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河：朝鲜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吗?

自1979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后，中国始终希望朝鲜这个东边的邻居、意识形态上的盟友也走上改革开放道路。金正日当政期间，朝鲜内忧外患，传统政治经济体制僵化，已经到了非改不可地步。因此在金正日七次访华期间，中国几乎所有在任政治局常委都在接待活动上劝说金正日学习中国经验，走上改革开放道路，然而，迄今为止朝鲜内外政策并无多大改变，反而更加封闭僵化!朝鲜为什么不向已经成就斐然的中国那样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笔者认为，朝鲜不愿、不能也不会走上改革开放道路!

一、朝鲜领导人不会否定自己祖先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由金日成创建，整个国家都打上了深深的金日成烙印，国家体制、社会结构都按照金日成构想塑造，其内政外交政策都被认定为。在个人崇拜盛行的朝鲜，领袖被认为永远正确、唯一正确乃至神圣不可侵犯。为了维护最高领导人形象，朝鲜当局不惜编织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政治神话，借以打造领袖无比英明形象，使朝鲜国民相信只有团结在英明的领袖周围才有前途，爱屋及乌，进而相信英明领袖指定的继承人必然英明。在朝鲜，血统被认为是继承大统的最重要因素，如果想要拥有政治合法性，就必须要拥有上一代领导人指定继承这张王牌。

金日成及金正日统治期间，为了巩固统治打压政治异己，几乎每过十年就会掀起一场清洗运动，保守估计数万人被迫害致死，数十万人受株连，数百万人在“苦难行军”期间被饿死。这么多人的冤魂一旦放出，势必会冲击领导人的历史形象，这个历史包袱实在是太沉重。改革，必然要揭开历史盖子，一旦开始拨乱反正，如何面对并解释当年领导人所犯的错误?受迫害的人会不会声讨血债?父债子还，人民会不会要求对仍然在位的领导人子孙进行审判?

毋庸讳言，朝鲜目前的困难局面，根源就在于坚持金日成当政时期过时的乃至错误的内外政策，如果要进行改革开放，势必要对过去政策进行清算，进而重新评价上代领导人。当上代领导人光环退去，朝鲜国民必然怀疑其指定的继承人是否具有资格统治国家的能力。所以，否定自己的先祖就是否定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只要还是金日成家族白头山血统的领导人在位，就断然不会进行修正前朝政策的改革开放。

二、领导阶层不会损害自身利益

朝鲜社会高度封闭固化，家庭出身极为重要，国民出身成份要追溯到三代以前即建国划分成分时，家庭出身详细分为51种成份。这51种成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核心阶级，动摇阶级和敌对阶级。核心阶级包括革命家庭(长辈为革命干部)、军烈属、工人、贫下中农等。核心阶级的人数占北朝鲜现有人口2200万的三分之一，是北朝鲜政权的支柱。动摇阶级是指没有誓死捍卫北朝鲜现政权决心的人，动摇阶级约占人口的一半。敌对阶级是指地主、资本家、反动分子、不纯分子以及在南朝鲜有亲戚关系者，敌对阶级约占人口的五分之一。这种固化极为类似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朝鲜国民特别是普通人不能自由选择职业及地域，低阶层向上流动极为困难，一生的命运基本被国家决定。

控制朝鲜权力的领导阶层基本上是当年跟随金日成的游击队员及其后代，他们能够拥有朝鲜最好的教育、工作及前途，并能够得到政权的各种分配和赏赐。据统计，朝鲜权力的精英绝大部分毕业于万景台革命学院、金日成综合大学，控制着朝鲜党政军要害部门，并能得到一般人所不能想象的特供食品、住房、交通工具及礼物，他们的命运与现政权休戚与共，是当前体制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最忠心的拥护者。目前掌权的领导层多为六七十岁老人，思想僵化保守，他们不仅生前坐享特权，而且可以凭借出身豁免不算严重的错误(即免死金牌)，还可以凭借自身地位及血统恩庇子孙，所以对于触犯自身利益哪怕轻微调整结构的改革，他们都会激烈反对。

上世纪六十年代，苏联前总书记赫鲁晓夫因推行改革触犯当权的领导阶层利益而被他们联手赶下台，这个教训不会不被深喑权术的朝鲜领导人知晓，朝鲜领导人明白，要维持政权的稳定，首先就要赢得社会中坚力量特别是领导阶层的支持，因此他们不会进行自我革命的改革开放。

