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声：鲁迅精神的主流是反专制反奴性

最近，一些网友再次热议关于鲁迅是否应该批判的问题。本想听从闵良臣先生的劝告，不再参与鲁迅问题的争论。但网友陈更先生《我们的时代亟须批判鲁迅!》一文，比较广泛地代表了一些人关于鲁迅必须批判的观点。我以为，鲁迅固然有其历史的局限和性格上的缺陷，尤其在对待“苏俄暴力革命”的模式和理论上有过失误和错误观点，但这不是鲁迅精神的主流。鲁迅精神的主流是反专制反奴性。因此，我认为，陈更先生《我们的时代亟须批判鲁迅!》的整个观点基本是错误的，对读者具有强烈的误导性质，必须认真讨论予以澄清。当然，每一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观点的自由，每一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我当然也不能保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问题是，你说我的观点不对，你必须拿出证据说服我。如果你不能说服我，我当然要反驳。而我不能说服你，也欢迎你来反驳。现在我将逐条和陈更先生讨论一下他的观点是否有不妥之处。

第一条：陈更先生说：“对历史人物，包括历史上文化人物的评价，必须结合此一阶段历史发展所呈现出来的本质性的真理——不是表面的真理，曾被广大人群所误以为是真理，最后被时间证明不是真理的所谓‘真理’——来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归纳。所谓历史永远是今天的历史之说，有其讽刺意义的一面——历史是权力者的婢女，任其打扮;更有其真理的一面，随着时间的继续发展，既已定型的历史事件呈现出与先前认识的意义不同的意义，因而，历史需要重写或重新修正。我们对鲁迅的批判，正是遵循这样一种认识。”

这样的历史观我不敢苟同。是的，如果确定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由野蛮走向文明的进步之旅，那么历史越是向后发展，它提供给后人的历史制高点就越多，人们站在这些历史制高点上对人类前一段历史的认识就越清晰，或者越接近真理。比如我们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制高点上看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历史，或者看秦始皇，就看得比较清楚，因而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的立场上去评价、批判秦始皇，或重写、修正以往历史学家的历史学说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立场”上评价历史，当然能很明确地得出事实结论和政治结论。但是，要想真正弄清历史的真相，光得出这两种结论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得出经得起历史和时间考验的历史结论，也就是“盖棺定论”，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这绝对不是简单的道德评判问题，而是弄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比如要想弄清中国专制制度和秦始皇这样的历史人物产生的历史原因，你不弄清中国专制制度演变的历史真相和历史原因，你是无法对中国专制社会中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出真正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的，如果仅仅满足于“秦始皇是中国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或两千年皇权专制的始作俑者”这样简单的“真理”，那么你真的没有资格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那么，陈更先生批判鲁迅的“真理”依据是什么呢?就是苏联十月革命模式在中国成功后走向了现代专制主义和现代极权主义，而鲁迅当初是拥护在中国进行的俄式革命的，因而不批判鲁迅，就不足以反思斯大林模式对中国造成的历史灾难。这个历史立论是错误的。

第一，不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评价，而是站在历史后来的制高点上去臧否历史人物，甚至要求他们当时应该怎样做，不仅不能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而且对历史人物也有失公平。因为当时有千千万万有志青年抱着救国救民和反对专制的一腔热血投身中共革命，你能责备他们当时的主观故意是在“为虎作伥，欺骗人民”吗?你能指责他们为什么看不出中共革命的专制性质吗?岂不说当时中共的所作所为离其后来的专制主义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他们也一直喊着反专制反独裁，就是苏联当时的专制真相透露出来些许，也不足以唤起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警觉。比如像李锐、韦君宜这样思想比较敏锐的知识分子即便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挨了整，或亲眼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现实，仍然无怨无悔干劲十足地为中共革命卖力，他们观念的转变，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请看他们自己是怎么说的：“我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份到的《解放日报》社，工作了一年半，四三年四月初被抓进保安处，四四年六月放出来回到报社，一九四五年十月初离开延安。因此实际算起来，我在《解放日报》也就工作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在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和社论，约有四十篇。……这四十篇文章大致可分三类：一类是反映国民党区的情况，主要是学校、青年、教育的情况，写国民党如何反动、迫害青年，揭它的短。一类写敌后区各种残酷的情况。一类是宣传解放区，这是主要的，宣传解放区本身的建设、军事、经济政治形势。”(李锐口述《我的延安经历》)。而韦君宜则在她的《思痛录》一书中这样描述她亲历的延安整风：“这一下打垮了多少为共产主义而坐牢的人!我无法估计。反正，当时杨述可是挨上了。他是1939年在重庆被捕的，因为身带文件走入群众大会会场，门口恰恰碰见检查的人，他当场就把秘密文件吞进肚里，知道已难幸免，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被捕而去。这是当时许多群众亲眼所见，有目共睹者证明的。后来由周恩来同志出面，把他作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公开工作人员，保释出来了。但是，就是这样，还是根据上边宣布的那一条‘红旗政策’的逻辑，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后来，他就被押进了‘整风班’，关押起来。整风，整风!毛主席的整风报告说得多么有理，怎么这里却是这样干的?”可见，如果按照陈更先生“定型的历史事件呈现出与先前认识的意义不同的意义”这个角度评价，是否应该给李锐和韦君宜当时参加中共革命的所作所为和主观动机加上一顶“倡导暴力，崇尚以流血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帽子呢?你觉得对他们一心救国救民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中共革命的动机加上这样一顶帽子，对他们是公平的吗?

