在离开莫斯科前夕，当面向赫普晓夫转达了中国方面关于不应当放弃匈牙利的意见。面对匈牙利的复杂局势，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曾一度犹疑不定，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局面。直到1956年10底，在匈牙利局面几近失控的情况下，并为了对英法在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进行军事干预做出反应，苏共中央才决定派出红军对匈牙利的群众性暴乱实行镇压。从毛泽东和中共的角度来看，中共的意见不仅在帮助苏共中央正确处理波匈危机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促使苏共领导人认识到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遵循“平等”原则的重要性。随着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面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时道义优越感的进一步加强，中苏同盟的心理与政治文化基础与同盟本身的构成之间发生了微妙的错位。

然而，直到1957年，中苏关系从表面上来看仍在平稳发展。在苏联继续向中国提供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同时，中国也在维护赫鲁晓夫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以及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为首”地位的问题上，对苏联表示了公开支持。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领导人会议时，号召社会主义各国承认苏联的领导地位，“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在形象地描述他和赫鲁晓夫的关系时，他表示，“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

问题在于，正是在这些积极言词的背后，中苏分歧与互不信任的潜流实际上却在不断扩大。这一点，在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来。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强调共产党人不应被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前景所吓倒，而应当认识到，尽管会付出很大的代价，这样的战争将会带来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毛泽东以他特有的风格，试图用生动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意见：，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们，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到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

毛泽东发表这次极为重要的讲话时，同他在党内会议上讲话时的做法一样，没有按照一个事先便准备好并经过反复推敲的稿子照本宣读，而是在一个简单提纲的基础之上，便在现场作了一番旁征博引的尽情发挥，再由中方翻译当场口译为俄文。毛泽东选择这样的方式发表如此重要的讲话，这本身便反映出了他对于自己在国际共运中已拥有某种至高无上地位的认识和感觉。从这篇讲话的内容来看，充满着一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看待历史的宏大气魄。他以几近藐视的态度来谈论核战争问题，这并不意味着他赞成核战争，更不意味着他认为应当通过核战争来实现对于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所希望的，是以一种极而言之的方式来表达“历史和未来在我们这一边”的基本信念。

然而，毛泽东现场即兴式的表述加上勉为其难的俄文当堂翻译，对于在现场以俄语聆听讲话的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来说，产生的却是一种目瞪口呆的感觉。从他们以俄语所听到的讲话内容来看，毛泽东的宏大气魄变成了一种狂妄，而毛泽东对于核战争的看法则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无知。从战略和政策的层面来看，当时正全力探讨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赫鲁晓夫及其他苏联领导人本来便不见得会赞同毛泽东讲话中对于国际对抗的强调，毛泽东的发言更给他们带来了极度的震惊。而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发言经过粗糙的俄文口译处理后会产生何种效果;他只是从战略和政策的角度出发，认定赫鲁晓夫对于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强调，实质上是对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种否定。毛泽东的这种看法，又进一步加强了他在面对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时的道义和心理上的优越感。事实上，即便当毛泽东发表国际共运应当“以苏联为首”的言论时，其中亦已包含着某种可能导致中苏双方冲突的潜台词—苏联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必须依靠中共的支持和肯定才能够实现。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宣示：毛泽东与中共确实已在道义上占据了比莫斯科更为崇高的地位。

中苏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人1958年的。毫不奇怪，当1958年中国内外政策经历全方位的革命性变化时，本来便已经存在于中苏关系中的潜在的紧张状态，终于通过两个互有关联的事件而暴露了出来。

第一个事件的起因在于莫斯科关于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的建议。早在1957年11月，在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访苏期间，双方达成了在远东进行海军和空军合作的一般性协定。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 (RodionMallnovsky)写信给彭德怀，向中方建议：为了加强对太平洋地区苏联海军舰艇的指挥控制，苏方希望由中苏双方用四年时间，在中国南方共同建设一座1000千瓦的大功率长波交换台和一座用于长距离通讯的长波收报台。总投资的估算为1.1亿卢布，苏方将承担这两座长波台建设费用的七成，而中方则承担三成，建成后使用时间双方各占一半。

苏方建议所反映的，是一种在俄罗斯战略文化中有着长远的历史渊源、又由于冷战时期苏美两大国在全球范围的对抗而变得更为突出的战略考虑：如果苏联不能解决由于在亚太地区缺乏不冻港而带来的战略劣势问题(这是一个在近代以来便不断困扰俄国的问题)，便难以在同美国这个两洋大国的长期对峙中获得上风。如果能够利用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而获得在亚太地区部署海军力量的有利地位，便能够极大地改变苏联在这一地区—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对峙时的战略态势。苏联领导人也相信，这样做也将加强缺乏现代海军力量的中国的国防实力地位，并进而改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全球冷战中的实力地位。

然而，毛泽东获悉苏方建议后的第一反应是，苏联的建议涉及到了中国的主权与尊严，因而从一开始便主张，中方不仅应承担电台建设的全部费用，还应当独自掌握电台的所有权。于是，毛泽东便将长波电台建设的费用支付这一看来似乎属于技术层面的问题，同中国是否对电台拥有主权并进而同中国的主权能否保持完整这样的大问题挂起钩来。4月24日，毛泽东就马利诺夫斯基来信批示：同意该项投资，但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所有权是中国的。5月10日和23日，彭德怀在中央军委会议上遵照毛泽东的意见提出，“这个大型电台不要合办，应由我们自己办”，并强调“外国人在中国搞军事基地不好”。6月7日，毛泽东又在彭德怀与苏联顾问的谈话记录上批示，在建设长波电台问题上，“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毛泽东还特地提出：“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于6月12日复信马利诺夫斯基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建立大功率的长波电台，并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同时又强调，中方将承担一切费用，在电台完成后，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彭德怀并建议中苏两国政府应就此事进行磋商，并在达成协议后就此签订正式协定。

苏联领导人似乎并未了解中方意图的真谛。7月11日，苏方就建立长波电台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仍然坚持电台由中苏双方共同出资建设、共同拥有并共同管理。中方随郎提出了明确的修改意见：中方将独立担负电台建设的费用，电台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中方将向苏方购买自己不能生产的设备并邀请苏联专家帮助电台建设;电台建成后，由中苏两方共同使用。

在长波电台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中苏双方又因建立联合舰队的问题出现了新的歧见。早在1957年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曾向中方提议，中方过去向苏联订购的装备已经陈旧，建议中方应当改变大力发展海面舰只的做法，转向发展潜艇部队，包括核潜艇。为此，不妨趁苏联正在发展核潜艇的机会，向苏联购买这种新的海军设备。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要求苏联为中国的海军建设提供技术援助，尤其是新型潜艇设计制造方面的援助。7月21日，苏联大使尤金 (PavelYudin)拜访毛泽东，转达了来自赫鲁晓夫的信息：由于地理条件上的限制，苏联很难充分利用新型潜艇的优势;鉴于中国有着很长的海岸线以及良好的港湾，苏方建议由中苏两国建立一支联合潜艇舰队，共同使用苏方的潜艇新技术。

在长波电台所有权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苏方又提出了利用中国海岸组建联合潜艇舰队的建议，这使得毛泽东对苏联领导人的动机产生了新的怀疑。在尤金阐述了苏方建议后，毛泽东的直接反应是，这是又一个涉及到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他向尤金明确提出，必须搞清一个问题，“是不是你们认为只能搞共同舰队，否则就不帮我们?也就是说，你们强迫我们搞合作社，是不是这样?”

