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春桥思想”可以休矣！

一位郭先生在共识网发了《“春桥思想”与“南街村道路”》一文，公开为不得人心的四人帮余毒涂脂抹粉，为脱离实际的极左理论招幡扬魂。点击率较高，而反对者居多，但很少有人发声予以批判。近日彭劲秀先生发文《“春桥思想”就是“文革思想”》，文章有理有据，雄辩犀利，可给郭文当头一击。但郭文中还有不少谬论没有被具体指出来，一一加以批驳，很有遗毒社会之嫌，故很有必要发文予以批驳。

郭先生说：“即便被认为极左的‘春桥思想’，也是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思考的产物。”这话不禁让人失笑，又让人冷笑。张春桥的思想一贯极左，在文革中达于极左的顶点，这是无论领袖还是平民，无论专家还是百姓，普遍认同的观点。如果张春桥不是极左，中国还有极左分子吗?但是，郭先生竟然认为张春桥是“被认为极左”，他的极左是被人强加的，是冤枉的。岂不可叹可笑!

说“春桥思想”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性思考的产物”，更是荒唐可笑的说法。张春桥什么时候去探索过社会主义道路?他到农村调查研究过几次?他和农民们交谈过几次?他和邓子恢、张闻天一样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得出了一整套经济建设的理论观点吗?没有，统统没有!他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完全是通过柯庆施的介绍，揣摩到了最高领袖毛泽东的意图，然后加以引申、发挥、拔高、添油加醋的产物。这种揣摩圣意、极力迎合，完全围绕领袖打转的“思想家”，何来探索?有何价值?

最高领袖的思想，有时是务实的，有时是极左的。作为擅长理论的文人，如果推崇务实的思想，当然对国家和人民有利;而如果极力迎合极左思想，那只能是误国害民。不幸的是，张春桥面对领袖务实纠左的思想，视而不见;对领袖的极左思想，大感兴奋。他在1958年根据毛泽东的意图写就的“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刚开始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称其观点是正确的，只是有一点片面。但是，当甚嚣尘上的“共产风”“浮夸风”把人民公社刮得乱象纷生的时候，毛泽东就对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陈伯达的“消灭商品、取消货币”的思想，予以严肃批评。

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批评张春桥说，资产阶级法权要破除一部分，但还有不少不能破除，取消一切资产阶级法权，我不同意。接着又写了一封信，批评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

张春桥和陈伯达在大跃进之初就碰了一鼻子灰。从1958年末到1975年，这17年间，“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几乎在政治思想界消失了。直到文革快结束的1975年，他又发表宏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重新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在中国政坛掀起一阵风浪。

这篇文章比起1958年的那篇文章，更是锋芒毕露，杀气腾腾。不仅是要求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是极力突出阶级斗争。他认为，凡是不赞成和反对极左路线的人，不管什么出身，居于什么地位，都是应当打击和斗争的阶级敌人。他说：“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会一批又一批的产生;就是老一代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新资产阶级分子果然一批又一批产生出来了，阶级斗争绝不会停止。”

在文中，他这样批判赫鲁晓夫：“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样的语言，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这是用旁敲侧击的语言，攻击复出多年、刚刚被毛泽东赋予重任的邓小平的。没多久毛泽东就说，搞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不知是毛泽东受了张春桥的影响，还是张春桥揣摩到了毛泽东的意图，反正张春桥的文章发表后几个月时间，坚持改革整顿、给中国带来生机的邓小平就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中，邓小平被当作右倾复辟的总后台，再一次被打倒。中国社会又一次被拉向黑暗!

郭先生居然说，张春桥的思想是“理性思考的产物”!他的文章有一点“理性”吗?如果说他1958年的文章是鼓动人们在经济上胡乱折腾的话，那么他1975的文章则是教唆人们胡乱整人，照他的思想做下去，只能给中国社会和劳动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哪里有一点理性，完全是丧失人性的兽性!

张春桥说的，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后怎么办呢?那就要实行“供给制”。郭先生对张春桥提出的“供给制”大加赞扬，似乎这就是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他们的依据是，在战争年代的几十年里，一直实行供给制，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上下一致，结果使革命很快取得胜利。在建国以后的和平年代里，同样只有实行供给制，人人平等，上下一致，才能取得建设事业的胜利。如果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政策，就会使人“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会使人私心大发，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读着这些完全脱离实际胡编乱造的胡言乱语，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批判。邓小平胡耀邦在改革之初冲破阻挠、大力倡导按劳分配的材料我也不想翻了，我只知道，“按劳付酬、多劳多得”的道理一万年也不会作废。我多干了，多付出了，就要多得一些报酬，这不是天经地义吗?管你是什么“主义”，你能剥夺我应得的报酬吗?

