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明：我的“扎根”记忆

（本文原载于原刊历史百人会微信平台，此为作者赐稿。）

年轻时候，我曾在陕北余家沟村插队十年。前五年我一直想离开那里，但一直算是能随遇而安吧。第六年我决定“扎根”农村，于是在山里又住了五年。个人对生命价值的认真思考，始于那个时候。

(一)

我是在无奈的环境下去插队的。那时上山下乡运动大潮已经形成，个人对自己的前路已无法选择。不过，虽是无奈，却少年不识愁滋味。在大潮的裹挟下，16岁的我，可以以革命的理由，离开家庭的管束，去往一个有革命意义的远方了。我没有听过延安来人在北京的动员，后来听几乎所有的老知青说，那些报告把延安的物质条件说得特别好，大家都觉得上当了。在我个人来说，主要是对于放单飞的向往，加上对父母生活过十年的地方的好奇，觉得去“革命圣地”最象征继承革命。我自己报了名，然后回家告诉母亲我要去延安插队，她很惊讶，但同意了。我想，那时候更无奈的，可能是父母们。

初到余家沟时，每个劳动日值0.05元，农民食不果腹，极端贫困。面对昏暗的油灯、光秃的山峁、饥饿的煎熬、挣扎的劳作，那种农村艰苦条件，我很畏难，没想到革命会那么枯燥。我不愿意劳动，嫌太累、太单调不好玩儿，喜欢换上干净衣装，里面套上有垫肩的西服，穿上时尚的“懒汉鞋”，到其他村去找知青朋友玩儿。我的工分被评为7分，和妇女一样。一年下来，我才挣700多工分——只劳动了100来天。头几年里我还打架斗殴，还曾和几位知青朋友一起被指思想反动，在各方面都没有革命进步的要求。我觉得生命耗在那里没意思，想办法离开余家沟，结束插队，以免荒废青春。随着年龄渐长，体力渐强，我适应了劳动生活，可以吃苦耐劳了。渐渐又面对走不了的现实，开始考虑生命意义，21岁时选择了扎根余家沟、改变村庄落后面貌的道路，以使自己的生命在农村也实现革命性的价值。那时，我愿意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公认的革命性质，而不像刚到农村时候那样年少无所顾忌了。

那时是“农业学大寨”高潮阶段。我所选择的改变余家沟落后面貌之路，便是在山沟里打一座大坝，拦挡山洪，淤泥造地。那是乡亲们已经议论了几年的一个话题。当时黄土高原没有植被，耕种山地，水土流失严重。若把坝内流域的流失水土都拦住，就能造出近百亩不怕天旱的高产良田，改变耕种山地、靠天吃饭的落后条件。因为它能提高粮食产量，甚至可能稳定地解决吃饱问题，所以当时我认为那是彻底改变余家沟落后面貌的最佳途径。但是村中对此意见很不统一，反对声音很大，因此议而不决。

1974年有几十位北京的高中毕业生，自愿到延安插队，我们公社有一个村子，来了一部分人。我欣赏他们的激情热情，便希望我们余家沟也能来新知青。当时叫增加新生力量。我想，如果不是我一个人和部分乡亲主张打坝，而是和一群知青一起主张，力量会大许多。推行起来，得到的支持也会更多。因此，当年底我回京探亲，主要目的就是去动员一些中学毕业生来余家沟插队。我这想法得到了我们村老书记的支持。说到底，我是想通过新知青的到来，增加我在打坝问题上的权重。

1975年4月22日，我从延安接回了余家沟的第二批北京知青。他们插队的年代，正鼓励“与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我回北京时也曾以此座谈动员。他们受这方面的鼓舞，并伴有各自不同的离家愿望，来到延安。他们一来，就与我初插队时状况不同，个个生龙活虎，青春焕发，积极参加劳动，主动改造自己，主观上使自己尽快地走上反修防修工农化的道路。他们是主动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艰苦地方”的，因此他们快得多地适应了陕北农村生活。有的女生甚至多种农活儿都是好手，一年四季顶男劳力使用。他们的到来，增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力量，很快扭转了生产队——那时的村庄编制——关于打大坝的争论局面。我的打坝主张得到了有力支持，反对的声音被压了下去。

