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联大如何被神圣化

腾讯文化 陈文嘉 发自北京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包括北大清华南开在内的中国大学，开始内迁。在南渡的浩荡洪流里，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被裹挟其中，迁移的故事被时人、后人不断诉说、咀嚼，由此滋生出中国的大学精神。

“中国现代大学一百多年的历史，最令我感动的，是抗战八年那一段。”8月5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对腾讯文化记者说。此前在《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的绪言里，陈平原已向读者剖白：“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

作为“大学五书”的最后一本，《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集纳了陈平原最近5年来对于那段大学历史的思索与感怀，然而书中四篇文章的酝酿恐怕得追溯到更早时间，自称已经是半个大学史专家的他，自信有不少“精彩的发现”。

8月5日下午，陈平原接受了腾讯文化的采访，与记者聊起那个时代的大学、学人以及学术。由于篇幅较长，分为两篇文章刊发。第一篇主要讲述大学的内迁故事。第二篇讲述内迁中的学人与学术。

西南联大的故事变成一种神话，并不等于它不真实

腾讯文化：这本书的现实关怀是大学教育与大学精神，您带着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西南联大的史料？

陈平原：任何学者进入历史研究，都会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理论意识、学术趣味。面对八年抗战，有不同的观察角度与论述方式，有人从政治史，有人从经济史，有人从军事装备，有人从知识分子心态，有人从文学思潮切进来，都会有独特的体会与发现。除非你做一般性的通论，否则，谈论大历史背景下不同的人物与事件，必须有自己的研究领域。

我关注的是，八年抗战，既是救亡图存，也是民族复兴，在这过程中，读书人（主要是大学教授、年轻学生）该做什么、能做什么？我的研究针对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以及他们所依附的特定体制，那就是大学。

背后的关怀是，中国的教育源远流长，可现代大学只有一百多年历史。这一百多年的坎坷历程，有光荣与梦想，也有失落与遗憾。最困难的时刻，也是最让我感动的，是抗战时期的中国大学。

若干年前，《南方日报》发文章，为中山大学打抱不平。为什么一说抗战中的中国大学，你们都谈西南联大，中大呢？不也都颠沛流离，而且坚持下来了？确实如此，不是一所大学在抗战。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大约八成大学迁移到内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有一些大学关闭或者内迁。他们的故事，同样可歌可泣。

只不过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在一起，力量特别强，加上日后校友有意识地发掘与阐扬，所以成了代表，或曰“主流”。

清华西南联大领导人，左至右：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腾讯文化：您引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作者易社强的判断说，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长征的现实夹杂着神话和传奇的色彩，如何理解“神话”和“传奇”？

陈平原：不只“湘黔滇旅行团”，抗战中各大学的内迁，很多都有传奇的经历。这里所说的“神话”，更接近形容词而不是名词，指各种有趣、神奇、变幻莫测、值得深入探究的故事与传说。说此乃“神话”，不等于就是不真实，或“无中生有”；而是指事情在传播过程中，其内涵逐渐扩大，且日渐英雄化、神圣化。比如，战争烽火中文化教育机构大规模内迁，那段日后看来不可思议的行为，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你不在那个处境，有时候不太能理解，甚至怀疑其真实性。

对很多教授来说，卢沟桥事变后的全面抗战，是一场突然降临的战争。大家都没准备好，一开始以为中日双方会有一些谈判与妥协，国联也会帮助协调。很多人最初不相信这会是一场全面战争，读蒋介石那十天日记，他也在猜测这到底是全面战争，还是局部冲突。直到判明对方的战略意图，退无可退、忍无可忍，蒋介石发布“庐山谈话”，称“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方才明确了全面抗战的目标，一改此前迷茫的不确定的状态。

一旦发现事态不可控，全面战争爆发，而且战事很不利，所有大学都必须动起来。那时你得考虑：交通工具怎么办？迁移费用从哪里来？大家愿不愿意走？走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能否接受我们？将来大学前景如何？家属要不要带？所有这些，都必须在三四个月内做一个了断。

这个选择的艰难，超乎想象。很多人都知道，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可最终还是听从政府的召唤，匆促上路。这种全民抗战，“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精神状态，今天看来，确实近乎“神话”。

