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祥京：“西安事变”面面观
中国近代史上的“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件。也可以说，某些突发事件可影响一个人的命运，甚至还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
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 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折点;综述中国抗战史，同样离不开西安事变，它导致了红军归编在国民革命军的旗帜下,成为了八路军、新四军，他们是同胞，也是战友，都穿着国家发的军服，顶着同样的国徽，喊着一致的口号，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共御外敌。当时，国共两党都承认:中华民国的抗战领袖只有一个，他就是国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谁说蒋介石不抗日?问题是老谋深算的杨虎城却没有料到自己“逼蒋”抗日的“正义凛然”之举，后来会遭到囚禁与杀害;少帅运气好，活到百岁，虽自责为千古罪人，死也不肯说出事变的内幕，把秘密带进了坟墓。曹长青先生说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谋，我看还值得商榷，少帅也有难言之隐，宁谈风流韵事，也不肯“出卖”他人。
“西安事变”的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至少“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消除了内战的危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本来就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
胡军版的 《西安事变》，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尾幕：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一行人来到机场，杨虎城拉住张学良的手，他的手是那样有力的拉住,又是那样无奈的松开了。四目相对, 眼神里充满了不舍、担忧和无奈。他说：“汉卿，到此为止吧!”言语简洁，意义非凡，张停顿片刻，蒋插话：是啊，汉卿，到此为止吧!”张坚持，举步欲去，杨再次拉住张的手，叫了一声“汉卿”，虽然只有两个字,却是发自肺腑,在张学良的心灵深出激起了千层浪,杨知道张去意已定,拦也拦不住。张转过身，看着杨，两个大男人对视良久，较量了许久，千言万语道不尽，终于，张还是推开杨挽留的手，推开了生的权力，转过身，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飞机。这幕戏已经到了最高潮。戏毕竟是戏，杨虎城热泪夺眶而出，虽不说有点像鳄鱼的眼泪，城府极深的杨虎城总算踏实了，心中想着:在陕西这地盘也不是那么好混的。
“西安事变”总算以和平收场。然而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当然是陕北的红军，尽管改旗易帜，但“政党”却合法化了，“议会”中也有了席位。
愁的自然是杨虎城，杨立马发牢骚说：“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
杨这句话讲对了一半，为什么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主张，但是，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主张，是斯大林的主张。斯大林当时就怒骂张学良是汉奸，是日本人的走狗。斯大林多封急电给延安，告诫毛泽东等人不要幸灾乐祸，发生内战、乱战对延安并没有好处， 只对日本人有利。斯大林斥责的就是“张杨”坏事，还怀疑是日本人的阴谋，“西安事变”一定要和平解决，避免内战让日军乘虚而入。就这一点，斯大林还是明智的。斯大林明白日本人的野心还包括占领苏俄。俄国人的确畏惧日本人。
“西安事变”发生后，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的前途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张学良格外关心苏联方面对他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他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并且在周恩来至西安后，更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如何，这不再是一个秘密。苏联《真理报》12月14日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的社论，早已尽人皆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给中共中央电报指示的内容也已经公诸于众。张学良非常重视苏联方面的反应。确切的时间应当是12月21日晚8时。毛泽东在前一天曾经在这个时间通过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但毛泽东转述的电报删去了季米特洛夫原电中第一段的内容，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足以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只将下面这些内容告诉了张学良：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我父亲谢晋生,生前对我细述过他所经历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前后后他都在西安。“西安事变”前夕他调任西安绥靖公署特务团副团长，在此之前，他还当任过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副营长，代理过宪兵营营长。宪兵营长官衔虽小，但权力不小，西安军人的违纪、违法以及区内的治安，让宪兵营全管上了。俗话“宪兵见官大三级”，不是没有道理。然而，这支独特的宪兵营，几乎还是被“赤化”了的宪兵营。它之前的几任营长、副营长均是中共地下党员，全营宪兵中发展的地下党员也不少，力量不可小觑。家父虽然不是共产党人,但却一直为此沾光，并以此为荣。他的前半生,戎马东西南北，除抗战之外, 政治立场无疑是亲共的,“通共”之嫌，丝毫没有冤枉他。
原全国人大的委员长万里曾经说过：“ 共产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
中国的百年史，坎坷曲折，民众苦不堪言。任何政党，夺了政权就任性，必将给民族带来灾难。过去的承诺再好，不兑现的承诺叫忽悠。如果说美国在履行当年在《独立宣言》里对人民的承诺方面尚不完美的话，那么，在履行“革命”的承诺方面，中国与美国相比，就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恐怕是“圭步”与“千里”之遥?
迟迟不愿意兑现对民众的承诺之人，或反其道而行之，还有何面目对待“革命”先烈? 还有何面目面对自己的民众?
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父辈在写检讨以及个人回忆史料中，总有一些无可奈何的违心自责与谬误，亦有主观成见或为名人友人亲人讳，也难免有记忆不周的失误。作为谢家的后人，只能尽力对史实进行甄别，还历史一个清白，否则一定会遭人唾骂，我深信先父在天有灵，亦会认同我的观点。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历史是新闻的定稿，别把历史当婊子就行。
笔者今天重读家父写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对那种被洗脑后的文字表述实在不敢恭维，甚至还有肉麻的感觉， 这不但是中国文人的悲哀亦是中国军人的悲哀。因为家父的前半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军人。
家父无疑被忽悠了几十年， 虽然比起其他兄弟还算善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就“善”在敢吐真言。晚年的觉醒，知道民主党派的“民主”二字被人践踏了，不过是别人的“统战”对象而已。有人嘲讽大陆的民主党派，1949年之前对待国民党的专制就像一条狼;1949年后对待共产党的专制又极像一条狗，还是一条摇尾乞怜的狗。这不是什么月亮惹的祸，是承诺不靠谱的必然。别说什么肝胆相照?全是哄小孩的鬼话。机关算尽太聪明，鬼话连篇叫忽悠。
大家认真读读黄方毅发表在共识网上的文章：《“黄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就明白了。黄方毅文章的亮点：“五十年代初，在内务部的部务会上，首任部长谢觉哉在向干部做报告时引用了“周期率”，提出了“民主监政”的新口号，认为，对各级政权机关都应该进行民主监督。不想这番话却引来听众席上南方某省内务厅厅长的诘问，这位厅长起身站起，责问谢老：“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一连串提问完全符合当时的逻辑，谢老猝不及防，欲加解释却也只能“守势”，也不甚合拍当时的主流语境。 “然而事情未到此算完，不知是这位厅长还是什么人将此事上报中央领导，此领导完全支持这位厅长的意见，批评了谢老，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内党外引用这段“黄炎培周期率”对话——这段曾震惊中共，影响全国的对话。”……
黄炎培先生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被人忽悠?只能老老实实夹起尾巴来做“狗”，尽管有时还争取吠几声，不幸的是，全家七个“右派”一个“反革命”就是他老人家的宿命。黄炎培的幼子黄方毅因在读小学，年纪小而未被波及，但上中学后即被有关方面下令，不准他入团入党。
《吕氏春秋.慎大》：“ 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
政权更迭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让我们的父辈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即使“文革”结束，仍心有余悸。发牢骚亦只敢说说待遇不公之类，说什么房子愈住愈小，汽车愈坐愈大，八十多岁还得挤公车。谁是肝?谁是胆?家父心中也明白。今天尚能苟且偷生，只因台湾岛没有收回。五十年代的口号：“一定要解放台湾!”震耳欲聋，还有那动人的“儿歌”：“我爱我的台湾岛，台湾是我家乡，过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兄弟们呀姐妹们，不能再等待……” 反复唱，全国人民唱，全国人民不敢不唱。幸亏隔有一条台湾海峡，幸亏还有国际警察，不然台湾人民早已水深火热了。
有段子：早起义不如迟起义，迟起义不如不起义，不起义的来大陆都成了贵宾，不起义才有“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核心又在于“一中各表”。今天的共产党还真爱上了国民党，希望国民党“年年”胜选。血浓于水，手足之情至少比越南兄弟、朝鲜小弟强多了，尽管民进党亦是同胞，但他们却不听大陆的呼唤，想搞“台独”。
早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这一名单基本上囊括了中华民国的党、政、军大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尘埃落定，第一个死去的是戴季陶，最后一个离世的是宋美龄。
这43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咤风云、赫赫有名的人物，却又成为主要“战犯”。败走大陆，或枭雄、或丑角，或积极促进祖国统一、或联共、或反共，或荣华富贵、或穷困潦倒……令政治家们困惑，令海峡两岸人民惆怅，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近年来，每当国民党名誉主席访问大陆时，两党主席握手那么有力，笑容那么温馨灿烂，连嘴角的弧度,都那么完美到位,充满互爱的眼神,吸引了数亿电视观众。
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灾难，应该拒绝歌颂内战。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两岸和平统一，才是中华民族的福祉。
李克军先生在共识网上的《抗战史的“研究”应与“宣传”有所区别》一文写得很实在，还有点幽默。文中阐明：……要使“宣传”更有说服力，魅力更持久，必须使“宣传”的内容更接近历史真实，这就需要把“研究”和“宣传”适度区分开来。“宣传”，可以对某些方面加以夸大，对某些方面加以掩饰或回避，但不能离事实太远;“研究”，则应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挖掘，对历史细节进行甄别、研判，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真相。“宣传”，可以强调纪律、统一口径，但对不同声音也应持一定的宽容态度;“研究”，则应不设禁区，不受意识形态和权威结论限制，容许和鼓励各种不同观点的争鸣。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达到澄清历史迷雾，总结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的目的。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文史资料存稿选编5西安事变》，其中有我父亲谢晋生的一篇未公开发表的遗作。
家父在回忆录中的引子：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在西安。事变前夕,我担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宪兵营中校副营长,尤其是在事变前几个月,我是代理营长。由于担任过西安的城防工作，与当时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参谋兼警卫营营长孙铭九过从颇密，与蒋介石的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震亚、陕西省保安处处长张坤生等人工作上联系也不少，因而了解他们的一些情况。由于宪兵营长期掩护了共产党西安的“西北特支”，我与这些老同志朝夕相处，对当时国共双方的斗争，群众的运动，他们的地下活动，也略知一些;另外，由于宪兵营是归杨虎城将军直接指挥的，他常秘密地给予了一些特殊任务，如保护中共代表，看管蒋介石，担任重要军事任务等，因而对他本人的活动也知道不少。事变时，我调任绥署特务团副团长(团长闺揆要)，最先奉命率领本团挺进渭南，防止中央军进犯，掩护大军集中，故对当时的军事斗争情况也了解一些。
一个时代的历史，不是由后人写出来的，而是由当世人共同塑造的，对他们言行与感悟的记载才是最真实的历史。
笔者最近在整理先父的文稿与书信，认真研究了一封60年代王菊人给我父亲谢晋生的亲笔信，信中内容全是谈的“西安事变”的史实应该如何据实撰写，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史料要“三亲史料”，即亲历、亲见、亲闻，并要我父亲补充材料。翰墨草书，让我花了不少功夫才辩认出来。
王菊人比我父亲小三岁，西安共事，还结拜为兄弟，几十年的交往一直没有中断过。
家父谢晋生撰写的“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有一定的份量，因为他对几个方面都有接触，其中包括西北军、东北军、延安的中共及蒋委员长的黄埔嫡系军人等等。
王菊人写给我父亲的信：“晋生吾兄：我来京已近三月，此行系奉调来此专整理十七路军方面的西安事变资料，今大约可整出西安照片原件七七七件，将来可达近千件，然亦失去甚多。近日转入整理回忆录的工作。兄为西安事变前后均参与极机密军官之一，亦为杨主任最信任军官之一，兄写件已由湖南政协寄来此政协。兄补充了一些，充实之。兄奉求实精神写亲历之事，此最符合于党对此专项工作之基本。阅兄文甚欣胜。童陆生在此常见面，此事常与之交谈，只是当时他偏重秘密救亡活动，与你我着重于十七路军内部工作不同，闽生后来甚坏，文梅亦转了脚跟，闽生闻解放前夕死于上海。文梅解放后在西北大区作交际处工作，五五年调北京未一月因脑溢血无救而死。你我今尚在，可堪一笑。关于西安事件资料我还请你再想想，写些如当时的秘密活动与抗日救亡，士兵抗日情况等等，以及消极防御战等等，能详能实能多更好，自然详与实是历史的要求也。弟今年五十九岁矣，缅怀往事，一往情深，盼兄复我。……
西安的材料属于四方面(东北军、十七路军、共产党还加上蒋介石方面)才能较全面。我工作的只有四分之一。我回西安当不能定期，九月内不能离此，来信请寄北京东城张自忠路各省箱事变内四号即可。…………六五年八月十五日于北京 王菊人上 ”
不少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学者没有人不知道王菊人的，如李云峰、李永山等，其中也有不少史料又是我父亲谢晋生提供的，传来转去亦有失真。
王菊人何许人?王菊人与“西安事变”有关联的职务是因为他担任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多年(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后，王菊人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1965年初奉全国政协之命调北京负责编辑整理“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