那之前，生产队曾在各条小山沟里打坝，有的一条沟连打五座坝，但一场洪水就全都冲垮。那是因为没有专业设计。1975年洪水期过后，我请来延安县水电局的水利专家，测量设计，然后我们严格按照设计施工，1976年洪水期前建成了25米高的土坝。由于有专家的设计指导，施工时又不简化程序，因此保证了质量。后来这座大坝拦洪蓄水十年，没有垮塌，终于在山间瘀滞出了大片良田。

我们打大坝时，正赶上高压水枪技术出现，用在我们的打坝施工中，非常有效。我们支起大铁锅，点燃熊熊柴火，自己炒制炸药，炸松山体土壤，然后用高压水枪，加人工镢头辅助，把松土冲成泥浆，使流入坝体，沉淀坚实后成为大坝主体。那时这叫“水坠坝”。寒冬腊月，知青们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在水槽边挥镢送土，手不能停，以助水冲泥浆。为赶进度，在月光夜晚，还加班夜战。一天下来，全身棉衣冻成冰坨，疲累不堪。我在困饿交加时端碗吃饭，坐在凳子上吃着半截睡着了，碗掉在地上摔破。山体塌方时，我们有知青从山上滚落遇险，被埋土中，幸无大碍。

由于是在文革上山下乡运动的一段高潮中，上山下乡被赋予了高尚的意义和特别正面的革命性价值，所以那时候具有主动性的知青，会有理想主义的热情和献身艰苦的冲动，会视艰苦的事情为锻炼改造的机会。那时候，上山下乡被称作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党政方面持续表彰和鼓励的内容是：接受再教育，改造世界观，扎根农村，铁心务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投身农村三大革命斗争。那时要求知识青年的是：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农村干革命，敢于反潮流，勇于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后来又加上让知识青年积极参加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通过持续不断、并行不停的各种运动和斗争，实现继续革命的过程。有这样复杂多向的目的，连同农业学大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大有作为等等号召，那阶段的知识青年容易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意义感。

回顾十年插队生活，在给村庄联系拉电、带头儿种树等事情上，我对自己评价还行。在打坝这件事上，从结果来看，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比较积极的评价。因为在坝地耕种之后，余家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耕作条件，坝地玉米产量曾达800斤以上。这在陕北农业中是很高产量了。后来曾利用坝地搞大棚蔬菜、育苗等等。现在又在坝地里开挖鱼塘，利用它搞休闲旅游。30年来，这座大坝发挥了一些作用。记得村民告诉我，1988年第一次请大型拖拉机进沟来翻耕那大片平展的坝地时，村民们都站在山坡上观看，议论说这是我做下的好事。我说，余家沟如果没有第二批北京知青，就一定没有这座大坝，我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余家沟人也不能忘记他们的付出。

不过，这几十年间，为了使这片坝地可以正常耕种，村干部们发了很多愁。因为山洪等自然力对大坝排洪壕多次破坏，造成耕地盐碱化等问题，他们一次次找我商量修护方案，托我想办法解决工程费用。否则，在遭破坏的情况下，坝地只能缩小耕种面积，甚至全部放弃耕种。看着那平展土地会无奈地变成荒草滩，我心里很纠结。因此，几十年来我几十次回余家沟，其中多次都为大坝维修找县乡有关方面商量，寻求支持，不断维护。乡亲们也找第二批知青帮助解决，引来了大规模的流域治理和新村改造项目。有这些外力的支撑，这片坝地才能持续产生效益。设想，如果这几十年来，离开了余家沟的北京知青都不闻不问，这座大坝的效益又会怎样呢?我们努力奋斗的结果，会不会只是一片盐碱滩呢?如果仍以耕种为生，它真的能稳定地解决吃饱问题吗?余家沟村没有抵御自然灾害和恢复重建的自我能力，这座大坝能彻底改变它的落后面貌吗?进一步说，这两年这片坝地因盐碱化不能耕种，但余家沟满山果树在受灾情况下给村民带来的收入，也是“农业学大寨”时无法想象的。

农村落后面貌的改变，想必有更深层的内容。

(二)

