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红墙”内外的人物春秋

受访嘉宾：顾保孜，1957年生，祖籍江苏兴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学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现为第二炮兵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从事专业创作近20年，被出版界誉为“红墙女作家”。著有《红墙里的瞬间》、《铁血N4A》、《红镜头》、《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等数十部纪实文学著作，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等奖项。

采访者：共识网曹乐溪

历史人物的性格成因，与普通人并无两样

共识网：《中南海人物春秋》此次是第四次再版了，为何如此畅销?

顾保孜：我觉得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是读者不断成长，基本五年就是一个代人。最早出版的时候，有的读者年纪小，不愿买这类政治书，十多年过去了，他长大了，进入到成年期，可能就会选择这类书。尽管是再版书，对于新一批读者依然是一本新书，随着读者年纪不断变化，读者代就会不断更替，使得这本书有了生命，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可能跟读者们关注老一辈人的命运有关。历史事件与人物紧紧相关，讲每个事件都离不开人物。《中南海人物春秋》中所写的40多个人物，在新中国历史上都留下了他们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人生张力和出彩之处不是普通人经历所能及的。这本书里的人物，都和共和国很多瞩目的事件、“文革”特定时代息息相关，使得这些人物的关注度更高，这本书的生命力也就更长。就像老树开新花一样，年年都会有赏花人光临一样。

共识网：《中南海人物春秋》主要写的是十年动乱中政坛高层人物的权力斗争和命运沉浮，为何选择以人物传记的形式书写，而不是以编年或者记事的方式?

顾保孜：文学无非两种方式表达，一种是以人说事，另一种以事说人，前者人为主体，后者事为主题，纪实文学也是如此。我因为写领袖题材，人物性更强，选择人物传记形式似乎更讨巧些，靶心集中，中靶率就高。我在2010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2012年的《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包括今年出版的《周恩来最后600天》，都是以人物的视角与命运来反映一个时段的事件。说到底，大家还是通过领袖人物的命运，看见了中共历史上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发生、经过与结果。越是大人物，举手投足越是关联重大事件。人事一体，无法分割。我笔下的人物传记也已经不是纯粹意义的人物传记了。

我作为写作者，应该更关注人物命运，想体现人性，只有通过对人物描写才能反映出来。读者在读书中会将书中的人物命运跟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引起一些共鸣，这是我长期写领袖题材、历史题材偏向于写人物命运的重要原因。

我也写过事件，但是因为历史人物站位的不同，他对这个事件的描述和感觉是不同的，另外写事件时总会带有一些个人的角度和色彩。而写人物命运可能要比这个更加宽泛一些，至少从他的家庭、他的出身乃至他的性格，客观的成分比较多，作者主观色彩就会少。人为什么会有一种命运，就是因为命运是跟性格相连的，一写性格就写到人性的东西，一写到人性的东西，就和每个普通的人息息相关了，这也是大家喜欢读人物传记的原因。

写领袖题材，也需要用自己阅历来写

共识网：《中南海人物春秋》此次再版，是否有重新修订?

顾保孜：有。毕竟这本书写了十多年了，前两天我在看的时候，感觉有些地方还不是很到位。为什么在当初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是和人的阅历是有关的。这么多年随着掌握资料越来越多，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对史料挖掘越来越深以后，一下子觉得有些东西要放在现在就不会这么写。

修订不仅仅是这本书，可能有一批作品要修订。我20多年出版了二十多部书，包括在1998年卖得很火的《红镜头》，现在我再看它会发现有很多短处。二十多年前的处女作《红墙里的瞬间》，当时感觉文采飞扬，但现在看，对史料的描绘还是表层的东西多，脚没有踩在实地上。

后来写的《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这本书算是真正用自己的阅历写出来的。因为经历了二十年的风风雨雨，对人生的体验虽说不能表达清楚，但会沉淀在作品中，是一种自然的流露。所以这本书直到今天还在销售，从第一本处女作到现在，我自己觉得有人生阅历的积累和对史料的挖掘，对人性的把握特别是对领袖的认识，体会要成熟一些了。

共识网：用小说的笔法来描绘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是否会让人觉得过于感性而少了一些客观?