(1906～1975)名若渊，字菊人。祖籍陕西蒲城，王菊人是清道光年间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道光皇帝的老师王鼎的五世孙。王鼎不但是一代“名相”，还是林则徐的直接领导，是朝中不多的“抗英派”，“死谏”皇上的一品大臣。穷人造反，逼上梁山，情由可原，但家世显赫，出身名门的王菊人居然亦被“马列”征服，不可思义。
王菊人1933年春，被杨虎城送往日本深造，同年9月，杨急电召王回国，说服被蒋介石调往平绥线的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返陕归建。事毕回西安，仍任杨的机要秘书。1935年秋，中共党员谢华、徐彬如等秘密来陕筹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同年12月，汪锋带着毛泽东给杨虎城的亲笔信到西安，杨虎城派王接待，并代表杨与汪谈判，双方就互不侵犯、互守原防、互派代表、红军在西安设立电台等问题达成协议。1936年春，中共中央北方局王世英、梁明德途经西安赴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王奉命接待并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王世英在西安期间还与杨虎城就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了商谈。4月初，王菊人还协助有关方面，对张学良先后飞洛川及延安与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周恩来秘密会谈，做了周到的安排。8月，毛泽东派红军联络代表张文彬到达西安。张于8月30日晚会见王，双方就互不侵犯、互通贸易、军事联络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王还特意购置了一部德制无线电台交张使用，杨虎城又委任张为上校秘书，住在十七路军总部，随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同年夏秋，王根据杨虎城的指示，先后在西安绥署特务营、该营营副谢晋生家、阎揆要团西安留守处，以及淳化、洛川、宜川等地，设立了六处交通站和运输站，使当时红军急需的文具、纸张、电池、医药等物品，通过这些运输站不断供给苏区;使进出苏区的人员，通过这些交通站顺利往返。
西安事变爆发前， 王与高崇民等奉命起草有关绝密文件，七昼夜“目不交睫”。事变发生时，王在张、杨的联合指挥部里，沉着机智地协助指挥。临潼扣蒋后，王兼任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委会政治处副处长、设计委员会委员，并担负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联络事宜。
王世英回忆：
1935年底月初我到了天津。后来党派我化装成商人到了西安。到西安我住在我的一个兄弟家里，后来和王菊人联系上。王菊人从前是党员，这时是杨虎城的秘书。通过王，我和杨虎城见两次面。
第一次见面，杨说汪锋是你们的人，我说是的。杨虎城知道我的身份。我第二次和杨虎城见面是正式谈判。杨同我谈话害怕暴露，因为他部下有一个师长叫冯钦哉，同蒋介石有勾结。因此，杨要王菊人把我引进一间大厅侧面的房子里把门锁上，不让旁人知道，杨假装要休息，到大厅的另一房间脱衣睡觉。他等身边的卫兵马弁都出去了，才穿好衣服找我单独谈话。杨主要谈了要我们不要公开派人和他谈判，要我们不要打他，他也不会打我们。另外还送给我500块钱。我问汪锋苏区缺什么东西，汪说缺文具。于是我们就买了一大批派克笔和金星笔、墨水等文具带往陕北。
在杨虎城的安排下，汪锋、王世英通过杨的防区，在杨的团长阎揆要(中共党员)派人护送下顺利地到达了陕北。
王世英说：
到陕北后，我向中央谈了杨虎城的情况，中央决定要我再同杨谈。我从陕北出来到了韩城，同杨第三次见面。我向杨说明中央基本同意他的意见，我们不公开派代表，也不建立电台。但要有人秘密取得联系，如建立交通线。这点杨也同意了。
经过这样一番曲折的联络，杨虎城与中共中央建立了正式的关系，双方建立起运输交通线，前线已无形停战。
为了进一步促进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合作，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书杨虎城：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
目前日本进攻绥远，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
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敬颂公祺。
毛泽东，8月13日。
这一次，拿着毛泽东信来见杨虎城的红军代表叫张文彬，他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当时，因刚发生了张学良派卫队营查抄国民党省党部的事件，杨虎城在行动上格外谨慎。同时他因牙周炎引起了心脏病，一时无法接见张文彬，就先派秘书王菊人与张进行会谈。
王代表杨虎城就建立交通站、互不侵犯、前线地区通商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达成共识。王菊人还向张文彬表示，杨考虑当前政治形势急迫(意指绥远与广西)，并不以达成以上问题的三项协定为满足， 而希望立即与红军研究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的问题。
杨有军事行动计划意见，希望建立以红军、张、杨三方会议的形式，来研究确定三方的统一行动问题。同时还谈了第三国际援助革命问题、西北联合的领导问题、民众运动与民主政治等重大问题。而恰恰张文彬对这些重大问题事先没有考虑也未得到授权，无以做答，只是希望先建立初步的合作，并认为杨对交通等问题的谨慎安排是“胆小、害怕、托病”。9月6日，杨虎城身体稍好后，立即与张文彬进行秘密会谈。
会谈后，张文彬9月8日致电毛泽东：“与王菊人谈话后，杨曾托病拒见。据从旁考察，系因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后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怕蒋之发觉而迟缓。后经我二次催促，并再三说明十七路的历史、力量、环境、前途利害的选择，以及我对友军的正确策略与援助，并说明所提各点尚可磋商等，始于6日晚得见，二人密谈约两小时，结果尚好。杨对我方所提各项均接受，并谈及其他有关问题。7日又根据与杨谈结果，与王、崔二人更具体商定各实行办法。”
张在电报中所提“其他有关问题”，实为杨所最关心的西北联合的领导问题、民众运动与民主政治以及国际援助等重大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张文彬由于年轻与片面误解了杨虎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不真实的情况，同时漏报(或隐瞒)了杨虎城急切需要同中共中央协商的重大问题，造成中共中央工作上一时期“厚张”“薄杨”。也由此，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准备与发生事先毫不知情。
经过这样一番努力，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起了比较畅顺的关系。王菊人说：自汪锋、王世英相继到西安后，前线已无形停战，接着红军又派张文彬为代表，常住西安。
当时，为防止与中共的联系被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发现，杨虎城故意不与中共建立电台联系。没有电台通信，杨虎城便将有关蒋介石的重要军事部署，口头告诉中共代表，再由中共代表报告陕北。
为方便双方人员的往来，杨虎城密令设立了交通站，在西安城内就有三处：(一)西安城内甜水井，以特务二团(阎揆要团)留守处名义，派副官袁润泉负责，专为一般外来的或自苏区出去的共产党人设置的;(二)宋文梅的特务营部;(三)特务营营副谢晋生的家，是专为重要共产党人设置的秘密住所。后两个地方保护极为周密，与杨直接接触的共产党人住在这里。为保密起见，这里住的人，不与其他一般共产党人往来。如张文彬即住在谢晋生家中。
在前线也有三处交通站：一为驻淳化之阎揆要团，由阎揆要负责;一为洛川、延安间的四十九旅和程鹏九团，由旅长王劲哉、团长程鹏九负责;一为宜川的四十二师武士敏旅，武去南京陆大受训后，此一交通线取消。
这时，十七路军和红军对峙的前线，不但无形停战，双方还建立起交通线。一些红军和苏区紧缺物资在十七路军的协助下，源源不断地送往苏区。
此前，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杨虎城部的联合工作，1936年2月将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炳南派到杨虎城身边;5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成立了以谢华为书记的中共西北特别支部，主要对杨虎城身边的人员和十七路军上层人事开展统战工作。
到1936年8月间，在杨虎城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由中共中央代表张文彬，中共北方局南汉宸、王世英，中央军委西北特别支部和王炳南的多层次、多渠道的联络系统。这些组织与活动对杨虎城坚定反蒋抗日决心、策动西安事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我父亲谢晋生本是黄埔嫡系，甚至还可以说是蒋校长的得意门生，南京黄埔同学会的骨干，驻三十二军的上校特派员，他为何又投奔了西北军呢?
据父亲回忆：1933年11月参加十九路军“闽变”后，落难南京，闲赋一年，生活无着，由继母出面，找陈其采帮忙求职。当时，陈其采任国民政府主计长，由他写了一封信给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让我担任沛县保安队长。我嫌官小位卑，不愿前去。就商于长辈“七外公”李木庵(中共地下党)，李却极力主张我去。他说:一个队长地位虽小，但可以掌握100人的枪支弹药，还是大有可为的。革命总是从无到有，以少胜多的，百多人枪，将来发展以后，就是了不起的力量。他又说:沛县是汉高祖刘邦发迹的地方，以之成帝业。它处在苏鲁皖豫四省边境，现在封建军阀互相割据，我们可以利用各省彼此矛盾，利用国民党腐朽，可为长期工作不易被发觉，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他还拿出地图给我看:沛县与山东的微山湖毗连，这个湖纵横数百里，港汊交错，可以与洪湖媲美，它是一个很理想的革命根据地，这不比到福建龙岩苏区一样的么?我被李老这一席话说得五体投地，决心去沛县。1935年春，李木庵随我一同到了沛县。
李木庵是我父亲的“七外公”，我们称老外公,他京师法政学堂毕业,是法学界的老前辈。民国初年，曾任广州和闽侯地方检察厅检察长，为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过现代法学正规教育的专业人士之一，还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李木庵是延安十老之一。1940年后，李木庵历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检察长、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并主持怀安诗社任社长。新中国成立后，李木庵任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及最高人民法院顾问。
李老还真放下了架子，甘愿充当我父亲的“师爷”，跟随我父亲去沛县干了好几个月。当我父亲把沛县的保安队治理得刚有起色，不料，中共地下党徐彬如又介绍他与李木庵同赴西安。其实，这都是利用家父作为掩护，这些中共地下党员还真有点本事，丝毫不比现代“特工”逊色。谢被安排在杨虎城的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任副营长,1936年秋任代理宪兵营营长。当时杨虎城还兼任营长。李以担任宪兵营书记官为掩护，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李木庵为中共西北“特支”委员及各界救国联合会总务部负责人，“特支”书记为谢华)。地下党的一系列的活动包括组织学生运动及演讲“鼓动”，有意或无意，都为“西安事变”的“引爆”添加了助燃剂。
在“西安事变”前后，家父谢晋生在西安甜水井的私宅成为延安共产党人的重要联络据点。因此，家父与他们的交道也不少。
保护中共人员往来的安全也是“西北特支”的重要任务之一。当时，为了扩大统一战线，宣传抗日和反对内战工作，不少青年奔向延安，西安就成为来往的重要门户。西安有一个绥署交际处，它是以招待国民党军政要人为名的招待所，但也招待共产党要人，因为它属绥署直接管理，一般人不敢随便去找麻烦。负责人还是中共地下党员申伯纯。西安还有一个花园饭店，是市内第一流的旅馆，仅次于西京招待所。重要的中共往来人员，多由宪兵营营长金闽生接到他家里去住，一般比较安全。其他一般人员以及与“西北特支”联系的地下人员，则多半安排住在以宪兵营名义在花园饭店开设的房间。另外，还有一个莲湖食堂，是由地下党人宋绮云出面集股，杨虎城也暗中支持了一笔钱筹办的，它等于就是“西北特支”的招待所，当时不少中共地下觉员都住在那里。
我父亲曾说过：杨虎城虽识字不多，但经验老道，办事十分谨慎，他除了几次接见中共代表外，一般很少出面。在军事方面，多由参谋长李兴中、参谋处长王根僧出面;政治方面，多由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出面。“西北特支”常常与王菊人联系。其实，他们都是 ”同伙“。杨虎城这样就可避开特务的干扰与南京方面的怀疑。杨虎城每天上班，总是由他的机要科科长周梵白读报给他听，曰常要件也是由周处理，表面上是杨面前最亲近可靠的人，可是杨却对金闵生说，他这个人不可靠，什么机要的事不要向他淡。
1936年秋，中共中央派到第十七路军总部担任联络工作的代表张文彬，起初是由杨虎城安排住在交际处，门卫亦是宪兵营派兵守卫，关防较严。但自宋黎事件发生后，杨虎城感到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人员连西北“剿总”的职员都敢公开抓捕，又何尝不敢抄搜招待所呢?因此把我找去说：“张文彬是陕北的重要人物，现住交际处，你可把他接到你家中住，负责保护。”杨最后还叮嘱说：“切不可出乱子!”我当时惑到责任重大，但也惑到他们对我的信任而高兴。
次曰清晨，我驱车将张文彬同他的电台报务员和交通员一共五人接了回来。当时，我住的是公家一栋大平房，共有三进，计有十余间。为了安全起见，我特别抽调了一个可靠的宪兵排，住在我房屋的第一进，白天设岗，夜晚设双岗，叮嘱士兵提高警惕，提防中央宪兵第一团杨震亚的袭击，还要提防陕西省党部特务便衣暗中捣乱。张文彬他们住在三进，我认为这是比较安全的，除了有电话通知他去参加会议之外，不曾让他个人随便外出过。我和家眷住在二进房屋，夜晚睡觉枪不离手，子弹在膛。在这段时间我很少外出，同张文彬他们同住同息，同出同进。我们同是湖南人，年龄相近，生活习惯合得来。
谢晋生的文稿中还有好几个小插曲：
1. 杨虎城在发动西安事变前夕，也很想把自己的触角伸到蒋介石嫡系部队中去。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师师长陈世虎(黄埔五期)来西安。他同我是湘南小同乡，与我私交很好。虽学过法政，但起家于绿林，到处投靠，所以举步青云。他这次是经过西安到甘肃二十四师防地去的。由我介绍与金闽生、宋绮云等相识。不久，又经过金、宋介绍去见了杨虎城。陈世虎因为知道杨的发迹与他大致相同，心中感到敬佩。在与杨晤谈中，对杨推崇备至，当面表示：“我很愿意拥护杨主任在西北方面做我们的领导。”杨当时见到国民党军中竟有这样一个将领对他采取如此的态度，极为高兴。他正需要这样的人物在蒋军中做他的内应。于会见之后，暗示金、宋要多方设法将他拉拢过来，便于了解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情况。
2. 1936年10月间，正是西安事变前夕，杨要金闽生和我代他物色一个与广西桂系李、白有关系的人，代表他去广西进行联系。金闽生同我考虑了很久，最后，由我推荐尹曜南前去。尹是黄埔一期生，过去我曾与他在广州、上海一道参加过反蒋黄埔同学会的活动。尹在广州任“反蒋黄埔同学会”书记长时，李、白是该会的指导员，因此不仅与李、白很熟，并且很了解他的政治态度，请他去广西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当即由金闽生将上述情况向杨汇报，杨表示赞同。那时，尹曜南在南京，杨要我迅速去信，付去旅费，邀他马上到西安来。
尹到西安后，便住在我家里。金告诉杨后，杨马上给了他一本密电，另外付给一笔旅费，要我们向他转告，速到广西去与李、白联系，事不宜迟，希望迅速成行。
尹曜南向我们提出意见，认为他是代表杨去广西， 连杨本人的面都没有见过，这个代表如何当呢?金闽生把事告知杨后，杨说:“他去的使命，由你们同他说清楚。明天，我请尹先生吃饭，你们作陪，但请预告尹先生在席间不要谈他到广西的事情。”果然，第二天杨在席间对尹表示欢迎，寒暄一番，只字不提去广西的事。这样，杨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谨慎，除了原有的公开往来渠道外，并开辟了这么一条极为机密的渠道(杨并不是没有人给他当代表去广西，而是恐由他派去的人，不能严守机密)。后来，在发动了西安事变前夕，杨发了一个密电给尹曜南，要他与李、白联系。桂系的李、白当时即派了刘仲容代表广西，于西安事变时同尹曜南一同来到了西安，愿意配合张、杨的行动。杨虎城在这一招上也没有与张学良商量。
3.蒋介石为何敢来西安?