我回京参加工作后不久，1980年1月，受命往安徽调查包产到户。那时对包产到户争论非常激烈，否定的声音很高。最早搞包产到户的肥西县山南公社乡民围着我，十分恳求地说：“记者同志，您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让包产到户，我们才有饭吃啊。”贫苦农民的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使我回想比对插队时的那些努力，意识到体制变革的必要性，和否定前三十年的重要性，意识到农民自己需要的，并不是集体化和“农业学大寨”。他们恳求的，是个人的权利。在大别山里，一位老婆婆穷得没有衣服穿，一冬躺在四面漏风屋子的一堆破棉絮中，透过墙壁破洞可看到四山积雪。她以为我是中央派去的人，探出手来拉住我的手，流下眼泪，感谢我去看她，说：“中央还想着我们呐。”我也非常难过，忍不住流泪。因为我深知，之前中央没想过他们。她的儿子受到当时省委书记万里的鼓励，穿着家里唯一的一条破裤子积极养牛，对包产到户的生活前景充满信心。

我插队时，曾意识到工分小包干对于劳动积极性有很强的调动作用，但没有动过包产到户的心思，因为早就深信刘少奇搞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党政方面把工分包干也定为资本主义性质，严查禁止。安徽的调查之行，使我天然地支持包产到户，深知这是调动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有效办法。自古以来，农民并不存在调动不调动积极性的问题，无论自耕还是租佃，他们都为自己的温饱而一如既往地辛勤劳动。人民公社制度、生产队集体分配制度，严重打击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才使得农村产生了这方面问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未有过的非战乱、非灾荒年代里，普遍的严重饥饿问题。

调动农民积极性，保证农民的产权，保护农民的权利，是比用“农业学大寨”方式打坝，更重要的事情。1982年春我结婚休假回余家沟探望时，村里刚刚开始实行包产到户，绝大多数农民都赞成，有的拍着大腿，兴奋地对我说：“单干太好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有了土地的经营权，有了自主安排耕种事项的权能，可以自由生产了。有了初步的土地权利后，个人才初步地有了保证自家利益实现的力量。那以后到现在，曾在人民公社建立后陷入饥饿的农民，无论遇到怎样的天灾，再也没有遇到过饥饿。

文革时极端强调党的利益，讲究时时处处站在革命立场上考虑党的利益，为此必须放弃个人利益。在农村，与个人利益相对的是集体利益，被解释为党的利益在农村的具体体现。我因此认真地关注农村生产队集体利益。我不觉得集体的利益与我的个人利益有冲突，因为我是知青，得到村民关爱善待，没有什么个人利益需要自己去保护，我可以把时间、精力、热情都投入在集体上。但农民并不是关注集体利益、热爱集体的。

那时的集体是什么?就是把农民捆在一起劳动，然后平均分配食物的生产队组织，是政权强制、农民被迫接受而建立起来的。对于农民来说，他们关注的是自家的利益，但自家利益被集体的利益取代了，因此他们骨子里并不喜欢集体。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础的集体利益，损害着他们个人的权利。对于归属集体的牲畜、工具，如牛、驴、粪袋、耩子、连枷、铡刀等，他们是爱护的，因为那些工具直接与他们的利益相关。如若牛不能耕地，会影响收成。但是他们的劳动积极性严重不足，原因是每人每天的劳动，其最后收获都得拿去各家各户分配。每家每户本应天然具有的实现自己利益的权利，都被别的各家各户分解了，也就谁都没有了个人权利，谁都不觉得是在给自己干活儿。

从工分小包干上，可以明显看出来个人权利的意义。比如一小块集体耕地的收获，需要三个劳动力干一天。于是就以三十个工分包给一位农民。这位农民上了山，活儿不停歇，完全不似日常参加集体劳动慢慢腾腾的状态，最多两天就干完了。但是他有权挣到三天的工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反映出，农民有对个人权利的需求。当他有了一点点个人权利保障时，他就能回归既往的劳动状态。但是这种以个人利益调动劳动积极性的做法，在当时是被禁止的，我们只能偷偷实行。禁止的理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压力下，农民只能压抑自己的权利要求，但对“社会主义的草”毫无兴趣。

