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指标

    在阶级斗争年代，若不树立对立面，此理论自然不会成立，群众的热情也不会高涨。在农村，地主富农是对立面，在城市，资本家小业主是对立面。很长时段，知识阶层尚无对立面，于是“世界上没有犹太人，也要造出犹太人”,划一干“右派”分子作了对立面。

    运动当间，有句颇为策略的话，“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志是好的”,言外之意，还有百分之五的人要经历暴风雨般的打击。此话自牙缝中挤出，面部透着几分威严，“帽子掌握在群众手里”,可以随时给冒犯者扣上。当年的“地富反坏右”,大致都是依此原则产生的。据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载：1951年，镇压反革命时，“在平衡了各地方上报的杀人计划之后，毛泽东很快就计算出了一个各地应杀人犯的比例数来了。按照他的设想，一般城市杀人至少应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0.5‰，敌情严重的地区，可以达到1‰，个别地区亦可突破，但不应超过1.5‰。”且先杀掉总人犯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

    毛泽东还对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杀掉3000人左右。南京是国民党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应在南京多杀。”那么，到底划分了多少右派？据1978年平反“右派”时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国共揪出55万名“右派”.当年经胡耀邦平反的300万名干部冤假错案中，“右派”只是不大的一部分。

    “反右”指标大小单位都有，所不同的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多一些罢了。地主富农按财产多少分，右派分子则按思想、言论的好坏分，按学历、知识的高低分。事先充分考虑到这一群体的警觉性、狡猾性，已采取了“阳谋”之术，引蛇出了洞，诱鱼上了钩，但按比例还是不达标，于是或末位淘汰，或相互揭发，或抓阄指定，或蒙蔽诱哄充之，闹出许多的荒唐来。

    1979年，周扬透露过反右时的一些细节：“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延安的老账！”名单上的华君武，周扬想保护，毛严斥道：“华君武不是右派，你周扬就是右派！”

    贾植芳《我的人生档案》载：贾的一位老同事讲述自己的“右派”经历，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找他谈话：“你虽然不是党员，但可以说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我们一直把你当自己人看待。现在党遇到困难了，党的困难就是你的困难。教授中的右派名额还短一个，就把你补上吧。”这位同事觉得党委书记很真诚，他自己深受感动，没想到帽子一戴，劳改了二十年。志愿军文工团员刘家政，1957年被荐四川大学干训生，“反右”时，未有任何鸣放言论，但她所在支部须完成两个右派指标，大家讨论至深夜，皆沉默无语，刘起身去上厕所，回来后被宣布为右派，从此，受尽苦难，投水自尽、上吊自杀均未遂。

    梦想《柳暗花明》载：“某单位从上面分配到一个’右派分子‘的指标，但通过’大鸣大放‘以后，确实找不到反党言论的人。该单位负责人是一个从部队转业来的、党性很强的军官，眼看着完不成上级分配下来的任务，心急如焚，最后他只好自己主动报名去’顶替‘这个上面分配下来的、一定要完成的这个’右派分子‘指标。结果使他无法想到的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了：他被开除党籍、送到农村去劳改。紧接着又是离婚，弄得一个妻离子散的悲惨结局--这真是一个荒唐透顶的、然而又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类似的指标，苏联时代也有。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第二章写道：“那几年抓人的真正规律是数字的给定性，分级摊派，统一分配。每一个市、区，每一个部队都接到控制数字，并且必须如期完成。”前契卡（苏联克格勃前身）人员卡尔加诺夫回忆：“塔什干接到电报：’即刻送来两百！‘而他们刚刚扒拉过一遍，好像再也无人可抓了。主意有了！把普通犯改为政治犯！数字还没达到怎么办？吉普赛人在市里一个广场无法无天地搭起了帐篷，包围起来--把十七到六十岁的男人统统作为政治犯抓进来！于是任务完成了。”不约而同的故事，惟有相同制度下，才会发生在相隔万里的不同地点。

    “右派”既定，秋后算账，既是阶级敌人，就应“无情地予以歼灭性的打击”.紧接着上面按照其罪行轻重，做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单位，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到来的大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都不存。

    据杨显惠《夹边沟纪事》云：夹边沟农场前后共送去3500名右派，至1958年发冬衣时，具体人数是3136人，已死几百人，最后活下来者不超过600人。死者中包括傅作义的弟弟、留美博士、水利专家傅作恭，他于1960年冬某日，本想到农场场部的猪圈里抠点猪食充饥，却无力地倒在了圈侧。类似的劳改农场，仅甘肃一省便有十几处。而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一“右派”劳改中队，300人死去227人，达75%.“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或被处罚从事体力劳动，或在被歧视中继续原有工作。在此后的历次运动中，这批人都成了被批斗的老运动员。上面一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志是好的”,别人不觉此话深浅，“右派”们却开始脊背冒冷汗了。

    1958年，“右派”林昭与甘粹相爱，一日，他们走到总支办公室，要求开介绍信登记结婚。总支书记章某一阵冷笑：“右派有什么资格结婚？异想天开！”“我们有公民权，为什么不能结婚？”林昭质问，章某凛然作答：“你认为给你们公民权，就是公民吗？别忘了，右派是资产阶级反动派！”打入另册的“右派”,是那个时代的贱民，一人“右派”,妻儿遭殃，亲戚株连，在意白眼者，抑郁于荒寂，生不如死，不堪凌辱者，自杀以解脱，而死不瞑目。

    “右派”既倒，无人再敢以言犯上，大跃进、“文革”遂一路畅通，黑暗的接力棒，次第传递。然得志一时，世所不齿。张爱玲说：“三十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雨夜闻人哭，山川带血腥，这个故事的确还没完。梅德韦杰夫评价斯大林时有云：“所有这一切必须留在俄罗斯历史中，永远不再发生，因为发动一场对自己人民的战争是最大的犯罪。”但愿它也能留在中国的历史里，也永远不再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