第二，虽然鲁迅后来受马列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写了一些用阶级斗争观点批判别人的文章，但这些都不是鲁迅的主流思想。鲁迅的主流思想是对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所制造的精神枷锁的解剖和反思。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那时中共还没诞生，鲁迅更不可能接触到马列阶级斗争理论;而小说集《呐喊》出版于1923年，收录了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写的十四篇作品。这四年鲁迅也不可能接触到或者受马列阶级斗争理论很深的影响。而鲁迅思想中的主流早已在这一段时期的作品中奠定。不仅如此，鲁迅在晚年对中共革命的专制性质已经相当警觉和愤恨，自称“做了奴隶的奴隶”，可见，以鲁迅的敏锐和深刻，他已经对中共革命的专制性质有所警惕了，这正是鲁迅的过人之处。至于有人说为什么胡适梁实秋不受苏俄革命的骗，而鲁迅这样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反受其骗了?实质上这一点不奇怪。在相互仇视、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即便知识分子，其立场都是有情感倾向的。比如今天，有人对权贵阶层极为愤慨，非常同情底层百姓的遭遇，就会产生一定的情感倾向和政治倾向，也极易产生偏激情绪，而有一些人在上层社会圈子里混得不错，对上流阶层有亲近感，对底层百姓却很漠然，他的情感倾向和政治倾向就截然不同，相比之下，可能更理性、平和一些。现在为什么不少“自由派”对“民主小贩”杨恒均心生反感，认为他简直就是权贵阶层的“卧底”?就是这种情感倾向和政治倾向使然。而当时举凡对当权者和权贵阶层上流社会反感，对底层百姓状况抱有同情感的人，容易同情中共革命甚至参与进去，如贺龙、刘伯承等。因此，要求鲁迅等人脱离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站到今天陈更先生的立场上来，是十分荒谬的;

第三，千万不要轻言什么“定型的历史事件”，如果将现代宪政民主作为“定型的历史事件”之一，那么它还远远没有在中国大陆立足，更谈不上“定型”了，至于台湾，虽然“立足”了，离“定型”恐怕还有一段历史距离，就是成熟的欧美民主制度，也还有不少问题和变数，仍处在相对的“变形”之中。而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辛亥革命进行了一百多年，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为什么还没有到来。这当然和中国专制传统太长太深太顽固有关。而中国专制传统最可怕也最有效的武器，则是将全体人民“奴化”的精神枷锁。这一点，从文革中天安门广场上百万红卫兵热泪盈眶狂呼“万岁万万岁”就可看出。而当今现代政治民主的大敌，恰恰就在于这精神枷锁，在于我们自己的灵魂之中。去认真读读鲁迅吧，看看鲁迅对这精神枷锁的解剖和痛击，是何等深刻和犀利。可以这样说，中国今天的启蒙如果不从剔除潜藏在中国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奴性”开始，就洗脚去睡吧。而今天国人的权力崇拜已经到了何等泛滥、何等疯狂的程度，陈更先生不会不清楚吧!而这个时侯揪住鲁迅的历史局限性不放，把鲁迅投向中国人奴性的匕首当成专制制度反对人民的凶器，岂不滑天下之大稽吗?

第二条：陈更先生说：“鲁迅曾被群众拥戴、死时享尽哀荣，是时代的盲目和盲目的时代的情绪所致，他倡导暴力，崇尚以流血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与某种理论所推崇的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一致的。当‘国魂’二字覆盖上鲁迅的尸体，中国后来的灾难性的命运便被决定了——一个民族所崇尚的错误精神中，必然包含着那个民族的后来的灾难。日本的‘武士道’和忠君精神，决定了它在二战中的战败;中国的内斗精神，决定着文化大革命及其类似事件的必然发生。”

先纠正陈更先生一点，覆盖在鲁迅先生遗体上的绸幛是“民族魂”，而不是“国魂”。而这两组词的意蕴差别极大，陈更先生既然要批鲁迅，首先应该了解鲁迅和熟读鲁迅，怎能犯这样一个无法原谅的常识错误呢?而对鲁迅死后“享尽哀荣”下一个“是时代的盲目和盲目的时代的情绪所致”的断语，未免太武断太荒唐了吧?那么，在陈更先生看来，这个“盲目时代的情绪”是否就是中共主张暴力革命的历史“情绪”呢?也许，在处理鲁迅后事的过程中，中共的确有人参与，也可能的确“制造”了一些“历史情绪”，然而真相是，鲁迅的丧事主要是由民主党派人士操办的，而送鲁迅“民族魂”绸幛的第一构想者，是当时年仅23岁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干事姚士彦，他在匆忙中请人制作了这幅绸幛后，才得到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认同。而治丧委员会成员除了宋庆龄、沈钧儒、李公朴之外，还有大名鼎鼎的蔡元培，而不少史料证明，蔡元培不仅参与了1927年蒋介石对中共的清党运动，而且是清党运动中的中坚分子。可见，当时的上海既非中共主政，国民党当局的“官方”也对鲁迅的治丧抱有敌视态度，因而鲁迅的后事完全是当时在野的民主党派和上海民众一手“操办”的。而在治丧委员会中恐怕既有“亲共派”，也有“亲蒋派”吧?如此，中共“暴力革命”的“历史情绪”如何能被制造出来呢?而鲁迅的丧事“盛况空前”，完全是自发性的：“是日下午，参加鲁迅先生葬仪的送葬队伍，从徐家汇一直排到万国公墓。到墓地时，已经是人山人海。……上海各界不顾当局设置的种种障碍，有两万多人参加了鲁迅先生的葬礼”。如果说鲁迅身后盛极的“哀荣”是“盲目的时代情绪所致”，那么这个断语是否是对当时宋庆龄、蔡元培等一干人和两万名上海民众智商的侮辱?