据毛泽东自己说，他在同尤金谈话后一夜未眠。第二天，他约见尤金，从上午fl点到下午4点，进行了一场冗长并相当情绪化的谈话。毛泽东回顾了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发展的历史，批评斯大林“很爱摆架子”，一贯从大国沙文主义立场出发对待中共，并在中国搞势力范围。他还反复指出，苏联建立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建议的实质，在于控制中国。他提出，“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合营的问题。”他甚至气愤地表示，“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告诉你，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这次会见基本上是毛泽东的一言堂，尤金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极少有插话的机会。当谈话行将结束时，毛泽东要尤金把他的意见“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

赫鲁晓夫接到尤金的报告后，对毛泽东的反应感到“莫名其妙”和极度震惊。他立即于7月31日到8月3日访问北京，同毛泽东举行了四次会谈。在第一次会谈中，赫鲁晓夫极力向毛泽东解释，苏联并没有控制中国的意图。在长波电台问题上，他辩解道，“共建”电台是马利诺夫斯基个人的主张，而不是苏共中央的决定。他同意，苏方将在建台时向中方提供财政与技术援助，并在电台建成后归中方所有。在联合舰队问题上，他则解释说，尤金可能并没有准确地转达莫斯科的意见。他还一再表明，苏联绝对希望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同志。然而毛泽东却不肯轻易接受赫鲁晓夫的解释，仍然坚持宜称，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中存在着大国沙文主义，他指贵苏联领导人是因为掌握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经过四天会谈，毛泽东的怒气因赫鲁晓夫亲自来北京并反复就苏联的立场进行解释.似乎平息了下来，中苏双方于8月3日签订了关于建立长波电台和苏联向中国派遣海军专家的协定。然而中苏领导人之间，尤其是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心结却没有消失。此后，赫鲁晓夫在谈到毛泽东时一直是牢骚满腹，并认为，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兄弟党之间关系平等的重要性，但他的感觉却是，毛泽东“不把任何人视为与自己平等之人”。毛泽东也多次回顾说，“同苏联关系的转变发生于1958年，因为他们要控制中国。”

毛泽东面对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所表现出的激烈而毫不妥协的态度，清楚地反映了他在同莫斯科打交道时在中国主权与平等问题上的高度敏感。构成这种敏感的基础，则是一种已成为现代中国革命民族主义基本特征的独特的“受害者情结”。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情结源自于这样的信念：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政治渗透、经济剥削和军事侵略摧毁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而使之在近代蒙受了极大的屈辱。结果，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很容易对任何外国对华行为的动机产生怀疑，认为在其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可能是某种暖昧不清，甚至邪恶可憎的目的。尽管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毛泽东完全不能接受苏联领导人将中国视为“落后国家”的做法乃至暗示;当毛泽东宣称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企图控制中国时，他显然是把他们的作为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和欺凌中国的行为联系并等同起来了。

同时，毛泽东的态度还反映出了中苏双方由于战略文化不同而在国际结盟问题上的重大认识差异。国家之间的结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从单个国家的角度来看，同其他国家结盟之所以有必要，恰恰是因为其自身在国家主权范围内所拥有的手段不足以全面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因而有必要通过在主权实施范围上的妥协，通过结盟而使得自身更为重大或更具根本性的国家利益得到维护。苏联领导人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向中方提出建议时，显然是从上述思路出发的，并想当然地认为毛泽东也会按照同样的思路行事。然而，毛泽东革命民族主义情结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基于对于中国国家主权的高度敏感，对中国国家主权间题做出绝对性的界定，并反对在主权问题上做出任何形式的妥协。如果中苏同盟关系和毛泽东的主权界定之间发生冲突，毛泽东宁愿让同盟关系受到损害，也绝不愿意改变或修正这种界定。对这一点缺乏了解，是赫鲁晓夫碰壁—并在碰壁后仍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之所在。

然而，在中苏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引起过毛泽东高度敏感的类似情况以前也曾经发生过，为什么毛泽东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激烈批评会爆发于1958年夏天，而不是更早一些?对此，似乎应该放到毛泽东在党内严厉批判“反冒进”并全力推动大跃进的同一背景下加以理解。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毛泽东同尤金及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可以得到的一个印象是，它们在风格和基调上同毛泽东同一时期的许多党内讲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这两种不同的场合，毛泽东都表现出了对于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的深刻自信。这些讲话基本上都是他的一言堂，由他以批判性的、富于激情的，有时甚至是冷嘲热讽的语言对聆听讲话的对象们施以教诲。这些讲话高屋建扳，就其底蕴与内在精神而言，充满了革命激情。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待问题：当毛泽东正试图将自己的革命理念转化为大跃进的内在动力，而大跃进似乎又在创造出种种“奇迹”时，他在同赫鲁晓夫等人打交道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豪气干人并咄咄逼人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赫鲁晓夫于1958年7月底、8月初访问中国时，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已经准备对国民党控制下的金门等沿海岛屿实行大规模炮击。就毛泽东的动机而言，他不仅希望以此提醒国际社会，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还希望由此而创造出一种同大跃进兴起相适应的在全国实行广泛群众动员的氛围。(本文以下对此还有详细论述。)

然而，在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期间，毛泽东并没有将炮击金门的意图和相关准备活动当面通知苏方。当解放军于8月23日开始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苏联领导人因而颇感震惊。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得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本来便因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而产生的隔阂进一步加深了。此后的两个月里，随着金门炮战的持续，美国援引1954年美台防御条约，大大加强了在远东的海空军力量，并使用美国舰艇为国民党海军护航。苏联领导人出于对金门炮击所可能引起后果的担心，于9月初派遣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ndreiCromyko)访问北京，探询中方采取炮击金门行动的原因和真实意图。中国领导人通知苏方，炮击金门是为了引起全世界对于台清问题的注意，并将美国帝国主义从世界其他部分(尤其是从中东地区)引开，而不是为了进攻台湾，更不是为了挑起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对于中方的解释，这一次是苏联方面感到难以接受了。令赫鲁晓夫不可理解的是，毛泽东为什么在发起可能导致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时，不同自己的盟国预先通气和磋商;同样令他难以理解的是，中方为什么在已经采取军事行动并有机会拿下控制在国民党手里的几个沿海岛屿时，又突然要放弃夺取金门等岛屿的努力。

面对苏联方面的疑惑和不满，中方明确地表示，如果因炮击而产生意外，中方将自己承担全部责任，绝不拖苏联下水。当苏方提议向福建前线派驻一个携带导弹的苏联空军大队，以帮助中方夺回制空权并展慑美国时，毛泽东的回答是，中国只要苏联导弹，不要苏联部队，仍然怀疑苏联此举的真实意图在于控制中国。

葛罗米柯访华后，苏联方面出于同中国盟国关系的考虑，同时也为了防止台海危机因进一步升级而失去控制并造成苏美之间的冲突，于9月8日发表了支持中方在台湾海峡行动的声明。然而，这一做法并没有改变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心理上距离拉开的趋势。

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隔阂还随着大跃进的深人发展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兴起而进一步加深。1958年夏秋之际，数以千万计的普通中国人被动员起来，用土法大炼钢铁。中国的新闻报道，更是充满着中国经济建设中各种“卫星”上天的消息。到了秋天，成千上万个人民公社在中国城乡出现，造成了中国社会正在向着共产主义迅速迈进的巨大声势。

对于大跃进，许多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以自己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为依据，发出了这可能会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后果的种种替告，然而，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联领导人以及苏方的新闻报道最初大体上是持肯定态度的。随着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国城乡遍地开花，大跃进的各种指标变得越来越离谱。在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已由于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以及对台海危机的处理等产生了隔阂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和官方舆论的态度发生了微秒的转变。在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在讲话中强调，“平均主义并不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在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会突然出现是不正确的”。读到这段话，任何人都会联想到，赫鲁晓夫其实是在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而据西方媒体报道，赫鲁晓夫在同美国参议员汉佛莱会见时，似乎实在忍不住他的真实感觉，居然含沙射影地指责人民公社为“开倒车”的举动。

