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只要板车转，给个专员也不换”

我所在的小镇，人均不到一亩地，还多分布在岗坡上，产量很低。指望这点地养家糊口是不可能的。许久以来，乡民就有做生意的传统，如经营小百货、日杂、食品加工，更多的是长途贩运。

1956年前，农民比较自由。尽管官员经常教育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但在现实中，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没受到多大干预。所以，那几年农民的日子，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1958年，农村发生巨变：土地、牲口、大型农具等，说是“自愿”，实则是被迫无偿地交到了人民公社，农民成了公社社员。自此，土地所有权不再属于农民，而变成了姓“公”，乡民们享受了千百年的自由也随之受到严格限制：不许农民自由贸易、自由耕种，人们都被圈禁在人民公社的土地上刨食吃。

大炼钢铁和强制办集体大食堂，更是给身无自由陷入极端困境的农民雪上加霜，最终导致了惨绝人寰的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

我记事的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末尾，面对饿死那么多人的惨状，当局只得给农民松绑，放宽政策，允许农民包产到户，开放自由市场，准许农民自由贸易、自由耕种。于是，农民利用这难得自由，重新捡起已被禁止多年的营生，起早贪黑没命干。终于从死亡线上爬了出来，日子渐渐有了起色。

这一政策刚实施两年，又开始折腾。让无数人起死回生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贸易被禁止。到了文革，更加严厉地批判私有制和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所谓罪行。

1964年以后十几年里，农民又回到了1958到1961年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都被牢牢地钉在在人民公社耕地上，失去了应有的自由。就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只能望着玻璃外的自由空间兴叹，没法逃出，不能抗拒，只得乖乖地做“共产主义”理想的试验品。害得人们长时间连肚子都吃不饱。

农忙时，像我这样的小学生，要到生产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休息时，老农民就聚在一起聊天。他们对批斗走资派这类话题不感兴趣。谈论最多的，是啥时候能准许板车轱辘再转动起来，让农民过上舒心日子。

他们怀念享有自由的光景，经常回忆起当年允许做买卖的好时光。每当这时，老农民脸上就会泛起红光，充满自豪。“只要准许做生意，当官的每月拿几十块、百把块钱算个啥”。旁边的人应和着：“只要板车转，给个专员也不换，那真不是吹牛皮”。

原来，在允许自由贸易的时候，多数家庭都有一辆板车(人力车)，有的还喂有一头毛驴。人们正是凭借这板车，走出困境，改变命运。农民的生活哲学是“辛苦做，快活吃”，只要能挣到活命钱，那就是天底下最惬意的事，再苦再累都不在话下。

我所在的小镇，北面依托桐柏山，东边临近大别山余脉，是个小型物资集散地。乡民靠贩卖山货、木柴、百货等，一天下来，可以赚得六、七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对农民来说，是笔相当可观的收入。

如果是新手，生意上没经验、没路子，也不要紧，只要舍得下力气，同样比在生产队挣的多得多。比如，给县城建筑工地拉石头，拉一板车能赚两块钱。起个早，一天可拉三趟，每天能赚上六元钱。

如果不想跑远路，就在附近做点小生意，也会有不错的收入。比如在小镇及周边乡村收购蔬菜，拉到县城卖，一天也能赚两、三块钱。

而在生产队里干一天，只能挣两三角钱，还是纸上画的烧饼。年底结算，扣除粮、油钱后，许多家庭都成了超支户。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拿不到一分钱，还倒欠生产队里钱。

那时候，农村人口平均月消费也就五、六块钱，一月若有上百元进账，一家子的开销就不成任何问题了，日子自然过得开心、舒坦。

邻近大队有名干部，不知什么原因下台了，他就每天贩木柴，竟然养活了一大家子人，还偿还清了欠款。一次，他又进了满车木柴，第二天要拉到县城卖。晚上，做了个梦，梦见又不准许做生意了，木柴被人点火烧光了，变成了一车子土，他失声痛哭。哭声惊动了邻居，赶忙起来看个究竟，发现他在做噩梦。可见农民是多么害怕政策发生变化，自由贸易对农民是多么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农民的命根子。

似乎有人故意为难农民，农民担心和惧怕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现在，老农民们只能在田间地头回忆过去那自由快活的日子，他们戏称为“过干瘾”，“望梅止渴”。

一说到现实，就有人发起牢骚。比如，有的说，就这一点地，少数劳动力足可耕种，何苦把这么多的人都死死地捆绑在地里?让农民轮流出去做点生意，既搞活经济，方便了他人，又给农民一条活路，不好吗?

有的说，又不是贩卖军火、鸦片，做的都是正经生意，为什么就不准许呢?怎么就成了资本主义呢?

也有的说，这“主义”到底是个啥东西，总跟农民过不去，看到农民有米下锅了，它就不自在，就要跑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生怕农民有钱了，富裕了。

这时，生产队里的干部就会出来提醒大家：说话注意点，我们现在干的是社会主义，走的是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私有制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是资本主义的死路、邪路，走不得。

有人偏不信邪，追问道：是主义重要还是吃饱肚子和活命重要?

生产队干部担心出问题，只得拿出狠话戗对方：搞资本主义，轻的受批判，重的被判刑，甚至掉脑袋。连吃饭的葫芦瓢(指脑袋)都保不住，你说哪个更重要?

话说到这份上，大家也就明白了，不再说什么了。是的，这“主义”就是威武雄壮，由不得你不信。

“只要板车转，给个专员也不换”，是农民对自由的渴望：有自由，就不会饿肚子，就能逐渐富裕起来;有自由，就有平等;有自由，就会有尊严。享有自由的农民比“专员”那样的大官过得还要安逸。

然而，人们似乎忘了，时下已是“新社会”，社会形态已发生根本逆转，已经由乡民自治、乡绅治理的“准”公民社会，蜕变为权力社会、官家社会。几千年来政权不下乡的历史已经改写，权力魔杖从上到下一竿子插到底，直达公社、大队、生产小队，每个人的言行都在权力的严密监控之下，每个人的命运都受权力摆布。同时，权力的触角还广泛深入到各个领域，每个企业都姓“公”，每块资源都姓“共”，每家报社只能由官府办，人大、司法机关之上还有“老佛爷”。这是典型的官权主宰一切的社会，历史上绝无仅有，就连秦朝、明朝、清朝那样高度极权的社会，看到现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力，也会自叹弗如，相形见绌。

那些掌管权力的人，有权制定各种政策。他们正是利用垄断且不受制约的权力，不停地限制农民权利，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禁止农民自由贸易，不断压缩平民的自由空间，并且反复折腾。想重新回到以前那种自由状态，过上安稳、舒适的日子，谈何容易。除非真正实行乡民自治，权力不再下基层，权力淡出公众视野，不再成天在人们面前晃悠。否则，它就是只下山猛虎，难免伤人、吃人。

把权力关进笼子，才能使它服服帖帖地为公众服务，又不能伤害到民众，才能驯服权力的任性、膨胀、野性和贪欲，民众才能长期而稳定地享受自由、平等、权利和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