只有当生产队长的那位农民，可能会表现出对集体生产的关心。为什么呢?因为实际上，他的责任所面对的，并不是所谓的集体利益，而是全村每家每户、每个个人一张张吃粮的嘴。他真正关心的，不是集体，而是这些嘴。那时，每年秋收后都要强调“先国家，后集体，临完才个人”的分配原则。生产队长要设法在上缴了粮食后，还让村民明年基本够吃，所以他最喜欢的，只能是“资本主义的苗”，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草”。因为存在苗和草这样的政治原则，大家劳动积极性又都不高，生产队的队干总是非常无奈，“撂挑子”是普遍现象。为了动员某位农民接任生产队长，大队往往要对他做很多工作。无奈地当上队长的农民会说：没办法，总得有人当，不了众人吃什么?遇到村民满意的生产队长，众人会想方设法使他不“撂挑子”。除此之外，村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所能自主支配的，只能是一点自留地和菜园子，还常处在草啊苗啊之类政治性的风雨飘摇之中。

那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尊重个人权利的问题，而只关注和强调集体利益，要求骨子里热爱单干的农民，都来热爱集体。那时还没有接触到“权利”这个概念。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方面，自然都是从集体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在生产队小集体的利益与我追求的生产大队大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我单方面维护实现大集体利益的努力目标。我努力想打那个大坝，但它要淹掉一个生产小队耕种的20多亩稳产沟台地，还将淹没这个小队所有人家的自留菜地，并淹没他们的吃水水井，这不但会减少全村的粮食产量，减少大家的口粮分配，还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明显有损生产队所有人的利益。这个生产队的队长和多数村民都反对，有村民说“大队要夺小队的权”、“党支部对人民群众专政”等。我面对这样的反对局面，只是坚信自己努力实现大集体利益的正确性，坚持认为这是“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由于当时没有办法解决损失、调和矛盾，我便采用了政治压力的方法。一方面争取公社上级的支持，一方面从北京动员来第二批知青。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旗帜下，第二批知青对我坚决支持，明显增加了我的力量。因为在那阶段，知青容易代表政治正确。我学着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大批判开路，在队干会、社员会上强调大集体利益的优越性，强调它“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反复否定小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说那是右倾保守、路线斗争、资本主义倾向、邪气、奇谈怪论等。在当时的语境下，我的这种话语代表政治正确，具有政治优势，所有农民的有关小集体和个人利益的陈述，都无法与“根本利益”抗衡，无法与政治挂帅的话语抗衡。我还组织大家搞文艺演出，自编自演有关打坝问题的眉户剧，在剧情中把是否支持打坝上升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我自己在一个戏里演走资派。用这样的方法，形成有效的斗争压力，排除打坝的各种阻力。而农民经过多年的阶级斗争折腾，对政治压力都已有所恐惧。村民所说“党支部对人民群众专政”，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利益被强制损害了;说“大队夺小队的权”，其实也成为事实，因为小队无法自主保护利益了。

打起坝两年多后，村庄拉上了电，我放弃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决心，回了北京。回京后一直牵挂那个大坝。每年洪水季节，我都十分紧张和担心，最怕接到村中老书记来信说大坝被山洪冲垮。我一直在想，大坝若被冲垮，我就是余家沟的罪人。因为我为了大集体的利益，损害了一个小集体和部分农民的利益，用了很多劳动力，也花了8000元钱——在当时条件下这是很多钱。如果它再垮掉，前功尽弃，那就把所有利益都损害了。而且一旦大坝被冲垮，会给下游村庄带去一场滔滔灾难。

直到十多年后，造地成功，我才松了这口气。村里在调整土地时，我参与了意见，要求给当年打坝时利益受损的自然村提供足够的土地补偿，这才结束了利益受损的农民对打坝保持了十年之久的意见。那以后，村民才一致对当年打坝持肯定态度了。但是，那时虽已包产到户，我却同意把大片新造坝地留给村集体支配。这导致了多年来大部分村民从这片土地受益不多，大家都没有这里的土地权利，至今只有村干部有权对外承包这片土地。几十年来之所以只能靠知青联系外力维护大坝，与村民个人无坝地的土地权利，也有很大关系。今天，没有自主权利的农民，对坝地的经营是无可奈何的。当年，如果面对的是我对土地补偿的遗忘或无视，他们也只能是无可奈何的。因为在集体化的年代，越小的利益越可以被忽略。

(三)

