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失宠真相：逼美国记者写传记《红都女皇》？
如果说章文晋因参与中美建交谈判而被写入史册的话，那么，张颖被卷入“红都女皇事件”则是一个误传。
外交家：外事可为，家事难当
张颖1923年出生于广州的一个破落世家。母亲死得早，父亲是一个小职员。她最初入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学习，此校后并入广东省立襄勤大学。抗战事起，她加入救亡行列。14岁那年，她说服父亲让她去西北参加革命，随广州中山大学“北上抗日宣传队”到达武汉时，遇到了正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叶剑英。叶剑英亲切地抚摸着身材瘦小的张颖的齐耳短发，开玩笑地说：“你才这么丁点儿，就要抗日啦？怕连枪都扛不动啊！”聪明活泼的张颖红了脸打了一个立正，说：“报告八路军首长，我去延安参加革命，别人能干的我都能干！”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就这样，他们怀揣着叶剑英开具的介绍信，到了延安，报考抗大后又改投了延安“鲁艺”。成为“鲁艺”戏剧系第一期毕业学生。虽在延安最早的歌剧中扮演过两次主角，但她并不喜欢舞台生活。她调离“鲁艺”后，很快接到通知，说要她离开延安。这可把她急得一脑门子汗。所以当她来到杨家岭，见到当时她还不认识的周恩来时，周恩来问她：“你是小广东吧？要把你调到蒋管区工作，怎么样啊？”她急得一下嚷起来：“我是从国民党地区来的，我要去前方打仗抗日，我不回去！”周恩来被她的幼稚举动逗笑了。后来她还是跟周恩来到了重庆，开始了南方局文委的工作，对外是《新华日报》记者，其实是南方局文委的秘书，主要是协助做些文化界的联络工作。她还写了不少剧评。当章文晋来到南方局时，张颖已经在那里工作了5年。这次她是回延安学习的。他俩由此相识并最后结成连理。
1948年初从延安撤退后东渡黄河时，张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小孩看上去很弱，刚满月就随大人从黄河边向西柏坡转移。行至三交县，驮着孩子和行李的毛驴从一座独木桥上掉到河里。驮子顺流而下冲出几百米，人们都以为这孩子肯定活不成了。也是他命大，他被冲到河心时被一块大石头挡住，人们才把他抢救上来。等章文晋两口子定下心来，他们在三交住下。这时，周恩来恰好随总部机关到达三交，听到章文晋的情况，就带着发给他的奶粉和一些营养品来看望孩子。他嘱咐等孩子好些再随后续部队前进。几个月后，他们一家三口平安抵达西柏坡。邓颖超听到了他们路上的艰难情景，就说：“过去小孩子生下来要穿百衲衣，这孩子是一路吃百家饭长大的，就取名叫‘百家'吧！”
1949年，章文晋夫妇随解放军进入天津。年底，周恩来从那里路过，特意叫人把张颖和百家接去。那时百家已快两岁了，长得很结实，还有些调皮。当着总理的面，妈妈叫他唱个歌他不肯，自告奋勇要表演翻跟头，说完便不顾妈妈的劝阻，在地毯上歪歪扭扭地翻个没完。那滑稽可笑的样子逗得总理开怀大笑。他感慨万分地说：“当年那么瘦弱的孩子居然闯过了道道难关，成长得这样好。新生力量真是不可估量啊！”以后，周恩来曾在数次报告中，以“小百家”为例，说明新中国将来的无比强大。
然而，外交官的家中并不都是笑声。
外交官即使在国内，也很难顾家。往往外交官前脚进家，后脚电话就追来了。章文晋进入外交部的30余年中，先后主管亚洲和美洲事务。在他负责第一亚洲司的日子里，正值国际风云变幻，与印度的关系也发生逆转，中印边界谈判时，他整日查找资料，寻访专家，审定地图，甚至实地考察，还要起草照会，会见印方官员。他和他的工作班子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甚至几昼夜难合眼。那时孩子都小，有一次儿子和女儿同时出麻疹，女儿还得了肺炎，烧到40℃。眼看自己的孩子病情加重，张颖抱着去了趟儿童医院，还是不见好，急得她到处打电话找章文晋，直到夜里12点找到。章文晋说好好，马上回来。可是一直到凌晨4点也不见人影。张颖守了一夜，章文晋总算回来了，“没有你外交部就不转啦!”她也是太着急，没有多想，抓起桌上一个墨水瓶就朝窗户砸去，章文晋从来没见这阵势，顿时惊呆了。张颖也是个重感情的人，冷静下来，自己也伤心地流泪了……有什么法子，多少个外交官都把办公室当作自己的家，而把家当作“客栈”，时间一长，她完全能够理解丈夫，只是觉得欠孩子们的太多……
风暴来临，夫妻天各一方
“文化大革命”一来，一切都乱套了。
这年夏季，文艺界对夏衍、田汉等大批判。在剧协工作的张颖受命为批评者。给她的题目是批《谢瑶环》，而且要提到“影射现实”的高度。张颖内心极度矛盾。《谢瑶环》正是她主编《剧本》时，向田汉约的稿，她非常欣赏这个剧本，田汉改一幕，她就发一幕，中国京剧院也立刻排练，演出精彩而激动人心。张颖含着深深的内疚，拿着批判稿去给田汉看。田汉看了一下，苦笑道:“你这样批判还很不够啊，通不过吧!”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站起来，从抽屉里拿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让张颖亲自交给周恩来。张颖看了信，内容既有检查又有申诉，全是肺腑之言。
