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共内战看人性高于一切的政治原则

一，有感于龙应台香港书展演讲

龙应台女士在7月18日香港书展上的演讲全文，我连看三遍，仍欲罢不能。其中最令我震撼的是她呼吁开启“大倾听时代”，鼓励中国的青年人““倾听大海对岸的人，倾听隐藏的历史记忆，尽一切努力让战争永远不再发生。”

“让战争永远不再发生”早已是人类的梦想。但这个梦想所遭到的理性的非难，几乎和她成为浪漫的向往一样多。是的，从人类理性思考的角度，企望战争在这个星球上永远不再发生只能是奢望，形同梦呓。理由无非是：人类社会的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有统治者针对被统治者、压迫者针对被压迫者的战争，就有被统治者、被压迫者反抗统治者、压迫者的战争，有侵略者侵占吞并被侵略民族的侵略战争，就有被侵略者民族反抗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只要这个世界上统治者、压迫者、被统治者、被压迫者、侵略者、被侵略者存在一天，这两种性质的战争就会存在一天。那么，人类社会何时能够消灭所有的压迫者和侵略者呢?这个问题如斯芬克斯之谜，或者无解，或者寄托于遥遥无期的乌托邦。

然而，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发生的所有战争，都无一例外地分属于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吗?难道就没有压迫者对压迫者、侵略者对侵略者的战争、甚至被压迫者、被侵略者之间的战争吗?难道所有的战争都是利益、权力和生存空间的争夺引发的战争，而没有观念、信仰、理论学说的分野和对抗引发的战争?难道就没有毫无意义荒诞无稽的战争?难道所有的战争都无法避免?人类战争的性质如果细分起来，恐怕像圆周率后面无限不循环的小数，是分不完的。但是，即便人类社会的战争有千万种不同的性质，但它们都无法突破人类历史一个本质的框架，即所有的战争都是人类之间的相互屠戮，从而没有摆脱动物界“同类相残”的兽性，尽管所谓“正义的战争”、“进步的战争”能够加速“人性”从“兽性”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进程，但它毕竟无法摆脱人类“同类相残”的历史本质，因而仍然会造成大量的战争受害者，给他们留下无尽的痛苦和心灵创伤。

因此，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中无数战争和今天仍然在全球延续的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以及战争中无数无辜的生命被剥夺，使人们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人类能终止全部战争吗?人类社会真能从动物世界最终摆脱出来吗?人性能彻底战胜兽性吗?毫无疑问，对兽性完全取得胜利的人性，才可能最后终止所有的战争。然而，何为人性?人性当然不是专指那些人类社会普世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和价值观念，这些仅仅是人性中的一部分，而人性中无疑还有属于“恶”的另一部分，如自私、贪婪、妒嫉、好色、贪财、仇恨、欺诈等等，但是，人性有一条基本底线，即人，作为有理性、有人伦道德规范、有法律观念和有社会公德的高等社会动物，他们不会像互为食物链的低等动物那样，用大规模相互屠戮和吞噬来解决彼此之间的生存空间的纷争。

为此，面对还没有从制造杀人武器进行相互屠戮的兽性中解放出来的人类社会，梦想终止人类所有战争的人类理性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条基本的政治原则：人性高于一切。也就是说，尽管人性还不完美，尽管人性中还有许多丑陋的东西，尽管整个人性和人性中高尚的部分相比还是一条比较低的底线，但人性对于还处于相互屠戮的人类政治社会来说，即对于人类本性中残存的兽性而言，则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目标，或仍然是人类前行进程中一个根本转折性的、无比辉煌的文明坐标。既然如此，我以为任何站在这个基本原则立场上的理性呼吁，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那么，龙应台错了吗?没有。呼吁大倾听时代，呼吁更多的人倾听所有在战争中被侵害、涂炭的无辜者的记忆和声音，从而为终止人类所有战争尽一份努力，错了吗?没有。当然，仅仅是倾听，离人类的梦想仍很遥完，甚至对实现终止所有战争这个梦想的作用微不足道，更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或抹平战争给人类心灵带来的所有仇恨、敌视、痛苦和创伤。也许这是龙女士呼吁中惟一值得质疑的地方，但即便这样的质疑也是没有多少道理的。龙女士说过开启大倾听时代就能中止人类社会的所有战争吗?没有，她只说这样的倾听，是在为中止人类战争尽一份努力，或者至少为中国今后杜绝无谓的内战尽一份努力，尽管这份努力可能微不足道，但相比于至今仍在对国共两党这场内战的胜出者歌功颂德、对这场战争的性质真相加以掩饰、美化的自欺、虚妄行径，却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拨乱反正”，一种唤醒人们对半个多世纪之前那场国共内战进行彻底反思和检讨的震聋发聩的声音。

但是，龙应台的呼吁仍然受到了质疑和讽嘲，尤其大陆学界一些人的讽嘲尤其刺耳，将龙应台对国共内战的所谓“悲情”的历史观讥为“小清新”。请看具有代表性的大陆历史学家杨念群先生在共识网发表的《龙应台炮灰史观的煽情与阙失》一文中是怎样批驳龙女士的所谓“炮灰论”的：“‘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随着作者催眠似的发问，‘炮灰论’的历史观不但形成了，而且显得那么正义、那么有说服力。面对被作者推到前台的那些颠沛流离的伤兵、满脸稚气的少年、不知所措的妇孺，你没法反驳，好像反驳了作者就对不起在战争中受害的所有人似的。”然而，在杨念群先生看来，应怎样理解战争中的受害者呢?再看:“所有战争，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并不是靠单纯的人道主义告诫就能理解的。……为被践踏、被侮辱伤害的失败人群立传，结论当然是战争根本没有什么胜利者。当交战搏杀的暴力被不论轻重、不分界线地指责，任何战争的意义都会从此彻底消解，‘炮灰论’刹那间炸出人们的眼泪，‘正义论’对胜负的书写当然就会在泪水中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暂且撇开国共内战不谈，我相信，对于二战这样的世界大战，龙女士并非像杨念群先生所说的那样，不分是非、“不论轻重”、“不分界线”地指责战争双方的组织者。在七一八演讲中，龙女士提到了带自己父母去看大陆样板戏《红灯记》时的一个细节：“我以为曾经在南京保卫战中从雨花台一路奋战到挹江门一身是血差点牺牲的父亲看戏会勃然大怒，当场飙骂‘抗战哪是你打的!’我以为母亲可能会为戏里的生离死别流泪，一九四九年的被迫离乡是她一辈子难以言说的痛。结果让我万分意外。八十岁的老父亲拿着手帕整晚都在擦眼泪，简直就是老泪纵横，母亲则铁青着脸，僵直坐着，一句话不说。事后追问才知道，对于父亲，他只记得日本侵略者的可恶可恨和爱国的崇高神圣，没真去想抗战是谁的功劳苦劳。”这个细节难道还不能证明龙女士整个地站在了父亲的立场上，认同“侵略者的可恶可恨和爱国的崇高神圣”吗?而真正让龙女士纠结的并不是父亲的民族立场，而是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功劳”如何。因为两党之间在抗战问题上的互贬争功，是抗战胜利几十年来的事实，其中曲折委实令人纠结。我同样相信，当龙女士指出二战中交战双方的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时，她并没有否认侵略一方的普通士兵身居施恶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而被侵略一方的普通士兵同样身居“正义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否则，龙女士就不会屡屡提及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中国抗战中那一段血与火的战斗经历，就不会为自己的父亲而感到自豪。而且我更加相信，当龙女士呼吁人们倾听战争失败一方的普通受害者的声音时，她绝对不会同样主张去倾听战争狂人和嗜血魔鬼的声音，她不会主张倾听希特勒的声音，不会主张倾听墨索里尼、东条英机的声音，甚至不会主张倾听斯大林在二战中侵略东欧、屠杀波兰军官、对国内人民进行镇压的声音。否则，她就会认为当年自己父亲和他的战友与日军浴血奋战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他们统统只不过充当“炮灰”罢了。因此，在二战问题上，杨念群将自己炮制出来的“炮灰论”强加给龙女士，是牵强的，不公道的，也是不厚道的。

