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一民：外交部的批林批孔运动

—— 1972年-1974年周恩来的高危时刻

前言

1949年建国后，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1958年陈毅元帅担任外长后，周恩来根据中央分工继续主管外事工作。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陈毅就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名义上他仍为外长，但实际上是靠边站。领导外交部运动的重任落在周恩来的肩上。1972年1月陈毅病逝，姬鹏飞被任命为外长，周总理仍继续直接过问外交部的一切事务。1974年底周恩来病危住院后，才不再过问外交部的事情了。

“文革”中，周恩来一直在抵制和批判极左思潮，对此“文革派”恨之入骨。一旦周总理在工作中稍有疏忽，“文革派”就兴风作浪，掀起批周浪潮，企图乘机整垮周恩来，取而代之。

一、1972年- 73年批林整风运动——周恩来原想批判极左思潮,却反遭“文革派”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他进行“帮助”。

1967年底，周恩来领导过在外事口和外交部批判“文革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极左行径，并对王力等人作了组织处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全面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领导批判林彪的工作。周恩来把批判林彪集团的性质定性为“纠左”。 所以周恩来高度关注批判极左思潮。他指导在许多领域内加强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尤其在他主管的外事口。

1972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谈及“文革”时，毛泽东曾指着在座的王海容(担任记录)、唐闻生(担任翻译)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8月1日、2日，周恩来在回国述职的驻外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批林整风学习班上作长篇报告。他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在讲到国际形势和外事、宣传工作方针时，他指出：极左思潮是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周又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前几年，他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周恩来强调：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周提出：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在讲到“解放干部”问题时，他指出：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地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

会见中，周恩来还解答驻外大使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时，周指出：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我们认识林彪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林彪要作一个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

周的讲话引起了“文革派”的反感和惊恐。他们担心触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组织基础，极力设法阻挠周恩来的部署。江青认为，批透极左思潮就是否定“文革”。她明确表示“批左不能过头”。

8月8日，“文革派”张春桥、姚文元召见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开会时说：“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

9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国庆社论，写道：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姚文元审稿时删去了这句话。

对此，《人民日报》负责人王若水上书毛泽东称，领导有分歧下面不好工作，促请毛泽东对批极左明确表态。王若水同时认为，周总理是对的。

毛泽东对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有看法，所以他对王若水的上书非常重视。毛泽东认定，继续“批左”将关乎“文革”的续存，他绝对不能允许出现有损“文革”的言论。

12月的一天，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开会。毛泽东对王若水那封信的表态是，“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毛还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设想不得不就此搁浅。

此前，外交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计划召开我国驻外使节会议，肃清对外工作中的极左流毒。

11月28日，外交部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上呈中央《关于召开全国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两部认为，全国外事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纠正前些年外事工作中的错乱和混乱，以便更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

11月30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文革派”却竭力反对。12月1日，张春桥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问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12月2日，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两部上呈的报告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是，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和“总理今年8月1、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次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修改后的报告。

1973年，毛泽东多次批评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外交部的工作。同年6月美苏进行会谈并发表多个文件，周总理对姬鹏飞外长说，美苏峰会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要好好研究，提出看法。姬鹏飞外长回外交部后向美洲和大洋州司(简称美大司)司长林平传达周总理的指示，并要林平落实这项工作。6月25日(星期日)，林平召集美大司一处副处长张再和苏联东欧司(简称苏欧司)一处副处长田曾佩等人开会务虚，统一了认识。之后，张再执笔写成一篇题为《对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调研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篇文章刊登在6月28日外交部新闻司编印的第153期《新情况》上。(《新情况》是外交部内部的调研参考资料，由部内地区司和业务司撰写，供中央和部内外有关单位参考。)当天周总理看后大为赞扬，立即批示“值得研究，”并要秘书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新情况》这篇文章写得不错，还建议《外交通报》的稿子应该照着改。林平司长获悉周总理的表扬后，决定召开全司大会，请张再讲讲写作的体会。

毛泽东看到这期《新情况》后，却对文章中提到的“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的提法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说美苏合作、欺骗世人，妄图主宰世界，与中央的意见不相联系。说这篇文章是“放屁一通”。