蒋介石是12月4日到西安的。蒋来西安之前，东北军调防部队中最后部分正在由新兰公路向西开拔，留在西安的直属部队，只有一个卫队营，由随从参谋孙铭九兼营长，一个工兵大队，由何某当大队长，另有一个炮兵营和刘多荃一0五师的一个旅，骑兵师一个团。至于西北军呢，重兵均已在陕北一带与红军对峙，留在西安附近的，仅有一个特务营(由原有宪兵营改编，以杨虎城随从参谋宋文梅兼营长)、一个教导营、一个炮兵营和警备第二旅。所以说，张、杨在西安兵务是很单薄的。
在中央军方面，宪兵一团已进驻西安，临潼有蒋孝先率领第九团宪兵一部分进驻。中央军第六师、第十师、第二十三师、第三十八师、第七十九师、第九十五师、第六十师、第十四师、第一0三师、第八十三师，均已集结在陇海路东线向潼关推进，天水有胡宗南的“追剿”大军。所以，蒋介石有恃无恐，敢于前来西安召集军政大员共商“剿匪”大计。
1939年，我去重庆拟就任三十五补兵训练处参谋长时，顺便去见了钱大钧，他证实了上述估计。钱在西安事变时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与蒋形影不离。我过去在钱任三十二军军长时， 担任过该军黄埔同学会的特派员，常被邀去他家便宴，因而很熟。我向钱请教：“张、杨发动西安事变，你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么?”钱叹了一口气说：“情报是有的，可是判断是有错误的。最先，我们接到的情报大半是关张、杨双方的矛盾，并说他们双方有发生火并的可能;后来，到了11月间，我们接到有关张、杨联合的情报，并说明他们有称兵作乱的可能。我送给委座看，他一笑置之，认为不可靠。当时，我们从情报了解到，张、杨虽各自拥有重兵，但均在远地，始终未见有调动，西安附近驻军仍如往昔，没有调动。四周中央大军压境，而在西安城中的中央宪、警、别动队人数也相当多，他们决不敢鲁莽从事，情况的判断，有时是难以完全正确的。所以，造成了这么一件大事变。”言下不胜嘘唏。可见，当时蒋介石在西安，敢干骄横跋扈，一意孤行，不接受张、杨意见，他是有所恃的。
但是，蒋介石到西安时，还是心存疑虑。12月4日，蒋介石一到西安，马止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中、高级将领，“亲切”垂询，以示“关注”。或许以补充军械，或奖以金钱，或给予密电码暗中联系，耍尽各种手段，尽其拉拢分化之能事，用心之险恶，使当时进步军人及各界人士，均感到惶惑。这也是张、杨毅然捉蒋的原因之一。
4.临潼捉蒋点滴。
临潼捉蒋时，张、杨分工的任务是：由东北军骑兵师白凤翔部一个团与张学良随从参谋孙铭九卫队营一部分，于11半夜，由王曲乘汽车出发，走城外去临潼捉蒋，以免泄露消息。由西北军的赵寿山、孔从周负责指挥警备第二旅、教导营、炮兵营、特务营等，解除西安中央所属军、警、宪、特等有关武装，扣留机场飞机、西京招待所军政要员、收缴各办事处武装等。
11日夜12时许，张率领他的高级干部来新城杨虎城的住所，坐镇指挥。当时的情况是：西北军于12日凌晨4时开始行动，西安城内仅用4个小时已解决战斗，随即恢复了市面秩序。可是去临潼的东北军却经过一些波折，因蒋介石已逃到后山，久久未能搜到。在新城指挥的张、杨，吓得满头大汗。张学良严令孙铭九等派兵进行搜山，叮嘱：“一定要捉活的!”杨令孔从周率一营人，乘汽车前往增援，协助搜查，并令临潼县县长迅速调动群众，调集保安队，封锁骊山四周道路，形势变得紧张异常。幸亏8点多钟在半山岩洞中捉到蒋介石，才解除了警报。
士兵们高高兴兴地跟着孙铭九后面，孙把蒋介石背到汽车上，将蒋押上汽车时，士兵们为了表示胜利的喜悦，特地跟蒋介石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奏起了迎接上将的三番庄严军号，然后欢声雷动，弄得蒋介石啼笑皆非，尴尬异常。
当大队马返回西安时，一辆轿车从西安方面急驰而来，孙铭九命令士兵加以警戒。经查明是蒋介石的侍卫长蒋孝先，当他在来任宪兵三团团长时，曾残酷镇压过学生爱国运动，臭名远扬，群众恨久入骨。孙当即命令士兵从车上拉了下来，在马路旁边给枪决了。(孙铭九与我父亲的交流)
5. 软禁晏道刚
晏道刚是蒋介石派在西北“剿总”担任参谋长的，他是在钱大钧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后继任这个职务的，对东北军是起着监视作用的人物。
可是，在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命令将他扣留时，他还茫然无所知。他大摆其参谋长的威风，严厉斥问士兵：“是谁的命令?”他亲自打电话给副司令，张学良在电话中很风趣地对他说：“他们既然把你软禁起来，参座，那么就暂时委屈你一下吧!”这样，晏道刚才老实起来，听从指挥了。
6. 中央宪兵一团团长杨震亚，在西安他对群众运动多方阻挠破坏。划分防区后，竞敢常常越界逮捕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同我们宪兵营早具夙怨。“双十二”事变的清晨，杨震亚正在他西域防区团部的院内做早操，被特务营(即原宪兵营)派去的部队围住，怒火中烧，当场击毙。其余守卫部队士兵，全部被缴械。
7.马志超逃走
马志超是西安市公安局局长，黄埔一期生。他在西安作恶多端，曾指使警察干涉群众运动，打伤过小学生，人民对他愤恨已极。
事变晚上，他住在自己公馆中，当时西北军在公安局没有抓到他，转倒公馆围捕他时，他携同老婆已从后门逃走。当时街边放有一部黄包车，马志超为了逃命，便让他老婆坐上黄包车，自己扮作一个车夫，拉着车子，8时左右逃出了西安城。
8.宋文梅看守蒋介石
蒋介石被押到西安后，开始四天(12日到15日)是软禁在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所在地。15日，四架中央飞机轰炸了渭南，并在西安上空盘旋示威，造成了严重的战争恐怖气氛。后因新城目标过大，便将蒋介石转移到西安玄凤桥高桂滋的公馆里。这里离张学良的住处很近，由张学良派兵看守。
在新城时，杨虎城是派他的随从参谋兼特务营长宋文梅负责守护。宋是黄埔军校七期学生，对待蒋介石，始终以学生自居。他守卫在房门，每见蒋时，必事先行脱帽喊一声“报告”，得到蒋介石允许后才进门，恭恭敬敬行个45度的鞠躬礼，才开始讲话。蒋对他很满意。宋还多次劝导蒋：“请校长为国珍重。”所以，西安事变解决后，由于蒋的示意，胡宗南对宋文梅特别垂青，认为蒋的所谓“新城蒙难”，宋立了“功”，竟为宋改名为宋“念慈”，表示宋文梅怀念慈父般的蒋介石，并对他进行多方拉拢。解放后，宋文梅曾在北京任国务院交际处副处长，后因病死亡。
不少史料上还提到我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呢，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一点道理，因为他与共产党人的关系，源远流长，也算是最早被“统战”的对象之一。在30年代，西北地下党“特别支部”的机要会议常在家父西安私宅内召开。不过，家父早年接触的一些共产党人，几乎就没有什么“无产阶级”之辈，按梁启超大师早年的分析，他们只能算是 “职业”革命家。
拿今天的话来讲，几乎还是清一色的“权贵阶层”的代表。他们中间有历史学者，有考古专家，有大学教授，谁都比家父这个武夫强，他们忽悠我父亲岂能不照单全收?
“旧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最为强烈，中国人民的确苦难太深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当它传到中国之时，号召力很不一般，共产主义的美景的确具有相当诱惑力。“要向一切不民主的制度开火!”、“反对独裁制度”、“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民主、自由、平等、富裕的好日子!”