顾保孜：这是一个度的问题。这些年一直觉得分寸、尺度上不太好把握，文学性强了，真实性就容易弱，历史有一种被虚拟或被戏说的感觉;而过于真实，没有文学的修饰，就成了史料，缺乏可读性。所以说在增加可读性的同时，怎样维护史料的真实和客观，这些年琢磨不少，有一点经验之谈。就从我作品看，以前和现在的写作风格有比较大的变化，过去喜欢用很多文学语言去表达一个事情，现在则喜欢用比较平实的文笔去表达。过去写东西修饰比较多、概念比较多，辞藻比较多，总害怕读者觉得我没写出文采，后来举办签售和讲座时和读者沟通，我才发现读者永远是比你聪明的，有时过多地去表达反而费力不讨好。

后来慢慢培养写作中尽量贴近客观历史，服从于笔下人物的性格脉络走向，而不是自己的个人色彩，这是一个挺重要的经验。纪实文学就是纪实在先，文学在后，必须先要纪实这块落实了，文学是辅助、点缀的。

今年出版的《周恩来最后六百天》我也是按照这种风格在走，读者似乎也挺喜欢这种风格，一本三四百页的书，他们能买回来一气呵成看完，我想这既是因为书中人物命运和事件发展吸引他，还有一点也是对叙事风格的肯定，这就是文字与心灵的互换、沟通。

和平太久，很难对理想有无私忘我的追求

共识网：和毛泽东的饱受争议相比，您觉得为什么周恩来被人们评价为近乎完人?

顾保孜：周恩来和毛泽东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性格特征，既有他们的生长环境造成的，也有他们自己受的家庭影响、教育背景乃至自己内心思考的不同造成的。我觉得周恩来是一个完全完成了自我修正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他的自律能力达到了一种惊人的程度，是那种让自己精神上达到很高境界的人。

我们现在称他为完美，可是在当时做这些他都觉得是应该的。他认为我自己所有用的东西必须从工资里出，而且国家的一分钱我都不能侵占;为国家节约每一个铜板，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应该的，是发自内心而去做，而不是严格要求自己怎么样，他就是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的那种状态。晚年周恩来得了癌症，我们想的第一件事是治病，而他想的第一件事是国务院总理的工作要交给谁。我们现在会认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个道理你跟他说，他肯定不会认可，他觉得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我不能为了争取多活这几天，而让党和国家受损失。

现在年轻人对他的了解和理解还是比较抽象一点，比如说大众楷模、完人，甚至还有人说他帅哥、男神，用现代的语言去描绘他。我觉得周恩来和毛泽东他们也走过一段在追求革命真理的时候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建立自己理想的新中国中遭遇了很多曲折，党内之间也有斗争和争议，彼此之间的相互适应、相互妥协很多，但他们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是一样的。

现在的中国梦是老百姓都能去做的梦，中国梦是理想化的一种普及，我们这一代人的追求，不知道是和平太久了，还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缘故，我觉得很难再出现像上一代人那样对理想无私忘我的追求。

共识网：您曾说一部纪实性作品与其说是用手敲出来的，不如说是用脚走出来的。为写《中南海人物春秋》，您实地走访了哪些地方、采访了哪些人?

顾保孜：这本书中写的大部分人物都是我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过采访，比如写李富春、蔡畅夫妇，我正好写他们的电影剧本，除了对他们的女儿李特特进行采访外，还采访他们生前的好友，这样外延扩大了，采访了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任弼时夫人陈宗英，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和女儿刘爱琴，朱德女儿朱敏等，还有一些风云人物在写作《红墙里的瞬间》时，根据杜修贤采访的线索，又采访过中央警卫局里的许多老同志，对“四人帮”有一些了解和认识。写纪实文学最大的辛苦就是采访与资料的积累。有时采访的东西没有达到写作要求，就要去看大量的资料书，比如历史亲历者写的回忆录。这些年没少看书，也没多看书，因为就看一种书——党史书。

采访也包括探访，去书中人物的祖籍或者是战斗过生活过的地方收集资料。如我写胡耀邦，就到他的家乡去访问，他那种热烈的性格从他家乡红艳艳的土地中就会找到感觉。

为写中南海的人物，我前前后后采访了两百多人，去的地方就不计其数了。过去我有一大箱子的录音带，那个年代不懂及时把它转换成数字版，结果全消磁了，挺可惜的。如今这些口述历史的老人大多已经离世，想听听他们的声音都办不到了。

走进老一辈领导人家中，所见所闻令人感动

共识网：采访过程中令您最难忘的人和事是什么?