至于用“他倡导暴力，崇尚以流血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与某种理论所推崇的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一致的”作为对鲁迅思想的整体评价，我以为陈更先生至少要拿出一部分证据来，否则，凭你一句话就将鲁迅贬入地宫，如何能说服别人?不错，鲁迅的确赞同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说过一些错话，但即便这些错话，也并非证明鲁迅竭力主张暴力革命，相反，其中有相当的暧昧之处。如鲁迅在《我们不再受骗了》一文中说：“新近我看见一本小册子，是说美国的财政有复兴的希望的，序上说，苏联的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现在也无异于从前，仿佛他很为排长串的人们抱不平，发慈悲一样。这一事，我是相信的，因为苏联内是正在建设的途中，外是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许多物品，当然不能充足。……‘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智识阶级就要饿死’——一位有名的记者曾经这样警告我。是的，这倒恐怕要使我有些睡不着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得早，阶级的消灭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鲁迅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层，苏联排长队买东西的传闻，他是相信的，但他以这是帝国主义的压迫来替苏联辩解，也行自我安慰;第二层，有人告诉他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知识阶级要饿死，鲁迅将信将疑，故“恐怕要使我有些睡不着了”;第三层：但鲁迅仍然找到了解释：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不是无阶级社会吗?既然无阶级，人人就有饭吃了。所以不要去阻碍它，让它早日成功。这层意思，鲁迅说得相当勉强，相当暧昧。一句话，鲁迅在骨子里是不大相信的。然而既然中了人家的套子，又不得不“遵命”而为，也只有些许自欺了，这正是鲁迅的纠结痛苦之处。因此，说鲁迅整个思想就是倡导暴力，用流血手段改造社会，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相反，即便鲁迅最激进的文章，比如主张痛打落水狗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其中对暴力的使用问题也是讲究对象和场合的，绝不是一味主张暴力革命。请看：“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可见，鲁迅讲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实话，公平的光明正大的体育竞赛规则拿到政治斗争当中，要大家都遵守这一规则才行，如果在一个彼此都用权谋、杀戮、阴谋消灭对方的血腥的、兽性的政治环境中讲求“费厄”，岂不可笑吗?由此看来，“用暴力和流血手段改造社会”并不鲁迅倡导的社会目标，而让大家都“费厄”起来的政治环境和游戏规则，才是鲁迅所期望的社会。

“当‘国魂’二字覆盖上鲁迅的尸体，中国后来的灾难性的命运便被决定了”。陈更先生真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啊。我倒想听听，如何“民族魂”绸幛一盖上鲁迅的遗体，“中国后来灾难性的命运”便由这绸幛“决定”了的?陈更先生能否告诉我们，这死人身上的绸幛是如何决定中国“灾难性命运”的?这“灾难性命运”被决定的详细的前因后果和具体历史过程是什么?将死人身上一幅绸幛和整个国家的命运直接挂钩，是要拿出大量的事实根据来的，而下任何一个历史断语，如果没有史料支撑和证据佐证而信口胡咧咧，是会自取其辱和自抽耳光的。一句“内斗精神”就可佐证?中国人的内斗进行了几千年，难道竟然只是从鲁迅遗体上的“民族魂”绸幛缘起?这不是昏话吗?而中共和毛泽东在宣传和实践其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在什么时侯或在什么场合下，是拿着“鲁迅精神”的大棒一顿横扫的?毛泽东在建国后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又是在什么时侯什么场合下依仗了“鲁迅精神”?陈更先生能否一一例举出来?建议陈更先生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出台的前前后后，研究一下解放初期中共的文化官员是如何“围剿”所谓“国统区”的左翼文化人士的，研究一下鲁迅的学生和传人胡风如何被迫害的悲惨境遇的。我上文说过，鲁迅精神的主流是反专制反独裁，是对中国人奴性的解剖和痛砭，是追求中国人永远不做奴隶。这才是真正的鲁迅精神，而中共和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把这样的鲁迅精神踢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这一点从王实味等成百上千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所遭受的精神肉体摧残即可证实。而之于真正的鲁迅精神，往往对中国人的“内斗”深恶痛绝，尤其在外族入侵的时刻，有鲁文为证：“不过事实真也比评论更其不留情面，仅在这短短的两年中，昔之义军，已名‘匪徒’，而有些‘抗日英雄’，却早已侨寓姑苏了，而且连捐款也发生了问题。九一八的纪念日，则华界但有囚车随着武装巡捕梭巡，这囚车并非‘意图’拘禁敌人或汉奸，而是专为‘意图乘机捣乱’的‘反动分子’所豫设的宝座。天气也真是阴惨，狂风骤雨，报上说是‘飓风’，是天地在为中国饮泣，然而在天地之间──人间，这一日却‘平安’的过去了。”(《南腔北调集.漫与》)

第三条：陈更先生说：“鲁迅死后，历史又发展了七十多年。其实发展到文化革命，中国社会就应当知道对三十年代的盲动情绪应做何评价了。那么，对鲁迅当年的思想应当做何评价，也就是十分清楚、十分确然的了。鲁迅，是中国三十年代文化界暴力思想的主张者，是宽容的反对者，是人民内斗的支持者，是某种暴虐力量争取社会统治权力的推波助澜者。今天的中国人民应当如何认识‘鲁迅’，必须与回头来看的这段历史有所结合!”

