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开放

杨恒均:我的八十年代

发布时间:2015-08-24 20:02 作者:杨恒均 浏览:197次

1980年以前十五年里,我都住在“公社”小镇上,去过三四次县城。经历了上学背“语录”到背课本考重点学校的历史大转折。大概是初中二年级时,我开始发愤读书。动力分内因和外因,一是父母警告我,如果不能考上重点高中与大学,就只能留在镇上接替母亲的工作,当一名男“接生婆”;还有就是来自我初中班主任刘老师的“心灵鸡汤”。有一次他鲜有地穿了一双发亮的皮靴来到教室(那时皮靴并不多,他平时都是穿布鞋),把脚抬了抬起来给我们看,说道:今后你们是穿皮鞋还是穿布鞋,就看你们能不能用功读书,努力考到县城去。至于内因,是我和早熟的荷尔蒙有关。

我1981年考上随县一中(现在的随州市一中),留给镇子上不少少年好学的“传说”,最有名的就是我一边骑自行车,一边默记车前篮子里翻开的英文课本上的单词。但这传说和接下来两年的高中学习相比,就太浪漫了。

高中两年,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跑步,七点早自习,然后除了吃饭上厕所时间,一直战斗到晚上十点上床睡觉。两年下来,单单说历史吧,我竟然能够从头到尾背诵六本历史课本。我的脑袋大概就是那时使用过度而弄残了。现在,我几乎到了过目就忘的地步。

当年的高中还是两年制,入校时要选科。几乎所有考了高分的同学都选择了理科——当时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唯独我自己主动要求选文科。那大概是因为我在小学和初中时几乎就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翻译书籍的缘故吧。我尤其是喜欢的是高尔基的“在人间”三部曲、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卢梭的“忏悔录”之类的。卢梭的忏悔录对我影响很大,但我一直搞不清卢梭当时说让他最纠结的那件事是不是“打飞机”。后来我在大学交上的第一位严肃的女朋友是比我大近十岁的“贵妇人”,会不会是受卢梭影响呢?

记得高中时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半夜翻墙出去看电影《少林寺》,回来翻墙被抓住了,当时真想给那位班主任一招少林拳啊;早自习钟声一响,就冲到校门口买包子,那位卖包子的少妇很优雅,比包子更吸引我;参加了工作的姐姐和哥哥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做裁缝的表姐夫哥给我做了一条西裤,我是班上除几位干部子弟外穿得最有形的;有一天哥哥姐姐来到学校,告诉我奶奶去世了,我不用回去,继续读书,高考第一。还有一件事对我影响挺大的,班上一位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孩子自觉成绩不好,可能考不上大学而报名参军了。我们之前从没有说过一句话,但她离开的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她。

后来想一下,其实是内心深处很羡慕这么大眼睛的漂亮女孩能摆脱备战高考的梦魇而远走高飞,而且我一直喜欢“制服诱惑”,但当时我以为是爱上了。当然,这不是我的“初恋”,我小学五年级起就开始“爱”上不同的女孩子,只不过我从来不表露出来,都把这种“爱”变成了阅读小说与学习的动力,弄得成绩好得一塌糊涂。我的学习成绩与我正确的控制了荷尔蒙有很大的关系。

回到那位当兵的女生吧。她和我以前暗恋的“女童”们不同,以前都是我离开她们,现在她却离开了我。弄得我郁闷了两个星期。后来上大学后,我和她取得了通信联系,三封信就把她“搞定了”,那是我第一次用文字蛊惑人。接下来三年里,我们的通信达到半米高。

那是我唯一一次写情书,可惜一封也没有留下,否则,足足可以让你们肉麻和享受整个周末的。前几年我向老同学打听她在哪里,我同学说,你最好别找她,她现在是XX军分区司令员的妻子。你不是还经常在那个军分区辖区内活动?

