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文革”文物和怀旧

“文革”物品除了是投资或待价而沽,确实还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的怀旧心情。人们如何对待“文革”物品，记忆的选择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过去的人和事，我们不可能全都保存在记忆中。我们所记忆的往往是我们所选择记忆的。我们往往通过对物品的取舍规划自己的记忆，事实上，这种取舍本身就是一种记忆。

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对自己的物件作一些清点，在搬迁时往往会很无奈地被迫彻底清点自己的物件。我们总是保存那些“有用”和虽“无用”但却有“保存价值”的东西。后一类东西往往就与我们意欲保存的记忆有关。我们保存这些东西,主要是因为我们“喜欢”。同时，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放弃我们所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出售、廉价处理或者干脆丢弃。

“文革”以后，绝大部分的“文革”物品就是被这样丢弃的。“文革”中，这类物品大量积存在人们家中，往往并不全是因为有用或喜欢，而是人们没有合适的方法去丢弃它们。你可以把旧报纸卖到废品收购站去，但是像《毛选》和《毛主席语录》这样的印刷品就不能这么处置。凡是有毛主席画像的物品都得格外当心，意外毁损这些物品会给人带来麻烦或者甚至灾祸。在“文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物品取舍与自由选择之间的关系是被扭曲了的。

由于“文革”后“文革”物品很少被当作有用或喜欢之物保留下来的缘故，它们才成为今天收藏的对象。收藏和保存是有区别的。保存是指继续拥有自己原先已拥有的。收藏则是指从别人那里获得，并占有自己原先并不拥有的。收藏比保存更需要积极地判断物品的价值。虽然收藏判断物品价值的原则仍然是“有用”和“喜欢”这两条，但“有用”这一条却更多是指“值钱”，而不是可以继续使用。收藏比保存更能体现选择的自由。

你只能保存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但你却可以选择获取你以前并不拥有的东西。文物市场并不是一个纯自由选择的地方，它受金钱的左右。在文物市场上, “文革”物品从原先的政治秩序中解放了出来，但同时也被放进了一个由金钱左右的秩序之中。

在市场这个由金钱左右的秩序中，一切物品都是商品。“文革”物品和“四旧”物品曾经是对立的，现在却成了差不多同一类的物品。由于“文革”对“四旧”物品的极度破坏，许多原本十分平常的物品因现已稀少而变成了收藏的对象，如老式旧家具、窗饰、铜器杂件、年画招贴、书本报刊。一切能从当年“破四旧”运动中残存下来的物品，一起都进入了文物市场。在“文革”中, “文革”用品原本是用来代替和破除这些“四旧”物品的，可是现在却和它们陈放在一起，同样成为文物。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抹去了这两种“文物”的历史差别，但是这两类不同文物的区别还是能从它们不同的怀旧作用上反映出来。

怀旧和喜怒哀乐一样，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感情需要。和其他形式的人之常情一样，怀旧是人对环境作出的反应。怀旧之情因人、因事、因地而变化，一首歌、一首诗、一本书或一件物都可以勾起人的怀旧之情。一般的古旧之物引起的怀旧是很空泛的，它并不把人们引向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但“文革”物品所引起的怀旧却一定会把人们引向“文革”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以，人们往往会关心“文革”物品收藏内含的思想倾向问题。有人从中看出对“毛主席时代”的“复旧”意义上的“怀念”。当然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是怀旧和复旧毕竟是有所区别的。“复旧”需要营造一个值得光复或发扬光大的传统、过去、文化或文明。为此,复旧需要借助一些具有公共意义的符号、象征或神话，以形成某种具有实践意义的集体身份和目标。

和复旧相比，怀旧就要私人化得多，它主要是一些并不直接涉及集体过去和现在关系的“个别”记忆或回忆。这里的个别不一定指个人，也可以指有相似背景的实实在在的一群人。怀旧的代表形式是各种对“旧事”的回忆，如小说、回忆录、亲身经历记叙或故事，乃至旧友聚会聊天、信件交往、旧物的保藏和交换、收藏等等。怀旧是一种回顾，是在调解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关系，找寻一种面对过去的心态。复旧非常自以为是，怀旧则不同，“它可以是自嘲的、幽默的，在它那里，追怀和批判并不对立。回忆过去的苦难并不妨碍保持同情心、希望和批判性反思。”

现今的“文革”回忆往往带有明显的怀旧色彩，是一种个人“寻踪”式怀旧。说这种怀旧有私人性质，不是说它总表现为一个人的独思。事实上，私人性的“文革”怀旧总是在特定的人群中以许多公开形式出现的。私人回忆的公开出版就是一种。老三届学生的各种聚会也是怀旧的一种公众形式。

俄国作家扬克尔维奇(V. Yankelevitch)曾把怀旧称作是“与自己重逢”，用到老三届聚会是再贴切不过了。一起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老同学，下岗的下岗，退职的退职，常常在闲聊中对过去的蹉跎岁月嘘唏不已。在他们的怀旧中，没有什么可能恢复，也没有什么值得恢复，有的倒是许多自嘲和无奈。这种怀旧的情感在老三届之外的人群中也相当普遍。

