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中的社会问题

1953年，蒋介石在台湾撰著《民生主义乐育两篇补述》一文，论述中国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移”问题，值得一读。

在笔者看来，从历史研究和现实对策的角度，这篇文章给人们提供了几个关注点。其一，蒋介石并非仅仅是个“刻板军人”，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热衷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相反，他能够看到从农业社会、农村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城市社会乃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主张顺应这种趋势，用各种新的制度和办法来应对在此过程中已经出现或必然会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二，文章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机制，对于这种社会结构和机制趋于解体后中国所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有十分深刻的理解。其三，文章中所谈的各种社会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的大陆地区并不严重，甚至根本不存在;而在这一时期之后，它们却被人们日益深切地感觉到。对此我们应作何阐释?一种可能的解释逻辑是，这一时期大陆地区的社会发展背离了现代化的方向，走了弯路;另一种可能的解释逻辑是，这一时期大陆地区所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具有(至少是包含着)可以避免各种“现代社会病”的合理性。显然，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对于人民共和国最初三十多年历史在“中国大历史”中所占地位的理解，也涉及到了今日中国建立“全面小康社会”的现实对策，非常值得人们认真思考。

这里，将这篇文章对于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的分析，以及所提出的对策主张，归纳阐述如下：

蒋介石说，“在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的时候，有一种自然的趋势，就是人口集中于城市”，“以中国之大，机器生产事业发达的时候，必将有百数十个大城市发展起来”。而由于旧的社会结构不能适应这种转变，必然“要流于瓦解”。他指出：“中国近三十年的趋势，最主要的就是农业已趋凋敝，工业未能顺利发达。旧社会组织瓦解，新社会组织还没有形成”，抗战和战后的内乱使得“社会的瓦解”格外迅速。他认为，中国社会的严重“病态”被中共“所乘”，是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主要原因。蒋介石不像梁漱溟那样主张在中国延续和重建农业本位的社会结构;相反，他认为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不仅是一种趋势，也是一种进步。他认为，中国应该也完全可以通过新方法、新途径解决好由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建设一个新的社会。蒋介石说，孙中山在《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中已经阐述了“民生主义对于工业社会的理想”，这就是将实业“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政治与实业皆民主化，每一阶级皆依赖其他阶级，而共同生活于互信互爱的情形之下”;“须给人民全体生活之机会，并予以完全之自由”;每个人都应从经济发展中“按其应得之比例”得到利益，享受其全部劳动结果;此外，还要“获得较优良之工作状态，并有余暇之机会”在工作之外的领域得到发展。这样，“劳工必能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

蒋介石认为，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以下各种重要社会问题，而国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应该承担责任。

其一，“生育问题”。蒋介石认为，马尔萨斯主义“把人口问题当作纯粹生物学的问题和简单的经济问题来研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他表示同意孙中山的这样一种观点，即列强之所以不能够灭亡中国，是由于他们与中国相比人口太少，如果中国的人口不增加而列强的人口增加，中国就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他说，传统农业社会以大家族为生产和消费单位，为了“劳力的增殖”、“事业的延续”、“祖宗的祭祀”和“家门的撑持”，大家族十分重视生男育女，实行早婚和多育，因此不存在人口不增加的问题。但在人口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家族分化成为小家庭，“一个小家庭是一个单纯的消费单位，多生一个儿女就是多加一个负担”，于是产生了各种“生育问题”——男女晚婚、离婚率增高、生育率降低、乡村人口生育率高而城市人口生育率低，以及“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其生育率便愈低”，等等。蒋介石认为，首先要采取经济奖励措施来鼓励生育，包括结婚贷款、女工产假、给“子女较多的工人增加工资”等等;而经济方面“最有效的根本政策”乃是使国民能够充分就业，要使人们有稳定的职业收入，“无失业恐慌之患”，要使每个家庭“都有机会得到自己的住宅，使其有恒产，有恒心”，人们“有了安定的家庭，才能养育健全的子女”。此外，还要采取“社会”方面的措施来增加人口，包括要“使全国经济平均发展，全国人口均衡分布”;要使各地工矿渔牧等产业的发展和人口布局与当地的资源情况相适应;要使“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要做到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使“每一家庭都得到充分的空间和健康的环境”。与此同时，还要教育青年男女，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对于婚姻和家庭及子女教养”负有责任，认识到“家庭组织不单以个人的感情为基础”，同时还对社会和国家负有责任。