当然，“按需分配”的“供给制”在中国大地上也实行过。就在张春桥1958年发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文章的同时，六亿农民实行了“供给制”，这是怎样一段惨痛的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啊!

1958年8月以后，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大办公共食堂。当时的《农村人民公社章程》是这样规定的：“在粮食生产高度发展，全体社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实行粮食供给制。全体社员，不论家中劳动力多少，都可以得到免费的粮食供应。因此公社要组织公共食堂和托儿所，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这种政策的诱导和催逼下，全国农村一哄而起都办起了公共食堂。农民们把自家的粮食挖光挖净，统统交给食堂，把锅、笼都砸了，把锅台都扒了，然后拿起碗筷兴高采烈地到公共食堂排队吃饭。说是“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开始吃了几天饱饭，吃着吃着开始限制了，开始定量了。先是每人每天8两，接着是每天半斤，接着是每天4两、每天3两、每天2两，后来连每天2两也发不下去了，怎么办?

人所共知，如果没有副食，单吃粮食，一个正常人每天最少得一斤半粮食。而在公共食堂每人每天只有几两粮食，有时几两也没有。为了解决饥饿问题，人们只好吃野菜、吃树叶、吃树皮、吃谷糠、吃玉米苞、吃玉米芯、吃大雁屎、吃煤块、吃观音土。这些猪狗都不吃不闻的东西，竟然成了亿万农民救命的食物!

这种极端贫穷饥饿的状况如果能及时得到救济，或者这种“供给制”很快取消，食堂化很快解散，那么农民受困一时，还不致于饿死。可惜我们的中央领导听不到农民的呼声，被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乌托邦迷住了心窍，被虚假的宣传遮住了眼睛，依然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段强力维护这种饿死人的“供给制”，结果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大跃进变成了“大跃退”，六亿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了3年多，3000多万农民糊里糊涂成了饿殍!

这就是张春桥极力鼓吹的“供给制”，初露锋芒便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当然，大跃进的灾难不能让张春桥承担责任，他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吹鼓手，三年大饥荒的责任者另有其人。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些铁的事实证明，张春桥的“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和“供给制”思想，绝不是富国强民的灵丹妙药，而是祸国殃民、能让大面积人饿死的毒药!

“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为何会带来灾难呢?原来，这是被很多人忽略的一个陷阱。所有的公共食堂，在造成了极大浪费、干部们多吃多占、农民失去积极性导致粮食减产、国家高征购挖空了食堂仓库、食堂难以为继缺粮断顿以后，国家不管，政府不管，你自己打出粮食“供应”自己，你把粮食糟蹋了都怨你自己，你没有粮食就饿你的肚皮!

这使人想起我国已实行多年的真正的“供给制”。中央领导、省委领导、地委领导、县级领导，这些大大小小的吃“商品粮”的领导干部，他们才实实在在享受着真正的“供给制”。他们不仅有国家规定的、高于普通职工几十倍的工资，而且有一系列的医疗和吃喝用度等“特供”服务。张春桥如果真正是为国为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那就要上书毛泽东，建议中央领导、省委领导，率先取消自己的工资和各种“特供”，到农村公共食堂吃上半年。张春桥最好带头取消自己的工资和特供，到共产主义典型信阳地区的农村食堂吃上一年饭，那才是真正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如果吃了一年，吃得白白胖胖满面红光，那才真正说明你那“供给制”就是好!

可惜张春桥没有这样做，所有的领导干部也都没有这样做。他们只是写文章、发口号、定政策，鼓动和逼迫广大农民享受表面美妙实则害人的所谓“供给制”，而自己却在享受着国家计划供应物资、源源不断的真正的“供给制”。成千上万的农民兄弟活活饿死了，而所有的领导干部一个也没有饿死，他们几个月不吃肉、降低粮食标准也成了重大历史新闻。这是什么样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啊!

在大跃进中实行了三年的“供给制”食堂化，在亿万农民强烈的反对声浪中一哄而散了。据历史记载，毛泽东在1960年末，不断接到各地饿死人的报告。于是在1961年1月，派出各路人马下去调查。几个月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胡乔木等中央领导的调查报告递到了毛泽东的案头，这些报告竟然不约而同、异口同声传达着一个信息：食堂化劳民伤财，食堂化危害严重，食堂化激起民怨，食堂化非散不可!过去对公共食堂优越性的一味夸赞，都是虚假的，编造的!