也就是说，三十年代的“盲动情绪”应该为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负责，而鲁迅则是这种“盲动情绪”的一面精神旗帜，因而三十年代的“盲动情绪”应该为文革负责，鲁迅应该为文革负责。如此奇谈怪论我简直难以相信竟然会出自于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陈更先生之笔。如果说苏俄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应该为文革负责，那么，只有秉持这种理论并进行着政治实践而且亲手制造文革的人，才应该对文革负责。而鲁迅既不是将这种理论引到中国的人，也不是秉持这种理论进行直接的政治实践的人，仅仅是受这种理论影响、并作了少量宣传工作的人，三十年后的文革和鲁迅没有半毛钱关系;不要说三十年代全国文化界是被左联煽动起来的“内斗、专政”情绪统治着的奇谈怪论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左联本身“煽动起来的革命、专制情绪”，鲁迅也不应承担主要责任。左联实际的领导人是中共在左联的党团组织，而不是鲁迅。如果统治左联的的确是“苏俄革命模式的内斗、暴力情绪”，那么，这种情绪也是中共在左联中的党团组织“煽动”起来的，主要责任应该由他们来负。尽管鲁迅也受这种情绪的影响，或者也作了一些此类的宣传，但整个看来，鲁迅与左联中的党团领导的关系时好时坏，且在双方秉持的理念上有着深刻的矛盾和分歧。比如1932年鲁迅致当时左联《文学月报》主编周扬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之类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出实话，然而只要一看别国的例子也就可以恍然，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成功)，并没有乱杀人;俄国不是连皇帝的宫殿都没有烧掉么?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可见，尽管鲁迅执意认为苏俄模式的血腥传闻是“一种诬陷”，但他对“血腥的暴力”从骨子里是反对的。而学者周葱秀则认为，鲁迅与左联“格格不入”有一个发展过程，“第一阶段，从1930年3月到1932年11月。”在这一阶段鲁迅“对左联寄予无限希望。”“第二阶段，从1932年11月到1936年2月”“经历了从背后来的暗箭”后，“他对左联虽然感到‘寒心’、‘灰心’，但尚未绝望。”“第三阶段，从1936年2月到1936年9月，”在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后，“从鲁迅看来，由‘奴隶总管’主持的左联，还有什么希望?在左联的‘大旗’已变成了‘吓唬别人’的‘虎皮’，‘这吓成的战线’，作不得战。” (左联成立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摘自《文学报》)如此，说鲁迅应该对左联甚至全国文化界的“盲动情绪”负责，就不仅仅是对历史的无知了，而且连自己的良知都扔掉了。

第四条：陈更先生说：“反对批鲁者认为，鲁迅对中国政治方向的错误选择不承担根本责任，而应当另外有人。他们甚至认为，继续肯定鲁迅的反抗精神，有利于今天的反腐败。批鲁者认为，在当代思想战场上，批马、批M是阵营的主垒(多年以来，本人的一切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文章中，这样的根本思想处处皆是);鲁迅等则是次一级人物，次一级的批判对象。对由一到二直至更低层级的人物的批判，构成批判战场的全景。俯瞰整个思想战场，对周恩来、瞿秋白、彭湃等人的批判，属于战争的分支。系统观察，敝人的立场是一贯的，也一直是这样布局的。深刻的批鲁者与敝人的思想方法大致相同。”

读了这段拙劣的文字不由得哑然失笑。陈更先生的“批判布局”令人油然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判布局”：由批判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开始，依次批判次一级的走资派：中央各部委一级的走资派，省一级的、地市一级的、县一级的直至公社大队一级的走资派，以此“构成批判战场”的全景。当然，如果陈更先生个人设想了这个批判“全景”，而又愿意投入毕生精力一一批判这个“全景”中的所有反派人物，他尽可以去这样做，没有人去阻拦他。然而，如果陈更先生以为这样的“批判布局”应该是全国人民必须或“亟须”去做的，或者中国有志于推动现代宪政民主运动的人士都应该去构建这样一个“批判布局”，且这样的批判仅停留在陈更先生所谓“深刻”的水平和层次上，那么，恐怕中国的第二次文革会重新光临。

不错，为了推进中国的现代政治文明进程，对中国近代以来所有的专制统治者和专制思想都要进行清算，但这种清算绝对不是像陈更先生构想的这个批判“全景”。我们暂且撇开鲁迅精神是应该清算还是应该弘扬这个问题，看看上述这种清算应该怎样科学地、客观地、“宽容”地进行。我认为，这种清算基本上分两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即当前的执政者，为自己所属的政治集团在过往历史中因专制造成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祸害承担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比如，对于眼下执政的中共领导层而言，必须为中共执政期间所有反人道反人性的政治祸害承担责任。比如，对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政治迫害或政策罪错承担责任。而这样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的主要内容是：对产生或制造这种政治祸害的专制思想进行深刻的反省、批判、忏悔;揭露且公布所有这些政治祸害的全部史料和真相;对这些祸害和罪错的直接领导者和责任人进行相应的评价和处理，鉴于这些领导者和责任人大部分已经去世，在实际事务的处理上可采取宽容、平和、不牵连其亲属的方式进行;向历次政治迫害中的全部受害人进行认错、道歉、忏悔，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必要的经济赔偿：为重大政治迫害事件和受害人建立纪念馆，意在对后人进行警醒教育，杜绝此类迫害永不发生。第二个层次，即对中国近代的专制制度、专制思想、专制人物进行思想理论上的清算和批判。但这种清算和批判绝对不是像陈更先生那样，将暴力、专制、内斗、不宽容的标签贴上去对着标签开火。由于中国近代专制制度、思想和人物的产生机制根植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斗争生态，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层的政治基因和历史遗传，而我们眼下的认知水平还无法弄清这些传统、生态、基因、遗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要想对中国近代专制制度、思想、人物进行清算和批判，要想对其进行科学、客观、理性、公正的评价，必须要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生命机制和政治密码搞清楚，必须将中国近代历史的所有奥秘搞清楚，而这需要几代甚至更多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们的努力才能做到。因此，目前为了推进中国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的需要，对中国近代专制制度、思想、人物的评价只能暂时停留在事实层面和政治层面，即停留在事实结论和政治结论层面，而作为经得起时间、历史、后人检验的“盖棺定论”式的历史评价或历史结论，只能由我们的后人来下。就像今天我们对秦始皇的评价和结论仍然停留在事实结论和政治结论层面上，即秦始皇是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的始作俑者，是一个专制暴君等等。但要弄清中国中央集权制的君主政体产生的原因和机制，弄清中国皇权时代为什么延续了两千多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对中国文明的走向究竟起到了怎样的历史作用等等深层历史问题，即对秦始皇和他创建的政治制度进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盖棺定论”，我们至今还无法做到。

