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渝：复生不易

潘复生是山东人，早年以济南乡村师范学生的身份搞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被捕。1937年10月国共合作，韩复榘释放政治犯，潘复生出狱奔向抗日战场。

1945年父亲张霖之从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任上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七纵政委，军区司令员杨勇改任七纵司令员。同时，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也进行改组，张玺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王秉璋任军区司令员，赵健民任区党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潘复生任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刘致远任军区副司令员，潘炎任参谋长，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这是解放战争初期冀鲁豫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员的名单。

1956年八大，杨勇、张玺、赵健民、潘复生和我父亲都成为七十三名中央候补委员之一。

1949年8月，潘复生任新成立的平原省委书记，平原省省会是新乡市。与此同时，冀鲁豫革命根据地也完成了自己十二年的光荣历史使命。1950年初，由于组织不当，濮阳发生了冻死民工和马匹的“濮阳运粮事件”。当时纪律很严格，潘复生负领导责任，被降为省委副书记。不过这是一个小挫折，1952年张玺从河南调到新成立的国家计委，潘复生接替张玺任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是河南省省长，这个省长很有能量。

1957年，在潘复生的主持下，河南省委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提纲》。河南是农业大省，当时提出用奖励的方法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深受群众欢迎。但这个政策与当时的大环境不符，当时政治上在反右派，经济上在酝酿大跃进。省长吴芝圃带头反击，说那个宣传提纲是“右倾情绪”“保守主义”，省委二把手在中央的支持下，展开了全省范围批判省委一把手的运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把潘与文艺界的丁玲、广东的古大存、广西的陈再励并提，同时也谈到“潘复生犯了错误，但要允许他改正”。

八大二次会议召开于1958年5月，大跃进正式开始。吴芝圃反右有功，邓小平对吴芝圃表示：“真理在你们这一边。”会后，潘复生被解职，下放到农场劳动，吴芝圃任省委第一书记，一手导演了河南的大跃进。

吴芝圃催生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提出了连毛泽东都不敢完全相信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计划;主导了全省范围的反右倾政治运动，干部群众因为不同意高指标高征收而被打死打伤逮捕关押的有数万人之多;从公社到县市的各级干部、群众被打成“小潘复生”的达二十万人;在三年灾荒最严重的时候，吴芝圃仍然虚报粮食产量，把河南粮产二百四十亿斤高报为四百亿斤，在上百万人饿死的情况下继续掩盖真相，欺骗中央，酿成震惊党内的“信阳事件”。最后，终于使毛泽东也忍无可忍，吴芝圃于1962年被撤职，调任中南局“文教书记”了事。吴芝圃在给党中央和中南局写的检讨中承认，因他的错误导致的“信阳事件”“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地步”，“欠五千万河南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

与此同时，1962年4月，中央批准为潘复生平反。显然，“改正”错误的不是潘复生，而应当是大跃进的发起者。潘复生的新岗位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社长，可以说这个职务差不多算个“闲差”，但对潘复生意义重大，它宣布了潘复生政治上的“复生”，潘复生从河南进京，成了京官。那时北京市副市长万里欲送高中毕业的长子出京锻炼，潘复生就向老战友推荐了自己下放的河南西华县黄河滩上的农场。于是，“万老大”在那里当了十几年农工。

1966年1月，潘复生被任命为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他又成了执掌实权的“封疆大吏”。不过，要是历史能够推倒重来，我想潘复生宁可选择在那个“社长”闲差上干到离休。1966年9月到12月，我父亲到黑龙江疗养了三个月，潘复生在那样复杂的条件下对我父亲关照有加，很不容易，也很仗义。