顾保孜：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有一次我采访胡耀邦的家人，他夫人李昭留我吃饭。家里因为多我一个人吃饭，都没有多余的食物，工作人员特意打电话通过中南海食堂拿过来了馒头，他们生活的俭朴让我很难忘。采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她为了迎接我特意弹奏了一首钢琴曲。还有在一次会上我和王光美交谈，她曾经饱受磨难，但和你说话时依旧那么平易近人。包括老革命的后代们，可能是由于他们在政治高层氛围中长大，每个人都显得很大气，要是一落到生活中，他们又都很平实，朴素，并不像是生活在象牙塔中的人。

《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写的是朱德的女儿朱敏，朱敏当时住在北师大两室一厅的宿舍子里，生活条件不太好，有一次把腿摔坏了，上不去楼，都是靠她老伴的、孩子往楼上背，后来才逐渐把生活条件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让我心里很难受。还有李讷，我们有一次开会，让她打出租车去，她都不会打车，因为她出门全是坐公交车，这是父辈给他们的教育，一听到说打出租车，他们心里就觉得花这么多钱是不应该的。

共识网：您觉得这些“红二代”还是继承了老一辈的传统的。

顾保孜：对，我觉得跟他们的家教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跟他们中一些后代聊得也比较多，家里的点点滴滴，父母对他们的影响、言传身教，让你觉得他们的生活待遇有时还不如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他们始终有种压力在身上，普通孩子有时候犯个错误没关系，但是他们一旦有什么做得不好，马上就会造成影响，不仅父辈责备，别人也会另眼看待。大家都在仰着头看他们，可他们不知道多羡慕普通人家的孩子呢。我觉得“红二代”骨子里父辈的影响还是很深的，传承优良的东西的比较多，尽管也有一些不如人意的人和事，但是大部分红二代的俭朴与谦虚让我印象深刻。

共识网：在采访中有没有遇到采访对象不愿意接受采访的情况?

顾保孜：我还没遇到不愿意接受采访的事情。中南海里的老同志对我还是比较宽容的。我多年也形成了遵守承诺的习惯，人家跟你讲了不适宜公开的事情，你就一定不写，更不能将人家的隐私曝光。这是底线。直到现在，每出一本新书，我都给他们邮寄，比如《周恩来最后600天》，我就买了很多书给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寄去。

共识网：他们看后会有一些反馈或者评价吗?

顾保孜：他们看了以后说：这些东西给我只写五万字，你能写三十万字。因为你用了文学的修饰，写得比我们感人。其实这就是纪实文学的魅力，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周总理的工作人员走路速度非常快，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可能都不会写进文章里。但是我用我的文笔写出了“西花厅速度”，让他们读起来不仅亲切也觉得感动。

读者爱屋及乌，全国人民帮我挑错

共识网：您的书里有出现过与真实历史不符的情况么?

顾保孜：也有。我的书有些党史专家看了以后，会给我写信说你哪件事写的不太对，给我纠正。《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前前后后20多个读者来信或者来电话，大概纠正了300多处错误，包括标点符号，史实方面的错误大概有十几处。可能是读者们爱屋及乌，因为他喜欢你的作品，所以他就不愿意看见作品中有错字，哪怕标点符号、语法错误都给我挑了出来。有朋友跟我开玩笑，大概现在《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一个错字也找不到，全国人民帮你挑错字，从2010年到现在发行了近三十万册，有百分之一的人来帮我纠错，那就很可观啦。现在销售的就是最后一版，改得最好，比较权威的人看完了以后说实在是挑不出来错字了。