实质上，和龙女士一样，杨念群对龙女士耿耿于怀的仍然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问题。请看：“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龙应台引用了陈毅的一句话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手推车推出来的，并详细描述了百万民工为战胜国民党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她笔锋一转，突然岔出去大写了一通日军逼迫民工从事各种劳役的惨状。这又是一种典型的炮灰历史观，即所有民众在战争中的付出都是等值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虚妄举动。为国民党军干活，为解放军打仗，为日寇监工，统统是炮灰、可怜虫，是随意可被历史抹去的符号。”

读了杨教授这段话，我简直惊诧莫名。既然龙应台认为战争中的民众“统统是炮灰、可怜虫、可随意被抹去的符号”，她为什么还竭力主张倾听这些“炮灰、可怜虫、符号”的声音呢?难道杨教授真不明白龙女士的意思吗?龙女士真正的意思是：每一个普通人都理应有自己的人身自由、生活价值和生命尊严，当这些普通人的基本权利被政治斗争和战争无情地夺去的时侯，他们剩下的难道不是炮灰、可怜虫和可以任意抹掉的符号吗?是的，无论政治斗争和战争，其中一部分会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普通人投身于政治斗争和战争中正义的一方，既使人身自由和生命权利被剥夺，他的付出仍然是有价值的，但如何界定政治斗争和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我看只有一条标准，那就是正义的一方所努力的目标在实质上而不是在口头人为绝大多数人的人身自由、生活权利和生命尊严而战，就像龙应台女士认准当年自己的父亲，就是为此目标而血战雨花台一样。否则，只要脱离这个目标或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则无论政治斗争和战争的组织者如何将人民挂在嘴边，或将自己的目标说得天花乱坠，落在他们手中的普通人仍然逃脱不了“炮灰、可怜虫、符号”的命运。

其实，当杨教授指责龙应台的“炮灰论”时，他自己的历史观也是混乱的，缺乏逻辑的。他说：“历史从来都是由‘英雄’书写的，我根本不相信‘民众创造历史’这种鬼话，历史永远是大人物在指手画脚地规划，民众按照地图的线索去卖力实施。但大人物不可能一点不顾及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因为历史地图上的内容还须由密如蛛蚁的他们去填充。如果‘英雄’执意我行我素，就难免被民众所唾弃，所以‘正义’的获得永远是妥协博弈的结果，民众可能是棋盘上的棋子，却不是简单的愚民和炮灰。其实，这种悲欢离合的煽情叙事可能像琼瑶剧一样刺激泪腺，像膨化食品一样口感酥脆，若要提升思考力度和判断力的话，还是读点儿别的吧。”这也许是杨教授所秉持的历史观的精辟概括。可否这样理解：其一，历史是英雄创造的，是由大人物指手画脚“规划”出来的;其二，但英雄们或大人物们规划历史时必须考虑到小人物的命运和诉求，因为规划中的历史地图必须由他们去填充;其三，因此，如果大人物不顾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就难免被小人物所唾弃;就是说，小人物也不全是吃素的，他们虽然可能是大人物棋盘上的棋子，但绝不是炮灰和愚民。这里充满了逻辑混乱和矛盾。第一，既然大人物们规划历史时必须考虑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甚至如不考虑一意孤行就会被小人物唾弃，那么这历史就不能说全是英雄和大人物创造的，如果大人物必须根据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去规划历史，那么，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无疑参与了历史的创造，或者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此，只能得出英雄和民众共同创造历史的结论;第二，执意“我行我素”和“一意孤行”的“英雄”、即对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不管不顾的大人物，不是没有，而是大有人在。比如，将欧洲六百万犹太人投入焚尸炉和德国数千万人民投入狂妄而毫无希望的“规划”的希特勒;将数千万国内民众赶进集中营并毫无顾忌地枪杀数百万无辜公民、或驱赶、饿死数百万普通农民的斯大林。在这两位“英雄”的“规划”中，小人物的任何诉求和命运是不被考虑的，他们也无任何作为“棋子”和“大人物”博弈的地位，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炮灰、可怜虫、符号”，因此，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被大人物顾及和不被顾及的两种情况都是存在的，其中任何一种情况在逻辑上都不能作全称判断;第三，这两种情况的内在逻辑都不会得出杨教授关于““底层史学”最终变成了专家自恋的游戏”的结论，而是恰恰相反，“底层史学”正在越来越显示它在整个历史学中的重要位置。理由如下：显然，在第一种情况下，即大人物“规划”历史时考虑到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甚至依据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那么，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恰恰是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历史学家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也就是说，如果历史学家不从历史的尘烟中尽可能多地挖掘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他是无法真正掌握“大人物”们规划历史的来龙去脉的，他也无从掌握历史大部分的真相;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大人物”无视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而随心所欲疯狂地“规划”历史，则“难免”被沦为“炮灰、可怜虫、符号”的民众所唾弃。那么，历史学家是怎样去求证这个大人物狂妄的历史规划被“唾弃”的历史过程的呢?毫无疑问，如果历史学家不去挖掘成千上万被剥夺了任何诉求的民众的悲惨命运，他怎么可能了解并理解这个历史过程呢?为此，德国人在二战结束后半个世纪建起了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吴思先生在《德国人如何对待历史》一文中描述这个纪念碑时介绍道：“碑群东南角，一道楼梯通往地下。地下有一个信息中心，包括一道长廊，七个展厅。迎面是六位男女老少的巨幅照片，有名有姓，代表着被纳粹屠杀的600万犹太人，凝视着每个来访者。长廊一侧排列着历史图片，从1933年到1945年，讲述着一个被屠杀群体的故事。一号厅，地上有四行灯板，展示受害者留下的日记、书信和遗言的手迹。墙上是欧洲各国被杀害的犹太人数字，最多的波兰，290-310万人。少的丹麦，116人，精确到个位。二号厅，展示了15个被害犹太家庭的照片，有全家福，有结婚照，有的还有家庭电影。每个家庭成员的下落都很清楚，有生有死。三号厅是姓名厅。黑暗中，一个声音宣读着被害者的姓名和简历，相应的文字在墙上流过。从头到尾听一遍，需要六年七个月零二十七天。”而苏联一夜之间轰然解体时全体民众甚至全体苏共党员的沉默，其历史奥秘恐怕索尔仁尼琴一部《古拉格群岛》中的数百名普通受害者的悲惨经历，就可将其主要历史脉络解读出来吧?

二， 国共双方，有充分的历史理由打这一场内战吗?

