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建国后周恩来批评某些干部：技术上依靠苏联专家

本文摘自：《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作者：沈志华，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79人，包括57位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各省委、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负责人；中共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国家机关各部门、全国性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的党员负责人。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报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作了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说明。1月16日至20日，会议展开讨论，主要是大会发言，发言者前后达61人之多（另有29人印发了发言稿）。周恩来的报告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和11个专题报告也是讨论的主要议题。在大会最后一天，陆定一、陈伯达、李富春、彭真、陈云先后在会上发言，毛泽东到会作重要讲话，最后由周恩来作结论。召开如此规模、如此规格的大会，建国以后是不多见的。杨尚昆日记记载：“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央连续开了几个大会，以这次大会的人最多、方面最广。”足见中共动员之广泛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心之坚定。

中共中央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基本精神，主要体现在周恩来作的报告中。这个报告是由周恩来主持、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周恩来自己先草拟了一份《知识分子问题》提纲，后约胡乔木谈报告起草问题。1月上旬，胡乔木写出报告初稿后，周恩来召集中央十人领导小组会议进行了三天的讨论修改。最后，周恩来又亲自修改并增写了一些内容。目前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毛泽东是否看过这个报告稿，或者有什么具体意见。毛泽东当时关注的是他主持起草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8日和9日，周恩来先后收到毛泽东的两封来信，都是关于要求中央政治局讨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并要求“发给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到会各同志”。按常规，周恩来的报告一定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到通过才能提交大会，但目前看到的材料不能为此提供证明。查《毛泽东传》、《周恩来年谱》和《刘少奇年谱》以及其他文献，都没有发现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过这份报告以及其他有关的会议文件，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显然，报告贯穿了周恩来本人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想法，但它毕竟是代表中共中央的意见，因此其中必然会协调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各种不同看法。

周恩来的报告首先坦言，国家面临的一个矛盾就是各类专业人才的匮乏。报告认为，当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的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周恩来明确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报告把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必要性确立在三个基点上：

第一，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必须急起直追。报告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讲科学工作。在报告中，周恩来提醒代表们说，“世界科学技术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其意义“远远超过蒸气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周恩来以异常紧迫的心情呼吁：“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大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第二，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其阶级属性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告确认，“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这里，周恩来提出了两条依据：一是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是政治上、思想上“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前者是一个事实陈述，知识分子被“包下来”，也就自然成为拿国家工资，为国家服务的“工作人员”，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后者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性判断，而且在党内是有不同看法的。为了证明这个判断，周恩来用相当的篇幅来说明知识分子何以发生了“根本变化”，还试图用一些统计数据来说服全党。这就是，目前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进步分子约占40%左右，中间分子也约占40%，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当然，周恩来看来，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变化是对其思想改造的成果。

第三，中共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周恩来指出，党内对待知识分子存在麻痹迁就和宗派主义两种倾向，但主要倾向是低估了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周恩来特别批评说，在“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的今天，普遍存在的“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的想法是要不得的。

针对这些问题，周恩来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周恩来还提出要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分工：在国务院内准备设立一个中国专家局，负责需要中央统一解决的行政管理工作，但各部门不能减少他们直接处理的责任；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处理反革命分子等政治性质的问题仍由各有关部门直接负责，中宣部负责统一监督；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则由中央组织部负责。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首先谈的还是在经济建设中反对右倾保守的问题，说到要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计划地赶上外国时，提出了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批评党内存在着一种情绪：“老子打了一辈子仗，没有你也行！”毛泽东还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没有文化，文化很低，无知，愚蠢，要革这个命，要技术革命，没有你也行呀，没有他们就不行了，这个很清楚，单是我们这些老粗那就不行。毛泽东强调，关于这方面要向党员进行广泛教育。还说，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造出大批的知识分子，高级的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没有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强调的只是使用知识分子以及培养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根据和条件而言，周恩来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阶级属性已经改变的现状出发，突出的是问题的合理性，而毛泽东重点是谈使用知识分子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给人的感觉是更具功利性。

尽管中共内部在认识上存在分歧，但目标是一致的，因此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心仍然很大。会议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步骤。2月24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地不足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因而要求全党“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提出改进意见，并及时向中央作报告。4-5月间，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组织部《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计划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入党情况的报告》、统战部《关于解决高级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社会活动过多和兼职过多问题的意见》等文件。5月，国务院成立了专家局，专门管理高级知识分子，负责督促、检查各部门对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法令的贯彻执行情况，负责解决需要统一处理的有关专家和其他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同时，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分别成立了有关办事机构。7月20日，国务院转发了由研究改善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小组提出的《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工作条件问题的情况和意见》（以下简称《情况和意见》）以及关于这个文件的《通知》。《情况和意见》就有关知识分子工作条件的14个问题（图书、资料、情报、学术交流、仪器、试剂、实验用土地、研究经费、工作室、助手、工作时间等），分别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和措施。《通知》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应办理的有关事务的目录，要求各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作出关于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