“文革”怀旧的“与自己重逢”往往会超脱怀旧者的理性喜恶和是非判断，变成一种几乎是本能或非理性的冲动。越是在“文革”中饱受迫害的人，往往反倒越是会执意保存或收藏一些与“文革”有关的物件，越是不自觉地让“文革”继续左右他们的行为和思想。

纽芮(Sigrid Nunez)在她的自传小说《上帝吹动的羽毛》中生动地记叙了类似的情况。纽芮的父亲是二次大战时的美国军人(一位美籍华人)。他随盟军进入德国，认识了纽芮的母亲，一位德国姑娘。他们后来一起回美国，结为夫妻。纽芮的母亲强烈认同德国和德国文化，但是痛恨纳粹。母亲从小给纽芮念格林童话，教她哼唱德国歌曲。在纽芮17岁刚上大学那年，有一次去一位教授家作客。纽芮记叙道：“我哼着曲调帮教授夫人洗碗。她狠狠瞧了我一眼，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教授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哼什么曲调。我对他说，大概是一首德国老歌吧，我母亲做家务时常常哼它。教授说，‘这是一首叫Horst Wessel的歌,是纳粹的党歌。”

教授的话让纽芮回想起几年前的一件往事。纽芮和她母亲去一家唱片商店。她母亲看到那儿有德国纳粹的进行曲出售，十分惊讶地说：“我简直不相信他们这儿还卖这个。”她母亲买了那唱片。

纽芮描述她母亲听那唱片的神情：“(母亲)一脸的迷茫和感伤，只有那些看到故物回想往事的人才有这样的神情。”母亲告诉纽芮，“怀乡”、“怀旧”这样的词都表达不了她的心情，但纽芮却能从她母亲特有的哼唱中领会这种心情：“我母亲的声音很甜美,她老是唱歌——都是德国歌。我特别喜欢一首叫Lili Marleen的歌。母亲总是只哼曲不唱词。她总是很慢很慢地哼Horst Wessel这首歌,听上去像是一首失恋忧伤的曲子，一点不像战斗进行曲，‘高举旗帜!团结坚强!冲锋队员迈开坚定的步伐。’我后来在书上读到了这首歌的歌词，跟我母亲那忧伤的曲调简直配不起来。”

纽芮想起了英国作家伍尔芙(Virginia Woolf)说过的一句话,“一片薄荷叶，一个戴蓝圈的杯子，带回了童年的回忆。”“母亲所知道的那个德国就是纳粹德国，她的整个青少年都是在(纳粹党徽)下度过的。母亲看到纳粹党徽，就想起了家。她没这么说，可我心里明白。”

和纽芮的母亲一样，“文革”一代人乃至稍微年轻一代的人对“文革”的记忆会表现出一种特殊的怀旧。在压迫下长大的人，连怀旧都是被扭曲的。不应该把这种扭曲的怀旧简单地理解为对“文革”的怀念。保留毛主席像章、红宝书或别的“文革”物品，经意不经意地哼唱语录歌或者样板戏，看一看新版革命作品的“红色经典”，都不过是一些往日记忆跃动的征兆。对许多人来说，“文革”的中国是伴随他们长大的那个中国，除了载有“文革”符号的东西，他们的记忆再也没有其他的载体。这不是他们所能选择决定的，除非他们不唱歌，要唱就只有“文革”歌。

对“文革”真正的纪念和对“文革”的批判性反思都只能是通过公共讨论才能建立。它们也都将是一种集体性的记忆。今天还不存在建立这种集体记忆共识的机制，代替它的是一些零散的个人记忆。个人记忆混杂着官方过去营造的象征符号和来自往昔个人经验的碎片：“一行诗句，一个形象，一幅场景，一缕气味，一支曲调，一个声调，一个字词。”记忆的个人情感色彩往往不能用理性的分析语言充分剖析。

在私人收藏中，“我们进入了一个神话和隐喻的诗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生活在混沌的经验之中，并将它转化为一种个人的意义，收藏所具有的正是这样一种转化力量。收藏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成一统的私人世界，就像是映照我们身心的镜子。(私人的)收藏成为我们人生旅程的外在现实，那些来自过去的个人纪念品和家传遗物曾一度属于我们某个重要时刻的生活。或者说，正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有了那些重要的时刻。我们千方百计想要完整地保存这些收藏，把它们传给自己的子孙或送进博物馆里去。这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希望，不至在这世界上白活一场。”

然而，即使是最个人化的记忆，也必然发生在某个社会框架之中，这是别人理解这一记忆的根本条件。正如维高斯基(L. Vygotsky)所说，人之为人，不是因为人有“自然而然的记忆”，而是人必须通过文化符号方能记忆。在没有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文化符号便能在人的头脑中触动有意义的思想，这就是记忆。

我们今天正是通过社会性的“文革”文化符号去理解个人性质的“文革”怀旧。这些“文革”符号已经失去了控制人们思想的能力，但却仍然时时在触动许多人的记忆。就像Horst Wessel从冲锋队战歌变成了无词的哀伤曲调一样，毛主席像章和语录从革命宝物变成了八元十元的商品，语录歌和样板戏被摇滚起来,“红色经典”讲起了俗情故事。那些曾经是无比神圣威严的符号在市场上被拍卖，在大众娱乐中被戏谑，它们原先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压迫作用反倒被忘却了，太轻易地忘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