7月3日，周恩来听王海容(毛主席的侄孙女、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说，毛泽东对外交部第153期《新情况》有批评。周即指示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立即收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外交部随后给毛泽东写了检讨报告。

7月4日，毛主席召见“文革派”王洪文、张春桥，原本想谈中共“十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问题。毛主席突然再次严厉批评第153期《新情况》，不同意外交部对美苏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对他们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毛泽东还说：“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指亚洲司——笔者注)，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毛泽东对“文革派”王洪文、张春桥说：“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上他们的贼船…。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周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张春桥传达毛主席7月4日对周总理的批评。周恩来作了初步检讨并主动承担责任。当天周恩来将他的检讨和7月3日他给外交部领导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报告，一并呈送毛泽东。在附函中，周恩来从思想认识上和工作方法两个方面向毛主席作检查。

之后，周恩来亲自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开会，研究分析“错误”问题。随后外交部写出了“外交部《新情况》153 期错误何在?”的检查报告。

7 月14 日，周总理审阅这份检查报告中有关美苏两霸既争夺又勾结的词句时，增写了下面一段话，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

7月15日，周恩来将修改过的检查报告呈送毛主席审批，还送部分政治局委员传阅，并通报了中央各部门、各省市等有关单位。周在附信中特别指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

毛主席审阅“外交部《新情况》153 期错误何在?”的检查报告时划去了“受到中央严厉批评”一语中“严厉”二字，但毛泽东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检讨不必写了。

同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再次访华，拟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沟通。毛泽东会见基辛格之后，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同基辛格进行具体谈判。

11月15日，毛泽东听到汇报，说周恩来和叶剑英在跟基辛格谈判中态度软弱。毛泽东为此又提出批评，建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说：美国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这把伞叫核保护伞，这把伞我们是不能要的。还说：果真苏联打过来，就知道谁是敢打的，谁是要投降当儿皇帝的。

11月17日上午，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召到毛泽东住处开会。

毛泽东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苏联野心很大，力量不够。

他还说：政治局要开会，你们(指外交部的干部)也可以来，在后面放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成立了一个“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会议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这次中美会谈的批评意见，并介绍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18日，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表示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

从11月25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和耿飚(中联部部长)出席了会议。外交部参加会议的有：姬鹏飞(部长)、乔冠华(副部长)、黄镇(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仲曦东(主管政工的副部长)和王海容(部长助理)、唐闻生(美大司副司长)、章含之(亚洲司副司长)、罗旭(非洲司副司长)(以上四人皆为女性)。

会上，江青等“文革派”打着“帮助”周总理的幌子，批判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同美方会谈时表现“右倾软弱”，胡说什么“这次中美会谈简直就是丧权辱国，比李鸿章还李鸿章!”“这次中美会谈所表现出来的错误就是投降主义!”“我们党有过十次路线斗争。严肃地讲，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就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周恩来有野心，想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他们批评周恩来没有执行好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

邓小平也在会议上发了言。他点出问题的“严重性”，他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为迎合“文革派”，乔冠华不顾旧情，向周总理发难。(事后乔冠华感到愧对周总理，当面向周总理致歉。)

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检查，表示自己在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接受对他的批评。之后，周恩来还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可以了”。

同年12月初，毛泽东似乎感到，“文革派”有乘机“倒周”的企图。这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初衷，他对周恩来的方针是：“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于是，毛泽东决定约束“文革派”等人的举止。

12月9日，毛主席会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之后把陪同会见的周恩来、王洪文、王海容、唐闻生留下，说“这次会议(指“帮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笔者注)开得好，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迫不及待。他(指周恩来——笔者注)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清——笔者注)才是迫不及待。”毛又说，“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并指着在座的几位年轻人对周恩来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并指示销毁一切有关记录。

分别时，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显示继续对周恩来的信任和支持。实际上，这是毛泽东对这次“批周”会议的小结。

二、1974年1月-6月批林批孔运动——“文革派”策划在外交部批判周恩来，但未能如愿以偿

“九•一三事件”后，“文革派”领导的写作组《梁效》(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谐音，是当时闻名全国的大批判组，领导人是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和毛泽东的机要员谢静宜。)在位于北京西城毛家湾的林彪住所收集批判林彪材料时，发现那里挂着林彪书写的孔孟格言，诸如“克己复礼”、“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等条幅，认为林彪是“孔孟信徒”。毛主席知道后说：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