张颖平时很少去打扰总理。但这次拿着信，心里十分难过。她走进中南海，在西花厅小侧门旁那间小办公室，把信交给总理。总理当即看过，浓眉紧锁，神色不安。他望了一眼张颖，问:“你有话就说吧。”
张颖说想不通。周恩来说:“你对待批评的态度不对，要从各方面考虑，而不应满腹牢骚。即使批评不当，也要正确对待。”
张颖闷着头不说话。周恩来拿起桌上的毛笔，给田汉回信，让张颖先看看。信肯定了田汉多年对戏剧的贡献，同时要他正确对待当前的境况，并希望他继续写好他的剧本-田汉当时正准备将《红色娘子军》改编成京剧。张颖见信写得语气和婉，兴冲冲地告辞，去给田汉送信。
1966年7月18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签署了他最后一份特命全权大使的委任书，这份委任书就是让章文晋去巴基斯坦当大使。于是，他成了建国以来刘少奇任命的59位资深大使中的最后一位。张颖也被任命为驻巴大使馆的政务参赞。然而，“文革”在即，她想在原单位有个交代，没有与章文晋同行赴任。谁都知道文化界是“黑风口”，这一留，留出祸害：一夜之间，她被造反派、红卫兵“揪出”，成了人人喊打的“三反分子”、“牛鬼蛇神”，被关进了“牛棚”。
章文晋即使在国外，也没逃脱厄运。1967年2月，他被召回国，头上已经顶着许多吓人的大帽子：地主资产阶级孝子贤孙、国民党特务、叛徒，并说他正准备“叛国”。所以，当他乘坐的飞机在首都机场一降落，迎接他的不是鲜花掌声，而是一片造反派的喊“打倒”声。造反派在机场为他准备了个批判会。直到后半夜，“小将”们也熬不住了，才放章文晋回家。当他推开房门时，已是凌晨4时了。张颖也是一脸悲哀，见到疲惫不堪的章文晋时，竟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这以后，张颖去了外交部湖南干校，章文晋去了江西干校，夫妻天各一方。
又一个冬天来临，张颖从湖南干校回京，走进中南海西花厅，和邓颖超握手。刚坐下，看上去更加消瘦、但仍保持炯炯目光的周恩来走进来，面颊颤动了一下，第一句话就是:“田汉同志1968年病故了，死于狱中。”他沉默片刻，“当知道他病势沉重时，已无法挽救了。”周恩来感叹田汉病危重时，只有孙女园园曾去探望……周恩来又说:“田汉是很有才华的艺术家，他的诗和词都写得十分好。《关汉卿》中‘蝶双飞'更是一曲绝唱。”
最引人注目的两件事：基辛格访华和“红都女皇事件”
1971年的基辛格访华，是一件惊动世界的事情。为了促成此事，中国方面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接待班子，由叶剑英挂帅，外交部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在其中，新闻司副司长张颖也加入。工作小组按周恩来的指示，住进了钓鱼台4号楼。小组纪律很严，不准记录，不准泄密，不准对任何人谈论。在基辛格访华之前，谁也不准回家。章文晋要参加决策性的讨论，夜以继日。他夫妻俩虽然同住在钓鱼台，但除了吃饭时间，很难相见。张颖就笑章文晋是个紧张型人物，一点小事都放不下，更何况有了大事哩。当7月8日基辛格秘密飞往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时，章文晋等四人也要在这一天飞往该地，将基辛格接来中国。7月6日深夜，章文晋回到他们住在钓鱼台的房间，要张颖立刻为他准备外出的衣服，主要是多带几件白衬衣。张颖顿时明白他要去接基辛格。于是赶紧赶回家中，收拾一个手提小衣箱赶回钓鱼台，等她熨好几件衬衣，章文晋拿起皮箱就走了。临行前，周恩来特别叮嘱章文晋：“文晋啊，我知道你平时不爱说话，但此行事关重大，他是客，你是主，你一定要采取主动，多讲一点……”章文晋一一记在心中。他们四人来到京郊空军南苑机场，早有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等候在那里。飞机凌晨起飞，一觉醒来，已是巴基斯坦的领土了。第二天凌晨3时，他们又乘车来到查克拉拉机场。那架波音707总统专机舱门大开，窗帘却紧闭着。4时20分，他们从机舱门口看见两辆轿车疾驰而来。从第二辆车上下来一个戴着墨镜和大檐帽的胖高个。从身影中人们已经判断出他是神秘的基辛格。美方一行人也上了飞机，经巴方人士礼貌性的介绍，基辛格和章文晋等人都同时伸出了手-历史证明，这次双方高级官员的握手来的多么不易，中间相隔了20年！基辛格对这次握手也记忆深刻，他在回忆录里写道：“穿毛式制服的章文晋看起来像中世纪宗教绘画中的‘红衣主教'，他严肃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
如果说章文晋因参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被写入史册的话，那么，张颖被卷入“红都女皇事件”则是一个极大的谣传。