咱家老外公李木庵很了解我的父亲，并对我父亲关怀备至。他知道家父是一个大少爷出身，虽不能算纨绔子弟，也不能让他随便迈上这条危险的船。即算我父亲当时有加入共党组织的冲动，也被老外公婉拒了。谢晋生在西安期间，与共产党人接触密切，甚至还与不少人结拜为兄弟，如王菊人、童陆生、宋倚云等，也许共产党核心人物考虑到利用我父亲身份掩护地下党，更有利于地下党的发展。老外公知晓家父至少不会出卖亲戚。
张文彬是与“西安事变”有关联的人物。他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曾出任中共中央驻杨虎城部的常任党代表和西安地下党的负责人。但是，学界长久以来对张文彬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鲜有研究。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张文彬在1944年就英勇牺牲，留下的史料较少有关。其实，张文彬在“西安事变”发生后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家父谢晋生还回忆说：西安事变几天后，我特地从防区赶到西安城找中共代表张文彬，我非常焦急地问到中共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张因为同我私交较好，对我也非常了解，所以坦率地对我说：“这一次事变是张、杨两位将军发动的，我们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事后，才得到消息，并知道他们邀请我们派代表团来西安。形势既如此，我们对他们是采取全力支持的态度。现在，如果张、杨主张打，我们中共大概也会同意打;如果张、杨主张和，我们中共大概也会同意和的。不过我们红军只有几万人，除了保卫陕北及苏区外，尽限度也抽调不了多少军队。我们的主张是希望和平解决西安问题，避免内战，以免把国力消耗在自相残杀上，以便团结起来共同抗曰。”后来，张文彬还告诉我，由于杨虎城的部队发生了叛变，张学良部队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南京方面的大军又已压境，战火迫在眉睫。同时，我与”西北特支”的李木庵交淡,他谈到冯钦哉叛变时,感到非常伤心,认为一下子打乱了全局,使军事对抗变得极为不利,从而影响政治谈判.现在,应大力稳定军心和民心,粉碎敌人的内战阴谋,争取团结抗曰,争取这一胜利。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去以后，家父说：在12月底的一个上午陪同许权中到七贤庄中共代表团驻地去见周恩来副主席。许权中是留俄学生，中共党员，是当年有名的“渭南暴动”领导人。“西安事变”后，许权中刚刚就任独立旅的旅长，是我团的直接领导。周恩来接见我们两人时，非常客气，垂询了十七路军内部情况等。当许权中向周提到对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看法时，周说，西安事变是我们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的。放蒋介石回南京去，我们是同意的，至于张副司令跟着一道前去，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事先没有同我们商量，临行也没有告诉我们。现在，事已如此，我们希望蒋介石能实践自己在西安的亲口诺言。不久，我同许权中便开拔到抗战前线，参加忻口战役去了。
对张文彬，乔纳森先生的博文是这样描述的：
张文彬是湖南平江县人，1910年生，1927年入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第七军政治委员，第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第十五军团政治委员，中共中 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1936年2月，中央红军东渡黄河。不久，时任十五军政委的张文彬调任毛泽东机要秘书。1936年5月，东北救亡总会和西北救亡总会在西安正式成立，前者简称“东救”，后者简称“西救”。为了协调行动，张文彬奉命赴西安出任中共中央驻西北军的党代表，并负责领导西安地下党。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致信杨虎城，信中说：“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
张文彬持此信在8月26日秘密来到西安，被杨虎城委派为十七路军总部政治处秘书，并被安排住在参谋长李兴中家里。李家就在张学良所居住的金家巷，有警卫有汽车，出入安全方便，便于掩护，且杨虎城的宪兵营长、副营长都是西安地下党的成员，直接负责张文彬的安全(谢晋生并非地下党员)。
张文彬在西安主要有两项任务：担任中共中央驻杨虎城部的党代表，尽快探明杨虎城的真实“意向”;担任西安地下党系统的负责人。
1936年8月30日晚，张文彬与杨虎城指定的机要秘书兼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副处长王菊人开始首次正式的秘密会谈，地点是在王菊人的家里，会谈至8月31日结束。王菊人回忆说：“1936年夏，张文彬即来我家找我，谈一些合作方面的具体事情。”
9月1日晚，刚结束会谈的张文彬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份详细报告，从此报告看，由于王菊人透露了杨虎城“提议立即在西北发动军事行动”的惊人计划，使得一直把杨虎城误判为胆小的张文彬难以置信而满腹狐疑，因此认定其是“空言”和“试探”。但毫无疑问的是：最早提议“请以我、张、杨三方会议解决”，其实也就是西北“三位一体”设想的是杨虎城。最早获悉并立即向中共中央传递“三位一体”重要信息的是张文彬。
1936年9月6日晚，张文彬与杨虎城“二人密谈约两小时，结果尚好。杨对我方所提各项均接受，并谈及其他问题”。8日，张文彬第二次向毛泽东详细报告，其要点如下：
第一部分关于措施的落实。9月7日，张文彬与王菊人会谈，落实得到杨虎城同意的内容，包括部队驻防、民团控制、交通站点的设立、货物与人员的来往以及电台的通讯等，解决得非常顺利。
第二部分关于杨虎城的建议。1.因为十七路军力量与环境关系，尚不能离开南京政府。2.杨表示自己部队基础的关系，不能立即与红军走一条路，愿走“人”字路，将来再会合。3.杨希望我方有一定的根据地，不继续游击战争，则对于国际援助也方便。并云，根据地最好在甘、宁、陕。4.又问及国际援助问题，他表示怕目前不可能，又害怕只给红军的援助，并问及如何援助的问题(我答目前已不成问题，一切抗日友军、一切联俄联共武装都可援助，方式与方法则当按具体情况决定)。5.杨又表示西北要张(学良)领导，但感张部复杂。6.杨提出三方会议及合组各方抗日政治核心组织问题(我认为他是表示，一面是拒绝我们党的组织和侦察我、张间有无共同组织，同时他也确有欲组织各方政治核心成分的，故我答这很重要，当代转，并希从各方推动促此成功)。~
张文彬接着在报告中写道：“据王菊人谈，杨因病重(有点心脏病与虫牙痛)拟到青岛、北平或上海休养几个月，但未作决定。这样杨似欲借养病避开难关，暂观情势。”“我目前的中心工作是抓紧他们已允诺的各项实际求做到。”
张文彬的报告最后说：“以上各项问题我的观察和答复是否错误?特别是口头初步协定，是否妥当?应如何求得实现，并推向前进?对于蒲、吴等组织工委及活动问题，及共同抗日组织问题，杨如真休养去的工作方针问题，等等，都应如何处置?望详细指示。并望根据新的形势给我新的指示!”
当天，张文彬又与杜斌丞会面，并面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杜斌丞是杨虎城的亲信，曾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对杨虎城的影响很大。因此，毛泽东在8月13日致信杨虎城时，特地也致信杜斌丞。信中说：“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特派张同志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
会面后张文彬又向毛泽东报告：“我已与杜(斌丞)见过一面，他表现很好，除愿向杨(虎城)方推动外，并可向孙(蔚如)等尽力推动。杜云，他有一个学生，是回民，现住西安，可以使他到马鸿宾、马鸿逵处活动。”
1936年12月9日，以西安中小学生为主体的游行请愿是西安事变全局中非常关键的组成部分。据当时西安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刘兰生在“事变前后西安学生运动座谈会”上回忆：“这次运动还是以学联为中心，总指挥是张文彬，指挥部在王根僧家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4卷中“张文彬”一章也说：“他还亲自担任总指挥，领导西安人民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请愿游行。”《张学良在台湾》的作者张魁堂认为：“张、杨对这次游行最初不同意，因为怕影响他们的计划，也怕学生受到蒋介石的镇压蒙受牺牲。但由于组织者坚持，张、杨只好同意，并决定双方派兵去保护游行学生。”魁堂所言之“组织者”能够“让张、杨只好同意”，显然就是指张文彬。
西安事变前夕的学生运动给历史留下浓墨重彩的高潮是临潼请愿，也是张文彬的杰作。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回忆：“我接见学生代表，答应转达。这时忽有特务向群众开枪，打伤一人，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慨，直向临潼行营前进。”《中共党史人物传》说：张文彬“当发生警察打伤小学生激起群众义愤时，他及时引导请愿群众赴临潼向蒋介石请愿”。
临潼距西安50多里。据当年作为中学生参与游行请愿的何尤回忆：“在中正门外，各校又整顿了一下队伍，有一两千人(因为当宣布去临潼后，一部分同学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队伍)，就继续沿公路向临潼走去。当队伍出城一两里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
在天色将暗、众多学生正为食宿无着担忧时，那天一直对学生避而不见的张学良出现了。为了让饥寒交迫的学生们尽早回城，更为了避免可能即将发生的流血事件，张学良公开地作出了他那著名的承诺。
当年学生游行的地下党领导人之一李木庵回忆说：“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张的要求，听候满意事实的到来，率队回城。”另一位负责人宋黎的回忆比李木庵直率：“指挥部遂决定听从张学良的劝告，递上请愿书，整队回城。”指挥部乘胜收兵。何尤则说：“游行队伍就地解散，当同学们回到学校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了。”
对于张文彬领导的那次学生游行，《中共党史人物传》作了这样的评价：“那次游行，规模之大，次序之好，情绪之悲壮，都是前所未有的。这次请愿、游行，对张、杨发动西安事变起了促进作用。”当时张学良虽然跃跃欲试，但并不如杨虎城那样坚决，关键原因之一是对苏联的态度缺乏充分把握。张文彬及时发动的“临潼请愿”，促使张学良下了最后的决心。
张文彬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12月17日周恩来乘飞机在西安降落时，就是张文彬去机场迎接的。徐彬如回忆说：“张文彬到飞机场接总理。”《中共党史人物传》的资料更为详细，说张文彬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代表西安地下党组织向中央代表团汇报了西安事变发生的经过情形，谈了有关方面人员的思想动态，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苏联对西安事变的公开谴责引起了张学良思想的剧烈波动。张文彬的及时汇报打消了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的担心与不安，为即将与张学良的谈判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谈判期间，张文彬还做了大量具体的协助工作。
据杨虎城之子杨拯民撰文介绍：杨虎城将军1931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12日，他同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放弃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促成了国内和平与团结抗日局面的实现。杨虎城将军能够跟随时代潮流不断前进，从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新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与共产党合作，经久不变，即使大革命失败，他对共产党也不失望，不仅“不清党”，还曾要求加入共产党。在他的部队里，中共党组织始终不断线，共产党员更是遍布他部队的各系统、各部门。他信任、重用共产党员，用共产党的办法，改造自己的部队。他说：“共产党员不怕死、不贪财、能干事、有献身精神，所以我要用他们。
现在重读这些“史话”，虽有点像笑话，毕竟还是局内人说的，不算神剧中的对白。”官二代“的杨拯民也当任过全国政协的副秘书长，权利虽不大，牢骚也不少，总认为其父对中共的贡献巨大，就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
我父亲谢晋生1903年出生，比杨虎城将军整整小10岁，然而却比杨拯民大19岁，这可是一代人的差距。杨拯民有牢骚可以理解，我谢家大小姐谢海珠牢骚就更多了，在私下没有哪天不骂那个“老毕”养的忘恩负义，阶级斗争的学说就是六亲不认，说什么当年父亲如何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共产党、营救共产党，管辖的关卡常为延安走私禁运物资……你们得了天下忘了本!大小姐不断写信给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为父亲争取政治待遇，其实家父的“政治待遇”也够好了，可大小姐还想为父亲争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当当，因为有的人什么事也没干还进了政协常委。人类，坏就坏在一个虚荣心，我虽无党无派，小学带上那个红布条都感到莫大的荣耀，好像我们立马就成了“共产主义”的接班人。电影《英雄小八路》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似乎还被民间评上了“少儿歌曲”的忽悠之最。
当年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杨拯民还是给我父亲回了信：谢老您好，海珠信已收悉，您当年在“西安事变”前后为革命之贡献有目共睹，不用海珠提醒拯民也不会忘记。全国政协委员增补之事，中央自有统筹安排，宽心为乐。颂大安
杨拯民 1982年12月
笔者不是杨拯民也不是杨翰，更不想为父辈祖辈争什么鸡巴名誉，别说对党外人士承诺什么“肝胆”相照?他们就是对自己人也残酷打击，无情恶斗。如“西北特支”的几个老地下党：谢华、李木庵、童陆生等人，不是被打成右倾就是打成反党分子。家父谢晋生在西安营救的学运领袖宋黎也被打成高岗反党集团的骨干，冤狱多年，尽管平反后任了要职及中顾委委员，也够惨了。一辈子与畜生打交道的我，无党无派，不吐不快!