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感冒犯，同时又使他进一步相信，赫鲁晓夫既缺乏政治智慧，更缺乏革命的信念与热情。中苏同盟的基础，就在双方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疑虑和反感互生互长的氛围中，从基础上开始动摇了。

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美对抗的继续

1958年，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另一件大事，是中美两国由于第二次台海危机而达到了几乎再次兵戎相见的地步。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起，尤其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便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军事对抗和经济封锁的全面敌对政策，台海地区则是中美交锋与冲突的一个“热点”。1954一1955年，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做出炮击金门并占领一江山及大陈岛等沿海岛屿的决定，触发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美国方面对此反应强烈，并于1954年12月与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一切，一度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推向白热化，并造成了中美之间兵戎相见的险情。

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之所以在台海地区采取行动，既有战术上的考虑也有战略上的原因。从战术层面看，为的是占领浙江沿海岛屿，消除国民党军队对从福建到上海一线大陆沿海地区的军事压力，并打通浙江及其以北的沿海交通线。从战略层面看，则是为了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重新引起国际社会对于台湾问题的注意”，并为毛泽东与中共领导层推动“社会主义改造新高潮”的到来创造出一种动员的氛围。中共领导层当时并没有占领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计划。②中美双方在事变发展过程中，则各自为避免卷人与对方的直接军事冲突做出了努力。中共领导层随着事态的发展(尤其是在解放军于1955年1月占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以后)，认为预期的目标已经达到，再加当时解放军在福建沿海地区的部署及相关准备还远不足以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威慑行动，便放松了在台海地区的军事压力，危机局势也随之平息下来。

自第一次台海危机后，中美关系的发展以及中共对台湾政策的基调都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宣布，“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华盛顿对此做出了反应。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尽管会谈本身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它作为美国被迫承认新中国为谈判对象的一种外交形式，对中方来说仍然具有极大的象征性意义。因此，中方虽然不满意这种会谈方式，却一直坚持保持这一接触渠道。

在处理已成为亚洲冷战新热点的台湾问题时，中共领导层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后提出了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以通过和平手段实行国家统一的新主张。1955年7月30日，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又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1956一1957年间，中共领导层一直坚持推行这一较为宽松的对台政策。中共领导人除了一再向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人发出重开国共谈判的呼吁外，还通过一系列私下渠道(例如，民主人士章士钊，香港记者曹聚仁等)，试图同台湾当局建立高层联系。毛泽东并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

中共领导层从1955年下半年后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同其一贯奉行的统一战线战略有着明显的延续性，同时，也同这一时期中国整个内外政策中出现的相对宽松现象是合拍的。当1958年到来时，随着中国内外政策的大格局向着“革命化”方向转变，中共对台湾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爆发。

在第一次台海危机结束后，尽管中共领导层将对台政策的公开重点转移到了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上来，但并未因此便松懈在福建沿海地区针对国民党所占领沿海岛屿的军事准备。1957年下半年后，这种准备又集中到解放军空军人驻福建前线机场这一任务上来，以便在台海地区一旦有事时争取制空权。1957年12月18日，毛泽东明确指示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人福建的问题”。1958年初，中央军委与福建军区一再制订空军人驻前线的计划，并定下了1958年夏天前必须完成此一任务的时间表。从1958年春起，在进人福建铁路线建成通车后，中央军委开始考虑对金门实行炮击封锁的计划。4月27日，福建军区司令部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上报了炮击封锁金门的军事方案。

中共领导层对台战略于1958年出现的变化，有着国际与国内多方面的原因。从中共对台政策本身的逻辑来看，“和平解放”战略的前提是台湾当局必须做出积极反应，而在经过1955一1957年两年多的努力后，台湾方面的反应却不能令中共满意，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共领导人“以打促谈”的心理。从沿海军事态势的角度来看，国民党部队占领金门、马祖等福建沿海岛屿构成了对大陆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州和厦门)以及沿海交通线的威胁。如能夺取这些沿海岛屿，将极大地改善福建沿海地区的安全形势。到1958年初，鹰厦铁路的开通，使得大批重型武器(尤其是火炮)得以运人福建前线;福建前线机场的建成及解放军空军的转场成功，又使得由国民党空军控制福建前线制空权的局面得以改变。所有这一切，都为夺取福建沿海岛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从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来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来认为，有必要不断在国际政治中突出这一问题。在美国拒绝与中国方面讨论台湾问题时，也只有通过在台海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才能够以最有力的方式提醒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解决台湾问题是何等重要。

从中美关系的角度来看，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后，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1957年底，美国方面提出，参加会谈的美方大使将他调，因而只能由代办参加后续的会谈。在中方看来，美方的行为无异于单方面将中美会谈由大使级降格为代办级，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57年底中断。自1958年2月起，中国外交部几度要求美方重新选派大使级代表续开会谈，但美方却拒不答复。在毛泽东看来，这正是美国人仍然在国际政治中轻视新中国的傲慢心态的表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之所以会在1955年同意与新中国举行大使级会谈，很大程度上是中方在第一次台海危机中用炮击金门的办法逼迫美国重视新中国而得来的。那么，在美国中断谈判的情况下，是不是也要再次通过对金门的炮击把它逼回到谈判桌上来呢?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1958年中共对台政策的转变，同以大跃进兴起为中心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全面“革命化”的情势联系起来看待，便不难发现，这一转变最深刻的原因，应在于大跃进时期全国范围“超常动员”的需要。毛泽东当然并非简单地为了推进大跃进而“制造”了金门炮击—这里还有着包括本文以上所提及的各种原因在内的许多国际与国内因素在起作用。但是，金门炮击发生于1958年8月—而不是更早些或更晚些—不能不同大跃进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了高潮的情势有关。简而言之，由台海危机局势所带来的外部高度紧张的压力，使得因大跃进推进而出现的内部高度紧张的状况显得合理化了。而在毛泽东的宇宙观里，这两者其实是完全合拍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危机达到顶点时，毛泽东一再提出“紧张局势有利无害”论：“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也有有利的一面，什么道理?因为紧张局势除了有害的一面外还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我们或许这样地来看待问题：如果说，大跃进是一出精彩的京剧大戏的话，那么，炮击金门就是剧中的鼓点。如果没有它的配合，这出大戏的演出也就失去了韵律和节奏，其基本的戏剧性(这也是任何大戏的精华与实质)也就无法体现出来了。

毛泽东关于炮击金门的具体决定，是在1958年7月初以后开始形成的。在此之前，中国方面曾两度要求美国立即重开大使级谈判，讨论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在未得到美方答复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于6月30日发出了最后通赚式的声明称，除非美国方面在巧天之内同意恢复谈判，否则中国方面将不能不认为美国决心要使谈判破裂，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只能由美国方面负责。美方当即做出反应，声称己方一直在考虑选派新大使或改变地点继续举行会谈的问题。同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JohnFosterDulles)又宣布，华盛顿不会受到“15天限期的约束”。7月17日，在15天限期过去两天后，美国国务院宣布任命比姆 (JacobBeam)大使为谈判代表，以便恢复与中方的大使级谈判。

然而，此时毛泽东关于炮击金门的想法已经成熟。7月14日，伊拉克发生了革命。此后，中东地区因美英出兵黎巴嫩而发生危机。毛泽东迅速决定，以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帝斗争为由头，对金门实施炮击。7月17日，毛泽东将这一想法告知彭德怀，并要他传达给解放军总参谋部。此后，由彭德怀牵头，解放军各总部及福建军区司令部迅速制订了具体的军事计划，部队开始向福建前线大规模调动，并定下以7月25日(后来又改为27日)为对金门国民党驻军实施大规模炮击的期限。然而，到了7月27日，毛泽东又对炮击的最后准备工作突然叫停，表示“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