还有《周恩来最后六百天》的封面照片，说明日期也有错。因为杜老的照片大部分没有整理，后来是我一点一点整理出来的，我几乎认识杜老的每一张照片。在选封面照片时，编辑觉得周恩来最后一次去上海在黄浦江上远眺哪一张最传神，可是一问杜老拍摄时间，他就也不清楚了，我就根据周恩来这次到上海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时间是1973年9月17日，那么推测了这张照片的时间是9月17日上午，认为是在送外宾走之前拍摄的。书出版后我正好看到徐景贤写的《我的十年》，因为当时他陪同在场，他在书里讲了这照片的前因后果，我一下明白，我把照片拍摄日期弄错了。

这张照片真正的日期是将外宾送走的第二天，即9月18日的上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多在上海留了一天，这和他以前的日程安排不一样，以往是外宾一走，总理就马上返京，根本无暇观光。而那次重病中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次到上海了。因为上个世纪20年代，上海是他们夫妇一起度过国民党白色恐怖，坚持地下党工作的地方，有着很深的感情与记忆。

杜修贤拍晚年的毛泽东，每次他都紧张得不行

共识网：您与杜修贤先生合作多年，这位家喻户晓的中南海摄影师，在您眼中是怎样的一个人?在政治高度敏感的年代专职为领导人摄影，是否有很多身不由己的时刻?

顾保孜：杜老在中南海里为领导人做专职摄影记者整整十六年，是唯一在中南海里同时为毛泽东与周恩来当专职摄影记者的人。毛泽东晚年所有的照片都是他拍摄的。毛泽东晚年因为身体不好，腿脚不利落，基本不离开他的“游泳池”，一旦外宾来访，只能到他书房兼会客厅会见。一般情况外国记者是不许进去的，唯有杜老这个专职摄影记者能进出自由，所以，1973年“十大”以后，毛泽东的照片几乎就是杜老的独家专有。我为什么能有底气写《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也是因为从1970年起杜老担任了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书里将近两百幅毛泽东晚年照片都是他那时拍摄的，为这本书增添了精彩的色彩。

他们那一代人跟现在这一代人就业是不一样的，上一代人的工作是由组织分配，他能那么多新华社记者中脱颖而出，进中南海为领导人拍摄，除了根正苗红，也有他拍摄新闻照片见报多的缘故。他的性格属于比较认真，甚至有些倔的那种，做事追求极致，要做就要做的最好。那个年代拍摄照片可不像现在，傻瓜都能拍。一张照片诞生离不开手调速度、光圈与快门。而他们面对的都是大场面，重要活动，需要争分夺秒抓拍每一个瞬间，一个画面如果拍不好，领导们不会再给你来一次的机会。哪里像现在，;领导人和外宾握手，还要转身给记者们一个拍摄的机会。我记得有一次杜老看电视，看到领导人和外宾的握手面对记者的镜头，感慨地说：现在的记者太幸福啦，我们那时候哪有这样的待遇!周总理是握手动作最快的，他根本不会考虑到记者拍没拍上。我每次拍外事活动都紧张得不行，全凭感觉按快门抢速度。

其实拍摄时间紧张，对于杜老来说还不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镜头里的领袖形象与老百姓心中的领袖形象差距太大。

毛泽东晚年身体非常不好，但是见报的照片又必须让他神采奕奕，这个巨大落差如何补上，成为他们每次拍摄后最为头痛的一件事。所以后期也出现了给毛泽东画个领子、换个头的情况;有时候眼睛有点不精神，想办法把他修得精神了，完全要让毛主席的形象到报纸上要变成老百姓能够接受的状态，不然老百姓不答应啊，那么伟岸的毛泽东怎么被你照成这样了?好在周总理没有给他们更多的责难。杜老曾和周总理诉苦，说压力很大，不想再拍了。周总理对他说，你尽力而为吧，我们知道你们记者的难处。理解万岁啊，就这一句，让杜老咬牙坚持，直到用镜头送别两位领袖离世。

共识网：您的书里也提到了“四人帮”要求他修剪照片的事，这其实算是违背了新闻真实性的。

顾保孜：对，1970年之后，处于权力争斗最厉害的时候，一张照片就可以包含很多权力的信息，“四人帮”总是希望自己在照片中能更突出一些。毛主席去世以后权力争夺达到了顶峰，有一张毛泽东追悼大会的五人照片，里面有江青，由于杜老没拍摄江青单独的照片，姚文元就要求杜老一定要上有江青的照片。这时候他也没办法。“四人帮”倒台之后，他也为这些有“四人帮”画面的照片付出很大代价，理由是“突出四人帮”，把他也给批了，离开了中南海，停职“交代”有四年之久。现在来看，其实就是一个拍摄角度的问题，但在当时拍摄角度就会上升到政治高度。可能就会推进政治漩涡中，这跟拍风光照片完全不同的。

父亲从家中消失，长大才明白“文革”的残酷

共识网：怎么看待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命运?