从“文革”中过来的人都知道，曾有过一个流传极广的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说毛泽东看过一本香港出版的书《红都女皇》，大发脾气，批评了江青，江青从此“失宠”。这的确是一本吹捧江青的书，不但编造了许多事实，连它的写作水平也很差。谁知20年后，美国又有人载文说，这本书是周恩来为离间毛泽东与江青，刻意安排维特克教授来访江青，“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内容。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周恩来，激怒了他，从而毛、江疏远……”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事实是：1972年夏季，美国有一位女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维特克来中国访问，作为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张颖，被外交部派去陪见。维特克想见江青，周恩来同意，但提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但江青决定立刻会见。会见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谈话开始不久，江青就问维特克：“我听说你回去准备写一本书，是吗？”维特克本无此打算，被江青一问，竟一时不知所措，迟疑片刻才说：“如果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那是我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江青大为高兴：“很好呀，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我们合作吧，我给你说，你来写，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江青一谈就一个下午，又在江苏厅大摆宴席，边吃边谈，还要约维特克去广州继续谈。陪同人员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指示，再见一次就够了，只谈谈文艺，不要谈其他。但是江青在广州从25日到31日，又和维特克谈了60多个小时，大谈自己的经历，甚至说西北战场就是她和毛主席亲自指挥的，还谈了不少国家机密。回到北京后，江青就要陪同人员赶快整理修改几十万字的谈话记录，她要寄给维特克。
陪同人员都觉此事不妥，推张颖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正忙着批阅文件，简单听了一下，让张颖先向邓大姐说。邓颖超也接见过维特克，有些情况她也了解，所以整整谈了3个小时。张颖说江青会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邓颖超听得很仔细，不时问几句。张颖告诉她：“现在江青正要我们整理记录，准备送给维特克。她自己列了10个大题目。而在谈话中还常说，她的谈话记录将来都要经过周总理审查，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重大事情。这些情况我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过了。他们都说他们也管不了。所以这几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向总理汇报。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那影响确实太坏了。”
没过几天，一个下午，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向张颖招手。她过去随总理进了一间办公室。一张大桌子上堆满了书报和待批的文件。最显眼的地方摆着整理好的江青谈话稿“西北战场”部分。江青亲笔写上了“请周恩来同志审阅修改”。张颖轻轻坐在总理对面的小椅子上。周总理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们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张颖点点头，说：“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
