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大寨，不得不提到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1963年是大寨的“七灾八难”年，但大寨却在大灾之年，创造了经济奇迹。

除了大寨人的主观努力和陈永贵的精明强干等因素之外, 中共山西省委 、 晋中地委、 昔阳县委对大寨 、对陈永贵的大力培养和帮助扶持是大寨红旗升起的另外一个因素。

“农业学大寨”运动期间, 正是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最高潮的时期。在那个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 大寨是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所以，全国各地“学不学大寨, 是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 是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去世后，新继任的领导人华国锋利用新的个人崇拜，继续力推“农业学大寨”运动，尤其是主持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使这一运动走向新的高潮。

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有关大寨书籍的大量出版，使大寨逐渐烙印在人民的脑海中，这种倾盆大雨式的宣传，为运动在全国顺利的开展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学大寨运动兴起不久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农业学大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相互交叉, 学大寨运动的推广很大程度上借助了阶级斗争这一重要工 具。大寨书记陈永贵在推广大寨经验时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将“学大寨”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捆绑在一起，形成了政治绑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最为高潮时期, 几乎每个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在总结经验时 ,都认为学大寨“最根本的就是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批判修正主义， 批判资本主义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

此外，舆论高度一致也使得学大寨越走越偏 。翻看“ 农业学大寨”运动时期的报刊、杂志等媒介，处处充满着对大寨的正面经验报道，任何不利大寨的言语都不见报端。只是到了学大寨运动后期, 大寨弄虚作假 的情况也得以披露。(实现粮食亩产704斤被证明作伪)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当时担任 《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时 说的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中窥见一斑。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 ,吴冷西检讨说:“可以说，在一个时候, 没有《人民日报》比有《人民日报》还要好一些 。” 言下之意，就是说《人民日报》对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 助澜、火上浇油等作用。

整风、批斗等政治性的强力推动方法，让“学大寨“丧失了纠偏的可能。在大寨，陈永贵将”全面专政“覆盖到所有农民。他坦然承认自己，“没有上过学，理论水平也很低”，主要的办法“就是斗，我们斗了这二十多年，不批不斗什么事情也干不起来”。在收了自留地，砍了家庭副业，关闭了集市贸易，胜利地攻占了一个又一个有形的“资本主 义阵地”的同时，陈永贵在昔阳又开展起“思想领 域”的斗争，要消灭人的“私”心，灭人的“私欲”， 培养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新型农民。在 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 ,即使有怀疑 ,也会违心地 加入到这一场运动中。

学大寨运动中,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搞农业,试图通过大搞群众运动来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实际上不仅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也违背了群众意愿,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学大寨过程中,我们经常看到族旗招展,万人参战的宏大劳动场面各种不切实际的政治口号花样翻新……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提高,一些劳动付出甚至是胡干、蛮干,挫伤了广大群众的劳动积极性。

学大寨运动中,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要求“劳力归田,`五匠'归队,车马务农”,偏废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限制农业多种经营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阻碍了农村富余劳力在农业内部的调整和在农村内部的流动、转移。单一的集体经营断了农民家庭经营和个体经营增收致富之路,也堵了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在“均贫富”的冲击下,农民绝了“发家致富”的望,只能长期在集体的耕地上憧憬着“共同富裕”，无法实现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所有权,不能通过自由支配和使用生产资料获取个人利益,收入提高极其缓慢，生产积极性极度受挫，劳动生产率低下,集体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发展缓慢，削弱了统一经营的物质基础,陷入了集体、个人共同贫困的窘境中。

不仅如此，在“阶级斗争”的魔咒之下，学大寨意味着农民的血泪和灾难。以大寨为例，在1966—1978年的12年间，在这个小县死于“全面专政”力量之下的人命共计141条。伤者则不计其数。这些事实在1980年8月公布出来，令闻者难以置信。

1981年11月23日, 中共中央向全国转批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以下简称 《总结》), 对大寨以及1964年以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作出政治定性。此后 , 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

大寨的水土治理和新村建设在农村普遍贫困的情况下，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不能不对这自力更生的样板表示钦佩。大寨人特别吃苦耐劳，劳动强度大，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它 的辉煌成就并非完全来于自力更生。从大寨后期披露的文件中来看，大寨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情况是十分严重的。1978 年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到大寨参观考察后，在政协会上尖锐地提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向歧途，是把农民推入贫困的峡谷!”

大寨所坚持的左的错误也阻碍了中国的改革。农村改革的风云人物万里在1990年代回顾农村改革历史时，说，“农村改革的历史过程就是同左倾错误作斗争的过程。”他说，安徽农村改革中的斗 争“大体有三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就是突破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