顾保孜：知识分子是比较有思想的一群人，他们因为知识多，见识多，思维活跃，眼光敏锐，对社会现象和思想动态往往比较关注，有的还会对人对事抱有质疑的态度，这就难免要得罪一些人，这就导致他们的命运比一般人的命运更坎坷，甚至招来杀身之祸。质疑声越大，相左心越重，往往会成为出头鸟，容易被当成靶子遭到众人的瞄准，结果可想而知了。文革，文革，知识分子肯定是首当其冲受到冲击一批人，当然老干部也没有幸免。我的书中就写了好几个文化界的人物，如著名的“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历史学家杨国荣等。其实政治运动来了，谁也走不开，都是运动中人。历朝历代都是这样的，例子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共识网：作为十年动乱的亲历者，“文革”对于您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顾保孜：总体来说我们这代人没读到什么书，动不动就停课闹革命。那个时候我上小学，学校以通知明天不上课去游行，觉得还挺开心。但不久就影响到我们家，因为父亲也算是一个老干部，“文革”中被冲击，从家庭中消失了很多年。那个时候年纪小，只能依稀感受到母亲的悲痛，而我们这些孩子依然很快乐，看别人戴着高帽子游行，就跟在后头喊口号，这口号啥意思，并不知道，就像在玩游戏。

共识网：从什么时候认识到“文革”是很残酷的?

顾保孜：那时候看到很多自己称为叔叔、阿姨、伯伯的人都被批斗，虽然也同情他们，但因为年纪小,觉得只是一场游戏。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对人性的一种摧残。你才体会到在大庭广众之下无数遍地喊着自己“罪该万死”，是对自己尊严怎样的伤害?这种感悟只有到我们长大，自尊、人格健全后才能体会和明白。对人生的认识是分阶段的。

把《毛主席选集》塑料皮套在“毒草”上

共识网：您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启蒙的，又是怎样与政治历史题材的写作结缘的?

顾保孜：我对文学的爱好也是源自那个特殊年代。文革之初，造反派老是喜欢去抄家，把别人家的所谓的“毒草书”一车一车地运走，我们就跟在车后头捡漏，捡到了《红岩》《苦菜花》《家》《春》《秋》这些文学书籍，现在看来，是多么革命正能量的书啊，那时候都叫“毒草”。我们捡回去看，也有风险，看“毒草”要受批判的，怎么办呢?我们小孩也怕，我灵机一动，把《毛主席选集》红色塑料皮弄下来套在“毒草”上。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光明正大地看书了。大人看见了说我，小姑娘才三四年级就在学毛选，真不简单。所以对文学的喜好是文革十年中最大的收获。

写历史题材作品从1990年开始，最初是杜老交给我的任务，那时候我正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手头正在写一篇中篇小说，后来中篇小说也发表了。他看了我的东西觉得文笔挺好，就让我帮他写一本书。我说我不懂政治，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他说他的东西并不复杂，其实就是帮把过去写的“交代”写出来就行了。后来我看完他的“交代”，有些为他这种不公平的命运抱不平，于是就答应了下来，这就是1992年出版的《红墙里的瞬间》。

杜老跟我是亲戚，我很小的时候在他家看到领袖照片，当时没什么感觉，只是觉得毛主席怎么这么老?我想象中的毛主席永远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那种光辉形象，看到他真实的苍老状态，心里还难过了一段时间。后来给杜老写《红墙里的瞬间》，我是用第一人称写的，那时候我刚三十出头，又是女性，去模仿一个五十多岁汉子的口吻，还真有点难度呢。