其二，儿童的“养育”问题。蒋介石说：农业大家族视儿童为自己延续的命脉，将养育儿童视为“家族共同的责任”，儿童即使失去父母也会由家族中的尊长养育成人。然而，现代城市小家庭的组成“纯以夫妇个人间的感情为基础”，人们“对于下一代的责任感和牺牲心”不足以使他们“践履其做父母的义务”。此外，儿童是人们就业的障碍，“特别是对于一个母亲，养育儿童就不能出去就职业”，“一个母亲养了儿女，就只好放弃职业”。于是，“儿童问题在工业社会中就成为一个民生问题”。此外，城市小家庭也不能成为儿童的保障，父母离异、死亡都可能导致儿童被遗弃，母亲为了生计而离家就业，也会使家庭破碎，儿童失去正常的教养。他主张从三方面解决儿童问题：一是通过教育加强人们的家庭观念，使人民懂得有了安定的家庭才会有稳固的社会，才会有健全的儿童，重新树立“国之本在家”的伦理观念。二是教育父母正确对待儿童，使他们不得对儿童“轻蔑和虐待”、“放任和怠忽”。三是要使儿童的养育不致于影响其父母的职业。他说：“在农业社会里，人民的生活靠财产;在工业社会里，人民的生活靠收入”，一个小家庭的夫妇如果职业和收入没有保障，“他们对于子女的养育便很难周到”。所以一定要使人们“职业安定，收入稳固”，“不因生育子女而妨碍职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城市自治政府与乡村自治团体就必须筹划公立妇产医院、儿童教养院、托儿所、儿童保健院等“儿童福利事业”。

其三，各种社会保障问题。蒋介石说，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可以依托家族、乡里来解决疾病残废、鳏寡孤老的生活保障问题。而在工商社会，人们背井离乡，失去家族、乡里的依托而在城市中流动谋职，除了职业外没有其他“生活的根据”，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流浪和家庭的破碎，与失业、疾病、衰老等问题连结在一起，就愈是演为严重的民生问题”。

如疾病残废，在农业社会由家族来看护、保养，无家族者由宗族、乡里照顾。现代社会人口集中于城市，疾病残废的保障就成了问题。蒋介石说，疾病问题之所以解决得不好有这样几个原因：医药费过高;因病失业者没有社会保障;医疗资源分布不遍、不均;传染病预防做得不好。因此他认为，应该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普及国民卫生教育，普遍设置医疗机构，加强检疫和预防，实行疾病保险，提高医药学术研究，以此来应对疾病问题。

再如“游民问题”。蒋介石说，工业社会人口流动率高，出现许多孤独的个人，“求业未得，无家可归，甚至浮浪成习，游闲为事，无论是少年或老年，或受过教育或未受教育，或有职业能力或没有特殊技术的人，这种游荡份子渐见增多”。他说“游荡分子”分三类，即失业者、初入社会尚未就业的青年和“职业流氓(包括妓女)”。他们“游荡”的最大客观原因是失业、失学，最大主观原因是家庭变故、技能缺失和游荡习惯。应采取如下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地方政府与工矿企业、农场合作，设立“游民习艺所”、“乞丐妓女收容所”，“教导其生产技术，养成其垦荒殖边的生活技能，使其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效力”。

再如“老年问题”。蒋介石说，“农业社会的大家族，由尊长治理家产，主持家务。老年人在家族里有权力，在社会上也各依其家族的地位而受人尊敬”，孤苦无依的老年人则依赖宗族乡里的扶助。此外，中国古代有“养老”的礼典，目的就是“教育一般国民尊老敬老，必使其老者能衣帛食肉，不饥不寒，造成社会醇厚敦朴的风气”。但工业社会技术日新月异，人口向城市集中，职业竞争激烈，劳动力须年富力强，老年职工因此就容易失业。他提出，应该实行和完善老年退休、养老制度，设立养老院。