于是，毛泽东才同意起草中央文件，可以解散公共食堂。意思是，吃不吃公共食堂，要凭群众自愿;群众说不办食堂，就可以不办;吃不吃食堂一样光荣。这种真正的“自愿”一旦落实，全国的公共食堂便一哄而散。这种被称为“顺应历史潮流，顺应人心”、被称为“共产主义心脏”、逼迫人们统统参加的新生事物，一旦解散，再也无人恢复。提起那三年的“供给制”食堂化，无人不斥之为低能儿导演的荒唐闹剧，无人不义愤填膺，连声唾骂!

张春桥的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和所谓“供给制”思想，在大跃进年代就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更是受到社会实践的无情地嘲讽和鞭挞，17年无人理睬。只是到了1975年，为了配合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他老调重弹，又抛出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作为打击邓小平等老干部的利器。尽管当时所有的的媒体都跟着铺天盖地的宣传“春桥思想”，所有的党校、学习班、培训班都在反复不断地学习“春桥思想”，毛主席也发表了和张春桥相同的谈话，但始终无人落实，始终没有听到哪一位中央和省委主要领导取消自己的工资，和几亿农民一样挣工分，或者把自己的工资降到和普通工人一样的水平。调子最高的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没有取消自己的工资和特供。一年后，这种虚伪的、不靠谱的以整人为目的的“春桥思想”，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然而，现在一位郭先生居然说，中原大地上有人执行“春桥思想”，结了一颗硕果。河南临颍的南街村，由于落实了张春桥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结果成了闻名全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他的依据是，南街村的领头人王宏斌在15年前的一次会议上说，回想起1975那几年，我王宏斌在临颍县红得发紫，县委通报全县青年学习王宏斌，不当工人当农民，当生产队长一年使粮食翻番，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年年被评为先进……。

说了一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执行了“春桥思想”;村里实行了“供给制”，就是落实了“春桥思想”，这种胡乱拉扯的说法，王宏斌肯定不会同意，南街村人肯定都不会同意!

固然，南街村的干部都实行“二百五”工资，南街村的群众享受到“供给制”的种种福利。据说他们可享受14项免费待遇，看病、上学、住房、吃饭、家电等等，都由村集体免费提供。他们财力雄厚，有条件提供各种免费福利。这一切，和张春桥思想八竿子打不着!

这些钱从何而来?只有办工厂能挣来钱。南街村紧靠县城，地里位置优越，以前有办工厂的基础。更主要的是，该村出了个大能人王宏斌。他有眼光，有智慧，会经营，善谋划，更有大公无私、造福百姓的风范。他利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兴起的大环境，利用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搞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政治噱头，弄来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像滚雪球一样办起了20多个企业，其中还有一些外资企业。这些企业雇佣外来工人1万多名，让他们挣极低的工资，为南街村创造财富。企业挣来了钱，就有条件大搞集体福利;而集体福利、共同富裕搞得好，又会招来一些领导关注的目光，很容易再弄来一批贷款。这种“良性循环”使南街村越来越“红得发紫”。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赢就会有输。南街村的企业一度破产不少，常年不断的建设也会浪费不少，一些企业也会经营不善效益下滑，而庞大的集体福利却不能减少。这样就会导致经济运转困难，甚至资不抵债。银行的贷款到期还不了，包袱越背越重。党委书记王宏斌几年前就对记者说，我们欠银行的贷款有十几个亿，恐怕200年也还不清，只好让国家来还了。

有人据此，说南街村的神话已经破产了。但也有人认为，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王宏斌的能力和智慧，以南街村的名气和威望，即使不搞“政治噱头”，沉寂一段以后还会东山再起，他们还会保持“红旗不倒”，还会闯出一条新路子。但有一条，必须摈弃“春桥思想”，必须清除四人帮的余毒，必须真正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才能使南街村再展雄风。

南街村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他们的成就让人感叹，他们的福利让人羡慕，他们的经验让人惊异!谁不想将南街村经验学到手，让老百姓都能享受南街村一样的福利?但是，他们的经验不可复制，不可重来，因为他们是在特殊的环境下，由几个特殊人物创造的特殊的奇迹。谁要是把南街村当作社会主义集体化的典型加以推广，以为只要取消了包产到户，把土地收归集体，实行集体化作业，再来个“取消资产阶级法权”，实行“供给制”，就能使自己成为南街村一样的先进集体，就能过上南街村一样的幸福生活，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就会把人引入歧途，使更多的人陷入贫穷、落后和混乱之中。

“南街村经验”在我们河南省可谓家喻户晓了，人们在一起经常议论南街村。根据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河南应当是遍地南街村了，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豫西大地没有一个南街村。更别说南街村所在地的临颍县、漯河市，他们应当遍地南街村了，就像当年昔阳普及大寨县一样，临颍县早应该普及南街村了。可是你到临颍和漯河转一转，不见第二个南街村，南街村还是一枝独秀!