三、军队利益集团的阻挠

朝鲜奉行先军政治，军队是最大的利益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拥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朝鲜人民军共110万人，另外还有约八百万预备役，其军费约占朝鲜年度财政越算的15%-20%，这还不算国防科技工业投入、军事教育等军民通用经费，此外，朝鲜核试验、航天发射等工程也耗资不菲。主管武装力量的朝鲜国防委员会是朝鲜国家机关中权力最大的部门，按照朝鲜宪法规定，国防委员会直接听命于劳动党总书记，不仅负责国防军事，而且对党政、经济等工作也都拥有最高决策权，事实上已经成为朝鲜的最高权力机关。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39名委员中多半是军界领导，而作为主管经济的内阁总理有时都不是政治局常委。

朝鲜军队不仅可以优先取得资金、物资、人员保障，还有独立于政府的第二计划系统、第二科工委、第二财政系统、第二教育系统乃至第二卫生系统，可谓朝鲜的国中之国。朝鲜公开新闻中经常报道即便经济再困难也要完成公粮特别是军粮收购事例。此外国际社会中援助朝鲜灾民的粮食经常被朝鲜军队截留，以至于提供援助的美韩决定只提供已加工过大米，而不是易于保存的玉米。

如果朝鲜进行改革开放，国防建设必然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军队地位势必要下降，这必然招致军队集团的竭力反对。事实上，朝核问题升级、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很大原因就在于军队鹰派调起冲突，以此证明先军政治必要性、强化自身地位并获得更多利益。

四、指导思想禁锢

改革必然要有思想指导，否则必然行之不远。赫鲁晓夫改革、铁托改革失败充分证明这一点。目前，朝鲜劳动党的唯一指导思想就是金日成提出、金正日及金正恩固守的主体思想，主体思想要求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足、国防上自卫;要求人民应当无条件地忠诚团结在领袖周围，应当以忠、孝来爱戴领袖。经过长达七十年的演化和发展，主体思想已经深入到每个人的头脑中，成为不可怀疑、不可更改的戒律，而且唯有最高领袖才有权解释或发展，成为朝鲜版的“两个凡是”——凡是领袖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领袖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党内民主思想的匮乏，一言堂专制的泛滥，使得朝鲜陷入思想的荒漠，七十年来，朝鲜理论界基本没有提出什么重大创新，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都解释不清，最后干脆回避问题。在经济思想上，几十年都没有大的成果，更不要提出现“莫干山会议”这样里程碑的事件。朝鲜目前的经济思想与世界潮流脱节，不能解释当前时代发展的变化，于是干脆自我孤立，自己不去想也不允许别人去想。

历史证明，如果没有真理标准大讨论继而破除思想禁锢，中国改革开放是不能成功甚至不可能开始的。然而，朝鲜劳动党特别是高层垄断思想，严厉打击思想的异端，甚至不允许哪怕是在现有思想体系下的小创新、小微调，整个社会思想死水一潭，人民不敢也不能有自己的想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对现有思想唱赞歌。

事实上，将主体思想体系化、理论化、系统化的劳动党书记黄长烨，早在八十年代就觉察到自己努力工作的思想有巨大的漏洞，继而对朝鲜体制失去信心，因而于1997年经中国逃到韩国。就连主体思想的演绎者都不能逃脱禁锢，可见朝鲜思想封闭到了何种程度。

五、国家安全得不到保障

进行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有安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在七十年代末能够进行改革开放，大背景就是与美日欧等西方国家实现邦交正常化，并妥善处理好台湾冲突等周边遗留问题，中国有足够能力保证自身安全，有足够信心与外界打交道。

然而，朝鲜却没有这样的安全环境，朝鲜与美国只是签订停战协定，从法理上说还处于战争状态，更何况朝鲜目前单方面声称此协定到期作废;朝鲜与韩国连停战协定都没有，一直处于交战状态，韩国随时都可以向朝鲜发动进攻;朝鲜与日本一直没有建交，因为绑架日本人质、朝鲜导弹试射等问题冲突不断。朝鲜与韩国之间仍然互不承认，韩国仍抱着“汉贼不两立”思想试图颠覆朝鲜政权，并不放弃武力统一手段，据统计三八线上聚集着一百多万军队，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为密集的区域。