“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自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恩来说这话时，态度凝重，好像在思考什么。张颖仍然认为：“维特克女士当场作了笔记，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了。她要写文章，材料足够了。”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张颖说完就悄悄退了出去。
1972年岁末，周总理又召集接待维特克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恩来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第二天，张颖她们从所有记录中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余下的全部封在一个保险箱内，交给了外交部保密室。
张颖后来写了《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一书，于1997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2005年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外交风云亲历记》，在书中，张颖写道：
1973年秋末，我调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政务参赞。……岁末年初之际，国内来了一个代表团，团长是老同志老朋友了，他把国内的情况告诉我们：这次批孔批大儒是公开地向周恩来总理发起全面攻势了。并且开了万人大会，炮轰大儒，国内又乱起来了。但江青的做法不得人心，对她的不满和闲言也挺多的，攻势也弱了下去。又说现在国内正闹着《红都女皇》，为这江青还挨了批评。美国有个女记者采访江青后写了这本书，现在全国都在追查谣言。
我被这位国内来的同志谈话中的许多事情都弄得糊里糊涂的。他问我《红都女皇》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据我所知那是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可能是一个华人写的，吹捧江青的。但这与维特克采访江青完全是两回事。维特克是个美国人，她采访江青以后要写的书，还没有写出来哩。他又告诉我，国内盛传毛主席批评了江青，这恐怕是确有其事，但现在国内也正在追查谣言，说那个美国人采访江青就是谣言。我说这不是谣言，因为江青会见维特克这件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登载过的，而且当时我也在座，这都是事实。
1974年秋末，我们从加拿大回国休假，国内的气氛还真有点不一般。全国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全平息，而追查的确实是维特克与江青的谈话内容。据说《红都女皇》那本书从香港进入以后，引起一些不良影响，江青也被批评。但和维特克又怎么联系得上呢？
有一天我到外交部特别去找了小徐，她知道得比较清楚。她说追查谣言的事还没有完，但与那本《红都女皇》没有直接联系。前些时候不知道是谁把江青与维特克谈话中有关《红楼梦》部分传抄出去了，大学中学都在传抄，说这是江青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看法，要学习什么的。这时恰恰《红都女皇》也传开了。可能是江青怕把两件事搞混了，于是立刻要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那么一传，就把《红楼梦》那段说成是谣言了。现在是完全否认江青有这么个讲话，连外交部也在追查，真是莫名其妙的事情，其实有少数人是知道内情的。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当时保存在保密室的江青与维特克谈话的记录材料，全部都被江青搬走了。在外交部存放的保密材料，谁敢取走呢？即使江青要取走也得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呀，小徐茫然不知。后来我听说是外交部副部长批准取走的，因为他也不敢违抗江青。随后我还听到，江青不仅是取走了全部记录材料，并且全部烧毁了。对于这件事，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那时周总理病情已渐重，江青还有什么顾虑呢？那时邓小平同志已经复职，这当然对江青十分不利，也许如此，江青感到了一点压力吧。