解放军在福建前线大规模集结的行动，引起了华盛顿的高度注意。在艾森豪威尔 (DwightEisenhower)总统、杜勒斯国务卿等美国决策者会同军方及中央情报局就美国应采取何种应对之策的讨论中，一致的结论是，有必要对台湾提供新的援助，并增强第七舰队的力量。然而，在关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重要性，以及美国是否应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等问题上，美国决策者的意见并不一致。大致上来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更倾向于认为，沿海岛屿并无太大的军事价值，同保卫台湾也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美国“没有足够的理由去保卫沿海岛屿，除非进攻这些岛屿是进攻台湾的前奏”。杜勒斯则更倾向于强调沿海岛屿的重要性，以及对台海地区局势进行干预的必要性。

毛泽东之所以决定推迟炮击金门，除了希望以此为解放军提供更为充裕的准备时间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觉得自己在如何对付美国的问题上还没有想透，同时，在美方通过任命比姆大使而在实际上回应了中方关于继续大使级会谈的要求的情况下，他对于炮击金门所可能造成的各种影响也没有考虑清楚。他知道，国民党部队都派有美国军事顾问，如果解放军对于金门的炮击打死了美国人，就不免会对关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产生重大冲击。最终，毛泽东定下了“只打蒋军、不打美军”的作战原则。他的基本战略设想是，既要通过炮击金门造成台海地区的危机局势，向美国施加压力;但又要尽可能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驻福建前线解放军部队突然开始对金门岛国民党驻军的大规模炮击，在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发射炮弹三万余发。次日，炮击的重点转向了封锁金门岛。在此后的六个星期里，解放军持续进行对金门的炮击。到9月上旬，随着金门岛国民党驻军的补给供应线几乎被切断，解放军对金门岛实施直接登陆作战似乎已经迫近。

解放军炮击金门的行动引起了华盛顿的强烈反应。杜勒斯国务卿公开警告说，中共如以武力强行夺取金门、马祖等由国民党部队占领的沿海岛屿，将会引起严重后果。艾森豪威尔总统虽然在内部讨论中对金门、马祖的战略价值表示怀疑，但在公开声明中仍然宣称，金马等沿海岛屿对于保卫台湾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美国“不会放弃对中华民国的责任”。8月27日，蒋介石向艾森豪威尔发出求援信，表示，如果对金门的炮击持续下去，国民党“在金门的守军无异于坐以待毙”。8月28日，福建前线广播台对金门国民党驻军播放了《告蒋军官兵书》，宣称解放金门已“迫在眉睫”。美国国务院立即宣布，保卫沿海岛屿同保卫台湾本身有着密切关系。美国军方则制定了相应的应急计划。美国决策层甚至讨论了为应付危机升级而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问题。

就在台海危机似乎将中美两国又一次带到兵戎相见的临爆点时，形势的发展突然出现了转机。归根结底，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不仅仅是出于军事上的目的，而有着国内政治及其他方面的种种考虑。因此，如果让危机失去控制，并导致美国直接卷人，那就同毛泽东的初衷背道而驰了。9月4日，毛泽东决定，福建前线部队从第二天起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察“各方动态”。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指出，要准备恢复中美会谈，以配合福建前线的斗争，“有武戏又有文戏”。他还指出，“我们现在一手打炮，一手谈判，一武一文……谈判是外交侦察，摸清底细。两手比一手好，保持谈判渠道是必要的。”

中方停止炮击三天的决定，使得本来便在是否应当帮助国民党保卫金马等沿海岛屿的问题上存在内部分歧的美国政府，找到了一个下台的台阶。9月4日，杜勒斯发表声明，在重申“保卫金马与保卫台湾相关岛屿”的同时，又表示，美国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争端。

9月6日，周恩来发表声明，一方面强调，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国民党部队予以坚决打击，这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另一方面又表示，既然美国愿意进行谈判，中国政府也准备恢复与美国的大使级会谈。

于是，台海危机的发展引出了中美大使级会谈恢复举行的背景。中方的最初设想是，通过谈判由美国迫使国民党撤出金马等沿海岛屿，结束台海危机，并在此后保留这一中美交往的渠道。在谈判的具体策略上，周恩来要求中方谈判代表王炳南：“在第一次会谈中，如果美方急于要表示自己的意见，可让他先说;……如美方先提出方案，而方案本身又有研究余地，你不忙提出我方方案，而将其中过分荒谬之点予以评论，其他则保留下次会议再予以全面回答。如果美方不提具体意见而又急于要知道我方意见，我方亦可使用这一发言要点，并将预定方案提出。”9月13日，当时正在武昌视察的毛泽东致信给周恩来和黄克诚，就谈判策略面授机宜道：“华沙谈判，三四天或一周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对我们进行侦察。”周恩来随之转告王炳南：“先与美方周旋，逼其先我露底”。

美方的谈判战略，则在于首先促成某种停火协定的达成。9月13日，杜勒斯在给比姆大使的电报中指出，由于金门的补给线实际上已被切断，台海地区局势极为严峻，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达成中止敌对行动的协议，美国就有可能不得不提出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碟，而这便有可能使美国卷人战争。因此，会谈中最为重要的是达成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在9月14日给比姆的另一电文中，杜勒斯再次强调了会谈的紧迫性，指出，美国最重要的目标是尽快中止敌对行动，同时亦不能将沿海岛屿交给中共，并坚决反对在联大讨论承认中共的问题。

9月15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华沙恢复举行。比姆首先发言称，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严重争议，也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目前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减少乃至完全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防止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大。作为缓和台海紧张局势的第一步，中方应立即停止对金马等沿海岛屿的炮击。王炳南当即反驳了比姆的说法，指出，中国有权使用一切适当手段解放金门和台湾，这里所涉及的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容许任何外人予以干涉。鉴于中美之间并没有打仗，因而根本不存在两国之间停火的问题。王炳南强调，对于台海地区和平与世界秩序的真正威胁，主要来自于美国武装力量对于中国领土台湾的侵占，因而，缓和台海紧张局势的关键在于美国武装力量从该地区撤出。

尽管毛泽东在会前曾指示周恩来，中方应首先“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但王炳南却并未依此行事。在双方短暂休会后，王炳南便和盘托出了本应成为中方底线的一系列主张：中美双方共同发表声明，保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在台湾和远东其他地区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为此，双方应就下述五点达成协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是中国大陆的内海岛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中国的这些领土，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保证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直接威胁厦门、福州两海口的，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必须收复。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地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不予追击。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一致认为，在台湾海峡公海和公海上空的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和安全，必须受到保证。”比姆当即表示，美方不能同意王炳南所提五条建议，因为华盛顿“不能要求一个盟国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

比姆的上述反应，并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西方谈判文化的表现。在美国人看来，谈判是一种双方通过讨价还价而最终达成妥协的过程。因此，在谈判中应以实力为后盾，既不轻易表明自己的底线，也不轻易就对方在谈判中所提建议做出积极反应，而是要通过“一次切一片”的手法，.迫使对方亮出底线。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谈判中达成最有利于己方的妥协。因此，当比姆听到王炳南所提五点建议后，几乎不假思索地便对之予以拒绝，其目的则在于使美国占据谈判中的有利地位，并以此为出发点，在谈判中作进一步的讨价还价。事实上，比姆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虽然提到了中方在停火问题上立场强硬以及中方所提声明草案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但他同时又提请华盛顿注意，按照中方草案，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和马祖时将不会受到攻击，而中方关于在适当时候“和平解放”台湾以及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的建议“值得进一步探讨”。