《梁效》以林彪肯定孔丘、孟轲某些言论的材料为基础，编辑了一个揭露林彪尊孔的材料，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该材料将林彪的话与孔子的话对照比较，证明林彪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

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的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 1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唐晓文”(“文革派”掌控的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是“党校文”的谐音)《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一文中，特意指出：“孔丘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冠，并代行宰相职务。”他们把孔子写成“宰相儒”，影射周恩来总理。由此他们把“批林”、“批孔”和“批周”联系起来。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主席，建议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

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中共中央在通知中说：“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江青等“文革派”发动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批判所谓“现代的儒”、“党内的大儒”，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借批林彪“克己复礼”，影射周恩来总理1972年以来进行的调整工作是“复辟倒退”、“右倾回潮”，为其反周“组阁”阴谋大造舆论。

1月25日，江青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外交部王海容、唐闻生等二百多名部、司、处级干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表面上由周总理主持，实际上周总理是在当天上午11时才知道要开这次会议的，江青一伙在会上要讲些什么，他也不清楚。江青、迟群(8341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谢静宜(女)(毛泽东机要秘书)等“文革派”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会上对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污蔑。迟群等在大会上发表长篇鼓动性讲话，借介绍江青主持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产生过程，大谈所谓“反复辟”的主题，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江青气愤地说，外交部说是有外事活动，两次挡驾，不让迟群、谢静宜去“宣讲”。江青说叶帅有个女儿“走后门”到外语学院学习，要外交部查清此事。江青还号召“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

会上，周总理宣读了1月22日江青写给外交部的信。周说：这几天外交部有外事活动，没有发出，今天我交给了仲曦东同志(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政治思想工作)。在这里我也念一下：“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同志们，为了使你部的批林批孔更好更深入地开展，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送去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要》和《批林批孔文件汇编》各二十本，到你们那里宣讲批林批孔文件，希望你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的批林批孔运动取得更大胜利”。自此外交部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帷幕。

三、外交部的批林批孔运动 (1974年1月-6月)——外交部只批事，不点周恩来的名

外交部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工作人员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文革”前，领导都要求党员绝对与中央保持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要求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要求干部只能知道党允许他们知道的事情。

按共产党员的党性来说，他们对上级布置的政治任务运动不会有任何犹豫或怀疑，因为他们把这看成是党组织布置的政治任务，只能照办。他们很清楚，在政治上不紧跟领导，一次犯错，顿失一切，前途尽毁。大家按照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原则行事。

一•二五“动员大会”后，外交部 “批林批孔运动”以学习班形式分别在三个层次进行：(一)部级领导干部，(二)司、处级干部和(三)一般干部。

(一)部级干部学习班。外交部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学习班。党委成员有，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韩念龙、符浩、仲曦东、章文晋、何英、余湛，部长助理王海容(女)等。参加会议的还有非党委成员：唐闻生、章含之、罗旭、齐中华(以上四人皆为女性)。列席会议担任记录的是，刘德培和程远行。约二十余人参加，批判所谓“右倾错误”和姬鹏飞“四国之行”的错误。(1973年6月，姬鹏飞外长应邀出访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四国。毛泽东对姬此行极为不满，认为姬的这次出访是“空手而归”。毛泽东说：姬此行是“西天拜佛、如丧考妣，疲于奔命，得不偿失”。)

(二)司、处级中层干部学习班。每两个司组成一个小组，全部共有120 余人参加。学习班名为“学习”，实为“批判”。

领事司和国际条法司组成一个小组，组长是领事司司长秦力真，副组长是国际条法司司长安致远。笔者当时在国际条法司(由“文革”前的国际司和条法司组成——笔者注)工作，参加了这个学习小组。

学习过程中，大家都是就事论事地批判，没人提总理的名字。记得在一次学习会上领事司专员(一位副部长的夫人，略知内部情况)发言说，今后对领导人的讲话都不应盲目相信包括总理的话。大家听后极为震惊，没人敢呼应。

