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仇恨入心要发芽”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人们刚刚挣脱被饿死的厄运,生活刚有点转机,又开始折腾,重提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质,是人为制造对立面和“敌人”,撕裂平和的族群,挑动阶层之间相互仇恨,挑起平民相互争斗,让人们处于惊恐之中,巩固统治者的权力。
报纸、广播、教科书充斥阶级斗争理论,极力渲染阶级仇、民族恨。实际是在对学生进行仇恨教育,播撒仇恨的种子。
我们县里有个剧团,文革前几年上演的王牌剧目是《三世仇》。该剧反派角色是一王姓财主,保长。王保长仗着有权有势,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一佃户被他逼得妻离子散,结下了三代冤仇。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这户佃农最终报了血海深仇。
后来,我所在小镇的剧团也开始上演这部戏剧,过上一、两月就要演一回。大人们都是从“解放前”过来的,熟悉当时的真实情况,他们看这出戏时,多当作消遣,并不当真;而天真无邪的小孩却以为是真人真事,认为所有财主都是“王保长”、“南霸天”、“彭霸天”,都是欺压良善的坏人。
刚识了几个字,仇恨教育的文章扑面而来。印象最深的是《半夜鸡叫》、《收租院》、《草原英雄小姐妹》、《雷锋小时候上山砍柴的故事》等。这些文章的主格调就是强调阶级斗争,教育学生“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此后开始学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选读,其内容也多是传播仇恨的。比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通篇就是通过对各阶层财产状况的分析,评价他们对革命所持态度,鼓动人们仇视有产阶层,号召穷人起来剥夺有产者的财产,革有产者的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更是无限夸大阶层对立,毫无遮掩地仇恨、敌视有知识、有财产、有修养,在乡村起表率作用的绅士,为造反、夺权,抢劫富人财产,甚至剥夺富人生命的狂暴行径呐喊助威。
文章宣扬的“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极左思想,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极大,也在当时的学生心中深深扎下了根,毒害了几代人的心灵。直到现在这个幽灵还时常在神州大地上晃悠,成为高悬在富人和梦想成为富人头上的一把达魔克利斯之剑。
当时的政治课,讲授的是九次路线斗争。林彪事件发生后,路线斗争又增为十次。所谓的路线斗争,其实就是保权与夺权之争,却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生死博弈,是复辟与反复辟的大搏斗,是你死我活的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怂恿天真善良的人们去无端地仇恨那些斗争中的失利者,支持、拥护争斗中的胜利者。
数学课也不例外,也在宣传对立和仇恨。应用题大多是这样的:“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解放前佃农李大爷要将收获粮食的30%交给地主作地租,李大爷共租种地主10亩地,每亩平均收获200年粮食,问地主每年要剥削李大爷多少斤粮食”?题目设计都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让学生仇恨地主、资本家,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热爱当今的统治者。
文革时的歌曲,如《想起往日苦》、《天上布满星》、《夺过鞭子揍敌人》(唱支山歌给党听)。文革时的电影、样板戏如《白毛女》、《闪闪的红星》、《磐石湾》、《红色娘子军》、《杜鹃山》等都是教育人们“不忘阶级苦,牢记民族恨”的。
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小孩,人人身受其害。片面、绝对、偏激的极左思想就在这种仇恨教育中逐渐形成。同时,仇恨教育点燃了学生复仇的火焰。如果毛主席发出解放全人类号令,不夸张地说,许多人都会义无反顾地去解救所谓还处于水深火热的阶级兄弟,哪怕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尽管当时许多人连肚子都吃不饱,但都相信自己生活在天堂,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有责任去解放受苦受难的阶级兄弟。
毛主席没有发出向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军的命令,青年学生的一腔复仇激情无处挥洒。当毛泽东把矛头指向走资派和“黑帮分子”后,青年学生和红卫兵终于有了明确发泄对象。
文革初期揪斗走资派和学校老师、校长时,青年学生是主力军。校园里、大街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主要是学生书写和张贴的。砸孔庙、毁文物也多是红卫兵所为。