毛泽东当时正在合肥视察，当他得到关于9月15日中美会谈的报告时，极为展怒。按照他先前的设想，中方提出五点提案是为了在会谈中争取主动并迫使美方陷人被动。然而，王炳南却在美方还没有亮牌的情况下便露出了中方的底牌，这就会造成美方的错觉，以为中国急于解放金马，从而产生在美国人面前示弱的效果。毛泽东曾打算撤掉王炳南，只是在周恩来对这一错误承担责任并表示撤换王炳南可能会造成混乱后，毛泽东才同意让他留在华沙。但他同时指示周恩来，中方应在下一次会谈时取进攻战略，以便争取主动。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讨论，并致信毛泽东，一面就“我方方案提得过早，给了对方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急于求成”进行检讨;一面又提出了“争取主动”的五点建议：“一、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二、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三、将我们的斗争策略分告苏联代办和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合我们行动;四、以我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所谓的停火的阴谋，说明我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利，这些不容美国干涉;五、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它们注意。”周恩来还建议，为配合这些外交活动和华沙会谈，“在不触及美国空军、海军的条件下，组织一次有我海军、空军、炮兵三方面参加的打击金门守军和蒋军运输舰、战斗机、运输机的较大行动。”毛泽东表示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认为这是“高屋建瓶，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周恩来指示王炳南，要他“在谈判中坚持要求美国撤兵的新方案，以配合我在国内外和在军事上打击美国的斗争”。

于是，在9月22日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王炳南明确表示，中方决不能接受美方关于在台海地区先实行停火的“荒谬”主张，不能容许美国把“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扩大到金门等沿海岛屿，更“不能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澎湖合法化”。他也完全不再提起自己一星期前所提出的关于国民党军队由金、马撤退的建议，而是一再强调，解决台海危机的第一步，应是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其所有的武装力量”。在9月25举行的会谈中，比姆发现，王炳南既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也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试探美国的意图。很显然，中美大使级又回到了1957年中断前的情形，已经重新回到一个双方互相指责、不能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的场合了。

此时，台海危机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美国的态度开始发生微秒的变化。9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时说，美国“没有保卫(国民党军队所控制的)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并表示，如果在台海地区能够实行停火，国民党“在沿海岛屿上保持为数不少的部队就是愚蠢的”，从而表现出了以金、马来交换台、澎安全的意图。杜勒斯的声明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警觉，周恩来在10月初的政治局常委会议指出：“杜勒斯的谈话，表明美国想趁目前这个机会制造两个中国，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以此为条件，美国可能要台湾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的计划，并从金、马撤退。”周恩来的结论是：“杜勒斯这个政策，一句话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同我们最近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侦察美方底牌的情况是一致的。”毛泽东完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他说：“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

在对于台海局势发展的进一步思考中，毛泽东开始意识到，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可能更有利于打破美国将台、澎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也有利于将台海危机引向结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想到了“绞索战略”这一概念。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将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纹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中央军委在致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的一份电报中，对毛泽东的意图作了进一步说明：“我们目前以收复金马还是仍由蒋军占据金马，两者对今后斗争孰较有利，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和决定的问题。当然，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好处，如果做到这一点，应该说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在绞索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考虑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领似乎较为有利。因此，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蒋军能够生存下去，促使其守而不撤，是必要的。同时又要求仍要使其处于紧张状态，拖住美国不得脱身。为了打破美国的停火阴谋，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以利统一解决台、澎、金、马问题。”

若从军事斗争的角度来看，持续一个多月的金门炮击战固然揭示了美国对台湾所承担军事义务的限度，但并没有改变国共之间在台海地区攻防对峙的基本态势。然而，毛泽东仍然决定将危机引向结束。这恰恰表明，他之所以做出炮击金门的决定，主要并非出于军事斗争的目的，而有着更为深广的国内超常动员的考虑。当台海局势发展已经起到了毛泽东促进广泛与深人的国内动员的目标时，他决定将危机引向结束便是很自然的了。

10月5日，毛泽东下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暂停炮击两天，并以彭德怀名义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从10月6日起，以美国人不提供护航为条件，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金门，以便使金门等岛屿的国民党与同胞获得供应品。这以后，停火期一延再延，持续一个多月的第二次台海危机，终于结束了。

在大跃进失败的阴影下：中苏分歧深化与社会主义阵营走向分裂

1958年过后，中美两国之间总体上的全面对抗继续存在，但危机时期台湾海峡剑拔弩张的情势毕竟缓和了下来。然而，阴云密布的中苏关系却并没有随着1958年的过去而变得明朗起来。大跃进的背景中本来便带有中苏竟争的含义，随着大跃进的种种消极影响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日益显露，中苏关系的发展前景也变得更为黯淡了。

进人1959年以后，尽管中共中央一再发出“继续跃进”的号召，但工农业生产中严重滑坡的趋势却日趋严重。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的是，1959年3月间，西藏发生了叛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了顺水推舟，通过镇压叛乱来推动民主改革的危机处理战略。此后，中央政府很快便将叛乱镇压下去并有效地控制了当地的形势，但中国的国际形象已由于西方国家就此事大做文章而受到了损害，首当其冲的则是中印关系。由于在西藏问题上的分歧，也由于解放军进驻西藏后中印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分歧被凸现出来，当达赖逃往印度“避难”后，自1950年代初以来便一直处于友好状态的中印关系逐步陷于紧张。1959年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的社论，对印度领导人尼赫鲁 (JawaharlalNehru)公开提出批判。1959年8月25日，中印边境部队在朗久地区发生军事冲突。10月21日，一场更大规模的边界冲突在中印边界西段的空喀山口发生。整个1950年代一直处于友好状态的中印关系迅速恶化。

西藏叛乱发生之初，似乎并没有给中苏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在西藏叛乱发生后，中方适时地向苏方通报了有关情况，苏联领导人则对中方镇压叛乱、控制形势的行动表示支持。同时，苏联方面还向中方提供了有关叛乱分子活动及转移的情报资料。

然而，由大跃进和台海危机而显露出来的中苏之间的深层次分歧依然存在。当中方开始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尼赫鲁时，苏联领导人对中印冲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中方很快便注意到，苏联报刊发表了很多西方攻击中国平定西藏叛乱的报道，同时却几乎全然忽视中国报刊对于印度对西藏及达赖态度的批判。为了使苏联领导人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中方的立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于5月7日接见了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驻中国大使，由周恩来向他们详细讲解了中方关于西藏叛乱以及印度与之关系的看法。周恩来指出，尼赫鲁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要在西藏建立“缓冲国”，阻止那里的民主改革，并迫使解放军撤出西藏。毛泽东则强调，中国的政策不是要把尼赫鲁推向帝国主义一边，而是要教育印度人民以及尼赫鲁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不怕鬼，“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但是，中国不怕这些鬼。毛泽东的这些话，实际上并不仅仅是针对帝国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地区反动派的，也有着针对苏联人的一面—这尤其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已经越来越露出了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同流合污的倾向。

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本来便对毛泽东在大跃进和台海危机中的“冒险主义倾向”持有异议，在大跃进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严重滑坡、中印关系又陷入危机的背景下，他们走出了将对中苏关系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新的一步。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由于苏联正准备与美国和英国在日内瓦就禁止核试验问题进行谈判，再加美苏首脑会议召开在即，它将难以继续向中国提供原子武器技术方面的援助。苏方因而决定，将暂缓根据中苏之间的协定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样品及有关技术资料，待两年后视情况发展再作决定。与此同时，许多苏联专家在回国休假后奉令不再返回中国，这就使得已经陷于困难境地的中国经济形势更面临着雪上加箱的局面。

莫斯科的举动，不但反映出了中苏两国领导人在面对“和平与战争”等国际政治基本问题时在理念与政策上的重大分歧，更重要的是，这揭示了赫鲁晓夫通过向中方施加压力来处理后大跃进时期中苏分歧的基本思路。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使得早被带上“大国沙文主义”帽子的苏联领导人更加站到了中国革命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而从中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又为毛泽东以对赫鲁晓夫实行反击为理由在党内构建大跃进之后继续推动“革命后革命”的新共识，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新空间。毛泽东首先抓住“和平与战争”这个在他看来属于赫鲁晓夫的“软肋”的问题，在中共领导层的相关讨论中指出，赫鲁晓夫实质上已将同美国改善关系放到了比中苏同盟关系更为重要的地位。自苏共二十大以来，毛泽东就一直对赫鲁晓夫宣扬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及和平过渡的观点大不以为然。赫鲁晓夫为了同美国缓和而中断对中国提供原子技术援助的做法，更使得毛泽东有理由宣告，赫鲁晓夫要做的就是同帝国主义实行无原则的妥协。

