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为何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时不是政治局常委？

2015年8月7日8时，尉健行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新华社发表的尉健行生平，第一句话是：“生于1931年1月，浙江新昌人，1949年3月入党并参加工作，大连工学院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毕业，高级工程师。”言简意赅，实际上涵盖了尉健行日后走上中央领导岗位的必要条件：一是知识化、专业化人才;二是浙江新昌人。

相对于经过血与火洗礼后在开国后成为中央领导的人来说，1930年前后出生的人，后来能够走入中央领导序列，大致需要三个条件：一是革命化，二是知识化，三是专业化。所谓革命化，是要有工作业绩，诸如是劳模，或者有重要发明;所谓知识化和专业化，是连在一起的——受过正规教育，在某一个领域是专家。

这个“三化”的选拔干部条件，在1979年后是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共识。要进行四化建设，首先必须保证干部的“四化”——前三化之外又加上了“年轻化”。这个年轻化的年龄段，在1982年前，大致框定在1930年这个年龄线，1982年中组部“青年干部管理局”成立后，向着更年轻化方向选拔。

以这个干部“四化”的选拔条件，尉健行都符合。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大学生，又在中苏合作的蜜月时期接受过苏联的专业培训，毕业后就作为人才到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的国营东北轻合金加工厂工作。

尉健行从车间主任开始干起，一步一步地走上厂长、厂党委书记的领导岗位，同时，他还成为全国的“劳模”，是那个年代典型的“革命化”干部。

于是，在提倡干部四化蔚然成风的1980年，尉健行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央党校一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学员。此后，仕途风生水起。1981年从中央党校回去后，随即担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1983年至1984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

在未来的八年中(1984-1992年)，尉健行从中央组织部部长，到监察部部长，再到中共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纪委常委、书记，跨越幅度之大，非一般人的升迁可以比肩。

熟悉的人认为，八年来，尉健行仕途这样顺利，当然首先归功于他的能力和才干，但另一个因素也必须要考虑到，乔石对他的升迁有“催化剂”的作用。

尉健行是浙江新昌人，乔石是定海人，两人是同乡，说话口音相近。中学就读于一所学校——上海光华附中，乔是学长，尉是学弟。1949年3月，作为中学生的尉健行加入中共，应该是乔石批准的，乔石时任上海地下党学委中学区委组织委员、中学分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这大概是两人第一次相识吧。

1984年4月，乔石兼任中组部部长，尉健行从全国总工会调来，担任副部长，辅佐乔石工作。一年后，乔石转任中央政法委书记后，尉健行接任部长。乔石晋升常委后，兼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再度来到他的麾下，担任监察部长。1992年后，乔石在常委中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尉健行又从他手中接过了中纪委书记的职务。据在中央机关工作过的老同志说，无论是在中组部还是在中纪委，两人的工作作风、理念都十分相近，配合相当默契。

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尉健行接手中纪委书记时，与前任陈云、乔石比，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前两任都是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任这一职务，而尉健行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

对于这一变化，笔者当年就听到有老人议论：中纪委降“格”了。至于为什么降格?这位老人也有解释：中纪委成立以来，对干部队伍建设、反腐倡廉的确作用巨大。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就是有时候会墨守成规，对改革开放出现的新生事物的发展起到反作用。这位老者举例说，成立特区，出现走私，该打;但是，海岸线那么长，走私一直存在，不是成立特区才出现的，但中纪委在打时，则把账算在了特区上了，导致梁湘这样的开拓型领导人下台，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特区的发展;再比如，开放海南，国家给予免税等优惠政策，怎么用?是新生事物，要探索，但既然探索就要允许有失误，但中纪委不允许，轰动全国的海南倒卖汽车案件打得狠，雷宇等锐意开拓的领导人从此一蹶不振。

1992年中共十四大前，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的风来“满眼春”，随后召开的十四大，为改革开放的春风大大助力!此时，尉健行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兼任中纪委书记，中纪委降格，或许与吸取以前的教训有关吧?

尉健行连任两届中纪委书记，后一任(1997-2002年)上，尉健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才又回到原来的“格”上。

说到尉健行在中纪委任上的作为，像笔者这样走过这段历史的人，脑子里首先冒出两点：一是他建立了中央巡视组制度，一是他兼任北京市委书记，查处了陈-希-同案。

尉健行上任后，提出了从制度上、源头上遏制腐败的意见。他说：“我们大量的精力是放在遏制已经发生的腐败现象上，发生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随着斗争的深入，只抓遏制已经不够了，必须花相当大的精力加大治本力度，从源头上治理。”

为此，尉健行推动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二者“一班人马、两块牌子”，把中央纪检职能和国家行政监察职能统一起来。

90年代初，中央纪委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提出借鉴古代设立监察区和巡视制度的做法，设立官员巡视制度，尉健行认为可行。1996年1月，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作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部级干部到地方和部门巡视”的部署，从而启动了巡视制度。同年，中纪委就派出了7批巡视组，对18个省(区)和部委进行了巡视。2002年，“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写入十六大报告。次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这就是后来的“中央巡视组”。

1995年4月5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王宝森自杀，第二天，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呈交报告，引咎辞职;4月27日，中央批准其辞职，随后被查处。这就是轰动北京市的陈-希-同贪污案。

中央任命尉健行兼任北京市委书记。中纪委书记兼任北京市委书记，而且兼任了两年时间，这是从未有过的。1998年8月，尉健行离任北京市委书记，9月，中纪委公布陈-希-同严重失职、侵吞贵重物品、腐化堕落、谋取非法利益等问题的查处结果，开除其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次年北京市高院以贪污罪和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判处陈-希-同有期徒刑16年。

大多数北京普通百姓认为，中央让尉健行到北京担任市委书记，主要是为了查处陈-希-同方便。普通百姓不了解市委和中央高层情况，当然也不了解陈-希-同有多么腐败，所以，街谈巷议，出租司机“新闻播报”，都记得陈市长、陈书记对北京发展的好，说不上尉书记两年让老百姓得到了什么实惠。

在北京市的“尉书记”任期毕竟短暂，在中纪委任上的“尉书记”任期长，他的贡献就常常被人提起。有报道说，尉健行担任中纪委书记10年间，查处的大要案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案，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案，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案，沈阳慕马案，陈-希-同案，以及湛江和厦门特大走私案，等等。

同老领导乔石一样，尉健行虽然字有“健行”，却行事低调。他离任后，更加低调，基本上淡出媒体。他在任不在任，对家人管的都比较严，没有什么诸如子女家人经商的负面新闻。他去世的今天，互联网藏不住任何事，似也不见他的负面新闻。可见，他这个“尉书记”是以身作则的，是担当得起中纪委书记这个职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