(三)一般干部在他们所在司、局单位内进行正面学习，听领导传达上面的指示，正面领会上面的意图，阅读江青派人送来的材料，捧法家批儒家。他们的态度很少是认真的，也不进行批判，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中层干部和一般干部学习班的广大的参加者不知上面的斗争情况。他们学习毛主席批评周恩来的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批判美大司撰写的新闻司编辑的第153期《新情况》(一份调研报告);批判姬鹏飞的“四国之行”。鉴于上面号召批判孔孟之道，大家笼统地批判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儒法斗争。批了一阵子后，外交部“批林批孔运动”也就无声无息了。

1974年2月22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毛泽东问周恩来：“总理，你怎么样了?”周恩来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毛泽东接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周恩来笑着说：“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说，大事不会抓，常常抓了小事。”

不久，毛泽东获悉江青欲以中央名义下发“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稿后，痛斥江青等人搞“三箭齐发”(批“走后门”)的做法是“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毛主席制止“文革派”下发他们在“一·二五”大会上的发言稿，粉碎了他们欲将矛头对准周恩来等老干部的阴谋。周恩来躲过了一场政治灾难。

四、批林批孔期间发生的四起重大涉外事件

(一) 美国《蜗牛》礼品事件

1972年国务院批准从国外引进一条彩色电视生产线。据此，四机部组织考察团到美国实地考察美国康宁公司。考察结后束，康宁公司送给考察团每人一件康宁公司自制的玻璃工艺品——玻璃蜗牛。考察团成员都觉得康宁公司的产品不错，透明度好，没有气泡。这只玻璃蜗牛价值55美元。回国后，考察团向四机部领导汇报了礼品一事。

1974年1月25日中直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2月初，四机部设计院政治处宣传科的干事(普通工作人员)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考察团在美国考察时，康宁公司为了讽刺挖苦中国的“爬行主义”，送给考察团每人一个玻璃蜗牛。江青看到信后，妄图把蜗牛礼品和批林批孔运动挂起钩来。

2月10日下午，江青突然驱车来到四机部要找这个揭发人。这个人不在，所以她未能见到这位“造反派”。四机部的领导接待了江青。她一口咬定美方送蜗牛礼品是“咒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说什么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线是“屈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崇洋媚外。”她还问道，“那个蜗牛在哪里?拿来给我看，中央要它做展览。”并责令四机部把蜗牛退给美国驻华联络处，要外交部向美国提出抗议，坚决回击美帝国主义的挑衅。

事后，江青写信给四机部的那位“造反派”，说“我十分赞赏你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绝不能再受帝国主义的屈辱!是美国有求于我们，并非我们求它，更不求它的屈辱!”

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对江青突如其来的讲话和信，非常紧张，急忙召开党的核心组扩大会议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传达江青的意见。会议谴责美方以赠送礼品为名，实现其“侮辱”中国人民的目的，强烈要求部领导不从美国引进彩色显象管生产技术，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蜗牛”退回。四机部还发了简报，通报全国下属单位。中央各部门和全国所有涉外单位自查外国人赠送的礼品。

2月1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决定，责成外交部查一查接受礼品有什么规定，美国送蜗牛有什么讲究。14日，我国驻美联络处根据商务参赞张建华的调查向外交部提出调查报告。报告认为，蜗牛是美国常作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象征幸福、吉祥。从康宁公司所送“圣诞节玻璃制品价目表”中可以看出，蜗牛确系该公司生产的圣诞礼品，而且确实为着友好送给我赴美彩电考察组的，并无任何恶意。外交部将上述调查情况写成《关于美国人送“蜗牛”礼品等事的报告》，于2月21日呈送国务院。该报告称：对礼品中发现的问题，应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议对“蜗牛”礼品，不必退回和交涉。

周总理看了外交部的报告后，当即批示：外交部这一分析和所提处理意见较为正确，拟同意外交部这一报告，即呈毛主席批示。毛主席当即圈阅，表示同意。

之后，周恩来专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蜗牛事件”作了研究。会议决定：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不印发，不下达，已印发的立即收回，决定对此事件不再扩散，对考察组成员不做任何处理。喧嚣一时的“蜗牛事件”被平息下来。