可见，对中国近代专制制度、思想和人物进行批判，要想做到科学、理性、客观、公正，是需要承担历史责任的，是需要深入广泛的科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是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及后人的推敲和检验的。当然，像陈更先生这样乱贴标签胡乱开火式的批判理当也在言论自由范围，中国老百姓人人都可以这样干，但这种批判或“全景式的批判”是不需要承担历史责任的，是经不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的，因而也是不靠谱的。

第五条：陈更先生说：“反批鲁者认为，鲁迅有其积极意义，与此积极意义相较，他的拥共、护苏、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可以原谅。要将他的‘反抗’的积极意义，用于今天，反对腐败、反对专制。批鲁者的根本观点是，鲁迅是上世纪前半叶发生于中国的某种政治势力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是某种政治势力文化阵线的前垒。批判此种势力，不能只批最最核心的马主义、M思想——稍稍的向外扩延是必须的(鲁迅只是该势力的第二层级，也属于核心部分)，在舆论箝制的情况下，甚至是策略的。事实上，将‘鲁迅精神’作为反腐败的力量和工具，这一认识是错误的，缺乏哲学的深思。大家可以辨析一下，将某专制势力一贯提倡的斗争学说、阶级学说、专政学说，作为反对今日腐败的工具如何?当然不可，因为反民主的专制政治恰是一切腐败的源泉。鲁迅的偏执、怪戾、暴力，与某势力的总体政治学说一致，恰是今日社会的更深刻的病源。用病源菌医治病源菌所引起的严重疾病当然是不可以的——这里不是免疫学!敝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把反腐败当成第一任务，甚至一般不谈这一问题。腐败是病症，而非病源。我的一向作法是，由某势力源流之处的表现，指出其屠戮人民的反人性的本质，目标是连根拔除某种体制，而非修修补补。揭示鲁迅，与揭示湖南农民运动、海陆丰大规模的杀人流血一样，是从基因深处认识某势力的本质特点。批判鲁迅是更深刻而本质的现实批判，拥护鲁迅(或有限地批评鲁迅)则是对统治的本质欠缺思考。”

关于鲁迅和左联的关系，上文已经说过，这里不再重复。是的，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搞独裁和专制，鲁迅在和这样的专制政府的抗争中一度迷失自己，误信了中共的阶级斗争和专政理论，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那时的中共也在反专制，倡导民主，并且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也进行了局部的民主尝试。当时被中共“反专制、争民主”假象迷惑的何止是鲁迅，还有一大批文化人。然而尽管如此，鲁迅思想的主流并不是鼓吹苏俄模式的革命和理论，是反专制、反奴性，争取奴隶的根本解放，这是鲁迅对中国数千年专制制度及其对人民的精神奴役进行深刻思索的结果，根本不是追奉“阶级、专政”理论的结果。而鲁迅真正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对中国数千年专制传统打造的精神枷锁进行了毁灭性的揭露、剖析和批判。不仅如此，不是苏俄革命模式的斗争、专政理论左右了鲁迅对中国专制精神痼疾的认知，而是相反，鲁迅对中国专制的深刻认知借助了中共的斗争和专政理论，因为鲁迅对中国专制本质的深刻认知，如上文所说，从来不是从什么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原理出发，而是从他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思考出发，正因为如此，他在晚年才看出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许会演变为新的“奴隶总管”的新式专制。也正因为如此，鲁迅才被那些“左派”们讥讽为“封建余孽”。比如，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看成老百姓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两种时代的替换，这种对中国几千年专制的深刻认知是不可能从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中得出来的。

而鲁迅思想对当今中国的深刻意义就在于，中国现代民主进程之所以如此曲折多艰，中国的专制顽疾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其主要原因乃是被鲁迅无情揭露和痛加针砭的中国专制的精神枷锁仍在禁锢着大部分中国人的头脑。说鲁迅精神只用于反腐，真是天大的笑话。我们不妨看鲁迅是怎样说的：“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南腔北调集.漫与》)应该说，这段话，囊括了鲁迅精神的主题，鲁迅对中国人数千年积攒起来的“奴性”的痛砭，可以说都是由这一主题生发开去的。