好吧，现代我们回到令龙应台和杨念群都非常纠结的国共内战。从中共的历史视角来看，辛亥革命以后除北洋军阀内部的军阀战争之外，到1949年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为止，一共发生了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一次内战是国共合作和北洋政府之间的较量，第二次和第三次内战都是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对决。第二次国共内战仅在局部地区发生，但第三次内战却是全国性的，导致数百万人丧生，全国的老百姓都不同程度地饱受了兵灾涂炭之苦。那么，国共之间的内战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战争?如果按杨念群先生的定义，这场战争显然是属于两党的“大人物”在“指手画脚”地规划历史时，“不可能一点不顾及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的性质。但如果按照笔者上文提到的那个标准，即“正义的一方所努力的目标在实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为绝大多数人的人身自由、生活权利和生命尊严而战”去衡量，这场内战显然与“正义”沾不上边。而用“不可能一点不顾及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这个标准去定义战争的是非，显然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任何战争只要在主体上是为少数战争组织者的政治私利而战，只是稍微“顾及一下小人物的诉求和利益”，那就不能判断这场战争是正义性的。相反，任何战争只要其中的一方是为一个庞大的、多数的社会群体的权利、自由、尊严而战，才能说它具有正义性。比如美国的南北战争不管初衷如何，它的结果是解放了整个美国的黑奴，就是正义战争。再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一方将世界数亿人民从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铁蹄解放出来，无疑是正义性质的战争。总之一句话，既然国共内战不属于上述性质的正义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究竟属于什么性质?这场战争该不该打?有胜败的两方，但有正义的一方吗?而无论胜利方还是失败方都将战争的最终目标披上“人民利益”的华丽外衣，真相果直如此吗?两党真的是在为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权利和尊严而战吗?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才是历史学家真正的任务和责任。除了这篇杨先生的这篇短文，我没有读过他的其他著作，故不敢断言他没有回答过上述问题，但就事论事，针对杨先生这篇短文中的观点，我觉得杨先生面对上述问题的态度是含混的，模糊的，甚至矛盾的。

请看：“无疑，我们从小受到过太多的‘正义’教育，国民党坏，共产党好，国民党军队坏，解放军好。非黑即白，非朱即墨。是非的边界像刀刻在心里的纹身，似乎终身都涂抹不掉。龙应台提供的‘人道’药水似乎可以擦洗掉心灵被‘纹身’的耻痛。但我以为，龙应台的‘炮灰论’让失败和胜利者并排站立，然后让他们相互煽情地搂搂抱抱，用‘人道’的眼泪黏合剂把他们强行粘在一起，这当然让两岸的政治家和民众听着受用，有皆大欢喜的催泪效果，但对那些笔下的小人物而言，却又等于是把他们统统抛回到生存的虚无中，恰恰遮蔽了历史发生的线索和真实原因，也可能恰恰给发动战争者一个开脱自己的理由。对牺牲价值高低的确认永远都会是见仁见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努力去厘清牺牲付出的缘由和区分信仰不同的价值所付出的代价。”

也就是说，国共之间“非黑即白”的是非观因大陆数十年的“正义教育”如文身一样刻在心里难以抹除，而龙女士提供的“人道药水”可以擦洗“心灵文身”的耻痛，但是……恰恰这个“但是”，转移或遮盖了一位历史学家理应面对的担当：国共内战的历史是非究竟怎样?既然作为大陆历史学家，杨念群先生也想“清洗心中那个像文身一样”荒唐的是非观，但你总得通过思索和考证拿出你新的是非观吧?总不能用一句“大人物不可能一点不顾及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来了结这场伤亡数百万的国内战争吧?不过，从该文中的思路来看，杨教授似乎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杨奎松想问的一个问题是，林彪队伍中有不少新入伍的士兵，他们没经过多少训练就上了战场，何以却表现得毫无胆怯异常生猛。龙应台没有想到，也许正是这些玩命扑向枪眼的士兵，某些人刚刚分得了土地，他们是在以血肉捍卫刚刚获得的利益。即使他们以‘炮灰’的面目出现，背后也有千千万万个土改的身影在晃动，正是‘民气’的飙升，才使得连枪都没摸过多少时间的新兵蛋子能不顾生死地疯狂鏖战，这些绝非简单的‘炮灰论’所能解释。”但是，既然让农民得到土地是这场战争的正义目标之一，为什么胜利以后没几年又将全国所有的农民土地都收回去?为什么又让几亿农民沦为“工业化”的牺牲品，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中剥夺他们部分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由?为什么让他们过了几十年的穷日子，苦日子?为什么一场离奇荒唐的“主义天堂”大实验，致使数千万农民沦为饿殍?如果农民知道了他们为之付出一切的战争胜利后会是这样一种结局，会怎么想?而国民党退居台湾后，痛定思痛，吸取教训，也进行了土地改革，而且改得比较平和，并不像中共的土改用人为的暴力制造阶层对抗，留下了深痛的历史后遗症。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战争以后的事情。那么请问，一场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难道不要从战后胜利者们所作所为的性质和他们向人民、社会究竟提供了什么样“公共产品”这一点，加以区分吗?而引用杨奎松先生的观点，杨教授究竟是在证明自己心灵的“文身”还没有“擦洗”干净，还是在证明他的著名历史观：“大人物在规划历史时不可能一点不顾及小人物的诉求和命运”?可见，仅仅在土改这个问题上，国共内战“历史发生的线索和真实原因”就异常复杂，而在战后历史的格局中，在“为大多数老百姓的权利和尊严”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失败者”并非没有和“胜利者”比肩而站的动力和实践。奇怪的是，杨教授为什么从龙女士《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一本反映国共内战中底层官兵和百姓的痛苦经历的呕心之作中，仅仅读出了让失败者和胜利者“相互煽情地搂搂抱抱，用‘人道’的眼泪黏合剂把他们强行粘在一起”?为什么将龙女士想象得如此浅薄?为什么如此轻率地下如此轻薄的结论?我相信，任何一个有历史担当的历史学家，都会从这些普通人的命运中读出更为重要的东西，读出大历史“发生的线索和真实的原因”。

而历史真相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基本上实现了民族解放，成为了一个主权比较完整的国家，而当时的国内形势、国际形势以及全国人民的“民心所向”，国共两党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不共捐前嫌，走和平建国之路。第一，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生命代价和经济代价，战争使国家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民族心灵创伤极其深痛，急需和平重建，休养生息，再也经不起内战的折腾;第二，抗战中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捐前嫌，浴血联手，同赴国难，奠定了和解的政治基础;第三，二战主要战胜国苏、美、英均希望国共两党和各民主党派同建联合政府，不要打内战;第四，全国人民急切希望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和平建国。既然能够共拒外敌，那么面对民族解放的大好形势，还有什么所谓“原则”问题不能协商解决，而非要打一场残酷的内战来解决呢?1945年8月中下旬，蒋介石一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前往重庆，商讨团结建国大计。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专机由延安抵达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重庆谈判从8月29日开始。对于这次谈判，会谈共计12次，双方就政治、军事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重点讨论军队编制、解放区和政治协商会议问题，而“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两个问题，成为争执的焦点。实质上，这两个问题牵涉到如何解决中共军队和解放区的独立存在的合法性问题。我们不妨看看这两个争执“焦点”是怎样反映在谈判形成的决议——《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的。双十协定一共十二条，关于军队问题集中在第九条：“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防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关于解放区问题，集中在第十条：“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 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其实，在协定签字之前，国共双方在国大代表、军队整编和解放区的合法性这几个敏感问题上已经过多轮讨价还价，如蒋介石提出酌情增补国大代表，给中共十二个师的编制(后提高到二十个师)，而毛泽东提出重选国大代表，中共要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的编制，并且提出要推荐北方五省的主席，另外六省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设北平行营由中共方委任等等。