再如“丧葬问题”。蒋介石说，这个问题在过去农业社会里很受重视，一个大家族为了父母的丧葬甚至倾家荡产，“这固然是不良的习俗”。但现在“社会风气日渐浇薄，对于养生送死的问题视为无足轻重，又未免矫枉过正”。他说，“丧葬不仅是为了安置死者”，更重要的是“为了慰勉生者”。他说，当人们看到他人之死尤其是父母之死时，会感到悲哀和恐惧。丧礼与葬礼能够使生者感到死者得到了他的归宿，恐惧就会解除，就会增加“人生的希望与事业的勇气”。蒋介石认为，“今日大城市的殡仪馆，最大的弊病是纯粹商业化。一般贫苦市民不能利用以殡殓其死者”，即使是富人“在这里也无从安死者之灵，慰生者之心”。因此应设置公众的殡殓场所，“节约死者家属的烦费”;订立“哀而不伤”、简易静肃的丧礼。

他还提出应注意城市中的离婚率高、导致“家庭破碎”的问题。

其四，教育问题。蒋介石说，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教育的功能是由家族承担的，“个人的行为在祖宗遗传的准则之下，受家族的陶冶，养成个人的人格”，而这种“个人人格”恰恰与社会同构。现在，人口向城市集中，乡村被工商业化的影响渗透，青少年没有受到祖父一代行为规范的影响，甚至对它没有了解;“对于父母一代的生活规律也不能完全接受，甚至不能完全体会”。他们“没有成熟的判断力，也没有充分的责任感”，需要自己去“摸索做人做事的方法”，自己去“判断是非、决定去就”。国家对于这一代青少年，应该予以教育，指导他们适应新的社会生活。

蒋介石认为，现在的学校教育有三个“根本缺点”：一是“升学主义”，教育内容完全为升学服务，而“没有教那些不能升入中学和大学的中小学生到社会中怎样生活”，这是中小学的根本缺点。二是“形式主义”，教育内容仅仅是使学生获得毕业文凭，而没有指导和帮助学生适应社会。这是大学教育的缺点。三是“孤立主义”。大学教学中的“科学课本”和授课，“脱离社会实际生活”，中小学则是应试教育。这样，学生学习了16年，但“对于他在家做子弟，到工厂做职工，对国家做公民”，以及在社会上求生存和投身“建设新社会的事业”没有什么实际帮助。他认为，教育不应“自处于象牙塔里”孤芳自赏，而是要有助于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许多严重的民生问题”。

蒋介石说，教育的内容应包括“智育、德育、体育和群育”，“要做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的国民，一定要完全受到这四育”。他认为，过去的学校教育偏重智育，但忽略德育和群育。而如果没有后两者，则“智育不过是讲习一些科学的皮毛，对于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没有什么裨益”，体育也“不过是养成几个选手替他的学校争面子，做广告，对于国民身心的健康毫无关系”。他肯定中国古代的教育宗旨，说它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内容，就是要造就“身心平衡、手脑并用、智德兼修、文武合一的健全国民”，“国家有了这样的国民才能够立国于亚洲大陆，文治武功，见重于世界”，汉唐盛世就是六艺教育的结果。但宋明以后“完全以科举为教育，一般知识分子到故纸堆里去做功夫，用脑而不用手，谈心性而远离现实，讲文治而轻视武功，其结果个人成了病夫，而国势也就衰败了”。蒋介石认为，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素质为宗旨，其具体内容应包括：“生理与心理的健康”;“伦理与道德的生活——以合作互助为根本的个人修养，在家庭与社会中和谐共处”;“家庭生活——家庭职务，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职业生活——生产技能与服务精神”;“公民生活——地方的、国家的与国际的政治常识与民主习惯”;“表达意思与进修学术之能力”;“利用闲暇的方法——保健、审美，使生活成为快乐的生活”。

蒋介石专门强调了家庭生活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学校教育中应该含有相关的内容，包括“‘家为国本’的伦理观念”;处理家庭内部及家庭与亲属关系的“孝、友、睦、姻、任、恤六行”;“家庭中洒扫进退等日常生活及食衣住行等实际生活”;“子女的看护和指导”;“家务的管理与职责”(“家庭卫生及医药常识，家庭经济的节约，以及礼义廉耻四维的训勉”)，等等。