随着大跃进的恶果越来越暴露出来，毛泽东“革命后革命”的实践和理论开始在党的领导层内受到质疑—这方面的代表性事件，是彭德怀在1959年7月举行的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批评大跃进所揭示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的意见不仅对他在党内仍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权威与权力提出了挑战，而且还对他的“革命后革命”宏大事业的合法性形成了威胁。然而，当毛泽东对彭德怀等展开“反击”时，除了给他们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外，还着力构建了一幅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和中共领导层内的反对势力遥相呼应的图景：“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他宣称，自己要就这三件事“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庐山会议后，在党内全面掀起批判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背景下，毛泽东又指令“将赫鲁晓夫反公社的演说，在人民日报发表，使他越处于被动，使全国人民知道赫鲁晓夫是反公社的。”毛泽东这种给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加上“里通外国”的背景和“内外勾结”的动机的做法，使得他在大跃进失败的严酷现实面前，仍然得以在党内斗争中转守为攻。然而，这进一步推动了中苏关系在大跃进失败的背景下继续走向下坡的进程。

在国际政治发展的层面，中印之间争端的升级成为造成中苏之间分歧进一步加深的催化剂。在中印边防部队8月下旬在朗久地区发生冲突后，中国外交部于9月6日通知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安东诺夫(5.F.Antonov)，冲突系由印度方面首先挑起，中国的态度则是尽力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然而，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却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9月8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对中方关于朗久冲突的解释提出了异议。信中表示，发生冲突的中印边界属于高寒山区，难以划出准确的边界线，而既然冲突造成了印方的人员伤亡，中方便应当承担责任。9月9日，安东诺夫又约见陈毅外长，递交了一份苏方准备于次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稿，其中将中印边境冲突称为“可悲的”事件，并强调，西方国家正企图借此事件造成赫鲁晓夫访美前国际局势的复杂化，苏联政府因而不能不对此表示遗憾。声明希望，中印双方从相互利益的考虑出发，解决存在于两国之间的误会。陈毅当即提醒安东诺夫，中方在几天前已向苏方通报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情况，因此，苏方没有必要就此事公开发表声明或做出评论。此后，中国外交部又通知苏方，中方将公布周恩来总理致尼赫鲁的一份信，其中已就中方关于边界冲突的立场及处理间题的态度作了全面阐释，建议中印双方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而在问题得到解决前则维持边界现状。中方并向苏方提供了周恩来致尼赫普信的副本。

然而，早已对中国方面的种种举动心存严重不满的赫鲁晓夫却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反而决定将原定于9月10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提前于9月9日发表。苏方此举引起了中方极为强烈的反响。尤其使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感到愤怒的是，莫斯科竟认为，中印边界冲突是对于“在国际关系中缓和紧张局势努力的打击”，同时也会使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的前景变得复杂化。毛泽东不难在中共领导层就此形成共识：苏方由塔斯社就中印边界争端匆匆发表声明的举动表明，“赫鲁晓夫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不满和不信任，一心追求美苏合作解决世界问题”，才会决定如此行事。中共领导人还将苏联人的态度同他们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行为联系了起来，认为，“这两件事情都是在赫鲁晓夫访美之前做的，是赫鲁晓夫做给艾森豪威尔看的。……是真正的贡礼。”这种愤怒的感觉，充满于9月13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信的字里行间：“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与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印度资产阶级和想尽办法要离间中苏的美英帝国主义者则弹冠相庆。”这封信还指责赫鲁晓夫和苏共“是在拿基本的原则做交易”。于是，在中共领导层的议事日程上，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问题被中苏分歧加深“抢去”了注意力。

就在中苏关系陷于紧张的背景下，赫鲁晓夫访问了美国，并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戴维营会晤。此后，他于9月30日抵达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当晚，赫鲁晓夫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庆宴会上发表了40分钟讲话，对美苏会谈所表现出的“戴维营精神”大加宣扬，声称这将为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带来缓和。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简直是欺人太甚—他怎么可以将这种话题带到纪念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庆场合来呢?当赫鲁晓夫提到“用武力来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是不明智”的时候，毛泽东的感觉必定是，赫鲁晓夫意在侮辱中国革命和他本人。他当即决定，不在国庆宴会上发表讲话，而改由周恩来致词。

10月2日，赫鲁晓夫及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谈。本来，这为中苏两国领导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使他们能够通过面对面的交换意见来弥补双方已经存在的裂痕。然而，情况恰恰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从会谈纪要来看，双方的对话很快便演变为唇枪舌剑的争辩。

会谈伊始，赫鲁晓夫便极不明智地向中国领导人传达了艾森豪威尔的口信，要求中国释放两名因被控犯有间谍罪而被拘押的美国人。毛泽东当即告诉赫鲁晓夫，这两个人最终是会被释放的，但决不会在此刻被释放。当会谈转到台湾问题上时，赫鲁晓夫批评中国方面在处理1958年台海危机时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并对中方未事先将炮击金门的决定通知苏方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他列举了十月革命后列宁通过建立远东共和国来作为苏俄和日本之间缓冲区的例子，教导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应当学会在激烈的对抗中求得缓和的必要性。中国领导人愤怒地驳斥了赫鲁晓夫的说法，并激烈地指出，在台湾海峡放弃使用武力本是美帝国主义的主张，而现在赫鲁晓夫居然与华盛顿唱起了一个调子，这就等于认可了美帝国主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赫鲁晓夫随之又将话题转往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指责中国对印度使用武力是错误的。他甚至对中方对中印边界一些地区的主权提出了疑义，批评中方“为了几平方公里的不毛之地”而同印度发生争端是不明智的。赫鲁晓夫的张狂态度触怒了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讽刺道，赫鲁晓夫根本就缺乏分辨正确与错误的能力。陈毅元帅则提高嗓门告诉赫鲁晓夫，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应当团结民族主义国家，但绝不应当姑息它们的错误。他还特别提到了塔斯社1959年9月9日的声明，称其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会谈到了这个地步，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控制。双方领导人都提高声音指责对方。赫鲁晓夫甚至宣称，“毛泽东去年当面对着尤金严厉地指责我们党，当时我们忍受了，现在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他还指责毛泽东名义上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但实际上根本不愿听取苏联方面的意见，“你们这样跟我们谈话是不是太傲慢了?”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赫鲁晓夫于10月4日离开中国。鉴于10月2日的会谈过于情绪化，双方商定销毁各自关于这次会议的记录。然而，就在离开北京后不久，赫鲁晓夫便又一次含沙射影地攻击了毛泽东。他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于10月6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发表了公开演说，表面上称赞中苏之间的“兄弟团结”是世界和平的基石。对于一般人来说，要从中察觉出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已经存在着严重分歧是困难的。然而，毛泽东在仔细研读这一讲话时却发现，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宜称，如果有人“像一只好斗的公鸡那样渴望战争，那是不明智的”。毛泽东立即便断定，赫鲁晓夫是在影射中国，攻击包括大跃进在内的中国内外政策。中苏关系的继续恶化，实在是难以避免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双方都开始在党内就与对方的分歧问题“打招呼”。1959年12月18日，曾陪同赫鲁晓夫访华的苏斯洛夫 (MikhailSuslov)在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的一份长篇报告中，指责中共在处理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时“犯了严重错误”。他认为，中共应“更及时地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这样，“西藏叛乱也许便不会发生了”。在中印关系问题上，他声称，“帝国主义的阴谋是要借西藏问题首先造成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紧张，然后挑动这两个亚洲大国自相残杀。”而中国领导人则“完全没有识破帝国主义的伎俩”;中国“向印度以及尼赫鲁本人开火”，“恰恰是中了(帝国主义的)圈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还对中国国内政策提出了全面指责，批判“双百”方针导致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则造成了中国经济空前严重的困难。