可见，所谓的“双十协定”表面上是国共两党妥协的产物，实质上简直就是1929年国民党编遣会议的翻版，成为双方默认国共武装割据现状、并达成抛弃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共同愿望、双方以武力“逐鹿中原”的默契。因为在重庆谈判之前，两党已各自认定“重建中国”已经非我莫属、视对方为最大政治障碍了。请看，早在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就无比自信地“指出”：“但这里还有一点，应该为我国民重行申述的，就是中国国民党乃是全国国民共有共享的一个建国的总机关。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从此世界地图上面，亦将不见中华民国的名词了。所以大家应该知道：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轮。”为此，蒋介石指桑骂槐，对中共在抗战中“割据一方自成一体”愤恨有加，严加痛斥：“……在这个军政和训政时期之中，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样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真革命?如果这样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亦就一日不能终结。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推行。这样于国家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是不知伊于胡底。”可惜，中共对蒋介石这种典型的救世主情结并不买账，并公然唱起了对台戏，且中共的“救世主情结”还要胜上一筹。中共七大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大加抨击，并迎头痛击蒋介石的“救世主情结”请看：“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为什么在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领导下会产生这种严重情况呢?因为这个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这些极少数人所形成的反动阶层，垄断着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切重要机构。他们将保全自己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那么，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因为“……中国早已产生了一个觉悟了的、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表现了强大能力的、领导了广大的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民主分子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领袖——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新条件……”

看见了吧，国共两党打这一场内战的历史理由无不言之凿凿，气壮如牛。在蒋介石看来，抗战是在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而中国的未来只能选择一条道路，那就是按照“国父”规划的三部曲——军政、训政、宪政一步一步走向现代民主的共和国，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国民党始终是总设计师，是指导中国人民完成这一历史进程的政治核心，而中共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破坏国家的军令政令统一，和反革命的封建割据又有什么区别。中共割据一日，则中国的军政和训政的政治进程就无法结束，走向现代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就化为泡影，如果中共一意孤行，对抗到底，执意开历史倒车，难道中国人民能坐视不管，难道肩负着神圣历史使命的国民党不该动用武力进行剿灭吗?而在毛泽东看来，自北伐以来的国民党政府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是一个实现一党专制的独裁政府，是一个代表着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级利益和绝大多数人民利益作对的反动政府，指望这样一个政府去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痴人说梦。中国的未来既不能由国民党独裁政府统治下去，也不能走一般资本主义民主道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因其软弱性已无法担当这个历史重任，只有交给代表着全国绝大多数人利益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先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然后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才能最终救中国。因为惟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代表全人类解放的未来。

可见，为了诋毁对方，抬高自己，两党都昧着历史的良知将对方完全抹黑：在蒋介石看来，中共在抗战中所做的那一套就是封建割据，反革命行为，破坏中国民族解方的祸首，而不扪心自问一下，人家在哪里“割据”的呢?不主要是在侵华日军的后方吗?况且人家是靠和日伪军的作战一步一步扩大根据地的，尽管不是主战场，但人家的敌后抗战作用和成就你是不能抹杀的。对于毛泽东来说，说那些话就更昧着良心了。人家也没有和你打仗，只和日本鬼子拼命，“军队缩小一半以上”反而不是打日本人的结果，而是“消极抗日”和“反人民”的结果?那么请问，“消极抗日”和“反人民”是如何将军队“缩小了一半”的?难道躲在后方搜刮民脂还能将军队“缩小”了?为什么不愿正视这样的历史真相：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争的正面战场浴血苦战，牺牲了数百万官兵，其中仅牺牲的抗日将领就达二百多人?而“军队缩小了一半”正是他们奋勇抗战的结果!请看，两党连正视历史真相的勇气和诚意都没有，还能相信他们竟相争夺中国人民救世主头衔的动机和目的是诚实的，“正义”的吗?

当然，如果双方都打五十板子，也未必能对两党内战作出公正的历史评判。既然双方都说自己是中国的惟一救星，那么这里有三个选择题：第一，两个都是中国的“救世主”，可惜，双方观念对立，不共戴天，于掐架中双双都将那“救世”的责任给忘了;第二，两人中只有一个是真救世主，那么另一个就必然是假的了，两人掐架，如果真的“救世主”赢了，则皆大欢喜，全国人民在“真救世主”的领导下必然过着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幸福生活;如果假“救世主”赢了，则苦了全国人民了，在专制、独裁、黑暗、残暴的假救世主的统治下，人民丧失了民主、自由和各项政治权利，过着被奴役的痛苦生活;第三，两个都是假救世主，他们惟我主宰历史沉浮的自命不凡和对全国人民“自由、民主”的承诺，和他们实际的所作所为及实际能力相差甚远，而他们为“新中国”设计的光明、幸福、美妙理想蓝图和也会和历史严酷的真相相差甚远。