(二) 意大利新闻纪录片《中国》事件——批判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新闻记录片《中国》，矛头直指周恩来

1970年中国和意大利建立外交关系，1971年7月20日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向外交部新闻司提出申请，拟派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意大利电影导演、摄影师兼制片人，写实主义者)来华拍摄一部介绍中国的新闻纪录片。

1972年5月 6日，经外交部和国务院文化组请示和周总理批准，我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致函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同意他们的申请。同年5月13日，意大利电视台派遣安东尼奥尼率领的摄制组来到中国。当时他们提出历时半年的拍摄计划，为我方婉拒。最终摄制组在22天内拍完新闻记录片《中国》。

1972年的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安东尼奥尼虽为我方请来的客人，但他的行动仍然受到限制。按照中方的安排，安东尼奥尼一行在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等地参观中方事先安排妥当的那些学校、工厂、幼儿园、医院、公园等单位。人们整齐有序地做体操、跑步、工作、开会、学习、玩耍。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还有蜿蜒的长城、紫禁城的城楼、太极拳、武术、苏州园林等正面、热情、赞美的镜头，也有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等镜头。

出于猎奇，有时安东尼奥尼摄制组不按照中方的安排，未经我方同意，偷拍、抓拍当时中国“文革”时期社会实际情况。所以这部记录片不时出现一些未经安排的内容(镜头)。在林县时，安东尼奥尼等人发现一匆忙行走的农民，于是他们举起摄影机器尾随其后拍摄，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带着自产的粮食、家禽和自制的食品，在那里做起了交易买卖。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投机倒把，是违法的。这个小小的自由市场有点紊乱，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明显的不安。这些与另一组镜头中北京某大商场的琳琅满目、肉类和各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还有一些懒散的镜头，例如：在某校一些读书的小学生，他们面无表情地大声朗读课文，一些学生仰起圆圆的小脸东张西望，显示出困惑和不解的模样。

1973 年1月新闻纪录片《中国》在意大利罗马公开放映。这是“文革”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拍摄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的记录片。在西方公演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海外“左倾”人士认为，这部新闻纪录片是在“恶毒攻击”中国。另一派却不以为然。由于海外反应不一。10月，我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这部片子。事实上，这部纪录片《中国》没有什么原则性问题。

12月11日和17日，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的一名“造反派”就新闻纪录片《中国》分别致函江青和姚文元，宣称这部新闻片把“我国描写成贫穷、落后、愚昧、灰暗的样子，完全歪曲和侮辱了我们伟大中国的形象，令人非常气愤。

1974 年元旦前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文革派”在钓鱼台17 楼江青住处观看了这部纪录片。原本没有什么原则问题的这部纪录片，却被“文革派”说成是一部诬蔑和丑化中国人民的反动影片。江青等“文革派”借题发挥，将矛头对准了周总理和他领导的外交部，大骂我国大使馆“卖国主义”，事先不注意防范，事后交涉也很不得力。

1974年1月25日在中直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迟群在发言中提到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大骂这是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并说要进行批判。

关于联系实际问题，迟群说：“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呀?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人拍的一个记录片，叫做《中国》……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我们有一个女同志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你搞这个形象，所以像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实际吗?!”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指出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对于中国人民在“文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不屑一顾，而拍什么‘偏远的农村’、‘荒凉的沙漠’、‘孩子的出生’、‘人的死亡’等等，“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宣称这部新闻记录片(长达3小时40分钟)“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随之，全国掀起批判浪潮，《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尽管基层的工人、农民、士兵并没有机会看到这部纪录片，更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何许人也。

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和新闻司司长彭华在外交部多次作“检查”。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奉调回国参加“学习班”，作“检查”。他们在外交部作检查一直持续到1975 年，但没有结论。

当时，安东尼奥尼遇到了来自当时中国官方和意大利“左倾”人士的双重抨击。1975年安东尼奥尼坦诚地说:“我出发去了中国，中国让我心情开朗，随后又马上带给我苦涩。我想到，一部纪录片有它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将迫使天马行空的想象来寻找一种新的方向，它是我克服当时的困难处境的理想良药”。他又说：“那五个星期只允许我快快地看上一眼。作为旅行者，我看到了用旅行者的眼睛看到的东西。我试图把电影观众也带上，可以说是牵着他们的手，让他们伴随我一起做这个旅行”。

