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平乐古镇的一段苦史

成都友人在电话中提及，不久前曾到邛崃[qióng lái]平乐古镇一游，印象不错。“平乐”原为“平落”，乃笔者家乡四川邛崃的一个乡名，乡人日常言谈中均称之为“平落坝”。平落乡位于邛崃市区西南20公里处。俗话说：“山高皇帝远”。因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平落免受兵燹之灾、文革之祸，于是古镇风貌得以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近年来发展旅游事业，遂名声大噪。那古色古香的老街老屋，美不胜收的湖光山色，无不令人流连忘返。平乐古镇已成为全川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旅游景点，游客络绎不绝，甚至同邛崃城内著名文物——西汉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遗址“文君井”相比起来，也不遑相让。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平落”虽已更名为“平乐”，平落古镇(平落乡)却曾经有过一段苦史。

1959年至1961年，平落乡人口明显减少。三年间净减少3145人。其中，1959年减少461人，1960年减少2644人，1961年减少43人。

人口减少是否与自然灾害有关呢?这三年并未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如1961年，平落公社受灾面积仅为85.8亩，其中旱灾17.2亩，水灾58.6亩。

既然不是天灾，那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原来是因为1958年的那场大跃进。想当年，神州大地，“大跃进”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个个奋勇当先。平落也不甘落后。召开扩大干部会议，要求到会者人人宣誓，保证1959年粮食翻一番。还说年底北京要召开两千人大会，只要粮食亩产达到1500斤、红苕(红薯)亩产达到万斤，即可参加。于是大家纷纷提出根本无法达到的目标，谁也不甘落后。有的村还把社员分成三类：一类社员为“上游”，二类社员为“中游”，三类社员为“下游”。凡评为“四类”者，无不受到罚站、批判、当众羞辱等惩罚。

7月中旬，邛崃县委在会上指名要平落乡1958年大春作物即稻子玉米翻一番半。平落乡总支则保证1958年水稻亩产翻一番半，达到1200斤，力争1500斤(1957年全县水稻平均亩产仅为473斤)。

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平落也宣告成立“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一时间，平落公社的山林竹木、自留地全部收为公社所有，农具等生产资料收归公社，社员的耕牛、生猪也一律折价归公。眼见得人民公社大量无偿调用基层资金、物资和劳力，一些社员便说：现在而今眼目下，旮旮旯旯枝枝丫丫全都是人民公社的了!

平落公社和下坝公社的干部都争当“诸葛亮”，为粮食高产很是动了一番脑筋，生出了若干不乏“奇思妙想”的新法子新道道。如深耕，要求田土深耕至少达到两市尺，各管理区的“卫星田”、“基本农田”(即小田块并成几十亩面积的大田块)都要深耕到3市尺。如改良土壤，规定一般田地铺垫肥土20万市斤，万斤田铺垫肥土30万市斤，卫星田铺垫肥土40万市斤。肥料不足，便四处去挖木叶泥，铲草皮，掏泥炭。有的管区割草砍树烧灰肥，使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有的管区将茅草、竹鸡苔、林树叶作为绿肥，尚未沤腐，即施到田里，还过量使用石灰，氯化钠(食盐)等，造成土壤结构劣化。密植方面亦有若干“高招”。七区委为了证明高度密植可亩产万斤，1958年7月在清河村附近搞“样板田”，将20亩稻田已经含苞的秧窝子移到1亩大的田内。原以为即将放个高产大卫星，却没料到秧窝过于密实、无法透气，稻株全部沤烂，闹了个颗粒无收。

1959年元月，县上提出少种高产多收的种植方针。平落公社将1959年的粮食种植面积压缩为1.1万亩，占全乡可耕地的61%;产量指标却分别提高到亩产3000市斤、11000市斤、12000市斤、15000市斤，甚至10万市斤。不少管区搞了小麦万斤丰产片，大春作物万斤片。1959年秋收季节，平落公社的粮食总产量非但没有提高，反比上年减产105.44万市斤。下坝公社比上年减产52.72万市斤。但仍不甘心，1959年秋天制定来年计划时，下坝公社又高调提出，1960年的粮食“一定要过万斤关”。平落公社亦提出“大战水稻破千关，猛攻玉米翻一番，誓要红苕(红薯)超一万，间种红苕亩四千，小麦保证翻一番”的豪迈口号。1959年11月，平落、下坝两公社为了“回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谰言，保卫人民公社，保卫公共食堂”，再度掀起“大跃进”高潮，再度组织大兵团作战。社员人山人海，挤在一处积肥，管小春作物，改造冬水田。平落公社集中全公社劳力在四管区的桥楼子一带铲草皮、割竹鸡苔运往冬水田。

如此违反客观规律，一味“大干快上”，胡干蛮干，结果如何呢?1961年，平落公社全年粮食总产量由1958年的561.65万公斤降至207.34万公斤。耕牛由1958年的621头降至1959年的214头和1960年的284头。毛猪由1958年的8242头降至1961年的1126头。