这三个选择题，实际上已经不需要任何人来回答了，中共建国后的大陆、台湾两岸差不多一部三十年的现代史，已经铁面无情地作出了第三种选择。在这三十年中，两岸人民饱受一党专制的黑暗、奴役和痛苦的铁的历史事实，这里不需要再一一例举了吧?其实，即便不由历史作证，仅仅就理论理而言，两党的自我吹嘘和美妙承诺也是丝毫经不起历史常识和现代政治文明原则的推敲和检验的。不妨列举如下。第一，蒋介石关于国民党存则中国存、国民党亡则中国亡的理由，完全来自于被其信奉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在孙中山先生来看，不仅中国的“军政、训政”阶段离不开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领导，就是到了宪政阶段，仍然要以国民党为权力核心，有例为证：1920年5月16日，孙中山在国民党本部发表了演说，虽然寥寥千余字，但却把‘党国一体’的理论阐述得甘畅淋漓：“现在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但我以为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所以我们的责任，以后就在造成一个真中华民国。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根本永远存在，才能希望无穷发展。譬如一棵大树，只要根存在，那怕秋冬时他的枝叶凋落，一到第二年春天，他就会发生新的枝叶，还要一年茂盛一年。我们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诸君须知党事为革命源起事业，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孙中山选集》第483页)关于革命成功后依然用党来维持，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阐述得更为明确：“……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掌握政权之中枢……”这和毛泽东关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高调几乎如出一辙，相映成趣。但是，现代宪政民主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全体公民通过选举来选出执政的政党或政治集团，并严格规定一定的任期。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条原则?因为这条原则来自于人类数千年政治史中的一个基本常识，即任何志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集团或政党或个人，都是非常不靠谱的：任何政党和政治集团，都不可能永久地代表所谓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尤其在掌权之后，它们必然产生自己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如没有严格的监督，就会不可避免地凌驾于社会大部分成员利益和整个社会公共利益之上，因此，在现代民主进程中人民一旦掌握选举权所恪守的第一个信条，就是不要相信任何政党、任何政治集团、任何个人所承诺的永远为人民掌权的花言巧语，用宪法的程序来限制它，监督它，并杜绝国家政权永久地落入一个政党、一个政治集团或个别人手中的一切可能和机会。因此，如果当时的国共两党真的想把全体中国人民带入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它们就应该启动宪法程序让全体人民掌握真正的选举权，执政党由选举产生，并在一定的任期内执政，如此，双方争执不休的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而不是各自夸下新中国非我党领导创建莫属的海口，并诉诸各自掌握的枪杆子争夺全国政权;第二，任何政党、政治集团或个人的理论学说及其主义，都不可能是全部真理，更不可能和人类的社会实践完全吻合，它们或许包含着极少部分真理，或者能在某些时段或层面和人类社会实践相吻合。同时，对于一个政党或政治集团提出的政治口号不能仅仅从其字面理解，而要和它们的政治实践结合起来看。因此，现代民主政体拒绝将任何政党、政治集团或个人的理论学说或什么主义立为国家学说，立为一个国家或民族永久的“指导思想”，立为带有垄断性质的社会意识形态。现代民主政体只是在保障全体人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保证社会发展围绕全体社会成员的根本、长久利益进行的前提下，有选择地、部分地、并广泛吸收各种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学说中优秀的成分。可见，尽管“三民主义”从字面上来看几乎完美无缺，但国民党执政几十年的政治实践和三民主义精神是吻合还是背离，吻合多少，背离多少，中国人民岂不看得一清二楚?而毛泽东所秉持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否真的是全人类最后解放的真理，二十世纪各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实践，不是已经作出了令人喷饭的回答了吗?因此，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救中国的争论，委实荒唐而虚妄，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忽悠;第三，无数事实证明，在现代民主政体机制之中，任何参加执政地位竞争的政党或政治集团，都不可能集中地、恒态地代表某一阶级或某一阶层的利益，在宪法和选民的压力下，他们会不断地调整自己施政的政治坐标，尽力在全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冲突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并对自己产生的特殊的政治私利稍作收敛。而在专制政体下，任何垄断权力的政党和政治集团始终会把自己的政治私利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把保住自己的权位放在一切社会利益之上。因此，抗战胜利后所面临的政治格局，只要走现代宪政民主之路，那么国共两党没有任何所谓的原则问题不能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中解决。比如中共一口咬住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的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利益，因而国民党不可能解决底层民众的生存问题。真是这样吗?不要说在选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如果执政会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不要说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就有一条是民生主义，就是在国民党败守台湾之后，它痛定思痛之余，也力求修正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脚踏实地的平和的土地改革，让台湾的广大农民有了活路。而共产党在大陆执政之后恰恰又把农民分到手的土地收了回去，连农民的人身自由都受到了限制，致使几亿中国农民在人民公社制度的束缚之下，劳动积极性极为低下，连温饱都难以保障，你说中共是代表底层绝大部分人民的利益吗?同样，如果你国民党不以中国人民的救世主身份自居，不千方百计操纵“国民大会”以保证国民党的绝对优势，而真正地听命于选民的定夺，即便被选下来也心服口服，自愿认栽，那么中共还要那一片解放区和几十个师的军队有何用?它还会搞所谓“封建割据”吗?它之所以要这解放区和军队，就是防备你国民党凭着掌握优势军事力量独霸政权，并为“统一”而用武力消灭共产党。

好了，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不把对方消灭或推翻，就无以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任何历史理由，都是荒唐的，虚妄的，站不住脚的，都是忽悠全国人民的，两党都在虎视耽耽盯着全国政权，都是为着一已私利将全国人民卷入一场空前规模、空前悲惨的全国内战。而两党武力开打的最终结果，绝不是建立了一个什么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是两岸三十年的黑暗、血腥的专制统治。至于这场内战所凝聚起来的两党之间和受其影响的一个庞大社会群体之间的敌视和仇恨，在整个中华民族心灵上留下的巨创，是短时间无法平复的。

三，两党对决——不可飞越的历史沼泽

我们看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之后，如果国共两党真正秉持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在同一部宪法之下和其他民主党派平等、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并且接受全体选民的定夺，那么，历史进程就会走上一条最短的“直线”，直接通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然而，历史偏偏舍弃了这条最短的直线，走了一个大大的之字形，以两党暴力争夺政权的方式，以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结果走进了与“自由、民主”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的另一个历史房间——两岸三十年的专制统治。对于这段历史曲折及其付出的巨大而惨痛的历史代价，国共两党无疑要承担主要的历史责任。然而，如果有人假设，倘若当时国共两党都退让一步海阔天空，这一段历史弯路是否就可以避免了呢?我的回答是：第一，历史没有假设;第二，当时国共两党不可能都退让一步;第三，因为当时决定国共两党进行历史决择的，是当时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态，而这种中国文明独有的、延续了数千年的政治生态，对于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进程来说，是一片无法飞越的历史沼泽，也就是说，这片历史沼泽只有一步一步趟过去，任何从其上空飞过去的念头，都是幻想。