1978年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新闻纪录片《中国》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电影《中国》是有点毛病的，它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但“四人帮”利用这部记录片来反对周总理是不对的。他指示外交部要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1979年1月25日，外交部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肃清“四人帮”在批判〈中国〉影片问题上的流毒、拨乱反正的请示》报告，认为这部纪录片没什么大问题。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外交部的报告。一场持续几年的涉外风波到此结束。

2002年意大利驻华大使馆和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举办《安东尼奥尼影展》，首次在中国公映安东尼奥尼32年前拍摄的这部记录片《中国》。时年92岁高龄的安东尼奥尼(1983年患中风)几乎完全丧失说话能力。此前，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处一直在试图促成安东尼奥尼重返中国，因他疾病缠身没能成行。2007年7月31日安东尼奥尼病故。

(三) 1973年5月 “雅典事件”

中国驻希腊大使周伯萍误入与我国没有外交关系以色列国大使馆。这是一次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

1972年6月，中国和希腊王国建交。1973年3月周伯萍大使到达雅典履新。同年5月7日上午，周大使偕翻译去希腊外交部商谈有关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访华事宜，中午1点多会谈结束。返馆途中，周大使看到使馆区街道上有许多使节车辆来往，猜想当天中午是否有外事活动。抵馆后，他让翻译向大使秘书查询当天中午是否有外事活动。略懂英文的秘书发现有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国庆招待会的请帖。这位略懂外文的秘书把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邀请周大使第二天12点到1点半的请帖，误当作了是科威特当日12点到1点半时间的请帖。请贴上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他误读为“科威特大使馆举行招待会”，还只看到请柬上的时间，却没看清次日的日期，便急忙地对翻译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现只剩下10多分钟就要结束了。匆忙中，翻译顾不上查看请帖上的大使馆的名称、日期和时间，就慌张地对周大使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周大使听说离招待会散场只有10分钟后也很着急，于是他们2人和司机立即仓促驱车赶往科威特大使馆。

司机刚到雅典不久，不熟悉科威特大使馆的位置，当时也没时间查询或深思。当日中午正值附近的以色列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司机开车出了中国大使馆后，就随着车流和警察指引的方向行进，车头悬挂着中国国旗的中国大使的汽车就这样糊里糊涂地驶进了以色列国大使馆。

周大使到雅典只一月有余，还没有机会和时间识别科威特大使和以色列大使。下车后周大使主观地误认为站在门口迎送客人的以色列外交代表是科威特大使馆馆长，热情地与他握手祝贺国庆。周大使还向以色列代表解释迟到的原因。这一现象使所有在场的西方媒体记者感到震惊和意外,因为中国政府没有跟以色列有任何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为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斗争，我国一直不承认以色列国。在中国避免与以色列发生官方往来的若干年里，以色列却一直对新中国释放善意，寻求建交。(1992年1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有所缓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和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当时一位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率先向周伯萍大使提问：“中国大使来到这里是否意味着中国要承认以色列?是否意味着中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有重大改变?”周大使把这位记者的提问当作故意寻衅，予以简单顶回。当时这位美国记者表情迷惘，周大使也未深思。招待会结束，周大使与以色列外交代表道别返回大使馆。

5月8日，《纽约时报》刊登一则消息称，与以色列国没有外交关系的中国驻希腊王国大使亲临以色列国大使馆祝贺以色列国国庆。外国驻希腊的使节都看到这则报道。中国大使馆却仍不知情。

当日中午，周大使偕翻译出席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席间，多数外交官们以令人费解的目光注视着周大使。友好的罗马尼亚大使把周大使的翻译请到一边，简述外电有关报道。翻译听后极度惊慌和紧张，意识到他们在政治上犯了大错。当周大使问及时，该翻译沮丧地说：“大使，我犯下大错了!”听后，周伯萍大使才如梦初醒，知晓他昨日“误入”以色列国外交代表的官邸，闯下大祸。当时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为支持阿拉伯国家，不与以色列有任何官方交往。