我1983年考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国际关系。这是父亲的建议,为了将来好出国。当时的复旦非常热闹,各种讲座都有,从尼采、康德到弗洛伊德,和现在到处讲国学的势头有点相似。但我更喜欢看学校组织放映的《霍元甲》与《射雕英雄传》连续剧。大学老师中对我较有影响和帮助的有祝启秀、倪世雄、周琪、王邦佐、王沪宁、浦兴祖等,印象较深的学长有周明伟和金灿荣等。

八十年代是西风东渐、风云变换的十年,可说真话,我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并不关心,反而沉迷于国际局势之中。现在看很多人回忆八十年代,都是从个人与中国的情况入手,虽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可我记得最清晰的反而是当时的一些国际事件。

八十年代是冷战达到高峰并走向结束的时代。这个时代两个最著名的主角都是演员出身,一位是教皇保罗二世,一位是美国总统里根。保罗二世1979年6月访问波兰,拉开了冷战铁幕的一角,宗教的一角。从此以后,宗教信仰依然残存的东欧诸国在“上帝”指引下,开始了真正的民族解放与国家民主化的运动。斯大林活着时曾鄙视地问:“教皇,他能有多少个师?”教皇一个师都没有,但他有信仰,还同上帝站在一边,这让苏联那么多铁骑与师团在东欧巨变中都使不上劲。

冷战三十年,到了里根时代美国人才悟出一个道理:在双方都能确保摧毁对方的核武器时代,靠军事、政治、经济击垮对手是不可能的,靠“缓和”(Détente)只能延续邪恶,唯一能够击垮对手的是信仰、信念与意志。对于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能够改变他的只有他自己——人民的觉醒与执政者的良心发现,靠外力是不现实的。找到了制胜秘诀后,冷战风云突变,不出十年,苏联东欧集团瓦解。

1987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外交部门工作,两年不到,我主动要求到刚刚建省不久的海南省政府工作,算是支援最大的特区建设。就这样,阴差阳错,我25岁的人生轨迹竟然在中国划了一个巨大的十字:从湖北到上海,从北京到海南。但至今我还没搞懂,我当时为什么要东奔西走、瞎折腾呢?我对官职与地位还懵懵懂懂,没啥感觉;对金钱不是不喜欢,而是当时还真不知道金钱能干什么,不象现在,金钱什么都能干;难道是对理想的追求?不妨实说,我当时没什么大的理想。基本上还是受荷尔蒙支配。

由于还年轻,缺乏思想,到处奔波,我对80年代基本上不象现在有思想的人一样,充满憧憬和依恋。但仅仅凭直觉,我不得不说,八十年代,总体来说是充满理想和希望的。那时我们都相信《庐山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的爱情;相信步鑫生、鲁冠球、年广久以及每天都涌出的“个体户”与“万元户”都是靠自己的能力白手起家的;相信阿城、王蒙、王朔、路遥、张贤亮这些作家都是靠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字码出来的,而不是脱出来、炒出来的;那时我们从文学杂志《小说月报》、《收获》了解现实,现在现实的新闻报道让所有的文学想象都苍白无力。

并不是说80年代没有特权、没有裙带关系、没有“官倒”,只不过同今天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而且,当时旧的关系与格局被打破,百废待兴,各个阶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区隔,不象现在,社会分成了三教九流,壁垒森严,渐趋固化,甚至出现了无法逾越的阶级。

最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相信你所受的教育与个人奋斗终归会有回报。今年是我高中毕业、进入大学30周年,一些同学与旧日朋友分别举办了30年后再聚会,虽然有个别当时的领导子女现在确实升到较高职位,但大体来说,当时比较努力、考上较好学校、成绩比较突出的同学,如今也取得了相应的职位、地位与收入。不用做统计,凭直觉就敢说。如今这种努力、教育和成功成正比例的概率恐怕要小很多,再相信教育与努力而不是有一个叫李刚的爸爸更能让你出人头地,肯定是too simple, too naïve , 很傻、很天真。

这可能才是八十年代最让人留恋的地方啊,如今的80后以为我们老了,才会喋喋不休地说八十年代。他们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啊。八十年代是广场与理想的时代,九十年代是市场与思想的年代,现在,只剩下官场和梦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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