那么，这片历史沼泽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数千年来酷烈的政治斗争所形成的传统的政治生态。即便中国眼下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走了大半截，我们仍然没有摆脱这种政治生态的左右。这种政治生态的本质、性质和历史特征是什么呢?长话短说，我们暂且把几条最重要的内容总结出来。第一，中国数千年政治文明史的核心，就是一部各方政治力量用暴力争夺最高权力的历史;第二，一方面，中国传统政治斗争中有强烈的大一统情结和意识。中国文明的前半截，几乎用了近两千年的时间，由上千“方国”、诸侯国之间进行的武装征伐、兼并，产生出了最后一位决胜者，消灭了所有的政治对手，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大一统”的政治“天下”;另一方面，在中国文明前半截两千年诸侯林立的政治格局中，政治分裂、割地为王、拥兵自重，征伐兼并，已成为中国政治肌体中难以割除的基因排列;第三，因此，中国政治文明的基因排列中有两组染色体，一组是分裂、割据、混战、兼并，另一组是和平的政治大一统。而所谓和平的政治大一统，实质上往往是由从分裂、割据、混战中获得最后胜利的一方政治力量用暴力维系的。正是这两组染色体，支配着中国自秦汉以来各个王朝兴替更迭的政治史。也就是说，当一个王朝维系的政治大一统的气数走到尽头而解构时，往往分裂、割据、混战、兼并这一组染色体就开始起作用，而当各方政治力量的混战兼并走向新的政治统一时，另一组染色体即和平的政治大一统又站出来起作用了;第四，正是由中国政治文明肌体上的这两组染色体，决定了中国残酷的政治生态，决定了在这种政治生态中各种政治力量互掐的明潜规则和生存法则。那么，这些明潜规则和生存法则是什么呢?我看最主要、最简单的只有两条：当旧的政治大一统局面解构、第一组染色体即分裂、割据、混战发生作用时，那么，对割据的任何一方政治力量而言，不是你吞并别人，就是被别人吞并，而这个过程中对任何一方政治力量而言，地盘、枪杆子、地方财政就是命根子;当混战中的兼并发生历史性的转折、开始出现新的大一统局面的曙光时，尚存的政治力量必然面临着最后的军事对决：谁是最后的胜出者，就由谁统一天下，成为“君主”。而所谓最后的胜出者，就意味着将所有政治对手的武装力量彻底消灭，因此，这最后的博弈尤其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第五，在中国数千年政治斗争的生存规则和政治生态中，各方政治力量的对决，其最后解决的办法往往是暴力和军事行动。或者用直接的政治暴力剪除政治对手，或者用军事力量征服强大的政治对手。在这个过程中，其采用的主要的方式或手段，往往是直接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因此，中国的政治斗争和西方有着极大的区别，和中国政治斗争如影随行的，往往是残酷的杀戮和规模性的同类相残。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社会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制度方面，都开始解体，而辛亥革命则彻底结束了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但是，中国传统政治斗争中的这两条染色体，或政治斗争中那些千锤百炼的明潜规则和生存法则，有没有同时解体呢?没有，它们还顽强地继续发挥着它们的政治机能。这个问题是无法一言半语说清楚的，这里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它们的“神通广大”了。第一，辛亥革命之后北洋政府军事力量内部的分裂和军阀割据、混战，以及北洋政府和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之间的对抗和战争，说明晚清大一统局面崩溃后新的分裂、割据、混战局面的再次到来，也就是第一组染色体在发生作用;第二，北洋政府推翻之后，结为同盟的国共两党出现政治分裂，而这种分裂一开始就以残酷的规模杀戮方式出现。比如国民党清党不仅屠戮了大量的共产党人，而且杀掉了更多持异见的国民党人，处于弱势的共产党不得不以军事割据来对国民党进行武力对抗，而共产党方面在同类相残方面丝毫不亚于国民党，所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为了肃清内部混入的所谓国民党特务和阶级异已分子，居然屠杀了数万红军官兵，其中绝大部分是冤杀的，足见中国传统政治斗争残酷的生存法则已经渗入到两党肌体中的每一个细胞之中;第三，中原大战。1929年刚刚北伐胜利取得“全国统一”的蒋介石，一个军队编遣会议，就成了点燃国民党政治军事力量中各方派系矛盾的导火索，引发了席卷大半个中国且规模空前的军阀大战。而战争最终的原因，就是其中各路地方实力派和蒋介石的嫡系力量或转着动别人“奶酪”的念头，或被别人动了自己的“奶酪”。那么，对于当时各路军阀而言，什么是他们的“奶酪”呢?那就是地盘、枪杆子和自己把持一方的财政。也就是说，当时无论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力量以及同一阵营中的各路地方实力派，还是中共在各省的割据力量，地盘、枪杆子、和各自把持的财政都是他们的命根子，都是他们防止被别人吞掉或吞掉别人的不二法门和“通灵宝玉”。这一点，和中国历朝历代解体间隙出现的军阀、农民起义等军事割据政治力量的政治生存法则，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区别吗?第四，辛亥革命之后，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并有强大军事力量支撑的三种政治力量——北洋政府、国民党和共产党，只要历史机遇一出现，无不抱有“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谁也没有真心想着通过一部体现现代政治文明的宪法来实现各方政治力量的和平妥协，并诉诸选民的力量走向现代共和之路。也就是说，尽管辛亥革命已经奠定了中国政治进程融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向和目标，但当时的政治生态仍然处于各方政治力量用暴力争夺全国政权的传统状态，而晚清结束后中国重新出现的政治分裂状态，不仅唤起了各方政治力量的“大一统情结”，而且当时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也别无选择地要走“在各方政治力量最后的军事对决中由最后的胜出者统一中国”的历史老路。

可见，这几个例子折射出来的政治生态，是怎样一种充满战争和杀戮的险恶、愚昧、野蛮、残暴的历史沼泽，它在人性和兽性的比例中，几乎分不清谁更占优势，而它离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尺究竟有多大距离，我们至今仍无法准确测量。然而，上文说过，中国政治文明的基因排列有两组染色体，一组是分裂、割据、混战、兼并，另一组是和平的大一统。而对于中国人而言，前者是“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后者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后一种时代要比前一种时代稍好一些。因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皇权时代，“大一统”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中国人民再也没有其他的选择。而对于辛亥革命之后决心走西方现代化之路的中国人民来说，重新实现全国的政治统一，恐怕还有更多的积极意义。比如，没有国家的政治统一，就无法完整地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以及国家领土的完整;抵御外侮，富国强兵，非要走政治统一之路不可;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之路，必须在和平统一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进行等等。因此，既然那一片历史沼泽必须一步一步跋涉过去而不可能凌空飞越，既然武力统一中国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历史之坎，既然政治统一又是中国现代化之必由之路，那么，就必然将中国政治统一的实现视为一种历史进步，或者视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历史里程碑。然而这样说就必然会有一个问题被提出来：既然实现政治统一是进步、是里程碑，那么，用武力消灭所有对手且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那一方政治力量，是否就代表着历史进步的力量，代表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代表着全国绝大部分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着中国走向现代政治文明的未来?如果有人以政治统一是一种历史进步而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不是历史逻辑的必然结论，而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梦想。而中国的历史逻辑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举凡用暴力实现政治统一的政治力量，则必然用暴力维系这个统一局面，也就是用暴力维系自己的政治统治。这种用暴力维系的政治统治，在中国古代叫着皇权专制，在中国的今天叫做现代专制甚至现代极权主义。而现代专制主义或现代极权主义，恰恰是和现代政治文明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因此，实现政治统一的政治力量如果真的要推进中国的现代政治文明进程，自身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不行的。不仅如此，实现政治统一尽管为现代化进程创造了必要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但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并不必然就是“现代化进程”，很可能是与“现代化”相悖的其他什么进程。比如在全国实现统一的法律、行政、财政制度的和平环境中，发展商品经济构建市场体系，会获得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如果你硬是要另搞一套，比如什么一大二公计划经济，那无疑是做了违背现代化进程的大蠢事，让国家的经济发展人民的日常生活遭受重大损失，大大延误了现代化进程，将和平统一的大好环境白白糟踏了。不用说了，大陆三十年政治生活的惨痛教训和经济发展的巨大挫折，足以说明上述推理的荒谬。

