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极具讽刺意义的文革悲剧人物

  戚本禹的《回忆江青同志》在共识网刊出有一段时间了。作为文革的经历者不说上几句，总觉骨鲠在喉。

戚本禹是文化革命初期的风云人物，记得当年他和王力、关锋先后揪出之后，大学校园和马路上到处都张贴着“打倒(揪出)小爬虫王、关、戚”一类的大幅标语，“小爬虫”是江青在一次讲话中提到的 ，大概在“旗手”的眼中，刘、邓、陶、朱德、贺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大人物;才红了一两年，资历又较浅的他们自然是属于“小爬虫”一类了。

吴法宪对王、关、戚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较多，并亲自参加了戚本禹案的处理，他的回忆录有一节《逮捕王、关、戚》(下册692——697页)是专讲他们三人的问题。

书中指出，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后，在中央的一次碰头会上，他第一次听到江青提到三人的问题，江青说：“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个人表现不好，有野心，他们想搞掉三个常委(按：包括周恩来)，问题很大，错误严重。”笔者以为，江青当时既然作出这样的表态，王、关、戚三人的倒台就是必然的了。

吴法宪谈到，他们三人的倒台与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和姚登山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有关。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狠批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雷霆震怒地表示“还我长城!”对王力支持外交部夺权的讲话，他批示为“大毒草”。王、关、戚三人在观点、立场上一向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这样，三人出局的命运基本确定了。

8月29日(笔者按：此日期和后一日期均参酌《王力反思录》)午夜，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集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汪东兴开会，作出指示：王、关、戚三人不能继留在中央文革，必须拿掉。但戚较年轻，争取转过来。

8月30日上午，周恩来在钓鱼台16号楼主持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由他宣布对王力、关锋隔离反省，随后拘捕。几个月后，由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对戚本禹实施抓捕。令人可笑的是，戚此时居然还对江青存有幻想，被押上汽车时对姚文元说：“请代我向江青同志问好!”

吴法宪说，他哪里知道，正是江青力主把他抓起来的。由于有毛泽东区别对待的指示，“把江青当成自己母亲一样看待的” 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对李纳有非份之想，于是向毛泽东反映，把他拿掉。吴法宪的这种说法类似八卦，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的区别对待只是一种策略，凡是他看准了的靶子，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将戚暂时放下，只是他的缓兵之计。江青正是摸透了这一点，才与戚及时切割，将他抛出，以免火烧到自己及同伙身上，因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她和张春桥、姚文元都是叫得很响的。

戚被抓之后，江青与心念旧恩的戚本禹截然不同，她对这位有“护旗”之功的枪手采取了落井下石的手段，竟然派人将他的妻子也随后抓起来。当时他们的两个孩子还很小，没有上学。孩子没人管怎么办?江青和总参的负责人及吴法宪三人一起商量。江青的意思是放到空军管辖的一个机场，找个人管起来。吴提出通县机场，未获同意。他又提出涿县和上海，江青都说不行，一定要放远一点。最后，吴提出青海的格尔木机场，江青这才同意了。就在当夜，汪东兴派人将两个孩子送到西郊机场，然后由吴安排飞机送到西部荒凉的格尔木去了。戚的两个孩子在青海格尔木的凄凉日子后来不得而知。

从戚本禹的人生结局和他一家的遭遇来看，江青对他的切割和抛弃是十分果断，也是十分无情的。不知了解这一真相的戚本禹今天对此有何感想?

十年文革是一幕不堪回首的历史悲剧和民族悲剧。

文革的巨大洪流不仅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使千千万万不同阶层的家庭和人们蒙受了各种不幸!这其中也包括戚本禹和他的家庭。曾经不幸裹挟于这一洪流的人们，数十年之后，回望那段硝烟弥漫、惊涛震天的岁月，仍然心有余悸，或悔恨终生。

今天，一度作为文革红人的戚本禹居然以“左”的姿态与对文革充满向往、怀旧的情怀，款款道来，写出《回忆江青》这样的文章，文中不仅避开江青的罪责，甚至避开江青加给自己及家庭的不幸，而且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其人令人匪夷所思的感戴之情。更为奇怪的是，文章的标题对江青居然以“同志”称之，这不是释罪之身的戚本禹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摆出一副要为江青平反的架势吗?如此等等，只能表明戚本禹是一个坚持极“左”立场、极具讽刺意味的文革悲剧人物。如果当年有人响应巴金先生倡导筹建文革博物馆的呼吁，倘或该馆建成，戚本禹作为文革派的活标本，完全可以进入馆内现身说法，与文革当年那些触目惊心的图片、史料一道，作为人们重温文革史的极好教材，让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意识到文革灾难的严重，意识到文革思想对人毒害是何等的深重、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