在中国方面，中共中央于1960年1月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毛泽东提出，苏联可能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继续滑下去，赫鲁晓夫可能完全变成修正主义。经毛泽东批准，印发了《苏联和我国对于重大政治间题的一些看法》、《中苏关于国际形势的若干观点》，《中苏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观点》等一系列文献材料，第一次将中苏之间可能存在重大分歧的情况向党内干部“露底”。在大跃进失败的阴影下，中苏分歧开始成为中国国内政治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在中苏两国双边关系的层面，双方的分歧仍在发展，并继续从双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不同态度中表现出来。l月19日，在得知赫鲁晓夫将对印度进行访问后，周恩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5.Chervonenk。)，要求赫鲁晓夫在访印期间不要谈及中印边界问题，以避免两党之间的分歧暴露并为印度资产阶级所利用。三天后，契尔沃年科回复道，莫斯科将一如既往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并反对第三国进行干预。这一回答引起了中方进一步的强烈反应。l月26日，周恩来和陈毅召见契尔沃年科，就苏方在中印边界问题上“严守中立”的表态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说，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冲突时，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表示“严守中立”，这不仅是史无前例的，也将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暴露出来。第二天，契尔沃年科再次求见周恩来和陈毅，表示他在阐述莫斯科对中印关系的态度时错误地使用了“严守中立”的说法，然而，周恩来仍坚持指出，即便不用“严守中立”的说法，苏联的政策依然是错误的，中苏之间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在这一关键性时刻，中苏双方又走出了将中苏之间分歧带到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场合的重要一步。l%O年l月8日，赫鲁晓夫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表示，苏联将单方面采取大规模裁军的行动。l月13日，毛泽东批示对此表示支持。1960年2月，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会议例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派出康生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在会上的发言中，康生不指名地警告苏联不要在裁军等问题代替中国说话或承担义务，没有中国正式签字的国际协议，对中国没有约束力。此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康生的讲话。通过单方面裁军行动来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爱好和平的姿态，以动员国际舆论迫使美国放弃在军备间题上的僵硬立场，是苏联政府当时对美国实行的一项重要策略。中国的公开表态不仅在实际上公开了中苏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对社会主义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一致行动的原则构成了严重挑战。因此，赫鲁晓夫几乎是怒不可遏地做出了强烈反应，在华沙条约组织例会的闭幕式上，他对毛泽东进行了露骨的攻击。2月5日，苏共中央又在一项致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中批评说，康生的发言是错误的，并给中共领导人扣上了“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帽子。

当时，在中共与苏共领导层内部，仍有很多人希望不使中苏之间的争论过度升级。然而，双方因分歧而产生的冲击力与惯性却是巨大的。毛泽东在党内的讨论中一再强调，这种分歧所涉及的，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世界革命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在毛泽东的提议与部署下，中共中央以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时机，于1960年4月由《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了《列宁主义胜利万岁》一文，《人民日报》发表了《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社论，以及由陆定一署名的《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一文，就当前时代特征、和平共处与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等问题，对赫鲁晓夫与苏共领导层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从现有的资料中，我们无从断定，毛泽东对于中苏分歧的态度在何种意义或多大程度上是同他应对大跃进失败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就其内在逻辑而言，毛泽东对于中苏分歧严重性的强调，使得“反修”成为后大跃进时期中国政治发展课题中的应有之义，从而在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层面凸现出了继续推进毛泽东“革命后革命”宏大事业的必要性。

在中苏双方的争论向深层次发展的同时，双方又各自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及共产党进行游说，希望将它们在政论中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与此同时，在1960年春夏举行的一系列国际会议上，中国都以颇带火药味的革命性主张对莫斯科的“和平共处”与“裁军”的立场提出挑战。

这些对峙性活动，在1960年6月24一26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党会议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次会议的初衷，是就召开一次由各国共产党广泛参加的代表会议进行磋商与准备。然而，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却发现，赫鲁晓夫与苏共代表团其实是有备而来。

在会上，苏方散发了一份早已准备好并已译成各国文字的84页的“通知书”，对包括《列宁主义万岁》在内的中方所发表的文章进行批判。赫鲁晓夫的发言，更是达到了语无遮拦的地步，他甚至攻击毛泽东“应该被认为是疯子”，批评中国对印度的政策是“纯粹的民族主义”，指责中共“要发动战争”，等等。他还明显地表现出了试图利用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巨大影响，通过集合起某种“多数”来压服毛泽东与中共的意图：“毛泽东同志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毛泽东同志，因此，问题只好拿到这样的会上来解决。”彭真在会上几次发言，均遭到与会者的起哄和打断，但他仍然坚持进行了辩解和还击。根据来自北京的指示，为了不使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过度地陷于孤立，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公报上签了字，但在会议结束时又发表书面声明，指责赫鲁晓夫在会上破坏了兄弟党协商解决问题的原则，采取的是家长式的、武断的、专横的态度，重新把兄弟党关系当作父子党关系来处理。在中苏两党关系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中，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是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将中苏分歧从两党之间的问题变成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

赫鲁晓夫并不准备就此罢手。他对于毛泽东的挑战性性格和处理国内外危机的基本思路和一贯做法全无了解，居然认为，可以通过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来加深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从而迫使中共改变内外政策的轨迹。于是，在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及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全面显露、中国正面临着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各种巨大困难的情况下，苏联政府于1960年7月16日照会中国政府，以中方不信任和尊重苏联专家，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为纪念列宁而发表的三篇文章为借口，单方面宣布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同时并大幅度地减少了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及其他各方面的物质援助。中国领导人曾一再试图说服苏方将部分专家留在中国，但没有获得莫斯科的同意。

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召回全部苏联在华专家的决定，无疑使中国领导人在处理当时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时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然而从毛泽东的视角来看，这却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从一种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1959一1960年是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关于毛泽东“一贯正确”的神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在新中国历史上首次使他在党和国家重大决策中不容置疑的权威地位受到了削弱。从1960年起，随着毛泽东退居二线，处于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为恢复经济和维持国内的政治与社会稳定而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温和与灵活的政策(例如，允许农民保留一部分自留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甚至默认部分地区的包产到户，等等)。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对这些政策提出非难，但从他后来对这些问题的态度来看，他显然清楚地意识到，他在党内无可争议的最高领袖地位以及他的“革命后革命”的宏大事业，都受到了真正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方面却决定召回在华专家，这就使得毛泽东有一切理由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赫鲁晓夫突然召回苏联专家并减少对华援助的决定，是造成中国国内各种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同时，这也使得毛泽东在大跃进失败的背景下论证“革命后革命”的必要性时，能够更理直气壮地将“反修”的问题同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与利益的利益结合起来。而在中共领导层内，是无人能够对这样的论证提出疑问或挑战的(否则，挑战者便站到革命民族主义的对立面去了)。

到这个时候，中苏同盟关系的逆转，实际上已经走上了不归之路。尽管在1960年11月召开的81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上，中苏两党曾就缓解两党之间的矛盾问题达成协议，两国关系从1960年下半年以后起，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中苏之间的深层次分歧依然存在。1962年以后，中国内外政策随着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不仅是针对国内的事务，也是针对国际事务的)，重新开始发生“左”转时，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大转变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于是，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过程中，中国走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门也开启了。