那时候的价值倾向是，越大越重要。首先，个人权利不在价值判断的范围之内，因为它最小。然后，小集体不如大集体重要，大集体利益不如公社那样更大的利益重要，逐级上推，自然接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我们公社曾经无偿抽调各生产队的劳动力，去建设计划使两个村庄受益的一段延河河堤工程。我曾带着大饭盆去那儿出民工，还当了突击排长，猛干活儿，一顿能吃二斤四两。知青在荒山峁上刮掉草皮，弄出在天上能认得的大字“人定胜天”，以示信心。河堤轰轰烈烈地干了几年，结果被1977年延安大洪水推了个精光。

那个河堤工程，虽然只能使两个村庄受益，但它是公社组织的最大的人定胜天项目，所以成为公社一级的利益，于是就比所有生产大队的利益都重要了。我主张打的坝，是生产大队一级的利益，比各生产小队的利益重要。生产小队的利益，比每户农民的利益重要。所以，最不应该关注的，最不重要的，就是农民最关注的个人利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党的利益，它是最大的，因为它“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于是就出现了个人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分歧。个人利益是农民的主动需求，根本利益是农民的被动需求。根本利益不是农民的根本需求，个人利益才是农民的根本需求。

那时候的农民，几乎没有任何自主享有的权能和利益。就是说，法律没有赋予他们实现利益的力量。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是人权概念的核心。在农民利益上，权能应该通过稳定的产权来实现，有了稳定的产权才具有实现利益的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终于不再忍饥挨饿，是因为他们有了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但近年到处都可以强占农民的土地，是因为法律始终没有赋予农民牢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土地产权。土地始终被定性为集体所有，这就排斥了所有农民个人的土地权利。在法律都要受政治组织领导指教而不能独立的非法治国家，这样的情况让人无奈而难过。

那时，我服从越大越重要的原则，承认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觉得应该把自己的利益都无偿让渡给党。可是党并不在我身边，而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虚化的或神化的存在。比如我站在黄土高原之巅，扭头四望，山峦远去，高天浮云，我说：“啊，伟大的党!”党就存在了。这是一种心理存在方式，即那时广泛宣传的“党在我心中”。还一种是以组织体系和制约的方式存在，但那时在陕北农村，不觉得它有多严格。

那么，怎样实现个人向党的利益让渡呢?个人怎样为党的利益去奋斗呢?一种实现的途径是，把身边定义的集体利益，确认为党的利益，为否定个人利益的集体利益去奋斗，便是为党的利益奋斗了。另一种实现的途径是，以某种形式把自己整个交给党的利益，即把个人利益的底线——个人的命运，转换为党的利益。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自然远远高于个人利益，那么逻辑上，党的最高利益的实现，要靠所有人的个人权利的消失。这就是以前常宣传的“把一切献给党”。因此，放弃自己的个人权利，把自己的未来前途和生命岁月交给党，便是实现这方面真实利益的让渡了。这是个人在心理上建立与神化存在的党直接沟通、从中获取精神力量的最好方法。这方法就是扎根农村。扎根农村，是用个人的生命去实现党的利益最大化。

我扎根农村的初衷，受激情革命、思想改造的影响，也跟不容易离开农村有重要关系，觉得与其继续在农村浪费生命，还不如在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上做些事情，实现一番生命价值。那时我觉得自己长大一些了，懂事一些了，对我们那深山老沟，熟悉了，也喜欢了。在为自己寻找更坚定的理念支持时，我想到了使个人生命服从革命利益的问题。革命利益是那会儿一个常用词汇，其所指更为虚置，没有范围，也没有终点。当时理解，革命利益最大化，在于继续革命。只要不消停地革命，从城市到农村，从集体到个人，从物质到精神，从外在到内心，一茬接一茬地破旧立新，就是继续革命了。“破旧立新”是继续革命的具体体现，破除一切旧的权威，比如共产的苏联、传统的乡绅、要饭的武训、人文的院系、自由的胡适、独立的胡风、民主的右派、敢言的元帅、文化的孔子、江湖的宋江、并驾的主席、威望的总理，把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原来形成的权威都破了之后，立起毛泽东思想一个新的权威，革命利益就最大化了。个人呢，把自己的未知命运破掉，用扎根农村一辈子实践继续革命，就为革命利益最大化付出到家了。