共产党若通情达理，杨拯民真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有一年国庆招待会，江大佬给杨敬酒，勉励杨，扬却发了一通牢骚。什么牢骚，你懂的。
1937年，杨拯民在北平中华中学上学时，就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杨拯民于1938年3月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十分关心杨拯民的学习生活情况，多次请他到家作客。后来，杨拯民曾任中共米脂县委统战部部长，关中军分区、延属军分区副司令员，大荔军分区司令员。曾参加了智取华山等战斗。
1950年，原起义的杨虎城旧部集体转业，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石油工业之师，开赴玉门。组织上调杨拯民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玉门矿务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第一代功臣。
1958年，杨拯民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历任陕西省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副市长。可借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不久， 杨拯民被关进“牛棚”，杨虎城虽早遭杀害，但土匪出身的恶名成了后人的原罪。1967年，杨拯民被整得过不下去了， 只好给周恩来写信。没过一星期，杨拯民的问题就从“敌我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并于1969年春节被释放回到家中。粉碎“四人帮”后，杨拯民任建筑材料工业部副部长。1982年调入全国政协。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第五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1998年10月22日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杨瀚是杨虎城之长孙，杨拯民之子。这位全国政协委员、《杨虎城大传》的作者、杨家两代人中唯一两次见过张学良的人，对杨虎城的研究堪称专家级。他为何研究杨虎城? 出于家族感情还是西安事变的谜底吸引了他。在西安事变研究会会长杨瀚看来，这都不是答案。答案在张学良身上。1999年、2000年，杨瀚两次赴美国夏威夷看望张学良，但是他不明白为何张学良见到他时，“身体怔了一下”，说声“你好”便不再言语。
他同样不明白， 国民党二级上将杨虎城在蒋氏父子统治台湾时期为何被从西安事变中消失，而连张学良在晚年的口述历史中也鲜有提及杨虎城。
当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提笔给连战和马英九写信，要求国民党为祖父平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明确的回复”。台湾领导人反省历史，说不定也替先辈们叹息，几十年了，你这个小毛孩又来把伤疤揭。
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发动的“西安事变”，立场不同，看法不尽相同很正常。
且不论牵涉两岸历史和政治宿怨，单就史实而言，杨瀚希望台湾当局为其祖父杨虎城平反就还有不少的障碍。
按辈份，我只能称杨瀚为贤侄。把贤侄堪称为专家级学者的人很搞笑，贤侄亦天真可爱。中美联合公报早已表明:海峡两岸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原则是一中各表。已有“新中国，新政府”捧杨虎城将军为民族英雄,又盼“旧中国，老政府”为杨虎城平反昭雪? 贤侄也不动脑筋想一想，天下哪有那么多两全齐美的大好事? 杨瀚在他的著作中居然还为祖父在西安事变中谁是主谋中提供“供词”抢功? 这样说来，曹长青先生推论少帅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谋，的确站不住脚。
杨瀚说：“通过事实来讲，杨虎城是主角。这个主意本身是杨虎城提出来的，还有发动过程，都是杨虎城做的。”
这也难怪少帅张学良晚年拒谈杨虎城。不过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史里也透露，对杨虎城被害有点惋惜,他给蒋介石写的《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坦诚受杨虎城影响比较大”。
晚年的张学良还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
论职务来说事，张学良是剿匪副总司令，仅在蒋总司令之下。少帅的确被杨虎城忽悠了。
少帅吃亏吃在年少气盛，有苦难言的是： 论文化，杨虎城是一个标准的文盲，论心计，少帅哪是老谋深算的虎城对手? 也只能把打断的牙齿往肚里吞，兵谏变逆贼，不得不亲自送蒋委员长飞往南京，负荆请罪。千古罪人，余生当担,尽管善终百岁。
“西安事变”的主谋是杨虎城不会冤枉他。当然，中华民族的“大英雄”也非他莫属。
有人质疑，那为何又是东北军抓的蒋介石呢?
“捉蒋介石的任务本来是由十七路军担任的，但我祖父把这个任务交出去了。因为这个事件，重点不在捉蒋介石，"西安事变"的发动得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一起，只是最后安排东北军抓的蒋介石。”杨瀚解释说。
这一点，我父亲谢晋生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文字可以证实。或许杨瀚就是看了我父亲的回忆录而作的“推断”。
谢晋生的回忆：“事变的突发，且不说共产党方面不知情，就连我这个杨虎城的“亲信”也不知晓，实际上的秘密行动，全在杨主任一人掌控之中。后来才知道，原杨计划由宋文梅带“特务营”出城执行捉蒋任务，考虑到调动部队出城不妥，怕引起蒋的注意，临时改变了主意，决定由城外的东北军张学良的卫队营孙铭九执行任务，一定要把蒋委员长请到西安城来……”一个棘手的任务就让少帅承担了。杨虎城或许在想：你跟老蒋是拜把兄弟，你动手比我强。
谢晋生还说：西安事变前不久，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宪兵营升为特务团。当时，西安绥靖公署特务团装备是西北军中装备最精良的，也是杨虎城认为最可靠的一支主要队伍，该团由阎揆要任团长，我担任副团长。“双十二”事变的黎明，我们在白水县的防地接到杨虎城急电：接到电令后，急率所部轻装急行军向渭南进发，万勿延误。“阎当时不在防地，我遵命即率全团轻装向渭南进发，于下午3时，已进抵渭河大张渡口。正在过渡时，忽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四架飞机迅速从我部队上空掠过，显然是飞机侦察军事情况。当时，我们对西安事变尚无所闻，但知道政局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心中犹疑不定。我趁全团士兵渡河的空隙时间，马上发一个急电给杨主任，报告全团已达大张口渡口，正在渡过渭河，并请示达到渭南后的任务。当即得到复电，命令在渭南南塬一带布防，并与渭南民团觅取联系。这时，才知道已发生了事变，肯定将同西进的中央军发生军事上的对抗。
12月13日清晨，特务团接到了绥署的正式作战命令，大意于下：
敌情：中央大军集结潼关以东陇海沿线，华阴驻有第二十八师董钊部的一部分。
任务：该团右翼依托华山，左翼隔陇海铁路、渭河与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觅取联系，阻止中央军向我渭南进犯。
我团到达渭南后，即凭隘道开始构筑简易工事，并会同张学良部派来的工兵，将陇海路赤水车站附近的赤水铁桥炸毁，借以阻止中央军的装甲车前进。
12月13日傍晚，我团左翼隔渭河忽传来稀疏枪声，不断向我阵地射击。我当即打电话与绥署参谋长李兴中联系，报告左翼隔河向我阵地射击情况，李当即答复：“恐怕是四十二师的部队士兵枪走火吧?不会有什么问题。”
14日清晨，左翼，渭河对岸向我阵地射击的枪弹更密。方接李参谋长电活告之：“四十二师冯钦哉部已叛变，你团对左翼应严加戒备。”
这时，阎揆要团长已赶回防地。我接电话后，当即与他商量。我们考虑到冯部叛变，我团阵地突出前沿，前有装备精良的中央军董钊部大军，加上冯的侧翼袭击，处境异常危险。当时渭南又是西安门户，军家所必争，万一不能久守，将妨碍大军集结，影响全局，非同小可。于是，我们分途巡查阵地，命令加紧构筑工事，加强警戒，并电话联系后方，迅速补充各项给养，作为长期扼守打算。这时，大家都明白了西安事变“真相”：蒋介石已被东北军张学良兵谏回西安城。张、杨的团结抗曰八大主张已向国人宣告。
15曰，我团仍警惕守卫前沿阵地，华阴方面的中央军始终未动作。我们紧张地守卫了一天部夜，便由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前来接防，才算度过这紧急关头。
警备第三旅是12月15日中午到达渭南车站的，他们刚下火车，中央军的四架飞机进行俯冲轰炸，士兵当即散开躲在车皮下面，死伤约三十余人，没有造成大的混乱。第三旅到达我团阵地，马上接替了南塬一带防务。我们部队转移到侧翼蓝田许家庙布防
西安事变究竟何时发生?何时促到蒋介石，这个问题传说多于实说。
关于张学良、杨虎城计划12月12日晨发动西安事变的时间，即部队统一行动的时间，通常被认为是当日凌晨6时。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多数回忆和著作，谈到的部队实际行动时间，却比这一时间至少提前了两三个小时之多。包括全国政协西安事变组编写的《西安事变简史》，积数十年之研究，最后也坚持说，12月12日大约“凌晨三时左右，东北军外线部队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了华清池。四时许，内线部队卫队第一营一连解除了驻在华清池外院禹王庙一排宪兵的武装，继之与白凤翔、刘桂五和卫队第二营先头部队一同冲入二道门，与守卫内院的蒋介石的卫队约30多人展开枪战。”战斗很快结束，但蒋介石已越墙逃出约半公里路程，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才将蒋从骊山半腰的一块大石头后面找到带回西安。整个事变5时以前顺利结束。这也就是说，东北军从进攻华清池到最后从骊山半山腰找出逃出半公里之遥的蒋介石，前后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显然，这一点和过去一般著作所说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人们几乎一致肯定，部队实际行动的时间在凌晨5点左右，蒋介石被找到时天已大亮。 为什么如今人们的说法和过去大相径庭呢?这里面的原因多半在于下述电报的公开。
但下面这段文章很不靠谱，除了凌晨3时采取行动的可能性较大之外，凭杨虎城的老谋深算，没有做成的事绝对不会对外声张，所谓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的电报纯属谣言，这个问题大家都懂。
在这一天凌晨时分，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称：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此电之落款时间写的是“文寅”两个字。文为12日的代字，寅为凌晨3时至5时的代字。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此电发电时间在12日凌晨3-5点之间。加上电报中有“今已将蒋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字样，于是，《西安事变简史》的作者们就得出结论：蒋介石于张学良发电时已经被俘。由于有了这样一封电报，加上几乎所有当事人都记得事变之初确被蒋逃脱而四处寻找，因此人们遂相信，部队行动时间至迟不超过凌晨4点，俘蒋时间自然也就应当在寅时结束之前了。但仅凭张学良电报中“今已将蒋……扣留”一语，是否就能断定张学良发电时蒋已被俘了呢?难道不存在这样一种性，即张学良自觉夜半偷袭，强兵围堵，稳操胜券，加上急于告之中共其计划与目的，故攻击行动刚一准备停当，就致电中共中央，并已认定自己的行动必然成功呢?显然，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在逻辑上、情理上，都远较5点以前找到蒋介石的说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 根据之一，人们目前依据张学良发报时间来推论蒋被俘时间，这本身就存在一种误解。要知道，第一，张学良的文寅电的那个寅字，确切地说并不是3-5点的意思，而是5时的意思;第二，张学良选择凌晨5时发电，也并非是因为当时行动已经结束，而是因为凌晨5时是张学良和刘鼎与中共中央约定的守听和发报时间。凡多少了解一些当年电台联络工作的人都应当懂得，当时一般电台联络是不可能每小时每分钟都进行的，通常都需要事先约好双方的守听时间，双方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发报和收报。而最初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通电，甚至是隔日守听的，以后才改为每日守听。但每天守听的时间，加上王以哲台，这时也只有三次。根据事变前的约定，双方这时的守听时间分别是凌晨5时，下午1时和晚上9时。因此，凌晨5时发电只是按照约定时间发报而已，并不能因此就推论张选择了这一时间发报，是因为事变已经开始并取得了成功。也正是因为张必须要在这时发报，故张尚未得到确息，就根据估计预先宣称事变已经成功了。 根据之二，蒋介石于事变当时摸黑逃上骊山约半公里之处，又栖身于石穴草丛之中，东北军攻击部队进攻华清池已花去相当时间，又如何能够在黑灯瞎火的环境下找到蒋介石呢?黎明后的搜山结果，把蒋委员长背下了山，大家都明白了。张学良、杨虎城接到报告才松了一口气。
骑虎难下的兵谏。
李永山教授的论文分析，现海外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开始扣押蒋介石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介石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国内有的论著和回忆材料一般声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急报父仇，同时，为洗刷日本侵略东北而东北军不抵抗的奇耻大辱;张学良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及失土之恨，扣押蒋介石和释放蒋介石纯属感情用事，一时之冲动等等。事实上并非如此，兹就内幕问题作一探究。
其一，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这说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此时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其二，在西安与南京方面刚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提出蒋介石下令撤兵，蒋介石即回京，到京后再释放爱国七君子。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从这一天的谈判来看，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杨虎城态度相同，是主张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
其三，张学良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改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是在1936年12月23日晚上。张学良为何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而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因为张学良一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及其背后的共产国际，他谋求打通苏联的通道，以中国共产党、西北军和东北军三方面(指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抗战基地。而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态度都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多次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认为失去苏联这座靠山，西北局面是难以支撑的。
就在张学良开始考虑释放蒋介石问题时，中共中央23日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宣布“三位一体”的关系，只愿保持第三者的身份。而且为维护第三者地位，中国共产党暂不公开参加张学良预拟宣布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这是促使张学良不仅同意在没有任何正式协定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而且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致命一举。
尤其是24日晚，张学良领周恩来见蒋介石，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令张学良吃惊，周恩来对蒋介石以“领袖”尊之，(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联蒋抗日的重大意义)而且在对蒋介石的谈话中，周恩来并不表达“三位一体”的态度，只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态度。
事实上，西安事变也确实教训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谈判结果，蒋介石对周恩来允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二)由宋子文与宋美龄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这实际上表明了“三位一体”的消失，较量的双方由南京方面对西北方面巧妙地演变为南京方面对陕北方面，即国民党与共产党，这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决心。
上述史实证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开始主张是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改变，张学良才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
我们在这里不妨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之初至2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之间的各种信函和电报，在“和”与“战”及对蒋介石处置问题上的言论，做一概要的排列。这些公开或内部发表的重要言论，都是当时有关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
12日，张学良在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明确宣称，他之决心与蒋介石破裂，纯粹是因为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的“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16日，张学良进一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之所以下决心捉蒋，就是因为蒋介石如今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张学良电告冯玉祥：“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但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要送蒋回京，“势难遵办”。
1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强调“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至于释放蒋介石，除非蒋介石承认西安方面政治主张，否则，“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
18日，张学良复电孔祥熙、何应钦等，提出：除非中央确有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否则“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张学良甚至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
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及孔祥熙等，对中央军继续进攻反应更加强烈，再度警告说：“弟等发动此种惊天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
20日，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17路军将士书，更是下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与南京开战。西安事变的行动就是因为再也不能听任那些“变相汉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领导人“欺骗”、“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压迫，“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之中，显然看不出张学良有任何退缩的表示。张学良十分清楚，要成功解决好这一重大的事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17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或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蒋介石与南京的少数当权派。问题是，在上述三个致胜条件上，张学良占了几个条件呢?