梅贻琦

“传说”的制造与流播，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

腾讯文化：您在书中说，讲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故事，要坚持历史、传说、精神。如何理解西南联大的“历史”“传说”“精神”？

陈平原：关键是传说。陈寅恪说过，真的史料可以做研究，伪的史料也可以做研究，就看你怎么甄别，如何论述。无论档案还是诗文，都可以参考，只是在论述过程中，必须做一个区隔，哪些是真实的历史存在，哪些是历史事件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余波荡漾。

作为文学教授，我会特别关注这一点。我使用的资料，有公家档案，也有私人日记，既关注学术著作，也关注新闻报道，甚至引用诗文和小说。我希望这些东西能共同营造一种氛围。即便是纯粹虚构，那也是一种心情；或许不符合史实，但他如何表达，同样值得关注。在这个意义上，日记书信以及诗文小说，同样是历史研究必须面对的对象。

早年我写《老北大的故事》，也是这个思路。如果说我做大学史研究，与历史学家或教育学家在材料处理上有什么不太一样，很可能就是这一点。我对虚虚实实的故事与传说，同样持认真对待的态度，把它跟档案资料等对照阅读，从中发现或阐扬现代中国的“大学精神”。

腾讯文化：您同样说他们在“制造传说”。

陈平原：“传说”的制造与流播，有一些是有意的，有一些则是无意的。与今天所说的“炒作”不一样，所有今天大家熟知的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基本上都是事后追忆。不要说十年二十年，即使是同一件事情，在当时传播过程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异。更何况，我们有意识地回顾抗战中的中国大学，是时隔四十年后。

1986年，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才逐渐引起公众的关注。那时，留在大陆的联大校友差不多都退休了，他们写文章回顾那一段峥嵘岁月，不用说，会有一些误记或粉饰的成分。因此，引用这些回忆录的时候，必须和当时的历史资料相对照，才能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与论述。

西南联大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但这不是主流

腾讯文化：联大校友之所以回忆以往的美好，内心是不是有对现实感到失望？

陈平原：第一，所有追忆，必定是有感而发；第二，谈论过去的事情，尤其是青春年华，必定是偏向于美化。所有在校生谈及大学，都是批评为主；所有校友几十年后回顾，都是表扬为主。不要说那个时候，今天也是这样。

钱穆在《师友杂忆》的最后一章，有一妙语：“能追忆者，此始是吾生命之真。其在记忆之外者，足证其非吾生命之真。”真实的生命，是我愿意记得的，愿意珍惜的，愿意永远追怀的。但我不否认，还有很多我没有记得的，或者被我有意压抑的不愉快的经历。

腾讯文化：您在书中屡次提到西南联大的“缺憾”，它是什么？

陈平原：进入到具体语境，西南联大同样有很多不愉快，可我在书里面没有细说。不用看档案，你读吴宓、朱自清的日记，会知道那时的读书人，是有很多郁闷与不满，甚至痛骂当局的。钱锺书的《围城》是真实的，鹿桥的《未央歌》也是真实的。《未央歌》里的西南联大生活好像一首田园牧歌，而《围城》里的教授却都很猥琐，可这两个都是真实的存在。

你我都明白，没有一尘不染的黑或白。我们谈大的历史走向，不该抹杀那个时代大部分读书人的志向与情怀。对于他们在那一场战争中的表现，应予以充分肯定。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没有地方民众的接纳，大学没有办法生根

腾讯文化：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在学校迁回广东之际，说“未能对于地方文化、社会建设多做贡献，深滋愧赧”，这种知识分子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在当时是否普遍？

陈平原：应该说是一种普遍的状态。今天谈那段历史，多站在大学的立场，着重表彰大学的贡献与坚守。但是，你必须记得，没有地方民众的接纳与支持，大学根本没有办法立足，更不要说生根开花结果了。你可以想象，一个大学的到来，必定使当地物价上涨，民众生活也一定受影响。我们应该感激大后方民众对于大批外来的读书人的鼎力支持。

每到一个地方，包括中大在内，所有大学都会努力为地方做点好事。具体到学者，根据所学专业不同，有从事地方文化研究的，有做方言调查或民族学考察的，工科或医科则将科学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更能切实帮助地方改善民生。在我看来，这是教育者必须有的情怀，也是外来大学对于地方应尽的责任，或者说“必要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