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劲秀：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

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日本侵略者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并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对边区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从而导致边区物资匮乏，粮食短缺，广大军民生活困难。

1940、1941年，陕北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庄稼歉收。从党政机关来说，几年来，逐步出现机构臃肿，人员猛增，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弊病。如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成立时，党政军脱产人员为14000人，到1941年激增至73000人，是1937年的5倍多，净增59000人。财政收入锐减。当时，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据统计，外援所占的比重：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从1940年10月起，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实行断邮，外援被切断。这样，人民负担大大加重。如1937年政府收公粮14000石(1石300斤)，1941年增至20万石，是1937年的14倍多，老百姓很有意见。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向中央提出著名的“精兵简政”建议，被中央采纳。

李鼎铭(1881—1947)，陕北米脂人，开明绅士。1941年11月，李鼎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通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于是，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

在提案中，李鼎铭等人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还提出这样做的理由：“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办法：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二、在现有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

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七十多年前李鼎铭在这个提案中几次提到的“计划经济”，是指边区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与建国后国家长期实行、改革开放后被市场经济取代的“计划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李鼎铭等人的提案，引起了边区参议会的激烈争论。有的议员说：“正值抗日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这时提出精兵简政，不是叫我们束手就擒吗?”甚至有些政治观念强、革命警惕性高的人怀疑这个提案动机不良。但大多数议员认为这个提案切中了边区的要害问题，因此，在到会议员209人中，有165人投票表示赞成，通过率达78.9% 。于是参议会形成决议“交政府速办”。

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人的这个提案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中共中央接受了李鼎铭等人建议，于1941年12月初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在精兵方面，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在简政方面，要求抗日根据地切实整顿各级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还具体规定，各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中共中央要求各级机关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上，各级领导人员必须下到基层，了解情况，总结经验。

1941年12月6日，《解放日报》以《精兵简政》的醒目题目发表社论，阐述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12月中旬，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把“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列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党、政、民众团体的全部脱产人数不得超过甚至更少于该地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三，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结合。

1942年9月，毛泽东根据10个月来推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专门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明确指出：“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2页)因此他要求各根据地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贯彻执行。

为了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毛泽东还亲自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原则和办法。他一再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府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精兵简政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结束不久，就开始进行。11月27日，边区政府决定成立编整委员会，负责拟定人员编制和编整计划，精减、裁并各级行政机构。12月3日，边区政府发出训令，确定边区各级机关减去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各厅、处、院重新确定编制。凡调整出来的人员，由编整委员会计划安置，务必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12月上旬，边区政府讨论了编整实施方案，规定：边区政府一级各厅、处、院原有1000余人，缩减三分之一;各处附属机构约7000余人，缩编后不超过6300余人;各专署、县、区由4021人缩编为3396人;警卫部队缩减500人;原属脱产人员的自卫军官兵1000余人，改为不脱产人员;各群众团体由1100人缩编为600余人。八路军留守兵团3000人适当地转到生产战线上(不脱离部队)，积极提高部队质量，以贯彻精兵原则。

陕甘宁边区在第一次精兵简政中，重点为缩编人员。历时四个多月，到1942年初基本完成。边区政府系统共精简人员1598名，占原有人数的24%，其中300余人下移到县、区机构工作，其余送去学习或转入生产领域。同时，裁并了一些机构，更改了部分单位的名称，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但是，由于时间紧，对精兵简政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做到了“编”而没有做到切实的“整”，因此机构设置还不完善，人员调配还不合理，机关工作效率还不高，人浮于事、政令繁杂、部门关系不顺的情况仍然如故。

因此，边区政府决定从1942年4月初开始进行第二次精兵简政，普遍实行整编。为此，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任的总编整委员会，以加强领导。6月30日，边区政府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决定在紧缩机构和人员的同时，着重建立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提高干部素质和适当充实下级，特别是县级政府。

根据上述原则，边区政府各单位，进行了内部的整编工作，采取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等办法，缩减了一些机关和人员，充实了区乡政府组织。

这次精兵简政，由于有些干部推行不力，本位主义、太平观念、粗枝大叶工作作风仍然存在，致使精简工作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因此，1942年9月，边区开始了第三次精兵简政。这次精简，在正式实施之前，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充分的组织安排、思想发动和宣传教育工作。12月上旬，边区政务委员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次年3月公布执行。《纲要》对第三次精兵简政的目的、任务、机构、人员制度、作风、实施方法、注意事项等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纲要》相配套，还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组织措施和条例，如《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区以上政务人员公约》、《简编方案》等。

由于这次精简，措施得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44年初基本结束，大致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李鼎铭在《边区政府简政总结》中对这次精简作了高度的评价。

陕甘宁边区通过三次精兵简政，出现了“兵精粮足以胜敌，政简负轻而安民”的好局面。在精兵方面，暂停了正规军的发展，加强了地方武装和不脱产的民兵，使部队人数控制在边区总人数的2%以内。军队裁汰了老弱，强化了训练，提高了官兵素质，战斗力大大加强。在简政方面，基本实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党和边区政府精简了业务、机构、人员，调整了干部，克服了机关庞大、业务不集中的现象。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由35个减到22个，税局、税所由95个减到65个;专署、县政府内部机构一般由八九个减到四五个，解决了“头重脚轻”的痼疾，达到了“政简民便”的目的。同时加强了统一领导，克服了命令不一、各自为政的现象，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经费开支，克服了浪费现象，改变了过去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纪律松弛、政出多门、文牍如山、效率不高等积习，从上到下，官僚少了，人民勤务员多了。

通过精兵简政，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生产发展。仅以动员民力为例，延安在1941年动员了6万人，1942年降到了2.8万人，减少了3.2万人;绥德1941年动员了7.5万人，1942年减到900人，减少了74100人。节省的民力大力投入到生产中，使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兵简政，使领导机关与干部克服了官僚主义，改进了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改善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大大减轻。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是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一项重要的措施。通过实行这项措施，将精简出的一批干部加强到基层，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而且为党培训干部、积蓄力量提供了条件。如边区政府文书科，精兵简政后只有3个人，却做了过去13个人的工作。

“精兵简政”的提出和实施，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外人士的尊重，是真诚地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密切合作，也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大力倡导民主，而且也是真正实践民主的。

“精兵简政”的提出和实施，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李维汉作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亲身参加了对边区政府1941年底至1942年二次精简的工作总结和1942年至1943年的第三次精简。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精简，为后来精兵简政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李维汉认为，搞好精简，至少有三条经验：一、“只有精兵简政，才能集中力量于急要和首要任务。”二、“精兵简政是临时工作，又是经常工作。所谓临时工作，就是按照一定的精简计划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的工作，有时间性。所谓经常工作，就是要把精简精神在日常工作中贯彻始终，无时间性。我们必须不使一次精简后，时过境迁，死灰复燃。如果一次精简后就一曝十寒，肯定会把精简成果丧失殆尽的。过去的精简情况说明了这一点，全国解放后的多次精简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三、“精兵简政是组织工作，又是思想工作。要改革体制、整顿机构、精简人员、健全制度等等。一句话，要在组织上贯彻，首先要在思想上贯彻。”

延安时期实行精兵简政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体现了“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如果我们有缺点，就不怕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的民主作风，体现了党重视和采纳党外人士正确意见的博大胸怀。在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这些历史的经验显然都是应当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