中共与红军的支持是确定无疑的。苏联方面的态度，张学良最初显然不甚了解。南京政府公开反应强烈，各地方实力派也颇不赞成扣押蒋介石行动，这多少也在张学良意料之中。重要的是蒋介石态度开始表示强硬，后态度转和，南京除“亲日派”外，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主张调和，其内部之分化已显而易见。如此算来，在上述三个条件中，张学良最初才占了一半，苏联且为未知数。
1936年《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揭示知识界名流对西安事变的看法:西安事变是叛举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后世普遍认为，这次兵谏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以及团结抗日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但张学良的这一举动却为当时的知识分子所诟病。
西安事变后，西安各界学生及各界群众上街举行游行，声援蒋介石，并声讨张杨二人反动兵谏，要求张杨二人立即释放蒋介石，游行队伍由西安市区出发，一直行进到囚禁蒋介石的骊山，途中多次与西北军及东北军发生冲突。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北平(即现在的北京)，人们对真相不是很明了，议论纷纷，莫衷一是，许多高校的教授们也感到愤怒不已。例如时任清华大学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兼代图书馆主任的朱自清就很是惶惑不安，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得知张学良在西安扣蒋消息，惟详细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
两天后，朱自清又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开教授会，决议通电中央请明令讨伐张学良。当场推举起草委员七人，由余召集，其余七名倡议者包括冯友兰、闻一多(1899年——1946年 见图)、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萧公权等名教授。当天，他们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召开了清华教授会临时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此次会议决定发布《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发表于12月16日《清华大学校刊》第799号。
《宣言》中称：“此次西安变乱，事出意外，薄海震惊。同人等服务学校，对于政治素无党派之见，日夕所期望者，厥为国家之兴盛、民族之康乐，以为苟有能使中国民族达于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国人皆应拥护。又以为现在对外交斗争经全国一致在政府整个计划之下，同心协力，方所奏功。若分崩离析而侈言抗战，徒为敌人所窃笑。正数月来统一甫成，而国际观感已有改变，外侮防御已著功效，方期国家命运渐可挽回，民族危机渐可避免。乃变乱突起，举国复有陷于混乱之虞，长敌国外患之势，寒前线将士之心，事之可痛，无逾于此。统一之局成之甚难，而毁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余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坏，恐世界大势断不容我再有统一之机会。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
除了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当时的社会名流都强烈反对西安事变，表示对西安事变不理解和极端的愤怒，谴责张杨，认为张学良这是“劫持最高统帅”，强烈要求立即释放蒋介石。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等公开责难张学良;在当时很有影响的胡适也撰写了《叛逆张学良》一文，呼呈全国反对张学良;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对张学良进行了少有的谩骂式攻击，说他“做起事来颇象土匪”。
值得一提的是，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活动的闻一多在得知“西安事变”后则抛开讲义，显得怒气冲冲。据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说，这天，闻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讲台，横眉怒目地扫视全堂后，厉声问道：“国家是谁的?是你们自己的么?”
随后，他又像是对着仇人控诉一般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我要严厉责备那些叛徒，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中国，假使对首领有个好歹，那么就不必再想复兴，中国也要退回到民国二十年前大混乱的局面，你们知道么?”
陕西从1930年开始就是杨虎城的地盘，直到1936年，中央的军事部队无法进入该省核心区域，所以中央在该省主要通过特务监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举动。70年后的今天看当时军统中统的特务活动，可以说是有亮点，有效率，但明显也有失职。所谓特工工作是以结果见输赢，不管过程如何，最终蒋介石在华清池被捉，也是特务工作失败的最好注解。
马志超秘密身份是军统情报西安站站长，公开身份是西安警察局长，身兼两职，这在特务里面很少的。他本应该合理利用这个条件，而马志超居然把公密搞得根本不分。
对于军统来说，有条最基本的宗旨就是：秘密机关，与公开单位须绝对隔离!否则还有什么掩护保护可言。
而特工工作最为重要的就是电台，因为一切特务活动的关键情报输送都依靠电台，所以电台必须另择合适地点设置，与站本部都要分开，怕的就是一旦出事，连人带电台被一网打尽，这样整个组织就等于跨了，这是特务最大的禁忌。
所以为什么特务处的无线通讯这么发达，还需要大批的交通员，很大一部分工作是来回来去送那些电报稿的。在著名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面，中共地下党员就是电台和情报员分开，最后虽然负责电台的李侠被日本人捉住，但是由于捉不住情报员，不知道李侠到底为谁工作，也不知道发的内容。李侠又一口咬死只是被雇佣来发报的，不知道发的内容是什么。日本人无法确定李到底是哪家的电台，也捉不到余党，甚至怀疑是国民党高官用来在上海经商投机的商业电台，最终还是将李侠释放。其实当时李侠是中共地下党员，如果被日本人确定了身份，肯定是死路一条的。
共产党明白这个道理，而马志超呢?
他居然无视特工基本准则，把特务处陕西站和电台搬进了警察局，完全是公密一家，完全就怕别人不知道他是特务。对此，有特务经验的马部下督察长岳烛远感到极为不妥，曾经劝过马志超，但马不听，岳烛远也拿他没有办法。
最终西安事变期间，该机关被张杨一网打尽，导致事件过程中西安的特务系统完全瘫痪，电台也无法使用，中央根本无法得到可靠情报，戴笠自己只能冒险赶到西安亲自面见张杨。
晏道刚是长征时期蒋介石的心腹侍从主任，尽心尽力的跟随蒋介石完成对红军长征整整一年多的部署工作，也是蒋最信任的副官。侍从室主任就像黑社会大哥的司机一样，时刻和长官在一起，是和蒋接触最多的人，也被蒋视为亲子弟。
晏道刚的资历也很老，他甚至参加过武昌起义，后在1934年为蒋介石重用，留在身边担任侍从副官。
后蒋介石准备派一个心腹前赴张学良杨虎城处进行监视工作，同时领导中统军统特务。当时蒋让张学良在贺国光，林蔚，晏道刚三人中选择一个担任西北剿总参谋长。张学良考虑在再三，选择了为人比较忠厚的晏道刚。
当时晏道刚向蒋表示自己能力怕不能胜任，蒋对晏道刚比较信任，宽慰他说：与学良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没有做不好的事。
晏道刚上任以后，负责领导马志超，曾扩情，江雄风，杨镇亚在内的众多特工头子。但晏道刚为人确实比较老实，做个侍从副官是胜任的，搞政治搞特务则是半个外行人。他很多时候被张杨表面现象迷惑了，甚至被张杨争取了过去。他到了西北居然对张学良比较同情，很多时候站在张学良的角度想问题，对很多问题也帮张隐瞒。晏道刚经常跟蒋介石汇报东北军现状艰难，让蒋对东北军优待一些，甚至建议考虑让东北军抗日。
至于其他时候，晏道刚多跟张杨吃吃喝喝，打打麻将，昏昏度日。直到西安事变爆发当天，晏道刚听到枪响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甚至怀疑红军一部打到了西安或者十七路军挟持张学良叛变，由此可见一斑。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张杨的活动一开头就没办法停止。
除了内部宣传以外，张杨通过东救会和西救会多次开展群众运动，也被军统特务注意。
东救会和西救会很多中共党员，群众运动又必须抛头露面，虽然有张杨两人派出军队特工保护，必然有些人会失手，比如学运领袖东救会的宋黎，马绍周，刘澜波，孙达生等人(都是共产党员)。
但宋黎，刘澜波，孙达生等人身份是张学良的秘书或者幕僚，张学良可不好惹，连蒋委员长都惹不起，特务们自然不敢造次。
之后军统特务对这些人开始紧密监视，并将他们的活动情况和确切情报汇报蒋介石。蒋得知情报以后，觉得借此给张学良一个警告，随即下令：陕西省党部速将宋黎，马绍周等人逮捕，押送南京审讯。
得到命令以后，这次由中统出面在1936年8月28日逮捕宋黎等人。
中统特务首先秘密逮捕了刘澜波。刘澜波身份比较特殊，他在东北军内部活动多年，是中共东北军内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的书记，还是105师师长刘多荃的堂弟，也是张学良创建的抗日同志会会员。
刘澜波表面身份是东北军的一个参谋，也张的人。
刘知道很多张学良内部的秘密，他突然失踪，让张学良非常担忧，怒斥东北军特工头子黎天才立即将其找到。
杨虎城此时也觉得事情不对，通过十七路军情报系统得知最近中统要抓人，随即让部下的共产党员尽量不要活动。他的部下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的电话给宋黎马绍周等人，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他们采取行动，要他们加倍小心谨慎。宋黎和马绍周在西北饭店接到电话以后赶忙商量了一下，准备由马绍周先走，宋黎在这里带着机密资料后走，两个人分头走目标比较小，不容易被发现。然后两人在张学良处碰头，准备在东北军内部躲一段时间。
这边，中统特务可没有停手。
晚上七八点，中共学运领袖之一的马绍周刚刚从西北饭店出门，突然各被两个特务用手枪顶住。马绍周是东北大学学生出身，哪见过这种场面，一下子懵了，被拖进省党部，同时两个特务破门进入宋黎的房间大叫：宋黎!
宋黎当时已经把秘密资料带在身上，正准备出门。宋虽然年轻，但有一定地下工作经验，他瞥了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随即回答：宋黎不在，刚刚出去。
这两个中统特务也不是泛泛之辈，之前抓的人多了，他们上来用手枪顶住宋黎说：宋黎就是你，跟我们走吧。
当时宋黎非常着急，因为他身上携带着张学良筹建反蒋骨干学兵队的秘密文件和一份秘密名单，这些都是绝密的资料，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宋黎和马绍周不同，他曾经在1932年5月，组织辽西东北抗日义勇军，还担任任总指挥，有武装斗争经验，自然不愿束手待毙。被手枪顶住以后，宋黎一面拼命抵抗，一面大叫“土匪绑票”。但是中统在西北饭店已经有严密部署，一些听到喊叫的好奇者都被特务拦住。宋黎随即挨了几枪托，但是仍然拼死挣扎，两个特务见抓不动他，赶忙打手势。埋伏在外面的一个特务上来帮忙，三个人拖宋黎向省党部走去。宋虽然拼命反抗但终究不是三个武装特务的对手，西北饭店和省党部只有几百米距离，很快宋黎被拖到省党部门口。
正在非常危急的时候，正巧十七路军宪兵营的一个骑兵巡逻队路过省党部门口(宪兵营驻地离西北饭店也很近)。
这个宪兵营是十七路军中最亲共的团体，里面有很多共产党员和亲共人士，营长金闽生就是共产党员。宪兵营当时是杨虎城安排来保护共产党员的，很多宋黎组织的游行都有宪兵营给与保护。宋黎看到十七路军宪兵营士兵走过来，顿时大叫“土匪绑票，救人!”
当时陕西治安不好，地方有不少土匪，绑票的案件很多。
听到有人喊绑票，巡逻队五六个人立即下马同时拉上枪栓，举枪将三个特务围起来。
三个特务见势不好，慌忙收起手枪，大声叫道：你们别多事，我们是省党部行动队，奉命逮捕共产党要犯。
宋黎很聪明，他赶忙接口说：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
巡逻队中有几个人认识宋黎，还听过宋黎的演讲，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十七路军宪兵营的主要工作就是保护共产党员，他们立即将宋黎抢了过来。巡逻队长还说：他们是省党部的?证据呢?有逮捕证吗?