意识到外电定会借机大事抄作，离间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当日下午惶恐不安的周伯萍大使召开使馆党委会研究应对措施。大使馆党委会决定采取三项措施：第一，分别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周伯萍大使误入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纯系使馆工作上的差错，丝毫不意味着我国外交政策有任何改变;第二，立即向外交部报告错误经过，周大使作初步检查;第三，向使馆全体同志通报情况，要求从周大使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改进使馆工作。

会后，周大使即向外交部报告犯错误的详细经过和采取的应对措施。周大使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做了初步检讨，承担全部责任并恳请给予严厉处分。外交部回电同意周大使应急处理的意见。

周恩来总理获悉后极为恼火和紧张，因为这段时期正值毛主席对周总理及其领导的外交部的工作有所指责和不满。周总理担心“文革派”可能会借机滋事，故先主动采取极为严厉的态度。在国务院的一次办公会上，他发了脾气并严厉地说：“美国出了水门事件，我们出了雅典事件。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特大丑闻，必须严肃查处!”

根据周恩来总理已经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的指示精神，外交部发出外交通报(下发我国驻外机构和国内外事部门)，认定“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驻希腊使馆在接到外交部的通报后，大使馆和周大使再次向外交部作了检查，周伯萍大使主动承担责任，并报告在事件发生后积极采取了补救措施。

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一致认为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周伯萍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让他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继续返回使馆工作。

5月9日晚8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瑞士前政治部长马克斯·彼蒂彼爱夫妇时让他的秘书通知外交部各级领导干部和在国内休假的驻外大使以及外事部门负责人等数百人到人民大会堂等待总理接见。近晚十时接见开始，周恩来问：“今天仲曦东同志来了没有啊?” 仲曦东(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人事工作。)马上答应：“来了。”周恩来说：“外交部有个叫周伯萍的在希腊当大使没几天，就参加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的国庆招待会了。无头苍蝇一样瞎闯，捅了篓子嘛!我们是根本不和以色列来往的，大使怎么能去参加它的国庆招待会呢?仲曦东同志，他是不是你的部下呀?”仲曦东答说：“我在坦桑尼亚当大使的时候，他当参赞。” 说到这里，周恩来震怒，厉声斥责道，这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周恩来还说：“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我周门不幸啊，出了这样的人，犯了这么大一个政治错误。”(事后据周伯萍大使说，周恩来前五代的辈分排行是骏、贻、恩、秉、国，恩字辈与周伯萍父亲的孝字辈相当。周总理比周伯萍的父亲小五岁，应是周伯萍的堂叔。此前他们的亲属关系一直未被外界知晓。)

5月14日外交部通知周伯萍大使立即回国述职。由于此事直接、间接牵涉的人不少，大使馆人员个个紧张。最慌张的是这位翻译，他痛哭流涕，说他断送了大使的前程，写血书检查，馆内派专人看护他，防止发生意外。15日晚周大使回到北京。16日上午，周伯萍大使即去外交部报到。仲曦东(主管人事事务)和乔冠华(主管欧洲事务)两位副部长先后与他谈话。他们都嘱咐他不要过分紧张，先休息两天，再写检查，再谈其他问题。回家后，周伯萍大使立即写检讨，报告事件经过，接受外交部第一次通报对他的严厉批评，恳请给予严厉处分。17日上午，西欧司司长王栋对他说总理对“雅典事件”很恼火，总理办公室已用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肯定“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周大使当即将连夜写出的检讨报告交给他。外交部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会议讨论了周大使和使馆的检讨，一致认为周大使所犯错误的确严重，但考虑到周的态度正确，认识较好，建议免予处分，让周大使先参加希腊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国内学习一段时间，继续返回驻希腊使馆工作。

外交部的报告于19日上报总理。总理批示“同意”，并于21日批发了外交部第二次外交通报。24日，毛主席看到总理批示同意免予处分的外交部19日报告，以及所附的周大使和使馆的检讨，亲笔圈掉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一段话，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报告中提到的周大使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较好”改为“很好”。毛主席的批示彻底改变了“雅典事件”的错误性质。