随着苏东剧变、朝韩国力差距越拉越大，朝鲜对自身政权安危也原来越恐惧，在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选项中，它不会在不能保全自身的环境下自废武功。因而朝鲜对外政策剑走偏锋，由于国力衰退，无力在常规武器上与美韩竞争，朝鲜试图以发展核武、远程导弹等手段吸引美国注意，逼迫其坐到谈判桌前，提供经济援助并最终承认朝鲜，给予其安全保证。但是美国顾忌韩国的反对，一直坚持韩国是朝鲜半岛唯一的正统政权，认定朝鲜政权不会长久，漠视、轻视、蔑视朝鲜的挑衅，不与朝鲜政权直接接触，坚持在六方会谈框架下谈判，使得朝鲜的如意算盘落空。为了保证自身安全和获得经济援助，朝鲜不得不维持超出自身国力的庞大军事力量，并发展核武器与远程导弹与美韩抗衡，因而招致美韩更大程度的经济制裁与军事压力，朝鲜不得不加大军备建设，经济建设更加无从谈起，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六、国家管制严格长期封闭

朝鲜国家高度封闭，普通国民从一出生下来就被束缚在户籍上，没有迁徙的自由。国民如果要走出工作地或家乡，必须要去工作单位及公安机关办理介绍信或调动证明，并领取类似粮票等相应票据，否则寸步难行。所以朝鲜普通国民一般都未去过100公里以外的地方。由于社会高度管制，国民极为依附工作单位，不能作为市场要素自由流动。

此外，朝鲜长期孤立于国际社会，普通国民对外界社会一无所知，只能依靠官方媒体获得一知半解信息，认为自己生活在最幸福的国家。朝鲜领导层极为明白自身宣传与外部实际情况差距，担心铁幕一旦被打开，整个国家就会迅速被氧化，当朝鲜普通国民一旦知道外部真相，必然会产生被欺骗感，继而对当局执政能力产生怀疑，这也是朝鲜当局拒绝韩国及中国政府的进一步开放社会的要求的原因。目前外国人去朝鲜旅游，所能去的地方极为有限，行程受到严格限制，朝鲜当局竭尽全力避免外国人与普通国民接触，更不能让使朝鲜国民了到解外部社会真相。

依托高度严格的社会管控，朝鲜实现对国民的全面控制。当局担心，一旦放松管制，变革思想被激活、物资却又匮乏的国民会成为破坏力极强的盲流，涌向韩国或中国，继而威胁国家政权。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提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对于朝鲜当局来说，改革开放是一场挑战难度极大地变革，难到要以政权的安危作为赌注，而且随着时间推移，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改革难度越来越大，保持现状反而更安全。

七、僵化经济体制束缚

朝鲜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地仍然固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并且以此体制为傲，认为自身是世界上最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包办一切，然而由于国家能力有限，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所固有的浪费低效，国家包办一切就等于什么都包办不了，于是物资短缺成为常态。事实上，朝鲜奉行军队优先、重工业优先的经济方针，再加上深受国际社会制裁，国家只能保证社会三分之一的人员即核心阶级的正常生活，其余人员就不得不忍饥挨饿或者通过地下市场经济糊口。所以近年来朝鲜商品经济越来越普遍，并非当局变开明了，而是当局实在没办法养活全体国民。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朝鲜经济每况愈下，金策、清津等东北部重工业地区日益凋敝，成为“铁锈地带”。尽管事实证明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失败，但是当局并不承认，而将原因归咎于天灾和经济制裁。

目前，朝鲜当局部分人试图在不突破现有体制前提下进行小修小补，给予企业更大的灵活性，提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即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该理论类似于中国八十年代的“鸟笼经济”。然而实际效果并不好，下放权力导致走私猖獗、国家收入减少，允许地下经济发展导致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差距悬殊，产生的价格双轨制导致物资倒卖盛行，国企发展更为艰难。坚守传统的干部、军人、工人因为心理失衡，一致声讨“修正主义改革”，社会上反对改革力量强大。

八、法制缺乏暗箱操作

在朝鲜，政治的潜规则就是黑头(法律)不如红头(公文)，红头不如白头(批文)。领导人的意志就是法律，要不问原因不讲条件地必须服从。在领导意志指挥下，出现了平壤居民不能在阳台上晒衣服、首都女人不能随便骑自行车、年轻人不能穿蓝色牛仔裤等怪状。朝鲜法院(裁判所)地位很低，不仅低于军队，还低于公安保卫部门，法院直接听命于上级领导，审判就是一个走程序的过场。由于不讲法制，国家机关可以不经审判滥捕滥罚，造成无数冤案。没有人可以依靠独立完善的法制，即便二号人物张成泽也不例外，他从被开除出党到执行死刑，只用了不到四天时间，而且还是当天审判当天执行!

朝鲜的政治密不透风，经济数据也是高度不透明。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拒绝朝鲜加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朝鲜没有提供其经济和金融市场状况的详细信息。外国人对朝鲜基本经济数据与法律法规一无所知，只能与外务省等少数国家机关打交道，普通外国法人想要和朝鲜经济部门直接打交道更是难上加难!