特务逮捕宋黎本来是秘密行动，怎么可能带着逮捕证?为首一个特务指着省党部大门威胁说到：我们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党要犯，还要什么逮捕证?你们别来碍事，要有胆子可以一同去省党部说清楚。
巡逻队队长向来仇视中央的特务，一见特务嚣张，顿时大骂：你们是什么东西?没有逮捕证就敢乱来?我看你们就是绑票的土匪，都给我抓起来。
巡逻队的士兵们就等着这句话，顿时七八个人如狼似虎的扑上去，不由分说的将三个特务拖到西北饭店对面的宪兵连部。
宪兵营的副营长谢晋生和宋黎是老相识，赶忙问了情况，然后请宋黎到连长室密谈。宋黎到了连长室以后，立即将身上的秘密文件和名单交给谢晋生，然后让他立即给杨虎城张学良打电话。
谢晋生赶忙打电话给杨虎城，但当时已经是深夜，杨早已入睡，副官不敢进去传话。谢赶忙电话给张学良。
张学良接到电话以后，顿时勃然大怒，立即派副官孙铭久把宋黎接到张公馆。同时命令同宋黎，马绍周关系很好的秘书关时润(也是共产党员)立刻去西北饭店查明情况，特别要取回名单等秘密资料。
此时张学良正在极为气愤中，除了刘澜波失踪以外，当日东北情报头子黎天才向张学良汇报：根据可靠情报，中央军第三师和补充旅(补充旅是师的编制)已经从郑州上火车，很快就会赶赴到西安三原一线。
这是中央军在1936年第一次开入陕西的部队，而且兵力也有数万之众，显然是蒋介石已经准备开始部署消灭张杨了。
此时两广事变还没有结束，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这么快对其动手。一旦这几万人中央军开进陕西，也就等于是蒋介石对张杨的宣战。
此时张学良的内外准备都没有完成，蒋介石此举让张学良措手不及，东北军也濒于被消灭的绝境。张学良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正在思索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接到申伯纯的电话，报告宋黎差点被抓，马绍周等人已经被抓进省党部。
张学良真是当时狂怒之极，同时也非常惊慌。
宋黎，马绍周同之前被捕的郭增恺不同，宋马两人不但是共产党员，还是张学良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会员，知道张学良几乎一切秘密，一旦被押送南京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郭增恺是杨虎城的人，宋马都是张学良的人，都用假名担任张的秘书。以前蒋介石从来没有敢直接逮捕张学良的部下，此举也等于向张示威。
张正在狂怒中，又得到一个消息，关时润到西北饭店以后被留守在此处的中统特务逮捕，也被押送到省党部去了。
黎天才报告，据中统里面内线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飞机，等天一亮就要将这两个人用飞机押送到南京。
这两个人要是送到南京，在严刑逼供下泄露了抗日同志会，同中共联盟反蒋的核心机密，可真是天大的事情。
而且从东北王时期到现在，张学良一直自认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谁敢在少帅头上动土?这真是站在睡着老虎头上跳舞!加上中央军进入西安的情报本来就让张学良咬牙切齿，这种火上浇油的事情，让堂堂少帅无法容忍。
张学良立即命令副官，兼任105师副师长的谭海，让他率领去调王曲镇的一个团回来，加上张学良自己的卫士营，立即全副武装，查抄省党部，抢出马绍周，关沛苍。
张学良狂怒之下还命令一定要捉住省党部特务行动队队长， 捉住后立即就地枪决。
与此同时，张学良电话找到省主席邵力子，拍着桌子大骂：我是代总司令，是代表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的中常委，是代表中央的。省党部这些人是什么东西，敢这样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共产党不让我知道?他们怎么这样大胆，他们是何居心?你知道省党部在街上抓走我的学生，秘书和部属吗?我决不能容忍，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
以往张学良对邵力子还是很尊敬的，从来尊称其为邵主席，非常客气，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邵力子见到张学良这样，也深感惊恐，赶忙低三下四的说：副司令息怒，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一直由杨虎城兼任，我继杨任省主席后亦未更动。当然，杨也只担名义，未管省党部的事。这件事我真的不清楚，我马上回去查明情况向副司令汇报。
此时谭海正调王曲镇的部队跑步赶到西安(东北军在西安没有驻军，仅有卫队)。
29日早4时，邵力子在了解情况以后，向张报告说：省党部确实奉委员长命令逮捕宋黎，刘澜波，马绍周，孙达生四个共产党分子。省党部逮捕这四个人没有先汇报给副司令，是他们有错。现在他们托我向副司令报告，请示如何办理?
张学良立即反驳：什么共产党分子，什么委员长命令，还不是那些东西捏造的假报告，诬陷好人。你不要管，我自有对付他们的办法。
此时，部队已经调动完毕。张学良怕晏道刚泄露消息，将他叫到张公馆，留在客厅，不让其回去。
6点，东北军大部队已经跑到省党部门口，省党部的特务已经感觉不对，正急忙向南京请示。这边还没请示完，那边张学良一声令下，东北军上千士兵冲入省党部，党部里面有武装的特务不过几十人，而且只有几十把手枪，哪是他们的对手。持枪站岗的特务还算识时务，立马作鸟兽散。东北军士兵冲入省党部，一顿乱砸，特务们四散奔逃。东北军士兵先救出了正在被吊起来刑讯的马绍周，关沛苍，还意外找到之前被捕的刘澜波，同时将省党部的电台，译电密码，秘密情报档案全部抄走，其他东西一律砸毁。省党部行动队长倒是相当精明，他乘乱逃走了。缴获的资料里面有省党部密告东北军通共的密电和准备予以逮捕多达三百多页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人员名单。
由于中统在陕西的力量较弱，这些资料大部分只是一些皮毛。
资料全部送到张学良处，张看了看，发现逮捕名单中很多无关紧要的人名，材料也多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甚至还有对省主席邵力子监视的材料。
可见，中统特务并没有了解张学良和中共合作的核心资料，也就是对张杨威胁不大。张学良松了一口气，随即下令将文件全部烧毁。
而马绍周，关沛苍，刘澜波也已经救出，中央不可能通过他得知什么(刘澜波是老资格的地下党，有近10年工作经验，他受了几次刑讯，却什么也没说)。
更重要的是，黎天才之前来汇报，说中央军开入西安一事为误传，由此张学良愤怒的理由都不见了。
张很快冷静下来，知道自己犯了大错。本来他是因为中央军开入陕西而大怒，导致发生这样事件。现在中央军并没有开入陕西，自己这么早和中央翻脸，从各方面都没有必要。
省党部在当时是国民政府中央权威的象征，冲击党部就等于武装叛变。之前杨虎城曾经暗中指使学生冲击过省党部，但毕竟杨没有自己出面，而且当时全国都有学生运动的浪潮，多少也说得过去。
现在张学良调动部队冲砸省党部，等于公然向蒋介石宣战，这在当时看来真是没有必要。
第二天，省党部负责人将中央下令逮捕这几人的公文拿给张学良过目，张由此得知确实是蒋介石亲自下的命令。
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只能亡羊补牢。
蒋介石已经准备对付张杨，但当时两广事变还在善后，绥远日伪又随时准备进攻，加上民国交通情况差，几十万大军从南方运送到西北也需要2个月以上的时间。所以，蒋介石暂时忍住怒气，准备稍后就收拾张杨。
张学良首先向蒋介石发急电检讨到：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人是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该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当时群情激奋，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向钧座报告，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拟将马绍周等送交剿总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如此同时，军统西北区区长江雄风急电蒋介石，汇报张学良率部冲击省党部，抢走共产党员和秘密资料，实施武装叛乱。
蒋介石看了汇报以后当场勃然大怒：学良胆大包天，连省党部也敢砸，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你无视党部，就等于无视中央。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不就是公然反叛吗?
稍后，军统在西安资历最高的曾扩情30日飞到广州，当面跟蒋介石痛陈张学良与共产党勾结，围攻省党部，背叛中央。又说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秘密联合，证据确凿。请蒋介石早下决心处置。
曾还站在军事角度写报告面呈给蒋介石：“增派中央劲旅为剿共主力军;并在西安设一个剿共干部训练班，轮流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营长以上军官，施以有关的思想和技术训练;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实行的保甲制度广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区，以加强民众组训而严整‘剿共’的壁垒等等”。
曾扩情其实是想借机表表功，不料蒋阅后，竟在报告封面上批：“胡说，交张副司令阅”几个字，这份报告转交给了张学良。
由于省党部是中统的机关，中统负责人陈立夫也向蒋介石陈词：张学良的行动侮辱了中央。
其实最气愤的就是蒋介石本人，他将曾扩情的报告给张学良不过是为了稳住他，表示自己相信张学良而已。
但此时蒋介石已经就要搞定两广事变，准备回头对付张杨。但调动几十万大军兵员和装备赶赴西北终究还要2到3个月，广西善后也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此时还要忍一忍，不能现在发作。
他批复张学良电报：我弟处理此案，甚为莽撞;既然知道错误，后当注意。至于你申请处分一事，应免谈。至于马绍周等审理方式，我给与批准。
张学良这边为了掩人耳目，将马绍周，刘澜波和孙达生几人送交剿总军法处。由于军法处就是张学良的下属，自然不可能查出什么。张学良还暗中嘱咐孙刘等人，一定要咬死不是共产党，而是抗日分子，要理直气壮，慷慨陈词。
这不过是走个过场，仅仅20多天后，张学良让黄显声、车向忱、卢广绩等知名人士，把刘澜波、孙达生、马绍周等人顺利保释出来。
这边张学良感觉蒋介石那边还是要解释，派出特使东北元老莫德惠赶赴蒋处说明情况，表示检讨。
谁知道一大把年纪的莫德惠在蒋面前连续不断说了半个多小时，蒋介石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他们做的是过分了，学良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
张学良和杨虎城分析蒋介石的话，知道蒋并不是没有生气，而是暂时忍住，准备对他们动手了。
张学良说：委员长这个性格我最了解。他如果大骂你，就是没什么事情，把你当做自己人，骂一顿就算了。他部下哪个爱将没有挨过他的大骂。骂的越厉害，就越会重用你。如果他对你客客气气或者表面上不在乎，就是说明这些事情他已经有安排，把你当做对手或者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
张学良此人最大缺点就是冲动，事后他还是非常后悔的。
30日潘汉年找到张学良处，双方密探几个小时。张学良将自己的顾虑告诉潘，潘汉年是个历史上少有的特工大师，这方面经验比张学良多的多，自然高瞻远瞩。
他立即说：张将军，现在考虑这些没有用了。蒋介石应该已经知道你和红军合作的事情，只是因为你们没有公然起兵，他又忙着处理两广事变，无法过问你们。但两广事变一旦解决，蒋必定回头对付你。所以你现在已经不要怕蒋介石知道你的事情，而是要赶着这段时间把事情都办好，整理内部队伍，加强政治工作。但对蒋介石表面上仍然要拥护，不要怕特务对你的侦查，这阶段只要你表面上不让他难堪。相反，如包围党部，蒋面子上就很不好看，你硬说刘澜波等不是共产党员，不能逮捕，蒋介石今天虽然对你没有办法，但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现在你不应该怕蒋介石知道你的事情，而是抓紧这段时间尽快准备。
这番话，张学良和杨虎城又何尝不知道。
天涯论坛的缪人凤先生对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有不同的看法，仔细推敲其文，亦有道理，笔者照录不误，企盼海峡两岸民众与历史学者对“西安事变”能有一定的共识。即使难达共识，亦可“求同尊异”。
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几为海内外的共识，只是内涵不一样。对大陆来说，是西安事变促使中国形成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面抗战作好了准备;对方台湾及海外的一些人来说，是西安事变解除了中共的危机，使中共死里逃生并趁因事变而提前爆发的对日全面抗战而发展壮大，直至席卷大陆，是国民政府在大陆失败的关键。这二种说法南辕北辙，但都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但事实果如是否?答案却是否定的。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它只不过是已定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富有戏剧效果却完全影响不到大局。海内外的史家出于各不相同的目的，对它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但都过份看重了它。笔者不是历史决定论者，相信有的人对历史进程的发展有巨大影响，如蒋介石、毛泽东，他们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今日中国的面貌，但张学良显然不是，既然没有他，今日中国恐怕还是这样子。
要论西安事变的意义，有二个关键问题：其一，西安事变是否改变了蒋对红军的决策，从而使红军逃脱了覆灭的命运;其二，西安事变是否促使了中国对日全面抗战的提前爆发，从而给红军的趁乱扩张提供了机会。如对上述两个问题之一的回答是肯定的话，张学良当然会有他的历史影响，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但如两者都是否定的话，那张及西安事变对历史的影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即西安事变改变了蒋对红军的政策吗?答案是否定的。
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载：“一九三六年四月及五月，中共连发共赴国难、一致抗日宣言。约在是年秋，周恩来及共产国际代表潘汉年与张冲会于上海，旋去南京，晤陈立夫。陈立夫要求中共遵奉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的指挥，取消红军，改为国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十二月初，已获相当谅解，谈判告一段落。周取道西安回陕北。”可见即使没有西安事变，国共达成协议也完全在望。而在西安事变解决后中共给予国民党的四项保证为“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三、在特区内实施普选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土地政策，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其实不过是陈立夫要求和翻版，可见西安事变也并没有大幅改变国共协议的内涵。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说，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是国共自身政治用作的自然结果，而与西安事变无任何必然关系。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即西安事变促使了中国对日抗战的提前全面爆发吗?这个问题和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
老蒋对全面抗战其实早有统筹决策，他并不是一个只被局势牵着鼻子走的人。他在9.18后之所以默认张学良的不抵抗，下野复出后也只对日本采取一边交涉、一边抵抗的政策，并不是因为他生来惧日，而是他鉴于国家实力与国际局势，不轻易作玉碎的慎重之举。当时老毛子放任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际社会只作口头同情外别无实际表示，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孤身抗敌难有胜利的希望，更何况内部不统一，军阀割据一方，对中央有时公然反抗;红军则公然建国，有时还抄掠抗战军队的后方。所以如果当时即与日本决战，除了义和团式的自取其辱外，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对于像蒋这样一个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待的人来说，不可能选择这样策略;更何况当必败的命运到来时，他本人将蒙受更大的耻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想与敌作最后决战，他在1934年的一次对军官演说中明白表示，中国将来不仅要收回东北，而且连朝鲜、台湾也要收回。他在1932年至1937年的抗战准备阶段，他事实上采取的是“安内先于攘外”的政策。这并不意味着他就对外来侵略不抵抗，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发生的三次大的抗战(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绥远抗战)不是有他的嫡系精锐参战就是有他亲自指导，这些事实完全可以戳穿他对外不抵抗的谎言。
至于他的安内策略，则主要是借“剿共”来稳住对日关系，并借“剿共”来收伏各路军阀，为全面抗战争取大后方。他在1933年8月17日日记云：“大 战未起之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日记云：“若为对倭计 ，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 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这二只日记充分体现了他的安内思路。
在这个思路的指导下，他的安内工作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载：
“......1931年2月，(蒋)所拟订的对日作战全盘计划，特别重视大后方的经营。鄂、豫、皖剿共军事结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队胡宗南师移驻甘肃，赶筑公路，准备于开战时将中央政府迁往西北。第五次围剿胜利完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饬行政，推进建设，旋去成都，设行营于重庆，督导西南军政，中央的权力遂及于西南三省。此为近二十年来未有之事，改定四川为将来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六年四月，复莅成都、昆明、贵阳，设中央军官学校成都分校，认为四川为天然的根据地。
.......