我老强调自己是军旅作家，但社会更认可“红墙女作家”

共识网：女作家以男性的视角来写作，角度不好把握。

顾保孜：对，还是有些曲折，第一稿写失败了，因为我还是用纯小说的手法写的，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一个字没留，给毙了，然后就给了我六个字，到今天我都记着：真实、客观、凝重。真实还好办一点，客观，我尽量，凝重就有点要我命了。

共识网：那个年纪应该还不太写的出来特别凝重的东西。

顾保孜：对，我那时候刚三十出头的人，凝重这个东西需要大量的积累才能做到，是一种高度的提炼与感悟才行。后来我坐下来重新读书，读国外比较知名的人物传记，每本书都做了很多笔记，抱着大部头恶补了几个月之后，慢慢体会到一些东西了，后来《红墙里的瞬间》第二稿出来，非常畅销。当时我是签的北京市第一例版税稿费的作者，出版社告诉我，订货会上一天就订出去五万本，这本书还真的影响了一批人，包括《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的责编王一珂，《红墙里的瞬间》出版时他才小学六年级，也买了这本书，看完以后他突然意识到历史是能用这种方式写的，然后就深深爱上了党史这个专业。后来一直读大学、读研究生，到北京工作分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那时他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找到我，经他的手，出一本书，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实现了愿望，做成了《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

他见我时还专门带来了他小时候买的《红墙里的瞬间》这本书，用塑料袋封好的，拿过来让我签字，我挺感动的，一本书原来有这么大的影响，使得我更加敬畏我的职业，笔下一言一行，可能会影响一代人的心智成长。所以唯有敬畏，方可心安。

共识网：处女作写了多长时间?

顾保孜：一年多，包括枪毙的那一稿，最后写定稿也就三个月，过去没有电脑，都是手写，那是我唯一一部留下手稿的书。后来这本书写完之后就有了小打字机，再也没有底稿了。

共识网：那时候会觉得辛苦吗?

顾保孜：作家一生就穿梭在两个状态中——地狱和天堂，埋头写作犹如下地狱，作品脱稿好像上天堂。辛苦是通往成功的铺路石，觉得辛苦也觉得心甘。第一本书的成功对我是一个激励，然后就想写第二本，第三本。但是写纪实文学和写小说不一样，不可能天天坐在家里“闭门造车”，我历来认为，人在年轻的时候多走多看，让自己完全动起来是最好的。所以除了在家写作以外，一概不在家坐着，这就是我年轻时候的状态，不写作的时候我就会背着包去井冈山、韶山，最大限度利用外出的机会走访历史遗迹。比如去河南新县，我会去探访许世友的墓地，去北戴河度假，要找到林彪、毛泽东他们住过的地方，到庐山一定要到庐山会议的大礼堂看看，每到一个城市，我一定要去历史遗址和博物馆……这么多年都是这样下来的，其实这就是积累。很多人喜欢游山玩水，我到一个地方同样也游山玩水，但是看人文的东西会更多，自然风光当然赏心悦目，但人文的东西会给你带来精神的享受。

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不要浪费自己的每分钟时间，不要虚度游山玩水的机会。我去外面逛街，买一件衣服的同时，一定要进一下新华书店买一本书;别人去看《泰囧》的时候，我可能选择去看《1942》。在放松、娱乐当中又获得了一些别的东西，我不知道这些经验与习惯对你们年轻人是否有用。但我必须要说，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是最累心的，做事一定要心甘情愿，我愿意!自己所做的一切要跟心灵需求一致，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一个人理想的实现，需要日积月累，需求一步一步达到。

共识网：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红墙女作家”?您怎么看待这个标签化的称谓?

顾保孜：我后来连续出了三本书都是写领袖题材的，记得好像是93年还是94年，中华读书报画了我的一个漫画，就叫“红墙女作家”， 打这以后，这称呼就开始跟随我了。我后来写了那么多军事题材的作品，我自己老强调我是军旅作家，但是一到新书出版宣传，出版社还有媒体，还是称呼我是“红墙女作家”。

现在这称呼也叫了二十多年了，刚开始时不太喜欢，因为等于把我定位了嘛，后来写了那么多影视作品，还写了那么多将帅和军事题材的作品，比如新四军征战这类书，都跟中南海没关系，但媒体宣传就是改不过来了。

共识网：您更喜欢当作家还是编剧?