当然，既然国共内战是二十世纪的中国重新走向政治统一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那么，在这场内战中最后胜出的一方，肯定比失败的一方有过人之处，就像中国皇权时代从旧王朝覆灭后的分裂、割据、混战中最后胜出并能够重建比较长久的新王朝的一方政治力量，肯定有它的过人之处，在没有现代政治文明标准的观照之下，甚至能够代表着历史发展中某些进步的因素，比如比较清廉的政府，有利于民众休养生息的政治经济政策，富国强兵守护国土及长久和平等国家战略目标的实施等等。那么，国共内战中的胜出方中共，比较它的政治军事对手，有哪些过人之处呢?不妨试列主要的几条：其一，作为现代政党，共产党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清晰的理论思维、明确的政治纲领、灵活的斗争策略和严密的组织纪律，因而它的组织领导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是国民党无法相比的。如果将中共进行的武装斗争比作皇权时代的农民起义的话，那么，这样一个政党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是中国皇权时代任何一次懵懂的、盲目的、甚至自生自灭的农民起义所不可比的;第二，中共的社会动员对象主要放在底层绝大多数劳苦大众身上，且土改、减租减息、工人工资待遇及劳动权利、根据地解放区民众某些政治权利、妇女权利等多种利民措施和思想发动、强制性的横征暴敛及战时动员等方式手段多管齐下，其效果甚至比执政的国民党整个政府的行政系统还要显著，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民心民意;第三，中共军队的凝聚力无疑要比国民党军队强得多，军队中的派系和离心力也比国民党军队小得多，且在战略战术和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上也比国民党军队具有优势，且灵活得多，并且情报工作也胜出一筹;第四，中共及其政治统治区域的各级政府，比起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要清廉得多。而国民党上层及其各级政府的腐败，不仅仅是它自己的腐败，而且承袭了近三百年清朝上流社会积累下来的腐败，也就是说，晚清王朝虽然被颠覆了，但其上流社会的腐败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或清扫，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随着民国以来的部分达官显贵政要名流加入国民党而继承下来。也就是说，国民党的腐败是有传承性的。即便国共内战不发生，抗战后顺利建成联合政府，和平走向宪政民主道路，国民党政府带给联合政府的整个上流社会的腐败问题，也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难题，需要大费周章才能彻底解决。而国民党政府被武力推翻，则其为主干的整个上层社会也随之作鸟兽散，数百年积淀下来的上层腐败也就土崩瓦解，这也是皇权时代部分改朝换代通常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意义所在。当然，中共建国后半个多世纪的一党专制产生的吏治腐败和上层社会腐败，也是极为可观的。

上文说过，如果在没有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标准的历史观照下，中共仅上述几条主要的“过人之处”，就足可代表历史的进步因素甚至一个时期的前进方向。然而，在中国历史进程已经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历史前提下，这些过人之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至少它远远无法抵销中共执政后对中国人民进行的政治奴役、经济奴役、文化奴役、精神奴役所带来的毁灭性的政治祸害、社会灾难、文化断层和精神创伤。

四，历史的期待和展望

英国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经说过，人类在书斋里所孕育的观念，支配了二十世纪的历史。那么，几乎影响了中国大半部现代史的国共之争，是否也是源于这种“书斋里孕育的观念”呢?这要看我们对伯林的这句话，作何理解了。

应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进步，都是以政治变革的方式开道的，比如由生产力发展引发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必须由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其鸣锣开道。而所谓的政治变革，是由各种社会政治团体或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推进的。那么，这些政治力量是如何产生的?当然是从社会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及社会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中产生的，它们是从各种社会矛盾中产生的特殊社会政治团体，而这些政治团体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其成员大致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理念或信仰。也就是说，大体一致的观念，历来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任何政治力量形成的首要前提。然而，这些能够将不同的社会成员凝聚在一个政治团体内的观念形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从伯林“书斋里孕育的观念”这个角度来看，似乎任何观念，都会打上一个或数个文明体的文化印记，都难逃从知识分子的书斋里被制造出来的命运，但如果具体加以分析，则要复杂得多。我们先看政治力量的产生。人们普遍认为，政治力量一般是从社会阶层利益博弈或社会矛盾中直接产生的，因而这些政治力量的政治诉求也直接反映了阶层利益诉求或想直接解决这些社会现实矛盾。而将这些政治力量凝聚起来的政治观念，当然也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具体的、世俗的社会文化背景。比如《水浒》中以宋江为首的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团体，就是直接从中国北宋末期的阶级冲突和社会矛盾中产生出来的，而其政治理念“替天行道”，也大致出不了当时已逾千年的儒家学说范围。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出现得比较多、比较通常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即一些特殊的政治团体并不是从当时世俗社会的阶层利益或社会矛盾的政治现实中直接产生的，而是由某种观念的力量直接产生的，比如宗教信仰、某种政治学说或政治信仰等等，就是由某种特定的观念直接组织起某些政治团体。当这些政治团体或政治组织从人类的观念领域“空降”到它所处的那个时代或民族、国家的社会现实中时，当然要和现实中的整个社会关系和政治环境进行磨合，没有这种磨合，则其在现实中就没有生命力或生存可能。而磨合是否成功则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其一，和社会现实各种政治利益包括国家民族利益构成的基本格局的磨合程度;其二，其观念传播的力度和范围。而直接由观念形成的政治力量及其政治斗争，至少有三个主要历史特征：之一，其政治目标仍然锁定在观念的层面上，似乎和现实或世俗的功利主义无关，但即便这些观念上的政治目标在世俗的历史现实和社会现实中得以实现，那么它也只是后者的幻象而已。就像欧洲的十字军东征的政治军事目标尽管被锁定在宗教观念的层面上，但这宗教观念层面上的神圣目标不过是当时世俗社会现实中民族血腥扩张的幻象而已;之二，由于这种政治力量主导的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始终由那一类离现实社会或世俗社会较远甚至太远的观念主导，因而往往时常出人意料地跳出历史正常轨迹或社会现实运行的正常框架，甚至让历史发展的河流暂时改道。但是，它绝对无法逾越人类历史发展的主体框架和主流河床，也就是说，无论它如何桀傲不驯越出常规，但终究会被历史修正，除非它一次性地导致整个人类的毁灭;之三，它往往具有空前的社会动员力量和非凡的观念传播、精神控制能力，往往能够在现实或世俗社会中的广大人群中制造人为地制造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和仇恨心理。

一般来说，在人类的认知能力还没有开发出“现代社会科学”这一人类理性科学研究领域之前，上述由观念直接产生的政治力量及其主导的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还不是很多，还不是很普遍，其中大多局限于宗教领域。然而，当“现代社会科学”这门科学出现、人类开始尝试着以同样的“科学理性”像改造大自然那样大规模地改造人类社会本身的社会制度时，由观念直接产生的政治力量和政治运动，发生的频律则越来越高，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

问题是，对人类社会这种政治现象，以及从“书斋里孕育出来的”各种政治观念，应该进行怎样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如何才能做到客观和公正，科学和精准。我以为，如果从现代社会科学的前提出发，那么所谓“从书斋里孕育出来的观念”就不能说是闭门造车的产物，它们必然是在对社会现实和人类历史进行种种考察后并通过对人类社会至今无法解决的那些难题和矛盾进行思考后的产物，当然，有些观念虽然基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但并不能证明它就不具有空想性质。而我以为，举凡企图对人类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的政治观念不外乎三种性质的类形。第一种类形：虽然其最终政治目标仍然被定位在观念层面，但这类观念的产生，却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和各类社会矛盾之中，因而无论就其纲领和目标，都没有超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现实框架，也就是说，它们通过人类的努力是可以转化为社会现实的。但它们有两个缺陷：一个，没有提供现成的具体路径，因而，当它们“空降”到不同的民族或国家时，因其时其地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同，因而进行的方式实现的路径往往大相径庭，且会产生挫折、失败、迷失甚至变形等种种历史现象;另一个，它们仍然属于观念引领或主导的政治运动，而观念在和现实的碰撞中极容易变态地扭曲和膨胀，或者坠进追求完美的目的论的泥淖，或者走向虚妄而疯狂的专断;第二种类形：虽然能根植于现实社会的各种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矛盾和社会现实的苦难之中，但其最终政治目标却是空想性质的乌托邦。因而，它主导的政治运动不仅能够融入现实社会的变革之中，而且其观念的传播也会极为强劲和广泛。然而，一旦它开始实施其观念形态的最高政治纲领，企图用政治实践实现其最后政治目标时，就会产生荒谬，就会引发人类社会规模性的巨大的政治祸害和政治灾难，加上这类政治实践的幻象性和极其强烈的历史决定论倾向，因而几乎必然地、势不可免地要走向现代政治专制或现代极权主义;第三种类形：尽管源于人类现实的苦难和社会矛盾，但其主观空想的成分太多，以致于其政治实践几乎完全脱离人类社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现实，在客观上没有可能或可能性极小，导致“不接地气”，从而百分之百地走向失败，这种纯属空想性质的政治观念如法国十九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普鲁东的无政府主义等等。