两广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对蒋的成见终未冰释，日人从而拨弄。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汉民病故，广州情况突生变化，陈济棠等以抗日为名，出兵湖南。蒋一面晓以图存救亡，必须以整个国力，一致步骤，切不可轻启内争，一面迅调大军入湘警备，先据衡州，粤桂军后撤。蒋再声明贯彻和平统一政策，愿开诚商洽。陈济棠此举极不得人心，广东国民党元老反对，高级将领余汉谋、李汉魂拥护中央，七月，陈被迫出走。
粤局既定，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寻又予调职，李、白抗命不受。蒋亲来广州，陈师广西边境，派陈诚向李、白说明抗日决心与计划，允其仍留广西。九月，和平了结，充分表现了相忍为国的精神。
东三省、热河沦陷后，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为半自主状态，七省境内的一部分为红军所据。③红军西走后，中央的势力进入西南，为一意外的大收获。至是除河北、察哈尔的一部分为日本控制，新疆为苏俄控制，陕北及陇东的一小部分属于中共外，其余大致悉奉中央命令。”
可见，没有蒋的卓有成效的安内工作，就不可能整合全国的力量，也就不可能坚持住对外长期抗战。
按照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当内部粗安后，去除外侮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但当时中国还是弱国，还需要时间厚植国力，而对国际局势还有一个观察的阶段，所以当时中国还不能主动求战，但正因为中国国内粗安，蒋希望外人明白，过去的暂可以不问，但新来的欺侮中国将不再容忍。1936年11月爆发的绥远抗战就体现了蒋的这一思路。11月上旬。伪蒙军队仗着日人撑腰，向山西傅作义部出击，在蒋介石的多次督促之下，傅作义果断出击，取得百灵庙大捷。蒋还要傅扩大战果，这时日军警告，阎锡山犹豫不决，而蒋还是要阎继续战斗，同时叫京师部队作好准备，以应付突然事变。后来由于在陕的东北军传出不稳，蒋去西安视察，这时西安事变爆发了，绥远抗战也就此收场。从这场抗战可以看出，蒋已决心从此不再对日人作出新的让步了。(见杨奎松《蒋介石与1936年绥远抗战》)
自清末以来，中日冲突已形成了一套固定模式。那就是首先总是日人制造事端，最后不管其有理无理，最终均要以日人得利益告终。一旦在交涉过程中中国表现出某种强硬，日人便会以武力来迫使中国就范，而中国最后也不得不屈服。现在蒋要改变这种模式，而日方如能接受这种改变的话，两国暂时自可相安无事，但这需日本方面有明辨事理，有长远眼光，又能撑得住局面的人主政才行。无奈当时日本已经军国主义化，任何温和一点决定均会被视为软弱，有人还会因此有性命之忧。日本至当时已经有好几个政治家被狂热的军人肉体消灭。当时能撑得住局面的实际上只有一人，那就是天皇裕仁。然而裕仁实际上是一个目光短浅，贪图小利的人，他对不断发生的“下克上”行为表面上惩处一下，实质却使主事者得到好处，因而使得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潮越来越狂热。所以实际上只要蒋改变对日交往模式，中日的全面冲突就已经不可避免。1937年的“七七事变”后的局势就是日本还是要按以往模式捞取好处，而中国坚持不让引爆的。蒋见日本始终不肯改变对华的行为模式，就干脆主动发起“淞沪会战”，让日本对中国由蚕食变鲸吞，全面对日抗战终于爆发。
所以，有无西安事变，对抗战的全面爆发几无影响，而且也未必使战事提前。
西安事变对历史的影响可算有了一个答案，可另外的问题又产生了。那就是，老蒋难道不知道红军最终会成为心腹大患，如他知道，他为什么不在红军山穷水尽之时一举扫净?
的确，这是一个问题。稍有点政治知识的人大概都知道，政治谈判是要靠实力的。没有实力，对手完全可以对你予取予求，有什么可谈的?那为什么当红军以区区数万疲惫之卒，处贫瘠之地，又孤立无援(红军打通国际交通线作战惨败)之时，蒋却要与红军谈判解决呢?
这就牵涉到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了。红军与国内的军阀部队不一样，它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日、苏(俄)是近代中国的两大恶邻，对中国竞相吞食，而两国又互相视对方为心腹大患，几度因争夺在中国的权益而大打出手。日俄期间双方主要表现为利益争夺关系，双方在中国东北的决战以日方的胜利而收场，这一结果客观上保持了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而日苏期间，尽管双方还是互视对方为心腹之患，且在国家利益之上又加了意识形态的对立，但在对华关系上却表现为尽量避免冲突，各取所需。这样日本对苏联袭据中国外蒙视若无闻，苏联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尽量忍让。尽管双方对中国来说可恶的侵略者，但对中国国民来说，感受却并不一致。这是因为苏联侵扰的是中国的边地，而日本侵据的却是中国腹心之在;苏联并没有以中国的保护国自据，而日本的军事、经济、外交无所不干涉;苏联在中国并没有太多的经济利益，双方冲突不多，而日本浪人在中国到处走私、贩毒。故一般中国人对日的恶感远超过对苏。对中国政府来说，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就意识形态而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并不相容，如容忍共产主义自由传播，则势必会影响到政府的稳固，所以必须倾力剿共，而从民族解放的目标出发，国民政府首先要对付的敌人却是日本。而要对付日本，却必须结好苏联。要结好苏联，则又不能对共产党赶尽杀绝。正是处于这种考虑,蒋在对共大幅削弱之后最后还是选择了政治解决,这其中当然也有需中共的转变、配合。事实上，正上蒋采取的这种结好苏联，容忍中共，对付日本的政策，使得中国在全面抗战初期得到了苏联巨大且十分宝贵的援助，这对支撑中国的初期抗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援助在美国等国还在与日本大做军火生意的情形下更显得珍贵。所以，从民族抗战的角度来看，蒋的决定其实是正确的、明智的。
苏联对华战略主要是利用中国拖住日本，从而使苏联避免被日德两面夹击的命运。但如中国抵抗不住日本或者干脆倒向日本，那苏联未始没有对中国进行率先打击的可能。苏德就共同瓜分了波兰，难道日苏就不会瓜分中国?“皖南事变”后毛泽就请苏联出兵中国(见黎汝清《皖南事变》)，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真的遭遇这一幕，命运将会很凄惨。
所以，蒋采取的容忍中共政策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主要是考虑到即将全面抗战后对苏关系的需要，西安事变不过给它抹了点油彩，没有起到任何根本性的作用。事实上当张亲陪蒋赴南京后，陕西方面还能对蒋有什么约束力?对政治家来说，不守然诺是寻常之事，更何况是枪口下的保证?所以蒋之所以遵守在西安的然诺，究其实不过是这些与其原来设想相差无几的关系。
正是蒋的这一政策和他随后采取的持久消耗战略，使中国避免了被豆剖瓜分的命运，使中国终于走出漫漫黑夜，迎来黎明，迎来光明。也正是蒋的这一政策，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后的失败埋下了种子，因为它给了中共生存壮大的最好机会，而中共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它，并最终使自己成了国民党大陆政权的掘墓者。
对国民党来说，由于后来它在大陆的失败，它的当初容共抗战策略也受到质疑，于是那张学良做替罪羔羊成了最省事的办法。但这无法解释国共在事变前就达成的谅解。对共产党来说，如果承认蒋早就在统筹抗日，而自己不过是蒋考虑到国际关系才得已生存的话，实在太过脸上无光，于是拼命抬张，并突出自己的居中调停之功。然究事实论，张学良既不是什么千古功臣，也不是什么千古罪人，他只不过是一出历史大戏中的跳梁小丑而已，除了增添一些戏剧性效果，对历史的真正影响几乎为零。(完)
2015年7月18日，龙应台在香港书展演讲，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用影像，用图片，用他国他族相似的历史，有时伴以情难自禁的泫然泣下，龙应台急管繁弦地阐述、强化着上述命题，营造出强大的情感冲击能量。至少，放眼我周遭的听众中，不乏低头拭泪人。…………(章诗依)
六年过去了，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依然澎湃有声。她以普通人的命运与福祉为坐标，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呼吁胜利者重估胜利的意义与价值，质疑任何抽离了普通人的命运与哀乐的胜利，包括失败，这一切，对于至今仍居主流地位的成王败寇历史哲学，具有强有力的解构与解毒价值。的确，一个经历了大江大海的国家、族群，换言之，一个相互制造了太多苦难的共同体，如何放弃胜利者的虚荣，失败者的沮丧，又如何谦卑地面对普通人的苦难，进而在波涛汹涌中，还能承认我们是共乘一船的同胞，这样的演讲主题，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傲慢，颠覆了胜利者的虚妄，更击中了当下人们心头的痛，如何不让人怦然心动，五内俱热?…………(章诗依)
我在想：“西安事变”过去近八十年了，“西安事变”可以说是一场闹剧，亦可说是一场悲喜剧。但愿悲剧、闹剧不再重演。
正如龙应台呼吁：她祈求开启一个不残酷的时代，祈求千万不要让战争再发生，因为战争永远意味着普通人的苦难。
我们欠一个时代的大倾听。倾听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声音，倾听自己身边的人。因为今天，无论台湾、香港及大陆内部，以及彼此之间，都有太多的不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