顾保孜：作家是我的职业，编剧是在单位里承担的影视创作工作，我真正的社会身份还是作家。即使在退休后，写作这是爱好，跟随生命始终，可能无法退和休的。

共识网：有考虑过如果不写领袖题材、军事题材，自己真正想写什么吗?

顾保孜：写自传，现在是我写别人想写的，将来想坐下来写写自己想写的，比如我曾经遇到过的很多人，这些人可能是小人物，以前笔墨无暇顾及大人物旁边的小人物，也关照不到大事件背后和小人物有关的小事件，等有时间了，就可以写出来。还有自己一生当中经历的自认为比较传奇的事情，也可以写出来，自己对自己有个交代。

走上纪实文学这条路，主要还是因为喜欢，工作这种事，我还是倾向于“爱一行干一行”，只有这样才甘愿为它承担很多苦难的东西。

共识网：写作这么多年，对您来说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顾保孜：一个是时间，自己的时间太少了。现在走过来回头看，从女性的角度来讲，我还是放弃了很多东西，特别是现在看到那些女同胞们，一个个美丽如花，我就想，我在美丽如花的时候都没有认认真真地爱自己，把时间都搁到写作上去了。

共识网：后悔吗?

顾保孜：如果让我重新再来的话，可能我会给自己减一些工作。但是就像刚才讲的，性格决定命运，我这种性格很要命，别人的需要就像是自己的需要，会为了别人做得多一些，而考虑自己少一些。如果重来一遍就得换性格，不换性格的话命运大概还是这样。

从小独自去西藏，大难不死影响人生态度

共识网：您家中有兄弟姐妹吗?感觉您像是长子，比较会照顾人。

顾保孜：有，我在家里排老三，上面两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我从小离家离得早，十四五岁就去西藏了，离开家从小自己照顾自己，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不是去插队就是去当兵。不管自己如何小，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我那时候到西藏搞机要工作，一待就是十年，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吃苦的经历，挺锻炼人的。我现在看到一些孩子二十来岁了，还没有自立。心想，不离开父母，不管多大都是孩子，只要一离开父母，再小的孩子都是大人了。

共识网：您从什么时候确立了自己的理想?

顾保孜：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开悟得早一点，所以小小年纪就敢去西藏，我想开眼界，想看看西藏是个什么地方。那时候什么地方我都想去，喜欢冒险，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好动，好奇心重。

共识网：当时一个人去西藏怎么谋生?

顾保孜：当时招的机要员，国家给你一份工资，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到了这个岗位上就要承担工作。那时候因为我年龄小，也是跟在年龄比我大的哥哥、姐姐后面学会怎么工作。小的跟着大的好处就是成熟得快，就这样慢慢成长起来了。

共识网：在西藏的十年带给您的收获是什么?

顾保孜：收获就是从小独立，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好心情、坏心情都是自个儿来收拾，没有任何依靠让你靠一靠。西藏那个地方生活物质各方面都很艰苦，在艰苦环境中生活过的人，会有比较，更会珍惜现在的生活，我现在每天都觉得自己挺幸福、挺满足的。福中知福，就是跟我们过去的经历有关。

我在西藏出过车祸，从马上摔下来过，如果当时车翻的时候没被树卡住，肯定掉到雅鲁藏布江里了，可能我的生命在18岁就结束了。很小的时候经历过死亡，让我感觉以后所有的时间都是赚来的，懂得了珍惜，万一哪天说没就没了，不敢浪费时间啊……当然，现在年纪大了，可想浪费时间了，却发现没有多少时间能供你浪费了。

共识网：现在的生活还是写作占据大部分时间吗?

顾保孜：现在由于身体原因，所以真的要把写作放慢速度了。医生现在不让我多写东西，因为我脑血管不太好。但是手头“欠债”挺多的，还得写，放慢速度，小车不倒只管推吧。

共识网：期待能早日看到您写自己的故事。

顾保孜：你这个年龄能等到，如果不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