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双有：蒋介石能阻挡中共向日本索赔吗？

一位知名作家张先生，最近在《中国报告文学》杂志发表重头文章，批判日本政府不敢正视历史，用谎言掩盖侵略事实，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战争罪责惩罚不力，中国政府没有向日本索要巨额战争赔偿。

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日本政府没有向中国做出战争赔偿的原因何在?按照这位作家的解释，一是怨美国政府，二是怨蒋介石，三是怨日本政府。这三方一唱一和，各怀鬼胎，多方阻挠，终于使中国政府没有得到应有的战争赔偿?

这种说法有道理吗?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首先，让我们从宏观上了解一下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据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判决书中说，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的14年间，日本侵占中国大半个江山，其中绝大多数是富庶地区。占领大中城市930座，占中国当时城市总数的47%，占大城市的80%。有53座城市遭浩劫，3840家工厂被破坏。战争祸及人口2.6亿，伤亡人口2100万，被杀戮军民1200多万，财产损失600多亿美元。

而实际上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比审判书中的数字要多得多。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14年的烧杀抢掠，至少造成4000万军民的死难，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达1万亿美元以上。在日本的刺刀和炮火下，中国人家园破碎、骨肉离散、痛苦哀嚎的心灵创伤，更是罄竹难书。

1945年7月25日的《波茨坦公告》，明确规定了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战后，日本政府向中国人民作出巨额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按照当时的价值计算，日本应当赔偿中国1200亿美元。

张先生认为，从1945年到现在的70年间，日本从未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日本之所以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立场越来越强硬，一直不肯承认侵略的历史，不肯向中国人民道歉，这可能是一条主要原因。而日本之所以不予赔偿，主要有一下几条因素。

一是美国阻挠日本赔偿。美国和日本本是你死我活的仇敌，可是后来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态度发生了转变，削减了整个战争赔偿。1947年1月，美国陆军部副部长斯特莱克为首的日本赔偿特别委员会提出：“日本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决战的战场，美国如不能在这场决战中取胜，将永远失去在远东的有利地位。”

在美国的主导下，日本的赔偿十分消极，从1945年到1995年初，日本向亚洲受害国家的战争赔偿只有37.6亿美元。不仅如此，日本还以二战时美国强制收容日侨为名，从美国那里又获得了12.5亿美元的补偿。这就使得中国无法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

二是蒋介石不要日本赔偿。作者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杀戮和掠夺，是中华民族亘古开天以来从未有过的，可是日本投降后中国展现的宽宏和仁慈也是世界各国不曾有过的。证据就是蒋介石发表的一些讲话。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的广播演讲中，这样说道：“我中国同胞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帝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作者对蒋介石的这种观点表示了极大的的不满和斥责：中国对待战后日本的宽宏与仁慈，到底是民族的优点还是弱点?是善良还是“农夫与蛇”?是展示领袖的胸怀，还是隐藏着更为深层的政治需要?

作者又揭露，蒋介石还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做法是不公平的。”

作者为此感到深深的悲哀。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兵谏方式逼蒋抗日，一个全家被杀害，一个被软禁了后半生;而罪大恶极的冈村宁次却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宾。这不是和汪精卫一样是认贼作父的大汉奸吗?

作者引述张学良的话：“他(蒋介石)自私，光考虑自己，没有人心。他不得人心。”接着发出感慨道：“得人心者得天下。一个把党派之争、政权之争，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领袖，缺少的不是韬略和学识，而是缺少一种为国家和民族担当的精神品质，缺少一种为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的胸怀!这正是蒋先生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日本不愿赔偿。日本作为战败国，从来不承认侵略中国的历史，所以他就没有像德国一样，向战胜国支付巨额战争赔偿。这种应该赔偿而没有赔偿的赔款，正是日本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使日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大大降低了战败成本。

作者议论道，杀人者，没有偿命，而是逍遥法外，便会继续继续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因为他没有付出理应付出的杀人成本。二战后，德国政府不断提醒国民：“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洗刷不掉我们的罪恶，却是实现民族和解的前提。”假如日本战败后像德国一样，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付出了巨大的战败成本，那么，其结果又会怎样?

张先生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予以深刻揭露，是不错的;又以德国作为对比，对日本不敢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一味掩盖历史真相的错误做法予以抨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些充满激情和文学色彩的语言披露的材料、阐述的观点，虽然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和主流媒体经常宣传的腔调完全一致，当然也就和中央“保持一致”，但读者再读一遍，还能继续强化认知，掌握一些新的材料，不无裨益。