而从鲁迅精神的这一“主题”中，我们即看到了鲁迅的偏激，也看到了鲁迅的深刻。一方面，专制的消灭，奴隶的解放，对中国来说，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奴隶”们是一步一步失去“锁链”的。而“奴隶”们每失去一部分锁链时发出的对自由的欢呼和对新生活的赞美，就不能简单地归纳到“奴才”的“德性”之中。尽管他们身上的“锁链”还没有全部清除。比如粉碎四人帮解散人民公社时广大农民对新生活的欢呼和赞美，就不能归纳到“奴才”范围;另一方面，每当人民遭受专制的荼毒或奋起反抗并试图打破身上的“锁链”时，总有一大批权势者及其帮腔者去劝慰老百姓，在老百姓的“奴隶”般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这样的奴才，在我们眼下的现实生活中不是在大批大批地出现吗?比如08年的汶川八级地震，政府、军队和各界群众的确进行了全力的施救。但灾难中有相当一批中小学生死于地震，相当一部分教学楼不达标或属于“豆腐渣工程”，这在现代民主政体中是要揭露全部真相和对相关政府负责人及整个教育体制进行严厉问责的。然而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山东文学》主编王兆山却为政府写出了一首赞美诗：“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什么叫奴才?这就是典型的奴才，半个多世纪前的鲁迅就一匕挑开这种奴才卑劣的灵魂和丑恶的嘴脸，鲁迅的深刻和伟大之处正在于此。我相信，鲁迅时代的中国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他们身上的锁链也更加沉重。而当时依附权贵从百姓生活中“寻出美来”劝慰人民不要反抗的奴才们，恐怕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鲁迅的“匕首”和“投枪”正是对准他们的，而鲁迅在深恶痛绝和“睚眦必报”之中产生的偏激所造成的“误伤”和错判，也在所难免。

第六条：陈更先生说：“学俄国还是学欧美，是中国二十世纪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一边是血海，一边是富足和平、和谐建设。无论对一个党还是对一个文化领袖，在这一问题的选择上，不能仅仅局限于他是不是‘知道俄国和欧美的真实情况’。‘知道不知道’是对平民百姓的是非判断标准，对于政党、政治人物、文化领袖人物不能适用这一标准!资讯发达与否对国共两党是平等的，对胡适和鲁迅两类人物也是平等的。我们谴责的是一种野蛮的血腥精神，野蛮的血腥精神是带在他们信奉的主义里的。从这一意义上，他们是研究者，他们当然‘知道’!他们对他们当年的指引行为当然负有责任!——这是我们今日批判的根据所在、道义所在!”

好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好一个“一边是血海，一边是富足和平、和谐建设”。陈更先生只是在历史发展到今天才得出了这个结论，而在鲁迅时代的中国，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恰恰处在谁也说不清谁也说不准的混沌之中，陈更先生要求鲁迅那一代人按照今天的是非标准进行所谓的选择，实在是站着说话不腰痛。请问，当时国民党政府信奉的三民主义，无疑是“学欧美”的产物，那么，难道单单是“学俄国”的中共一边是“血海”，而“学欧美”的国民党一边恰是“富足和平、和谐建设”吗?再请问，当时提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镇压口号的，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是否属于“血腥精神”?而这“血腥精神”，是否是带在国民党信奉的“三民主义”里面的?也许陈更先生会说，那仅仅是一个口号。真的吗?国民党清党时不仅杀了数万共产党人，而且还杀了十多万自己的党员，如此疯狂地践行着“血腥精神”的国民党，又如何解释“学习欧美”的“三民主义”一边是“富足和平、和谐建设”?不错，应该将“欧美模式”和“苏俄模式”进行根本的区分，前者无论经过何等曲折，终会走向“富足和平、和谐建设”，后者无论怎样诉诸民族和人民的解放，只要坚持其“主义”的实验，终会走向现代专制主义甚至现代极权主义，但“苏俄模式”只要在试错之后改弦更张，仍然会转向现代政治文明之路。而问题的实质在于，在一个专制传统深厚悠久的民族和国家，无论走“欧美之路”还是走“苏俄之路”，至少在初始阶段，双方的“主义”都难免带上“血腥精神”，将“血腥精神”仅仅归结为“苏俄模式”的专利，是严重的历史偏见。总之，所谓“血腥精神”是人类专制制度的专利品，是人类还没有从兽性中解放出来的历史印记。不说其他，就说举世闻名的法国大革命，其奉行的“主义”是地地道道的“自由、平等、博爱”吧?但正是在这面“主义”的旗帜下，有多少冤魂悲泣于断头台下!