也许是毛主席嫌红卫兵的行为还不够剧烈,在检阅红卫兵时,对一名红卫兵头头说,革命、造反,不能文质彬彬,就帮这位头头改了名字:要武。我所在地区的一座城市,也紧跟形势,响应领袖号召,把一所临近江边叫“望江”的学校改名为“要武”学校。
复仇之火在青年学生胸中熊熊燃烧,再加上有“要武”这把尚方宝剑在握,于是,各地的青年学生、红卫兵,开始大打出手了。他们把复仇的怒火率先喷向辛辛苦苦教诲自己的校长、老师。殴打他们的理由,是说他们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随后,又把愤怒的烈焰射向走资派和“五类分子”。这些人是“天然”的敌人,凌辱、折磨他们不需要理由。再后来又将仇恨的火焰喷射到同一阵营持不同意见者身上,认为他们是“变色龙”、“小爬虫”。他们打人的凶狠劲,令人毛骨悚然,似与被打者有不共戴天之仇,非要置这些人死地不可。
仇恨,是一种消极心理,它能让人失去理智,让人堕落、毁灭,更能让一个民族集体陷入癫狂,走向没落、衰败。仇恨,对社会的破坏力巨大,只可消解不可鼓动。常态社会下,人们总是力避仇恨,并想尽办法消除历史原因形成的隔阂,实现和睦双赢。挑动仇恨,鼓动仇恨,多是狂人为一己之私所为,为正常人、理性人所不齿。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果断叫停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仇恨教育不再那么直白和露骨,再也听不到“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地富反坏右”之类的直接宣泄仇恨的口号了。但仇恨教育并没有偃旗息鼓,而是以另一种面目存在。
比如,把一种理论、思想当成正统,强行向学生灌输,不得有半点质疑,更不容许对其进行批评。视其他学说为洪水猛兽,把其他思想观点说成是敌对势力对青年学生进行渗透、腐蚀时的糖衣炮弹,是亡我之心不死的歪理邪说,禁止学生学习,让学生仇恨“敌对势力”。这种教育,对青年学生的成长极为不利。
接触不同的思想观点,对其进行分析、比较、鉴别、批判,是青年学生发现人类优秀智力成果并加以吸收、借鉴,开阔视野,增长智慧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学生看问题客观、全面、理性,形成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成为人格健全的合格公民的重要方式。
只能学习、接受一种思想,就无法在比较、鉴别中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更不可能增强抵御各种骗局的能力。只能造就出大批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独立见解,只会忠实执行统治者意志的奴仆。只能让人直线思维,不会发散思维、创造性思维,成为思想僵化、偏激、狭隘和不明事理的愚民。只能把学生培养成喊打喊杀的暴民。这对民族来说是灾难。
这不仅害了学生,也给“主义”“理论”本身带来灭顶之灾。如同山间盛开的小花,在大自然中吸吮阳光雨露,是其生存和绽放的基本条件。在与其他花朵争奇斗艳时,方能显示出它独具的魅力。如果把它从山野移到庙堂之上,自然就失去了生命的根基。把它放在香案上供奉,在烟熏火燎中接受顶礼膜拜,枯萎、衰亡是它的归宿。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不具有天然正确性,都必须接受审视、甄别和批评。只有在质疑和辩驳中才能发现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荒谬的;只有经过扬弃的理论才能显示出它的价值。把理论推向极端,独尊一种学说,不是对理论的尊重,而是亵渎,只会把它逼向绝路。
多年的封闭和愚民教育让许多人陷入无知和迷茫,再加上电视、报纸等舆论工具的强势“导向”,更加剧了全民思维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可怕局面。
电视上说境外敌对势力总跟我们过不去,老是欺凌我们,许多人深信不疑;电视上说某国因惧怕我们崛起,故意找茬挑事,围堵我们,许多人也信以为真,都跟着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准备随时与这些“敌人”决一死战。
2001年9月12日上午,沉睡一夜刚醒来的学生,听说美国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许许多多的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欢呼雀跃,热烈庆贺,大声叫好。动物在同类遇难时,尚且呈现悲悯之状,而人却退化到如此境地,见到同类被虐杀、遭劫难,竟然毫无同情、怜悯之心,还拍手称快。这要有多大的仇恨才会有如此变态反应?
2012年9.15反日大游行时,有的人又将铁链子挥向同胞的头颅,残忍地将脑壳打碎,将大锤狠狠地砸向无辜者的财产。这些人内心聚集了多少仇恨才会如此暴戾?
这个民族到底怎么了?该是痛彻反思的时候了。
一个民族不可能在仇恨中强大,也不可能在敌视中崛起,惟有化解仇恨,睦邻友好,和平发展,尊崇人类所信仰的博爱、宽容、正义、理性和自由、民主、平等,才能回归常态,融入世界,迈向文明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