蒋介石认为，教育还应包括“公民教育”，其“要点”包括“了解三民主义的本质，和民主政治的观念以及民主生活的方式”;“了解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原理和四权的运用方法”;“认识国家在国际环境中的地位和前途”;“了解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和责任”;“明了科学对于社会国家的贡献”;“从实际生活上发生研究社会问题的兴趣，从实际调查上学习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通过童子军教育、国民军事训练及劳动服务来“培养爱国思想与民族精神”。在蒋介石看来，“公民教育”的精神内核一方面是中国的传统伦理，要培养父慈、子孝、兄友、弟爱、夫义、妇顺等“六项正德”;另一方面是现代的公民意识，要“改变学生的性格与行为，使其适应独立自由国家的生活”。

蒋介石认为，应该运用各种文化宣传工具，包括戏剧、电影、文学、艺术和新闻广播事业等，来配合教育的进行。他批评了现代文化传播的商业化倾向。他说，现在的文学艺术“是为了市场的销路，不能不受销路的支配”，娱乐方面“更要靠营业性的设备与出品来供应”，现代文化中的“一切弊病都从此发生”。由于“最大的销场就是水平最低的群众，因而文学艺术的品质只有日趋下流”;而一个民族如果要用“这日趋下流的东西来教育他的人民，除了日趋堕落以外，没有别的道路”。

其五，健康疾病问题。蒋介石分析了工业社会中人的健康问题。他说，在农业社会，人在“阳光空气之中田野山林之间”活动，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方式是健康的。但那时医药落后，家庭卫生、公共卫生不良，疟疾、痢疾、肺炎和瘟疫等通过病菌传播而产生的疾病“威胁了农业人口的健康”。现代城市人的健康问题与此不同。城市生活的第一个特点是紧张，“每一个人为了职业，为了工作，都在忙碌中过生活，不仅是夜以继日，并且是将夜作昼”;第二个特点是拥挤，“在市区里，工商业愈是繁荣，每一个人所享受的阳光空气也就愈少”;第三个特点是流动，“交易的繁复，财富的流通，职业的得失，以及人口的流动使城市生活成为流动的生活”。因此。城市人往往会在生活中受到“过度的刺激或沉重的压迫”。虽然现代医药的进步可以防止传染病，但对疲劳无可奈何，“许多城市中流行的疾病，都是随着疲劳而发生的”。现在处在转型中的中国，“乡村人口缺乏医药，城市人口缺乏休养，都是民族健康上重大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生理卫生的问题，也是心理卫生的问题，不仅是体育的问题，也是智育和德育的问题”。

其六，娱乐、文化问题。蒋介石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国民“闲暇与娱乐”问题，不是一个私人生活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他说，工业劳动摧残人的身心，劳动者的人格陶冶和个性修养，因此只能在工作闲暇时实现。在农业社会，人们的一般娱乐“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但在工业社会，“娱乐渐从家庭生活脱离，而有商业化的趋势。特别是在城市里，群众的闲暇大部分用到商业化的娱乐上。那些组织娱乐来营利的人，为了争取多数主顾，便一意迎合群众的口味，更使他们作为商品来出卖的娱乐，渐趋于低级。无论是戏剧、音乐、电影、广播或是舞蹈，甚至报纸杂志的文艺，在今日，都不免走向低级趣味的道路”。因此，国民的闲暇和娱乐问题乃成为社会问题，国家必须进行干预。他强调，一定要形成“康乐的环境”。在城市，不仅要使每一个家庭都有较为宽舒的住宅，还要按人口比例来开辟和建设公共体育场和游息场所。在乡村，要使人们“能享受公共卫生和公用事业的便利”。总之，“要做到乡村城市化，城市乡村化”。