因此，尽管辛亥革命尝试走的“学欧美”之路，但却充满曲折和血腥、内斗和杀戮：先是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开打，杀得个你死我活，风声鹤唳;袁世凯称帝破产很快归天，北洋军阀内部便分裂开打，又杀得个血风腥雨，民不聊生;紧接着国民党和共产党联手和北洋军阀开打，杀得个天昏地暗，生灵涂炭;接下来是国共两党对杀，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的死掐，也杀得个尸骨如山，血流成河，所谓民主立宪，共和革命，其精神内核理所当然是“自由、平等、博爱”，但到了中国人手里就成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在这一片腥风血雨中又“欧美之路”的“富足和平”和“和谐建设”，又何时在辛亥革命之后二十年的中国出现过?在这里，所有这些内斗的“血腥精神”你不会让“苏俄模式”单方面负责吧?你不会说这内斗和杀戮仅仅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生下的怪胎吧?不仅如此，出产“自由、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的欧洲列强，在它们本国对本国人民是一副面孔，到中国来却是另一副面孔，其强权、霸道、侵略甚至杀戮，恐怕也丝毫不会手软吧?因此，正因为辛亥革命以来走“欧美之路”却走出来了个分裂、混战、内斗、血腥的杀戮，让人看不到半分“富足和平、和谐建设”的希望，而倡导普世价值的欧洲列强和俄国、日本一样想着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侵我领土、夺我主权，所以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才在百般迷茫几近绝望中转向俄国革命，希望俄国革命的模式或许能救中国。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早在中共成立之前就去过苏俄，他为苏俄之行写下《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典型地反映了这批中国知识分子在迷茫痛苦之中将希望转向俄国革命的心路历程。而俄国革命的血腥真相在俄国人的百般掩饰下，是极难完整地传递出来的。当时中国中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文化领袖和政要名流，由于各人信息的渠道不同，各人所了解的苏俄信息是极不对称的。说“资讯发达与否对国共两党是平等的”，“知道不知道”的“是非标准”只对平民不能对“政治文化领袖”，简直是昏话。蒋介石去过一趟俄国就看出其“专制”来了，但他儿子蒋经国也绝非池中之物，为什么就身在苏联却很长时间“看不出来”?上文说过，这和各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情感倾向有关。在“两种模式”的前景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现实中还极不明朗的情况下，你总不能说倾向于“欧美”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情感 ，是出于“自由平等博爱”，而倾向于“苏俄”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情感，都是出于“魔鬼的阴鸷”吧?其实，当时不仅中国，而且欧亚相当一部分大知识分子，都是将人类的解放的希望寄于苏俄的。这些人无论智商和良知至少不亚于陈更先生吧，但他们中的一些人即便去了苏联，亲睹那里的专制现状，其思想的转变也会有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像陈更先生所说的那样善恶速分，是非立判。有例为据：发表于2007年第三期《俄罗斯文艺》的《梦境旅途中的驿站——当代语境下瞿秋白之<赤都心史>》一文中这样说道：“‘苏联帝国’已经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历史名词,但它所承载的辉煌、沧桑与凄凉却成为研读不尽的学术课题。21世纪的今天,再沉醉于‘苏联式共产主义’大抵会被人讥笑,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激情澎湃迎纳光明的那块‘实验场’可是欧亚左翼知识分子接踵朝拜的新圣地———瓦.本雅明、德莱塞、萧伯纳、泰戈尔、罗曼.罗兰和纪德等大作家对苏联二三十年代的创造与建设不约而同地充满希冀。但是,他们访问苏联回国后却以各自的方式留下心绪不同的文字,比如泰戈尔的《俄罗斯书简》、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和纪德的《访苏归来》,这些著作至今让人解读不停。在纪德与罗兰之间,甚至产生了很大的分歧,为此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国际论战。”而纪德在《访苏归来》一书中即便披露了苏联专制的部分真相，也还认为“在这里，我看到苏联的胜利，它的成就，能让人憧憬更大幸福的胜利和成就，唉!我同时也看到它的匮乏、缺陷和苦难……我在这里所能看到的一切，无不使我留恋，往往怀着痛苦的心情，留恋这片土地，留恋团结起来的各族人民，也留恋这种有利于未来、可能诞生意想不到的事物的新气候，我惜别的正是这一切。”可见，面对走欧美道路的辛亥革命以来仅二十多年的腥风血雨，就认定“学俄国还是学欧美”这样的“二十世纪政治的大是大非”就已经清晰地摆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而且自以为是地断言当时这两条道路“一边是血海，一边是富足和平、和谐建设”，并强求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以此作为考验自己正义感和良知的根本尺度，这除了是十足的昏话，还能是什么呢?

第七条：陈更先生说：“拥护鲁迅者认为鲁迅当年‘骂政府骂得对’。从一般意义上看，这种认识是正确的，知识分子肩负着批评政府的责任。但我们必须意识到‘鲁迅之骂’是特定之骂，其骂的核心意义是‘踏着血色前行’、‘徒手请愿是不算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无阶级社会’等等。因此，他的骂就是‘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权——无产阶级专政。鲁迅死后三十年出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应他召唤的内容而生的。尽管他若在世，可能也逃脱不了老舍一样的下场!”此论上文已经驳过，此处不再赘述。

第八条：陈更先生说：“有人说，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批判和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批判是深刻的，其积极意义在此。对此应当如何认识?鲁迅的深刻是带有严重偏执性的深刻。爱我们的国家必须爱我们国家的历史，在鲁迅的眼中，一整个中国历史只有霸道，没有王道，只有恶政，没有善政，没有淳良民风，只有狗苟蝇营(只写着‘吃人’两个字)，中国的三千年是地狱的三千年。对于这样的国家还如何爱?这样能在地狱中生活三千年的民族是不是应当消灭?鲁迅的恨不是由爱而生，而是发自魔鬼的阴鸷;鲁迅指出黑暗，不是指导人们朝向光明，而是呼号消灭这个人间世界!上个世纪，‘斗争’是最时髦的理论。经百年反思，普世价值掀翻了‘斗争’学说。那么，我们对鲁迅的历史观和民族性格观应当如何评价?”