周总理看过毛主席的批示后加批：“请外交部遵照主席批示，估计这次‘雅典事件’的性质，并对周伯萍同志的检查，按主席指示给予鼓励。同时要将主席指示在部内进行传达。对外通报也要加以修改。”外交部于26日发出的第三次通报使“雅典事件”得到了彻底解决。

事后,周恩来总理还特意找了周伯萍大使谈话。周总理此时的风格和语气与不久前在人民大会堂截然不同。他表示组织上对“雅典事件”的处理结果很高兴并谆谆告诫周大使,外交事务没有大小之分。凡是外事工作都要特别敏感。小事大事一样重要,如对小事忽略,酿成的后果同样严重。所以,需要谨慎再谨慎。周伯萍感谢周恩来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宽大处理，给予立功补过的机会。周恩来笑着说：“要感谢应该感谢毛主席，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这件事这样结束，我当然很高兴。”接下来，周恩来转变话题，气氛顿时轻松起来。周恩来说，希腊是西方文明古国，她的今天和过去有很多的东西值得研究。他要周伯萍回使馆后多出去看看，不仅要研究希腊的今天，还要下功夫研究她的过去。待下次回国，要听取周伯萍的汇报。周伯萍继续留在外交部工作。重病在身的周恩来终究没有机会再听取周伯萍大使的“汇报”，这次晤谈竟成永诀。

(四)1974年4月毛主席指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联合国大会决定于1974年4月9日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问题的会议。

1974年3月中旬，外交部领导酝酿出席这次会议的我国代表团团长人选，初步设想在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等三人中选一人率团出席。周恩来总理让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在方便时先听听毛泽东主席有何考虑。3月19日，王海容见到毛主席，问及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此时，周恩来的病情严重，不可能再出国了。这是1971年联合国大会恢复我国合法权利后，中国政府重要领导人首次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并将在本次会议上，向世界全面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纲领。于是，毛泽东提名邓小平出席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毛主席对王海容说：由邓小平同志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王海容当晚将毛主席的指示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长。

3月下旬，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根据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报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反对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率团去出席联大，她害怕邓小平在国际舞台上引发更大的政治影响。

3月22日外交部向周总理上呈了“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副总理任团长，外交部长乔冠华和我国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为副团长。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作大会发言

3月24日周恩来对外交部报告批示：同意这一方案，并送毛主席及在京政治局成员传阅。江青阅后仍持反对意见，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毛主席当日圈阅同意。就在毛主席圈阅同意的那天夜里，江青把王海容叫到钓鱼台住处，要她收回报告，改由一位部级领导同志担任团长，企图阻挠邓小平同志率团与会。王海容表示不能修改主席已批准的报告。王海容走后，江青又几次打电话给她要求更改人选。王海容坚决表示不能改，江青非常生气。

3月25日，毛泽东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将此意转告政治局其他成员，特别要王洪文负责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除江青外，与会成员一致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出席特别联大会议。周恩来要王海容、唐闻生将江青的反对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后甚为不满。他写信告诫江青。全文如下：

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毛泽东(签名) 三月二十七日

3月27日晚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被迫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席特别联大。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4月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研究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期间的工作方针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

4月4日周恩来与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发言稿讨论修改情况。当日，毛泽东就批示：“好，赞同”。

4月6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前往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专程前往首都机场，与数千群众一起为邓小平隆重送行。

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说，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4月19日，当邓小平载誉归来时，周恩来又在首都机场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

结束语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周恩来抱病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表明，他对江青等人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批周的作法极为不满。“文革派”攻击周恩来的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

毛泽东主席既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也绝不允许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打倒周恩来。在处理繁杂的内政外交难题时，毛主席还须倚重周恩来的治国才能。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周时，周面临两种选择：承认错误或拒绝承认错误。周采取前者，没有像1975年邓小平对抗毛主席，以致再次被打倒。由于毛泽东的干预，“文革派”倒周“美梦”再次失算。务实的周恩来化险为夷，躲过一场政治劫难，继续执政担当第二号人物。

实践表明，“文革”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战友，毛一周二，各有所求，侧重异样，相互依赖。他们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