毫无疑问，国共两党这两种政治力量的产生，都同属于现代西方两种不同的观念“空降”近现代中国的结果，因为以中国传统的社会土壤和封闭的国内环境是根本无法“内生”出这两种政治力量的。而这两种政治力量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的现实中扎下根来，并能掀起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盖因为中国数千年“天朝上国”的壁垒已破，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逼迫着中国一步一步走上了西方式的现代化之路，而引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至少从一开始或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段，非国共两党莫属。

然而，一个后发国家在进入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历史进程之后，在政治上有两个维度，作为检验其现代化进程是否成功的标准。第一个维度：现代主权国家的建立，包括民族独立领土完整。这是现代民主国家建成的先决条件;第二个维度：人性和人权的交织实现。在人性这条底线上，即权力的更迭永远不需要再用暴力和武力来实现，不仅如此，在解决社会阶层、族群、民族、宗教等各类利益冲突或观念对抗中，永远杜绝一切内部战争、永远杜绝一切杀戮、迫害、剥夺、奴役等人类同类相残的野蛮、野兽行径;在人权这条底线上，实现社会每一位公民由宪法规定的人身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利，实现统治者由被统治者选择并监督的政治制度，从而永远结束中国数千年人民“做稳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两种政治状况交替轮回的历史。

如果我们从这两个政治维度考察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和对抗，那么，其基本的结论都是负面的。第一，尽管国共两党都对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主权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但这种贡献多在两党合作时实现，而当两党互掐时，则多给外敌提供了乘虚而入之机;第二，两党对抗以广泛的国家动员和社会动员的方式，撕裂了社会阶层，人为地制造了社会族群之间大规模的仇恨和敌视;第三，两党在战争和敌对状态中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和人民饱受战争离乱之苦，而且两党对内对外都进行了规模杀戮和政治迫害，直降人性、人权底线之下，将中国的现代政治文明进程大踏步地拉向倒退，尽管其历史缘由系中国传统政治的因袭造成，但两党领袖集团无疑必须承担无法逃避的历史责任。

因此，在两党内战结束后两岸仍然持续了三十年的血腥专制统治之后，在历史事实已经无情地证明了这场内战完全背离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进程、并远远突破“人性、人权”这两条人类现代文明底线的情况下，胜利的一方仍在为自己歌功颂德，吹嘘这场战争的革命性、正义性和进步性，实在匪夷所思，不可理喻。无庸置疑，只有到了国共两党及中国人民对这场战争进行集体反思、检讨、忏悔时，他们才能够真正地从“人性”、“人权”这两个维度看问题，才能够真正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迷误中走出来，才能够向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迈出关键的第一步。而龙应台女士和她的作品，无疑是朝着这个目标和方向艰难跋涉的令人尊敬的先行者之一。

这里要特别提出一点，即在国共武装对抗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国共两党因其性质不同而产生的历史分野。这种历史分野极为重要，至今仍在左右着中国绝大部分人民的历史抉择。这种历史分野就在于：由于国民党秉持的政治理念属于上述第一种类型，因此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的民主革命三部曲，基本没有脱离中国现代政治文明历史进程的现实框架，因而它是可行的，尽管其中的所谓“军政、训政”因中国传统政治的因袭和国民党领袖集团本身的责任，多有专制、独裁、暴政、杀戮、迫害、内战以及失败、挫折等曲折，但经过数十年的专制统治以后，该党毕竟在其退守的台湾实现了向现代民主政体的转型，完成了国民党先行者们在训政之后还政于民的遗愿，国民党自身也由一个专制政党脱胎换骨为现代民主政党。而由于中共秉持的政治理念属于第二种类型，因而在其建国之后走向现代专制主义甚至现代极权主义道路，并在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中遭到惨败、由此给中华民族和大陆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历史创痛，也就势在必然。毛泽东时代结束之后，虽然中共新的领导人部分地接受了历史教训，放弃了给人民造成灾难的部分“斗争、专政、公有制”理论，放松了对人民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控制和剥夺，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成就，然而，在“人性、人权”这两个现代政治文明的维度和底线上，中共为长久地维系自己的一党制政体，仍不愿迈出关键的一步，因而至少大陆至今仍徘徊在中国数千年历史的政治迷误之中。

是的，自辛亥革命以降，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奋斗，我们走了一大截“之”形弯路，才成功地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框架。但是，我们走出了中国政治的历史沼泽吗?我们在中国近现代的历次革命和战争中，提出了无数崇高且华丽的政治目标和理想信念，然而我们的政治生活是否已经达到了人性的高度，或者在人性和兽性的交界处反复徘徊?至少面对大陆的政治现状，我们不妨反躬自问：我们摆脱了中国数千年政治恶基因的荼毒吗?我们摆脱了无数中国式政治梦魇的纠缠吗?而面对我们的政治未来，我们不妨再发出这样一系列颇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拷问：我们究竟有没有彻底中止“周期率”的往复循环?我们的未来能否逃避政治统一体的再度分裂和解构吗?今后我们能避免暴力革命吗?我们能避免内战再次发生吗?我们能否避免重蹈这样的政治悲剧：仅仅从书斋里溜出来的几种观念之间的对抗，就可能造成社会族群之间的撕裂，并在社会现实中动员大批社会成员彼此仇恨，相互恶斗，甚至斗得血流成河，尸骨如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就像今天大陆上的左右阵营中的各种派别之间的恶斗，说到底难道不是观念上的交恶吗?谁能保证，这些观念上的对掐一旦有了机遇，不会演变为真枪实刀的血斗呢?我们不妨再扪心自问，就我们当下的这种政治生态，能否保证不再发生国人之间的规模屠戮和同类相残吗?

因此，“人性高于一切”，对于专制政体来说，那是最高标准，而对于成熟的现代民主政体而言，它只是最低标准，是底线。而人性的政治实现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国家治理走向完美的终结，恰恰相反，它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人性中负面的东西会产生并制造出更多的麻烦和矛盾，仍然需要通过不断更新的国家治理和政治方式去解决，只是这种麻烦和矛盾再也不会突破人性底线而向兽性“返祖”罢了。

因此，当我们面对半个多世纪之前的那场国共两党的内战，提出“人性高于一切”的政治活动原则时，不仅仅是为了一泯两党近一个世纪的恩仇，也不仅仅是为了让被那场战争撕裂了的人群握手言和，皆大欢喜;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也不仅仅是为了让普通百姓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而且还具有更加重大的历史意义：从骨子里剔除一个具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文明共同体体内的政治恶基因。这个原则在其实践过程中将永远剔除和杜绝的是：王朝兴替周期率;暴力争夺、维系政权的方式;暴力革命;内战;兽性范围内的同类相残：包括杀戮、迫害和各类方式的政治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