洛克珊维特克著《江青同志》封面1977年，维特克在美国出版了以江青谈话为主要内容的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据我所知，该书没有翻译成中文本(最近在香港出版了中文版-笔者注)。这一客观事实显然是非常清楚的。但有些人撰写的一些文章甚或书总要把什么《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混为一谈，使我难以理解。这是有意混淆是非，还是不作起码的调查研究所致？最近我又粗略地再翻看了一下《江青同志》这本书。该书的内容，共分为五大部分：一、早期生活的开始；二、从上海到延安；三、50年代北京与莫斯科；四、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五、江青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该书还列出了江青各段生活的年表。
这本书出版于1977年，那时江青一伙已经垮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已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所以作者并没有盲目地一味吹捧江青，而是有她的一些分析和看法，还补充或修改了江青谈话的一些内容。至于这些内容是否准确，别人可以去考证评论。但对当时江青谈话中的许多细节，作者都作了相当具体详尽的记述。
全书基本上是按照江青谈话的内容梗概来撰写的。江青的本意是希望把自己树立成一个有各方面才能的中国领导人的形象，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艺术家的全才。所以当时江青不仅是从谈话，而是从生活的各个侧面都要给维特克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在广州兰圃时做植物标本，黄昏时候的拍照等等都是很明显的例子。她曾多次提醒维特克她不只是文艺家，而且她最热衷讲述的是所谓西北战场那一段。但由于她根本不懂什么军事，也无任何战争实践，所以她那段谈话纯是胡编乱造。我们在座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感到她真是胡说八道。而维特克本人倒是一直比较实际。她再三声言她不懂战争，她只想写江青个人的历史，而她的兴趣也仅止于此。所以该书大量的篇幅是描写江青个人的历史，尤其对江青30年代的情况，包括哪些男人追求她以及到延安后如何成为毛泽东夫人，维特克女士都有不厌其烦的叙述，就像维特克常常说的，这是外国人最关心而又最有兴趣的事。
该书作者也没有忘记江青的愿望，用了不少篇幅写西北战场。她还特别说明了为把这些段落写好，曾读了江青提出要她阅读的毛泽东有关战争、战略等文章，书中还配上江青给她的作战地图。她企图弄明白一些事情。说实话，中国国内战争时期的情形是非常复杂、千变万化的。江青本人根本就没有读懂毛泽东有关战争的书，她也根本不可能对维特克谈清楚什么西北战场。她在这本小书中曾大段摘引江青讲话的原文，读者可见一斑。所以在该书中，对许多即使是有关当年战争的一些有特别含义的词，如运动战，内线作战，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战术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等等，作者都没有说明白。应该承认，维特克女士还是花了不少精力想要说清楚，而说不清楚也是可以谅解的。维特克女士有一点是说清楚了：即江青之所以那么强调又费劲谈西北战场，是要说明她本人不是为毛泽东织毛衣，而是参加了那场有着决定意义的战争，她对新中国的建立有不可忽视的功劳。但江青被许多人冷落了，没能够得到中国领导人的位置，于是她心怀怨恨。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就像奇峰一般露出“峥嵘”，而且凶残。复仇的火焰使她完全疯狂而失掉理智，使她陷于被中国亿万人民唾弃的必然下场。
另外，围绕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件事，前前后后还有一些沸沸扬扬的传言，传得时间比较长而又离奇的是：周恩来为了避免维特克写的书出版以后，引起对江青的非议和在各方面引起不良影响，所以令我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有关人员，找维特克女士商议，用高价收买她的版权，使之不能流传。这一谣传在美国还相当普遍地为人所谈论。据我当时所知，绝无此事。最近我又与那时在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与维特克有过接触的人士核实，他们也不知道这种谣言从何而来。我想如果用头脑思考一下，就知道这种谣言绝对是无稽之谈。为了使人们清楚了解这件事的前后经过，了解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我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整理出来，也算是一个当事人的见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