这样，我在没有任何个人权利意识的情况下，找到了放弃个人利益的最好理由，完成了个人价值服从“越大越重要”价值原则的思想改造过程。

当时我国已经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建设新农村因此有了更具体实在的意义和价值。我更觉得自己不是在用空洞的革命口号唱高调，而是在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可是那时候，经济建设的目标，与革命利益会有不同指向，容易产生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周恩来逝世时，我带着我们村第二批知青，做了一个花圈，扛着它翻山走25里羊肠小路，到延安枣园周恩来故居去吊唁。我把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放在花圈中间。那时，我觉得周恩来不在了，国家的四个现代化也就没希望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好像没什么兴趣，或者说毛主席的心思不在这上面。所以，我把政府工作报告放在花圈中间，是在为周恩来送葬的同时，也为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送葬。那时我虽然对余家沟大坝还充满信心——工程正进行到半截儿，但对国家非常忧虑。

那时候的忧国忧民，实际上主要是担忧江青、张春桥几个人掌握政权为害国家，认为他们是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而忽略了江青和毛主席是一家人的问题。当时扎根被视为左，我因为厌恶江青几人，被朋友笑说是“极右的扎根派”。这些想法我与好友交流，也与我们村老书记交谈。老书记了解我，也替我保密，我们成为了最好的朋友。在毛泽东逝世后，我受他“重上井冈山”说法儿的影响，产生了在山里打游击以对抗江青统治的幼稚想法，没意识到他的逝世，其实已经给国家带来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可能。那时候担忧江青统治的人有千千万万，所以把他们几个抓起来时，会举国欢腾。那是1949年以后，全国民众最高兴最开心的时候。

抓江青的消息还未公开时，有一天我进城到延安地区文化馆找画家靳之林老师。他开门让我进屋，自己探身门外看左右无人，关上门给我打开一瓶五香凤尾鱼罐头，压抑不住兴奋地小声对我说：“北京把他们四个抓起来了!”我因此成为延安最早知道这事情的人之一。那一刻，我忽然有一种解放轻松自由的感觉。晚上特别兴奋地回到深山村里，立刻集合民兵发枪和教练弹，排队站到25米高的大坝坝梁上，黑天半夜朝天鸣枪庆祝。那时候传说苏联要打进来，农村给民兵佩半自动步枪。

在保护农民利益方面，我也做过些事，曾因此比较心安，觉得对得起良心。1975年秋季征粮时，我们那里规定，社员人均口粮不得超过280斤，超过必须上缴，把农民都吓坏了，愁死了。我一算，平均每月23斤原粮，连糠带麸。加工为成品粮后，年人均只有200来斤口粮，平均每月十几斤。而且土豆红薯也算在里面，5斤抵1斤粮食。这完全是要强行制造饥饿，我也会吃不饱。对此我坚决反对，会上公开要求少缴公购粮，多留口粮。我说不给农民留下足够的口粮，哪有力气去“农业学大寨”?我为村里预算的口粮是人均500斤，换算成成品粮，每人每月31斤，一天一斤。这个口粮计划，在饮食没有油、肉，且劳动强度大的条件下，男女老少平衡调节后，也仅是勉强够吃。好在那年上面最终没有强迫多交公购粮。

不过，我所争者，仅是自己和农民的利益而已，相当于要求上级高抬贵手，放农民一条活路。而农民并没有自主决定自己活路的权利，我也没有产生过争取农民权利的概念。只是觉得，上级改变主意，不强收粮食，是党的地方领导不错，能让我们吃饱了。其实这和古代农民感恩放赈救灾的官员、古代文人赞扬那样的官员，出发点是一致的。古人是谢皇恩，我们是谢党恩。如果上面不改变主意，坚持要收走那么多粮食，我在面对革命建设需要和党的最高利益、甚至是支援世界革命的道理时，仍然会无可奈何的。因为越大越重要。我正是因为承认越大越重要的原则，才决定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所以只能认可越小越不重要。于是我和农民都没有了任何自主享有的权能，无法保证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利益，只能要求或恳求官府开恩。

(四)