但是，张先生文章的观点和材料，有一个重大缺陷和遗漏，难以让人信服。战后的日本没有向最大的受害国中国作出战争赔偿，真的就是由于美国的阻挠吗?真的就是蒋介石糊涂的仁慈吗?真的就是日本人不愿赔偿吗?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即使不懂历史常识，单靠人生常理，也能推断出这种说法是不靠谱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性、独立性极强的组织。在战争年代的延安时期，在国际上说话可能还无足轻重。但是到了1949年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中共及其领导的政府，就是顶天立地、运筹乾坤、唯我独尊、说一不二的机构。1950年，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欺负我社会主义小兄弟朝鲜，中国派出志愿军一阵勇猛拼杀，就将美帝赶到了三八线以北。美帝对新中国可以仇视，可以封锁，可以制裁，但是他能阻挡中国政府向日本索赔吗?即使在1951年由美国主导制定的《旧金山对日和约》里，内容有限制日本的方方面面，但没有一条是限制日本向受害国赔偿的。即便美国陆军部副部长有过那样的一次讲话，美国政府即便有遏制新中国的想法，但也不可能阻挡、也阻挡不了新中国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

美国人阻挡不了，蒋介石就能阻挡了新中国向日本索赔吗?

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确实对日本说过一些宽容仁慈、以德报怨的语言，确实将罪大恶极的战犯冈村宁次当作座上宾，加以利用。这些都是政治家根据政治需要而采取的政治手段。但这是否就是“投降卖国”“认贼作父”，是否就是缺少“为国家和民族担当的精神”、缺少“高度负责的胸怀”，是否这就是导致他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还不能下定论，需要进一步探讨。带着意识形态的偏见，主观臆断地贬斥蒋某，有违史学精神。

我们骂蒋介石骂的太多了，太滥了，太狠了。建国前的不说，就说建国以后，我们的党史文献、报刊书籍、舆论媒体和各种教科书，一直不停地在丑化和妖魔化蒋介石：他一直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残酷压迫剥削奴役劳动人民，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一星点的好处，即使在抗战时期，他也是投降卖国，丧师失地，把大好河山让给敌寇;在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时候，他却躲到峨眉山上逍遥自在，待八路军新四军把日寇赶跑了，蒋介石却跑下山来摘桃子……

改革开放，信息公开，一些历史真相大白于天下以后，我们忽然发现，我们撰写的许多历史和教科书，大都带有严重的主观偏见，有许多违背实事求是，甚至是歪曲事实、掩盖真相的地方。尤其对蒋介石，我们抹黑得太厉害了。在抗日战争中，他是领导全国各方力量进行抗战的最高统帅，他并没有投降卖国，在“西安事变”之前就作了大量的抗战部署，全民抗战开始后更是领导全国军民奋勇抗敌，一些畏敌如虎、弃城逃跑的高级将领就被蒋介石处以极刑;日本曾多次向蒋介石发出诱降的暗示，蒋介石则向谈判人员发话：谁在谈判桌上答应日本诱降的条件，杀无赦!后来在大后方重庆，指挥几百万军队与强大的日寇进行了顽强抵抗。虽然胜仗不多败仗不少，但他们依然在浴血奋战，不屈不挠。抗战最终取得胜利，蒋介石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所以大陆也有人称之为抗日救国的“民族英雄”。

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由于半个世纪批判的惯性，现在依然有人对蒋介石大张挞伐，时不时在那个早就被抹得乌黑的形象上再抹一把。当然这也是作家的言论自由。在死老虎身上多踏几下，有人支持而无人干涉。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抹黑蒋介石，也抹不掉一个事实：蒋介石在当年发表的任何言论，都代表不了中共向日本索赔的决心，都左右不了中共将来的政治走向。蒋介石在大陆时说的话，中共可以一概不听;他逃到台湾后说的话，中共更是将其视为反动。蒋介石早就被批得臭不可闻了，对于日本给新中国作不作赔偿，怎么能拿蒋介石说事呢?

历史清晰地表明，日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不作战争赔偿，关键问题是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态度。

1972年7月6日，日本著名政治家佐佐木代表日本政府田中内阁访问中国。当时中日两国都有建立邦交正常化的愿望，佐佐木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探探中共的口风，以促进两国加速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佐佐木首先拜见了周恩来总理，第一步想探问一下，中日关系什么时候起才算是不正常的。佐佐木想，从1895年日本向台湾出兵以来，就作了对不起中国的事情，更何况“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对中国的侵害就更大了。于是佐佐木问道：“中日关系不正常，究竟从什么时候算起呢?”周总理思考片刻，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候算起吧。”

这就是说，日本以前对中国所有的侵略、占领、奴役，所有的“不正常”，中共都可以既往不咎，一笔勾销!

佐佐木激动地想，这就好办了。日本把满洲国分割出去，这样的问题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问题是赔款，如果从日本军部建立满洲国算起，那么日本要在10年内不吃不喝，才能还清这笔账。但是，对方居然没有提这个问题。于是佐佐木问道：“周总理，这样说来，赔款可以免去吗?”周回答：“大体上没有问题;不过这事要由我和田中正式决定。”

佐佐木的上述回忆，已经说明，是中国政府对日本当年的所有罪过既往不咎，一笔勾销。而有的历史文献比佐佐木说的更加明白。

史载，日本田中角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后，立即宣布把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在访华前，先派佐佐木打前站，接着表示：“如果对方提出战争赔偿，只要数额适当，我们打算赔。”

但是，当佐佐木把中国政府不予索赔的消息传来以后，日本内阁大喜过望，这真是天大的意想不到的喜讯!