余论

本文的一个基本论点是，从毛泽东“革命后革命”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1958年大跃进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并不是由于领导人的心血来潮而突然发生的。从毛泽东试图以急剧的革命性手段来改造中国国家与社会并重建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的勃勃雄心来看，大跃进的发生以及中国对外政策相应的“革命性”转变，其实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历史发展课题中的应有之义。毛泽东当然并非简单地出于发动大跃进的需要而“制造”了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然而，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发生于1958年夏不能不同大跃进有着密切关系：由大跃进而带来的内部高度紧张的状况同由对外政策革命化而带来的高度紧张的外部压力是互为因果的一后者不仅使得前者显得合理化了，也使得前者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

1958年之后，毛泽东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大跃进失败的事实。这一点，不仅从他在庐山会议上对于彭德怀等人的批评性意见的激烈反应中，也从他对于中苏分歧的基本态度上清楚地表现出来。1959年之后，毛泽东虽然在中共领导层中“退居二线”，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革命后革命”的理念。大跃进的失败，只是更加强了毛泽东通过革命性手段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意愿，以证明大跃进绝非“得不偿失”。而一旦时机成熟，毛泽东便重新回到掌控政治权力并界定主流性政治话语的第一线。1962年9月，他通过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命题，将中国引上了走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1966年是1958年合乎逻辑的继续—而从1966年开始的那几年，也正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对外政策表现出最为激进的“革命性”特征的时期。

1958年台海危机对中美关系发展的直接影响，是两国之间对抗的持续与加深。自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之后，美国决策者关于东亚与全球冷战关系的主流性认识是，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威胁，是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对于美国威胁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了一种以彻底摧毁美国和资本主义全球性统治的“疯狂的历史使命感”的支配。随着中美对抗在朝鲜战争后的持续发展，美国决策者在处理1954年印度支那危机时提出了“多米诺骨牌”理论，将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共产党威胁”定性为具有连锁反应的性质，到头来不仅会摧毁美国和“自由世界”在亚洲的利益，并会危及到美国在全球冷战中的整体战略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继1954一1955年台海危机后发生的1958年台海危机，将中美两国带到了再次发生军事对抗的边缘。危机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将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威胁”看得更为严重，从而对美国逐步卷人“美国历史上最慢长的战争”(即越南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方面，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挑战和抗争，则不仅是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主题，也成为毛泽东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将普通民众的革命民族主义情怀转化为对于他的“革命后革命”的内在支持的重要动员手段。

然而，在1958年台海危机后中美对抗在总体上升级并深化的同时，两国关系中又存在着双边冲突的“上限”得到控制的另一面。在处理1958年台海危机的过程中，中美两国领导人便表现出了不让双边冲突失控的明确意愿。当美国对越南战争的卷人不断升级时，中美两国并没有因此而卷人到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去。事实上，当时的美国对华政策充满着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美国决策者在总体上将中国领导人视为充满“侵略性”、“缺乏理性”并“狂热不羁”的国际行为者;但另一方面，在危机处理的实际过程中，美国决策者又将自己政策制订的前提确定为，中国领导人在制订对越南的政策时，能够表现出行为上的延续性和前后一致性(consistency)和行事时的“有限理性” (limitedrationality)。中美对抗中因而出现了一种极有意思的现象：在华盛顿和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巨大分歧、利益追求存在着严重对抗的情况下，双方在不认同对方的意识形态—也并不认同对方很大一部分利益的合法性—的前提下，在避免使双方卷人直接的军事冲突这一冲突底线上，通过由己方行动和言词对对方所发出的“信息”以及对于对方相应信息的解读，找到同对方实现妥协的某种实际共识。其结果，则使得双方在相互间认识和看法中，对于对方“信守诺言”的意愿和能力，产生了一种不同于“相互信任” (mutualtrust)的“相互信心”(mutualconfidsnce)。从历史发展的长远眼光来看，正是这种奇特的“相互信心”为中美关系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出现重大突破留下了极为重要的伏笔。

1958年，是中苏战略同盟关系发生实质性逆转的一年。毛泽东通过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向赫鲁晓夫提出了正面挑战，指责苏联领导人的行为意在“控制中国”，又在处理台海危机的过程完全将苏联这个盟国完全撇到了一边。赫鲁晓夫则不仅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台海危机、西藏叛乱以及中印冲突等中国内外政策问题上对中国领导人一再提出指责，并试图通过终止中苏核合作协定以及撤回苏联专家等行动，对毛泽东施加压力，迫使中共对内外政策做出调整和改变。所有这一切，又同中苏之间围绕着“和平与战争”和“革命与危机”等问题上的意识形态争论纠合在一起，逐步掏空了存在于中苏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同盟的基础。1958年，因而成为中苏两国由盟友蜕变为敌人的历史过程的实际起始点。

在探讨毛泽东向苏联提出挑战的原因时，许多论者往往将之归之于中苏两国之间在国家利益上的分歧和对立。然而，对于这一段历史的仔细研读却表明，当时中苏两国在一般意义的“国家利益”上存在着明显的汇合与交叉：面对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遏制与威胁，中苏战略同盟关系加强了中国的安全地位;中苏贸易关系大大削弱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确定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借鉴;苏联的援助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条件。与此同时，中国的支持极大地加强了苏联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对抗中的实力地位和战略态势，使得苏联能够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在斯大林逝世后帮助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巩固了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当时，中苏两国的国家利益高度协调的;至少，双方的利益一致之处应当大大超过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各种或隐或现的歧异。

沈志华在探讨中苏同盟瓦解原因时，曾提出过一种颇有见地的看法：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盟国在处理“党与党”和“国与国”关系时，难以克服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利益之间在逻辑与准则上所存在的内在矛盾，缺乏一种解决相互之间矛盾与分歧的妥协机制，因而在各自的政策行为中常常表现出非理性倾向。问题在于，从某一层次或角度来着属于非理性的政策行为，在另一层次上却有着它自身特定的理性与逻辑。中苏两国由分歧走向分裂，一个重要的逻辑起始点在于毛泽东关于中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和认知受到了他的“革命后革命”理念的深刻渗透和制约，这对于按照“常理”对“国家利益”做出界定的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来说，则是难以理解的。毛泽东从来不把在中国夺取政权当作革命的终点，在他看来，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在于彻底改造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并在打碎“旧世界”的同时创造出一个根据革命中国的理念而设计的“新世界”。由此决定，在毛泽东“革命后革命”的基本设想中—这在实际上构成毛泽东关于中国“国家利益”核心内容的界定—不仅包含着对于由美国和西方国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挑战，也隐含着对于苏联这个国际共运“老大哥”的潜在挑战。从根本上看，这正是大跃进表面上以“赶英超美”为目标，实际上却以苏联为真正的赶超对象的原因之所在。而在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在“革命后革命”的道路上走下去，这就决定了中苏同盟关系随着“反修”成为1960年代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而走向最终瓦解的命运。

就对全球冷战发展而言，中苏同盟瓦解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所产生的影响至为深远。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固然是冷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冷战的全部。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冷战的根源，在于世界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种种向题难以在资本主义制度当时所能提供的选择范围内得到解决。自冷战于1940年代中后期形成以来，就其性质而言，便一直是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有关意识形态、制度和人类基本生活方式的对抗。它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对立双方在一般意义上围绕着国际权利分配而展开的争夺，更是双方关于各自制度与生活方式孰优孰劣的竞争。中苏同盟走向瓦解的过程，也是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力量向国际资本主义提出协调性挑战的努力因分化而被削弱的过程。冷战以意识形态和杜会制度对立为特征的两极分化的“典型时期”，亦将由此而逐步终结。随之而出现的，是一个国际政治依然保持着意识形态和制度对立的特点，同时也越来越具有多元性特征的“新时期”的到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发生于1958年的种种事件，为30年后冷战以苏联及其集团的瓦解为标志而走向结束，留下了重要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