服从党的需要，扎根农村干革命，把青春和生命都交给党，爱谁谁，就在这村里干下去了……这样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际上主要是利党——党最需要的是服从，农民未必能得什么利。个人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产生一种服从神化支配的献身精神。个体生命在那段过程中，是热情的、积极的、投入的、冲动的。单纯从青春生命的角度看，那里面有一种生命的活力和张扬，甚至是青春的闪光;有一种精神的追求和奉献，甚至是虔诚或迷信。但是，上山下乡那时已成为广大农村、家长和绝大多数知青都不满意的事情，而扎根农村却是极权统治大力推广的极左方向。在文革那个祸国殃民的运动中，这样的献身，实际上起到的作用是对极权的拥戴。那些年极权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发挥破坏作用，就是因为它能受到拥戴。拥戴者都没有权利意识的觉醒，都认为极权代表某种正义性的长远的革命利益，代表底层民众的根本利益，给自己指引着光明的革命前程，使自己的青春具有重要的革命价值，甚至因此感恩极权。

对生产队集体利益的强调，是那时候集体主义受到推崇的一种表现。推崇的理由是它最符合底层群众的根本利益，实践中便是最无视底层群众的个人利益。集体主义强调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它同时发生的作用必然是不尊重个人的主体地位，无视乃至否定个人的主体地位。群众的基本词义就是众人而不是个人。主体地位的实质是人的权利地位，这是底层民众和任何阶层人的根本利益所在。但那时候不只是农民因集体化而没有个人权利。在持续不停的革命运动中，正面人物都是革命群众，反面人物都是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知识分子臭老九等，正反面人物的个人权利都被忽略了或剥夺了，“人”的意义便消失了，结果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人权被大规模侵犯。对天、地、人，那时候都采用斗争的态度和手段进行改造，毫无敬重尊重之心。我在农村“一打三反”运动中曾以革命群众的面目拳打批斗对象，更是对人权的暴力侵犯。

对集体主义的信仰，决定了“越大越重要”观念的形成和巩固。由此，自然而然地会认为，在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下，个人权利可以忽略不计。个人既缺少纳税人权利，也缺少公民权利，个人的饭碗、医疗、养老等，都是党和政府给的，党和政府是每个个人的衣食父母。权力垄断了利益分配，便能够依据“越大越重要”的原则，顺利地损害个人权利——包括损害产权、物权和思想言论自由的权利。没有人具有保护利益的权能，制度不支持保障权利和监督权力，便为超大规模贪腐创造了有利条件。没有制度性的改革，结束不了制度性的贪腐。面对这个过程中的社会不公时，如果从旧的毛泽东时代寻找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难免会导致下一次极权，继承江山等传承自皇权时代的陈旧观念也会沉渣泛起，走向反动。人的权利的实现，更遥遥无期。

我在余家沟生活了十年，与乡亲们建立的友情，我终生珍惜，永不后悔。虽然身没有在那儿扎根下去，但一定程度上心是扎根在那儿了，回城几十年来一直在为余家沟乡亲的利益，尽我所能。但是，评判自己的生命价值，我倾向于以文明的进步或落后为参照。青春，固然是热情奔放，激情燃烧，有革命浪漫梦想，有固执性格使然，主观上是想高尚地献身投入。但回顾自己在那样年代里对人的权利的无意识、没感觉，而盲从最高指示、重要讲话，服从神化的指引，我觉得对自己的那种落后应该保持清醒的批判性。从曾经拥戴极权和侵犯人权的角度出发，我更“觉今是而昨非”，所以说到上山下乡的人生阶段，我会明确地说：青春有悔。

文革后的整个八十年代，从头至尾，我都还年轻，依旧保持着青春心态。那时我曾又一次身心投入，关注农村体制改革和农产品加工，关注国家改革开放和民主建设。那个人生阶段的投入，有制度文明的追求，有人权意识的觉醒，尽管最后亲历了不堪回首的惨烈，但对八十年代的人生阶段，我会明确地说：青春无悔。

我觉得，人生存在无悔青春，但并非只要是青春就可以无悔。在经历上一次极权危害后，我深知有许多东西我应该忏悔。我希望在经历下一次极权过程后，自己能够无悔。

我觉得历史的认知需要同情和理解，但历史的价值在于提供教训和经验。这就需要在认识历史时有价值判断，否则会倾向于相对主义。那就不管怎样的历史罪错，都有它发生的合理性了，就很容易走向掩盖事实的历史虚无主义。虚无是空，让历史变空，变得没人知道真相，全民族遗忘，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而个人方面，我觉得“觉今是而昨非”是一种能力。有了这种能力，我想我的插队经历便有了一个具普遍意义的收获，就是在对“扎根”的反思中意识到人的权利的价值，得到人的权利的启蒙。

2015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