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八•一九”流产政变给我们的启示

1991年8月19日凌晨，莫斯科宣布从19日凌晨四时起，国家由“非常委员会”在部分地区实行六个月的紧急状态，戈尔巴乔夫的总统权力已由该委员会取代，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原因不能履行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任代总统。“非常委员会”由包括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头子克留奇克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在内的八人组成。

中国新闻媒体迅速报道了这一事件。国际社会除了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明确表示支持外，各国领导人纷纷强烈谴责这次违反宪法的政变。

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渡假，原计划当天返回莫斯科同各加盟共和国签定新联盟条约。

俄罗斯民选总统 叶利钦号召全国总罢工以对抗这次政变。他并且命令俄罗斯共和国各级政权和军队服从俄罗斯政府的指挥。莫斯科成千上万的市民涌上街头，支持叶利钦。在莫斯科红场俄罗斯联邦议会大厦周围，支持叶利钦的群众和政变集团指挥的部队处于对峙状态。

1991年8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谴责这次政变是非法的，并决定“非常委员会”的一切法令无效，而且对八名政变人员立案进行刑事调查。同时，在莫斯科市内的军队根据国防部部务会议决定撤出了莫斯科。戈尔巴乔夫虽然仍在克里米亚，但已和叶利钦及其他几个加盟共和国总统、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他表示已经控制了局势并很快会回到莫斯科。

这场短命的政变就这样流产了，大大出乎某些人的意料。苏共搞这一套真是太拿手了，怎么煮熟了的鸭子又飞了呢?这对他们心理上的冲击可太大了。中共领导人忌讳“政变”二字，而不嫌绕嘴的把这次事件称为“戈尔巴乔夫被停止履行总统职务而又复出的事件”。震惊之余，他们也在思考，并且提出了相应对策，“左”派们跃跃欲试，准备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

一是要求党员划清三个界限，即：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二是要求党员做到五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绝不能搞“多党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绝不能搞“议会制”;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绝不能搞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即“国家化”);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绝不能搞“私有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绝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三是分析了苏政局演变的原因，即：1、党内矛盾;2、民族矛盾;3、反共势力;4、社会犯罪;5、西方渗透。四是总结了政变失败的原因，即：1、“非常委员会”内部不一致;2、受法统观念束缚，犹豫不决，手软;3、对军队失控;4、资产阶级自由化长期泛滥，得不到苏联人民支持;5、西方干涉。总的指导思想是要反对“三化”，即：思想上的自由化;政治上的多元化;经济上的私有化。

中共领导就是站在这样的历史高度来分析和认识问题的，因此他们也不可能从这件事中总结和吸取应有的教训，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深化改革，搞好自己的事情上。

在这样的大事面前，还是邓小平棋高一筹，他及时提出了二十四字的应对方针，既：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邓的话使某些人的算盘落空，他又一次把握住了中国前进的总方向。

“8.19”事件实际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课，只要我们冷静思考，认真反思，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人民拥护和支持改革。

“8.19”政变的流产是苏联人民经过比较之后进行选择的结果。在政变集团和戈尔巴乔夫之间，苏联人民选择了后者。这绝不是美国或叶利钦即哪个国家或个人所能决定的了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虽然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他使苏联人民呼吸到了民主和自由的空气。正象撒切尔夫人所说的：“苏联人民已经尝到了民主的滋味，他们会轻易放弃吗?”，不，他们绝不会轻易放弃。政变集团却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完全低估了民主、自由和改革的力量。他们没想到大多数苏联人民反对这次政变。苏联人民宁可容忍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继续存在，也不能容忍那种非程序政权更迭在苏联合法化;宁可跟戈尔巴乔夫站在一起面对困难，向未来挑战，在改革的路上继续走下去，也不愿意顺从苏共保守派退回到克格勃集权专制和僵化的旧体制上去。叶利钦不过是代表了苏联人民的意志。苏联人民支持的不是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个人，而是支持改革。谁逆改革的历史潮流而动，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假社会主义不得人心。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了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自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领导下，实行了一套政治集权、经济僵化、思想专制的错误政策和制度。“老大哥”给后来的小兄弟们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使他们跟着走上了异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异化了的假社会主义对人民失去了吸引力，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声名狼籍。1989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一声枪响，独裁者齐奥塞斯库被送上西天，宣告了这种假社会主义的破产。所谓东欧剧变，实际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是共产党错误路线和政策种下的祸根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只要不改革，这一天或迟或早总会到来。正因如此，政变集团在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并不敢象中共领导人所希望的那样，旗帜鲜明地提出“四个坚持”以和戈氏划清界限，因为那一套对人民已经失去了号召力。

三、非程序政治注定失败。

苏共执政七十多年， 始终没有严格地依法治国。毛泽东更是直言不讳地讲，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践证明，一党专政，党领导一切，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宣传舆论工具是党的喉舌，党的领袖是太阳、是慈父、是老爷子，就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法治社会。苏联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国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赫鲁晓夫的下台，刘少奇被打倒，都是非程序政治的典型，这在西方民主国家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布什想践踏民主和法制，践踏得了吗?民主党想以“健康原因”把美国总统废除，废除得了吗?“8.19”政变集团搞这种非程序政治不仅在国际社会得不到同情和支持，而且在苏联的政治改革已经逐步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今天也是必然要碰壁的。中共批评政变集团受法统观念束缚，手软，对军队失控。罗马尼亚手倒是不软，但结果是使齐奥塞斯库王朝加速走向灭亡。如果把动用军队镇压这一手作为灵丹妙药，以为可以推而广之，那可是大昏着。不要忘了，军队毕竟来源于人民，他们最终是要执行人民的意志。用军队来对付人民，超过一定的限度，军队是会掉转枪口的!

四、政变葬送了苏联改革。

“8.19”政变对苏联人民来讲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它至少是加速了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解散。政变终止了新联盟条约的签订，导致了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粉碎了戈尔巴乔夫使苏联作为一个整体继续存在的最后的努力。在这场较量中，最可耻的是苏共中央。他们不仅没有站在人民一边，而且在自己的总书记被非法扣押、作为执政党在总统被非法废除时，态度暧昧，更没有强烈的谴责和组织有效的反抗。他们背叛了苏联人民，出卖了自己的领袖。他们的无所作为等于自动退出苏联的政治舞台。这样的党要它还有什么用呢?因此，在政变被粉碎后，大批苏共党员退党和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自行解散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就这样被政变集团葬送了。我们不敢说戈的改革一定能够成功，但是他毕竟拉开了铁幕，打破了坚冰，把苏联人民从专制的枷索下解放出来;他埋葬了社会帝国主义，使中苏关系正常化，促进了两德的统一和冷战的结束。如果没有这次反动的政变，苏联的历史也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戈的失败不能看作是他个人的失败，这是旧体制、旧制度的失败;他的悲剧，也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苏联共产党的悲剧。因为苏联共产党执政以后实行的那套集权专制僵化的制度，从一开始就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

中共领导人应该从旧的思维定式中跳出来，彻底抛弃陈腐的意识形态和错误政策，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思想和文化，顺应历史的潮流，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首先把中共自身改造好，然后才能更好地带领人民把中国的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