人民公社要搞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大办公共食堂。平落公社将社员家中的存粮统统拿走，家中的锅灶也统统拆除，以生产中队为单位办起公共食堂57个。当年秋收之后，除去国家征购、种籽、饲料以外的粮食即不再分给社员，由公共食堂统一使用。初时，有的公共食堂十分认真，硬是做到了一个月90顿饭菜顿顿不重样。公社社员无不感到高兴满足。好些公共食堂还宰杀从社员家中牵来的猪羊，办起“大油大肉”的九大碗。可是实打实地感受到了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优越性。开办公共食堂初期，白米饭敞开吃，也算过了几天好日子，可由于粮食本不宽裕，没过多久，便难以为继。不过，两公社的负责人也能关心大家的吃饭问题，尽量让公共食堂改善生活。诸如用牛皮菜杆作回锅肉、以红苕为主办酒席等等。可这一切都难以让社员真正吃饱肚子。

就在干部社员都为肚子饥饿而忧心的时候，上面派人检查食堂，基层干部怕戴“右倾”帽子，只好往谷仓粮囤下面塞谷草，上面薄盖粮食，便成了“尖仓满囤”，好歹也算瞒了过去。可上面又要反右倾、清查产量。1959年4月下旬，县上召开万人大会追究缺粮问题，追究基层干部的贪吃贪占，平落公社负责人只好让下面的干部拿党籍、团籍和革命干部身份担保，务必在5月12日晚至13日晨，从每个中队清出粮食2—3万市斤。下坝公社眼见得食堂已经无粮，还要召开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清查产量。平落公社和下坝公社只好虚报粮食库存，召开假现场会，对不愿在献粮会上讲假话的干部社员无情斗争。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1959年秋，平落公社虚报产量为1367.82万市斤，实际仅有1081.93万市斤，社员口粮亦存在285.89万市斤的虚数。下坝公社同样再次虚报产量。

情况确已十分严重。至1959年3月，平落公社已有部分食堂断炊，未停伙的食堂粮食定量也极低。是年8月2日，平落公社党委关于突击消灭三类(管区)的文件指出，十四管区二中队“食堂停伙，病人特别是脚肿病人得不到照顾。部分干部氢苛草煮豆腐一角钱一碗卖给病人吃，从中获利。”七管区11个食堂已有6个停伙。是年秋，平落公社实际安排到人头的口粮为原粮285.89万市斤，人均254市斤。至1959年12月底，全公社实际存粮只有61.57万市斤。其中，一管区已完全断粮，十三管区1009人只有粮食2000市斤。一管区第四食堂从11月下旬起，每天只供应社员少量蔬菜，至12月，蔬菜也无法供应。好些社员只好捉泥鳅、黄蟮、青蛙、田螺吃，还有的吃蟾蜍。有人因吃蟾蜍中毒死亡。下坝公社二大队的四、五生产队多有社员死去，一段时间，埋葬死人的劳动力都难以找齐。《下坝乡志》称：其时“人无口粮，死亡1000余人，猪无饲料，粮食总产量还不如1952年。”在此前后，平落公社一管区第四食堂发生了极其严重而悲惨的事件。上级部门高度重视，很快便派来地(区)县联合检查组，为救济极度饥饿的群众，紧急下拨粮食51万市斤，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全公社60个食堂，除了三管区的4个食堂每日人均定量8两(16进制)的原粮而外，其余56个食堂日人均定量仅为6两，只好供应用苕藤、谷壳、玉米芯、玉米壳制作的淀粉食品。1960年2月，平落公社对十三管区开展检查后称：“二中队食堂47户，155人，才80个碗。蒸饭时，可是大碗小碗、缸缸钵钵都用上了。7个食堂有4个食堂已较长时期无菜可吃。一中队用水脏得怕人，烧开后渣子、黄沙满锅都是，却依然用此水蒸饭煮菜。炊事员手不洗、脸不洗就煮饭。三中队一食堂仅有人均8两原粮的口粮。”各公共食堂还制作淀粉供人食用，其原料主要为谷壳、干红苕藤、玉米芯子、玉米壳叶。一些公共食堂还用枇杷树皮，沤烂的红薯来生产淀粉。不少社员采食青蒿、桑叶、槐花、鹅菜、芭蕉头、棉花篙、铁秆菜、青草籽、木槿花、水芹菜、鸡眼树叶和鹅脚板草等野菜。其时食品奇缺、价格飞涨，平乐市镇的“黑市”一只鸡四五十元，一个鸡蛋一元。社员饿得形容枯槁、面如菜色。不少社员患上了浮肿病和消瘦病;不少女社员患上了闭经病和子宫脱垂病。平落公社专门办了7个医院，收容此类病人。据1959年9月的调查资料，平落公社有此类病人993人，其中，浮肿病患者641人，消瘦病患者252人。1960年3月，平落公社七管区有病人94名，其中，病情严重者39名。

据邛崃县志记载，1962年与1957年相比，全县人口减少了75681人，相当于1957年总人数的16.7%，也就是减少了六分之一左右。而1959年至1961年，平落乡人口明显减少。三年间净减少3145人。人口大量减少，均非因为天灾，而是人祸使然。

1981年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作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大跃进运动作了这样的诠释：“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如此沉痛的历史教训，自当认真记取，切切不可让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