紧接着，1972年7月，周恩来就放弃战争赔偿问题对外交部和谈判小组人员作了如下指示：

第一、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要求。共产党的度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

第二、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断交。中央鉴于日本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日本靠近我们。

第三、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人民的赔偿，他们将被迫长期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友好下去的愿望。

对于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政府的索赔，日本人当然十分高兴，我们中国人也予以高度赞扬，一些专家撰文说，周总理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也代表了一个泱泱大国的宽容大度和长远眼光。”

当时，日本政府的条约局长高岛居然说道，蒋介石早就说过，中国政府不要求索赔。共产党现在不要求索赔，无非是执行了蒋介石的政策罢了。对于高岛的讲话，周恩来十分生气，为此专门发表讲话：

“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已经转达了。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50年的革命，蒋介石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话不符合中日友好的精神。”

第二天，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再次开会，高岛一上来就表示道歉，声言日本国民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深为感动，我们应当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第七条这样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日本没有向中国人民给予战争赔款，不能怨日本，不能怨美国，更不能怨蒋介石。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拒绝了日本的赔款。那种把日本没有赔偿的责任一味归咎于蒋介石，斥责蒋介石“缺少民族担当”“缺少高度负责”“不得人心”、活该失败的说法，是违背历史的不公正言论。

但是，张先生说的，日本应当赔偿;由于日本没有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使其降低了战败成本，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而在政治上日趋右倾，不肯正视侵略历史，不愿反省道歉，造成严重后果。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笔者是赞成的。

当时，日本至少应当向中国赔偿12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我们不应当放弃，而应当大大方方、理直气壮地接受。因为挑起战争的战败国向受害国予以巨额赔偿，不仅对其是一种惩罚，也是符合情理和道义的举措。在此之前，苏联已从德国获得1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犹太人从德国获得600亿美元的赔偿。东南亚的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已经从日本分别获得了2亿美元、5亿美元、2.2亿美元的赔款。作为亚洲最大的受害国，中国为什么不能索取赔偿?索取了赔偿就不能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吗?

说害怕“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是为了日本人民着想，是为了中日友谊的长远规划，这种貌似宽宏仁慈的态度实则是不合情理、纵容强者的虚词。当年在中国横行无忌、杀人放火的，更多的还是日本的“人民”，他们的执政者固然罪大恶极，而他们的人民也罪责难逃!日本后来被美国彻底改造成了民主国家，政府是人民选出的，人民和政府是结为一体的，日本政府和人民为什么不能偿还几十年前欠中国的罪责?想当年甲午战争，日本在中国的海域打败了中国的海军，还要清政府赔偿日本2亿两银子，都要靠中国人民榨尽血汗来偿还，那时日本政府为何不念及“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从对等、公平、合理、正义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都不应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

更主要的，也是最关键的问题是，1972年，日本是经济高度发达的世界强国，中国则是贫穷落后的世界弱国。有资料显示，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2.2倍，1976年则是中国的22倍。1972年日本至少高于中国10倍以上，人均产值恐怕是中国的50倍以上。当时中国六亿农民每个月挣不下5元钱，多数工人每个月工资是30多元。而日本多数工人和公司职员每个月工资在1万美元以上。

在10年前的1960年代，日本的家家户户都已经用上了彩电冰箱洗衣机，都有小汽车，都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而整个中国到了1970年代，7亿人民恐怕连一台彩电也没有，一辆汽车也没有(当然中央高干可能配有汽车彩电之类)。中国人的生活和日本人的生活比起来，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此时向日本要一些战争赔款，正是在富人身上拔一根毛救济一下自己可怜的穷人，有何不可?我们的领导只想着日本的人民的负担，为什么就不想到自己人民的苦难呢?而且，日本政府愿意赔偿，中国政府接受赔偿，根本耽误不了两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据说当时不向日本政府索要战争赔款，是我们政府的政治“远见”，有利于中日友谊的长远发展。但是，几十年后，我们等来的是什么呢?中日关系一直是剑拔弩张，两国打不完的口水战，算不清的糊涂账。日本一直在和中国争夺钓鱼岛，一直不承认侵略中国，一直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一直参拜靖国神社，一直不向中国道歉……，多年来，中国政府和舆论界发声最狠的，批判最多的，都是针对日本政府的。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家宽宏大量、放弃赔款后，所期望的后果吗?

主张日本政府应当给中国以战争赔款，对放弃战争赔款的行为予以批评，对不要日本的战争赔款造成的恶果予以披露，都是正确合理的，任何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对历史作出深刻的反思。但前提是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瞄错了对象，打错了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