中华文明的历史，应该在四千年到五千年之间，陈更先生在这一历史常识上显然又弄错了，好吧，我们姑且将中华文明的历史定为四千年。我说过，鲁迅思想的核心价值，是反专制，反奴性。那么，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的视角来看，中国一部四千年的文明史，是不是一部专制主义的历史呢?也就是说，无论是秦以前三代的各诸侯国君主制，还是秦汉之后中央集权的皇权君主制，君主对其辖下的所有臣民，是否有生杀予夺大权?这所有的臣民，是否都是他的奴隶?对于这一点，大概陈更先生不会否认吧?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四千年文明史中任何一个君主制政府都是专制政府，其治下的“臣民”都是奴隶，那么，所谓“王道”政府和“霸道”政府的区别，“善政”和“恶政”的区别，就是“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之间的区别，这一点，陈更先生恐怕也不会否认吧?于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是否等同于爱这样的专制政府呢?显然，鲁迅是决不将这两样东西放在一起爱的，恰恰相反，以鲁迅的立场，你要真正爱中国的人民，就必须敦促他们从奴隶状态和精神上的奴性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的主人;你要真正爱中华民族和这个国家，就必须敦促她从几千年的奴隶制度(广义上的，不是马克思言下的社会分段奴隶制)下解放出来，走上人类现代政治文明之路。为此，鲁迅对中国四千年历史上的所有君主专制政府，无论是“王道”的还是“霸道”的，“善政”的还是“恶政”的，都是不爱的，甚至都是憎恨的，都是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的。因为所有这些政府，都是将它的人民沦为奴隶，站在现代政治文明的高度，这些政府都是应该被推翻的，都是应该被现代民主政体所取代的。然而，也正因为鲁迅同时也深沉地期望着奴隶们的抗争，期望着奴隶们挣脱锁链走向解放，期望着中华文明在摆脱专制黑暗的过程中走向人性的解放，因而他也在中国四千年的专制黑暗中追索着奴隶抗争的轨迹，寻求着社会正义的光明：“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请问陈更先生，鲁迅的爱和恨，有错吗?这样的爱恨，又如何“发自魔鬼的阴鸷”?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如果你真正爱做了四千年奴隶的中国人民，爱这个奉行了四千年君主专制的中华民族，那么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高度，注意，我一再强调是站在“现代政治文明高度”，你就必然“恨”并且批判这四千年中每一个专制政府，因为正是这样的政府造成了人民的奴隶状态;相反，如果你将中国四千年的专制政府或专制制度等同于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去爱，或者说将这些专制政府和专制制度中的“王道”、“善政”等同于中华民族去爱，那么，你就不是真正地爱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因为你赞同中国人民的奴隶状态，赞同中华民族继续保持将人民变成奴隶的专制制度。因为即便君主们的“王道”和“善政”，也还是中国人民“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也还是专制政体，人民也还是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自由和权利而任人宰割。而如果你一定要从这“王道”和“善政”中寻出“淳良民风”，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不是奴才心理又是什么?

当然，中华民族有“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和壮丽河山，中国人民也素来勤劳勇敢、质朴善良，“民风淳良”，也有数不清的英雄豪杰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但这些与中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关系?与专制政体的“王道”和“霸道”、“善政”和“恶政”又有多大关系?即便有一些关联，恐怕专制政府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之间的比例也相当悬殊吧?。比如在培育人民的优秀品德和“锻造”中国老百姓的“奴性”之间的比例;培树“英雄”和陷害打击“英雄”之间的比例，以及培养“清官”和滋养“贪官”之间的比例，是否都很悬殊?“王道”和“善政”的正面作用是否都很令人失望?

可见，鲁迅毕生的批判锋芒，都是对准中国四千年的专制制度和中国人民头脑中的奴性即精神枷锁，这一点恰恰体现出他期盼中华民族从四千年的专制制度中解放出来、中国人民由奴隶变为主人的拳拳之心，这又恰恰是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一种大爱，而那些将鲁迅对专制制度的憎恨和他期望中国人民彻底摆脱奴隶枷锁的大爱看成具有“严重偏执性”的人，不客气地说，恰恰是用“魔鬼的阴鸷”来推度鲁迅的。

最后，陈更先生不是说除了“政治批判”，还要批判鲁迅的历史观、文化观、人性观吗?他不是要区别“斗争学说”对“社会本质”及“人性本质”的认知和普世价值对“社会本质”及“人性本质”的认知吗?那么，我要告诉你，这两种认知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在于造反的奴隶夺得政权之后，其中的少数当权者不仅把造反时的所有敌人，而且将自己大部分的“同类”重新沦为自己的奴隶甚至牛马不如;而后者则在于造反的奴隶夺取政权之后，不仅将自己而且将所有的人包括先前的敌人都提升到有别于野兽的有尊严的人的高度。而将所有的人从野兽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的首要前提，就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历史和现实中所有的“非人状态”，包括造反成功的奴隶将敌人和同类重新沦为奴隶或牛马不如的现象进行全面、深刻、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我说过，鲁迅精神的精髓和“鲁迅之骂”的“核心”恰恰在于此。不信，不妨再摘一段鲁迅在《灯下漫笔》一文中的“经典之骂”：“但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假使真有谁能够替他们决定，定下什么奴隶规则来，自然就‘皇恩浩荡’了。可惜的是往往暂时没有谁能定。举其大者，则如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时候，宋末元末时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纳粮以外，都还要受意外的灾殃。张献忠的脾气更古怪了，不服役纳粮的要杀，服役纳粮的也要杀，敌他的要杀，降他的也要杀：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来一个另外的主子，较为顾及他们的奴隶规则的，无论仍旧，或者新颁，总之是有一种规则，使他们可上奴隶的轨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实际上大概是群盗如麻，纷乱至极之后，就有一个较强，或较聪明，或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来，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是不像现在那样朝三暮四的。于是便‘万姓胪欢’了;用成语来说，就叫作‘天下太平’。”

鲁迅在半个多世纪前所揭露的中国老百姓在上述两种状态中反复轮回的命运，恐怕至今也难说已经彻底摆脱了吧?陈更先生以为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