蒋介石提出，要用文学、音乐和艺术来“增进国民心理康乐”。他说，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爱和平，尚忠信，所以故事、传说、诗歌、戏剧都有“朴实的内容与真挚的情调”。但在过去，“特权阶级之士大夫往往独占文坛，玩弄其烦琐的格局，保守其僵化的形式，民间文学反而埋没”。在今天的工商社会，文学又出现了新问题，这就是商业化倾向。书商为了使书籍畅销，“只有迎合一般群众的胃口，便阻碍了文学走上真挚和优美的道路”。他对中共在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下的文艺工作提出了批评。他说，中国的百姓有文学艺术享乐的需求，中共于是利用“这一空隙”，“对文艺运动下了很大的工夫，把阶级的斗争的思想和感情，借文学戏剧，灌输到国民的心里”。于是，中国的国民“不受黄色的害，便是中赤色的毒”。他提出写作和出版“纯真和优美的文艺作品”和“表扬民族文化的作品”。

蒋介石对于音乐问题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他首先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音乐存在的倾向性问题。他说，人有情感，要借助于音乐和歌曲来抒发，“古代的音乐是与诗歌配合协调的”，但由于士大夫“往往撇开音乐，单讲词藻，因此音乐与诗歌便分为两起。做诗词的是文人，唱曲子的是戏子。文人的诗词是一般群众不懂的东西。戏子的戏曲便堕落到市侩的手上，而音乐也就衰微下去了”。他说，今天的音乐更是被那些“组织娱乐以营利的市侩们”所操纵，社会流行的是戏剧和电影里的音乐歌曲，商业化的戏剧电影对于一般国民的娱乐也有极大的影响。蒋介石认为，“这是国民身心健康上一个危机”。他强调音乐具有很大的政治功能，说“音乐足以表现民族盛衰与国家兴亡”。古人说“亡国之音哀以思”，陈将亡就有“玉树后庭花”，齐将亡就有“伴侣曲”，“都是亡国之音”，应该要引为鉴戒。所以，“一定要培养民族的正气，鼓舞战斗的精神”，将“发扬蹈厉的气概，笃实光明的风度”，贯彻到音乐与歌曲中去，“来纠正颓废的音乐和淫靡的歌曲，更不能让商业化的戏剧电影来降低音乐和歌曲的水平”。他说，音乐对于个人的影响也是极大的。一方面，“音乐表现个人的情感”，“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爱心感者其声柔以和”;另一方面，“音乐能够影响人的情绪，减少人的疲劳，解除人的痛苦，其至影响人的血压、脉搏和筋肉的紧张或松弛”。他说，音乐还是“群育的工具”，“个人独奏的音乐一方面是自己修养的方法，他方面也影响听众的情感。集体演奏的音乐和集体合唱的歌曲，更能使参加者培养合作的精神”。他说，由于音乐如此重要，国家对它就“千万不能稍为忽视”。他主张，“中央和地方政府要特别筹划，除了中小学的音乐课程，大学的音乐系以外，每一县市，总要有一座音乐院，为国民演奏音乐和欣赏音乐的场所。而大城市更要有设备完善的歌剧院，保持我们中国固有戏剧，加以改良，使其有助于国民伦理教育与美育”。

蒋介石认为，中国的美术也同样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宏伟的建筑受到战火的威胁和破坏”，这是“有形的损失”;陶瓷、织造、雕塑、熔铸等工艺“随手工业的没落，乃有不可挽救的颓势”，这更加令人痛心。在工商城市中，美术也和文学、音乐一样，“不过是市场上的货物”。为了争取顾客，一般美术品“力求吸引群众的视线，刺激群众的情感，光怪陆离，把中国固有的超逸幽深而崇高博大的特性丧失殆尽了”。他还谈到艺术的精神。他说：“美术是不能单纯从形式上考究的。即如建筑和铸造，必须质地坚实，而后文彩才能持久。又如写字与作画，必须笔力贯注，而后精神才会活泼。我们中华民族立国于东亚大陆，屡经丧乱，终必复兴，这样‘质胜于文’的精神，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说：“我们中国过去的学术文化界，讲究个人品德的修养与性情的陶冶，把琴棋书画看得很重要”。古人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美术的最高境界便是智德合一、身心和谐的境界”。今天，“必须把美育普及于一般国民”，教育文化界应该把美术当作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重要科目来讲求。在学校里，美术应列为重要课程;在社会上，每一县市都要有公立的美术馆，要鼓励一般国民举行美术展览会，要“把美术当作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上重大的问题来研讨”。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对中共在阶级斗争理论影响下的文艺路线进行了抨击，指它“拿残忍凶暴的事物”来教育儿童和青年，使其“不知世上有人类爱”，“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更不知“艺术的欣赏与宝爱”。他提出，要通过健康、高雅的美术来“保卫民族文化”，“策划文化的复兴”，“维护民族仁爱的德性，培养民族审美的心情”。蒋介石也反对电影与广播的商业化倾向，主张“电化教育事业必须先要由国家经营，更要特别重视电影的内容与广播的节目，充实其内容，提高其品质，以达成保持与增进国民心理康乐的目的”。