在我们农村，也有一些对现行政策不满的人这样说道：“你看人家南街村，土地就没有承包，还是集体化道路，人家不是富得流油吗?吃的、住的、用的集体全包了起来，谁说人民公社集体化搞不好?”我说：“那好，我们把土地都交给你，咱还来个生产队集体化，你来当大队支书。三年以后，你把全村人吃的、住的、用的全包起来，咱们签个合同，行不行?”说这话的人立刻哑口无言。

现在总有些极左人士拿南街村说事，总要以南街村的成就，来说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集体化的正确，来论证包产到户的危害。还有人说，如果一直实行集体化，现在遍地都是南街村。更有现在的郭先生认为，南街村是执行“春桥思想”的典范，如此流畅的语言却阐述了一个荒唐的谬论。稍有常识的人就会想到，“春桥思想”在1970年代大行其道的时候，王宏斌就是在全县红得发紫的基层干部，那时的南街村为何富不起来?反而到了1986年以后，张春桥思想被批得臭不可闻的时候，南街村却开始兴旺发达了，这是为什么呢?

郭先生最不靠谱的是这样一段话：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主要是限制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个阶层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冲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大规模试验。张春桥倾情投入，使他成为这两个阶层的死敌，也是他在文革失败后不能幸免于“千刀万剐”的主要原因……

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限制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个阶层的“法权”，这没有错。但是说文革就是一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大规模试验，张春桥由于“倾情投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所以才成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死敌，则完全是违背事实的胡言乱语。

笔者亲历了10年文革，从未听说过什么“大规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试验。从文革的导火索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到揪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从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到具体指导文革的《十六条》;从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邓到铲除图谋造反的林彪集团，一直到后来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从未见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影子，何来“大规模试验”?文革中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走资派，哪一个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代表人物?

到了文革末期的1975年，张春桥发表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毛泽东也有支持张春桥的谈话，大意是，现在还是八级工资制，和旧社会差不多，表面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舆论造势十分宏大，但从来没有说要变成实践。当时工人是八级工资制，暂且不论。干部工资是30多个级别，最高的是月资500多元，最低的是每月20多元。如果中央要搞“大规模试验”，首先就应当从中央领导做起，每月只拿20多元工资。调门最高的张春桥带领王洪文、姚文元，也率先每月只拿20元工资;同时他们应当辞掉国家规定的各种“特供”，和最底层的普通干部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才真正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但是，没有。直到文革结束，也没有见到中央发一个文件要求限制“法权“，也没有听说那位中央领导如此限制“法权”，何来“大规模试验呢?

当然，文革中，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或被打倒，或被投入监牢，或被送入牛棚，那就要取消待遇，扣发工资，有的只发一点生活费。这是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无情摧残，怎能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呢?

还有，陈永贵当了副总理，还拿农民的工分;吴桂贤当了副总理，只拿工人的工资;王洪文当了中央副主席，也可能拿很低的工资。很多造反派当了各级领导以后，也都只拿一般工人的工资。但这不能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对那些由于偶然的机遇青云直上的既得利益者的一种特殊待遇办法。他们挣低工资完全应该，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风马牛不相及!

而张春桥之所以成为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死敌”，绝不是因为他限制了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法权”，而是因为他出奇的极左和害人的阶级斗争意识。他伙同江青等人，鼓动红卫兵打打杀杀，横冲直闯;唆使造反派揪斗“走资派”、围剿“牛鬼蛇神”，到处掀起造反夺权、打砸抢烧的浪潮，多少善良无辜、功勋卓著、才华横溢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倒在张春桥的枪口下。文革结束后，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痛批张春桥，中央特别法庭将他判处死缓，原因就在于此。和“资产阶级法权”八竿子打不着!

“春桥思想”，是四人帮谬论的集大成者，是脱离实际、违背人心、迎合极左、危害社会的产物，是祸国殃民的代名词。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已经被批判了近40年，早已被批得臭不可闻了。现在有些人无论如何涂脂抹粉，也掩盖不了其狰狞面目，也逃不脱被唾弃的命运!

“春桥思想”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