朝鲜并非不想改善经济，事实上也仿效中国建立过经济特区，但由于缺乏法律支撑，这些特区全部经营惨淡。朝鲜曾先后建立过开城工业园、金刚山旅游区、罗先经济特区、新义州的黄金坪岛、威化岛经济特区，希望吸引外国投资，从而赚取更多外汇。但是，这些经济特区与朝鲜内地高度隔离，而且管理法律模糊不清，行政管理效率低下。其中，金刚山旅游区因为朝军士兵枪杀韩国游客而关闭，开城工业园因半岛局势紧张而在2013年被朝鲜领导人下令关闭，新义州的经济特区因为地理位置偏远、经济条件实在不好而起色不大，剩下的罗先经济特区也只限于易货贸易和观光旅游，即便这点业务也是限制重重，关税畸高。

朝鲜刚向中国招商之初，确实有很多中国企业试图开发这块处女地，但是进入之后才发现，朝鲜法制极不完善，开展经济业务都需要关系或打点，因此除了背景深厚的中国国企外，大部分中国企业都在观望。2012年，辽宁省最大民营企业西洋集团投资朝鲜瓮津铁矿项目被骗导致2.4亿元投资血本无归，西洋集团既不能对朝鲜合伙人提起诉讼，又无法向朝鲜政府索赔，最后只能向社会公布案情，引起朝鲜当局愤怒谴责，认为西洋集团及中国媒体代表国际阴险敌对势力有意丑化朝鲜。该案之后，中国企业视朝鲜为畏途，基本不敢投资。之后，朝鲜平壤的移动通信业务国际招标异常艰难，最后被埃及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所包揽，而且手机通讯费用奇高。

九、主张改革的危险巨大

即便有如此多的限制，朝鲜也不缺乏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探索改革道路。早在经济衰退趋势初露端倪的八十年代末，朝鲜高层改革意识就已暗流涌动，但随着金正日上台，将所有主张改革的人员视为修正主义者，将所有主张开放的人员视为帝国主义及南朝鲜傀儡势力的代理人，为巩固统治，他严厉打击一切不合政见的异端。

朝鲜政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金达铉在九十年代初出访韩国后，意识到改革开放是朝鲜的唯一活路，主张改变国家政策，将建设纪念堂经费用于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农业，因而不容于正在大张旗鼓推行个人崇拜的金日成，1993年受到批判，被降职为一个近乎倒闭的化工厂负责人，2000年在保卫部逮捕他的前夕自杀身亡。

2003年，朴凤柱出任内阁总理，推行 “7.1经济管理改善措施”。其核心内容是分步缩减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实施企业独立核算制度和激励劳动者等，主张对企业实施时薪制、日薪制以及周薪制。但其改革措施被批判为要引入资本主义，2007年朴凤柱被撤职，下放到地方一个工厂当厂长。如果不是2011年金正恩上台并重新任命其为总理，朴凤柱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就被终结了。

2009年时任劳动党计划财政部部长的朴南基在金正日的首肯下开始货币改革，导致国家机构和企业等接连关门，经济处于有价无市的瘫痪状态，不得不开放市场后又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这场以领袖意志为主导、违背经济规律的改革最终失败，人民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朝鲜当局为推卸责任，将追随金正日四十多年的朴南基当成替罪羊。2010年朴被以“作为大地主的儿子，潜入革命队伍，蓄意置国家经济于死地”的罪名枪决。

随着主张改革的高官一个个被罢黜甚至是人头落地，朝鲜朝野上下无人敢提改革开放，尽管很多人明白国家政策肯定出问题了，但就是不敢提出来或者承担变革的责任。当前这种局面极为类似明末崇祯皇帝时期，尽管满朝大臣都明白朝政出问题了，但鉴于崇祯对大臣的猜忌心(崇祯五十相)，谁都不敢主动提出来，一旦有人指出皇帝错误、主张改革时就将其上纲上线，最后导致崇祯上吊前哀叹“奸臣误我”。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成功并不能简单复制，改革开放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灵丹药。当前朝鲜的内政外交异常复杂，问题积重难返，改革开放是对执政当局能力的考验，朝鲜领导人有没有推翻重来的勇气?朝鲜劳动党有没有自我革命的远见?朝鲜政权能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笔者简单分析了朝鲜的症状，可以认定朝鲜并不会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进行改革开放。满清立宪改革、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教训证明：改革有风险，入行需谨慎。推动改革的时间越晚，改革的风险也就越大，等到问题累积到爆发程度，所有的改革都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