其七，宗教问题。蒋介石认为，宗教是“精神的安定力”，对个人和社会都很重要。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其有精神生活。精神得不到安定，人格陷入破碎的境域。个人不能保持其人格的完整，社会也就不能保持其安定的秩序和良好的风气。”他认为，现代的心理学家尝试以科学方法来治疗人类的精神病，实际上，医学只能够治疗神经系统的疾病，而“要使一个人收拾其破碎的心理，养成其完整的人格，科学还是无能为力的，惟有宗教信仰和人生哲学的基本思想，才是人格的内在安定力”。他指责中共为“瓦解我们的社会，灭亡我们的国家”而摧残宗教，钳制人们的信仰自由。而有的教育家、科学家“以为宗教是反科学的迷信”，也是不对的。他说：“一个人没有信仰，就失去了人生的归宿。一个社会没有宗教，就失去了精神的安定力”。

其八，体育卫生问题。蒋介石主张人们要养成“健康的习惯”，包括清洁、秩序和节制。他说，要使城市人做到“饮食有节，作息有序，起居有时”，就需要他有固定的职业、安定的家庭和适当的运动和娱乐。他认为，现代国民必须具备这样几种技能，即射击、驾驶、操舟、游泳、滑冰滑雪、武术和舞蹈。他认为，“国民的娱乐”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文化。汉代人喜欢射猎，唐代人喜欢蹴鞠，“这都是山林原野上的娱乐”，结果养成当时人的尚武精神。他批评说：“现在一般国民的娱乐，大抵走向赌博一类斫丧身心的道路”，对此“必须痛加改革”。他主张，全体国民都要“注重体格，讲究武备”，进行军事训练，“一切都要军事化”。

蒋介石批评中国人生活方式不健康，其具体表现第一是“污秽”、肮脏;第二是“浪漫”，行为随便无规矩;第三是“懒惰”，不遵守时间，“凡事都是苟且偷安，敷衍塞责”;第四是“颓唐”，精神委靡，体质孱弱，有种种不良嗜好和腐败习气。他批评说，这种生活是“野蛮生活”，是“鬼生活”，应该予以扫除，使人民过一种“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实在、守时间、守秩序的文明生活”。这种“文明生活”也就是他所提倡的“新生活”。蒋介石提倡“新生活”，旨在使国民有一种健康的精神面貌。他说，中国人“最缺乏最不注意”就是“食衣住行四项基本生活”的规范，而“礼义廉耻”恰恰是要通过这种规范来陶冶。他主张，食衣住行四项基本生活要“统统有规律”，“统统成一个样子”，这可以体现“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真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则一个国家没有希望，不能复兴。衣、食、住三项的修养，“最要紧最简单的要领就是‘整齐清洁’”，应该“崇整朴”、“戒奢华”;行动要“确实”、“快当”。他认为，只有过“新生活”才能保种强国，而“鬼生活”、“野蛮生活”会导致亡国、灭种。蒋介石赋予“新生活运动”以极大的意义。他说，中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原因就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现在要完成革命，就要实行新生活运动，这一运动的宗旨，就是“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彻底改进”。这一运动如果能“普遍收效”，“全民之精神必为之焕然一新，而社会国家之进步不可计量，革命之基本工作于以成功，民族复兴之机运可立而待也”。

(本文摘编于作者《选择与重构：近代中国精英的历史文化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