作家梁晓声于20世纪80年代写了《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讲述他少年时代在黑龙江经历文革的往事。我不评论他的作品如何，但他把文革初期的潘复生说成“正在养病”的“副省长”，说造反派把潘复生拉出来充当“革命领导干部”，好像辛亥革命起义军把黎元洪从床底下拖出来当大总统一样，那是完全说错了。事实上，1967年1月16日，在潘复生的支持下，黑龙江省的二十三个单位的造反团成立联合总部，发表《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的公告》，潘复生当时以最早支持红卫兵造反的省委第一书记而闻名全国。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贺黑龙江“革命政权”的诞生，标题是《东北的新曙光》，与该报为贵州夺权发的社论《西南的春雷》遥相呼应，一时轰动全国。想当年，以省委第一书记身份担任“夺权”后的首任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潘复生是第一人，后来还有河南的刘建勋和广西的韦国清。潘复生能够占此鳌头，客观上可能是因为他在1966年刚刚上任，与黑龙江省委以前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没有牵连，他容易表态，造反团体容易接纳。不过，文革后还能站得住脚的，唯韦国清一人而已。

1967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导的夺权大潮席卷全国，真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月31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潘复生出任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当时尚未被打倒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也要从沈阳赶到哈尔滨出席成立大会，表示祝贺。

革命委员会当然要“革命”，革命就要有对象，黑龙江的头号“革命对象”是潘复生的前任，东北局第二书记、黑龙江省委原第一书记欧阳钦。欧阳钦的独子欧阳湘不承认自己的父亲是“三反分子”，于1968年11月以“洪新建”的化名给省革委会写信，为欧阳钦辩护，反对将欧阳钦打成反党分子。在潘复生的批示下，“洪新建”很快被捕，当年《黑龙江日报》在通栏标题新闻下报道逮捕欧阳湘的群众宣判大会：

极力为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喊冤叫屈、招魂翻案，署名“洪新建”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的，就是我省党内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欧阳钦的儿子欧阳湘。

被捕后的欧阳湘很快被逼供迫害致死，年仅二十八岁。

潘复生曾被自己的搭档吴芝圃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可平反不到几年，自己竟又给前任第一书记欧阳钦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还整死了这位老同志唯一的儿子。这种“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你下我上，确实可以联系到个人责任、个人品德问题。但相似的悲剧反复上演，又绝不能简单归结于个人因素，而是要放到党的总路线、总政策发生偏差、错位的大背景中看。正因为这种偏差和错位，潘复生的“革命”姿态并未保住自己，到1970年7月就“栽”了，周恩来宣布：黑龙江问题的根子在潘复生那里。

1971年6月，潘复生被正式免职，其实他已离开工作岗位近一年了。他栽倒的原因有好多，包括因为他历史上的被捕而被打成“叛徒”，但绝不是因为他参与打倒了欧阳钦，更不是因为欧阳湘之死。欧阳湘到了1978年才在胡耀邦的亲自督促下得到平反。也就是说，潘复生当时在黑龙江被打倒的原因，恰恰不是我们今天认为他所犯的那些错误。这就是历史的偏差和错位。

文化大革命是所有领导干部躲不过去的一道“坎”，你想用正常思维方式，听党的话，支持群众运动就能不犯错误吗?不可能。无论是谁，要么在运动初期被打倒，要么在运动中期被批判，要么在运动后期被审查。我父亲那时就看透了这一点，所以与我母亲相约：活着就是胜利。

这番话适用于张霖之，也适用于潘复生，适用于除极个别人外的所有地方领导干部。我父亲结束在东北的疗养离开哈尔滨回京前，在与潘复生告别时又说：打死我可以，说我反党是不行的。

这句话是“活着就是胜利”的补充，那是我父亲为自己划定的底线——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违心承认自己反党。与此同时，他还和我妈妈共同做出“决不自杀”的承诺。潘复生认为我父亲的话言重了，当时他还没有考虑到自己如果再一次倒下，还能不能“复生”。两位老战友哈尔滨一别，我父亲成了革命“对象”，潘复生成了革命“动力”，几十年后回头去看，他们却都是文革那场闹剧的牺牲品。

潘复生没有能够在政治上再次复生。他被整整审查了九年，1980年，潘复生抑郁而终。现在看来，文革运动初期倒而不死，是最佳选择。但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尺度，自己能做自己多少主呢?

潘复生死后两年，中共中央于1982年4月批准黑龙江省委对他的审查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不做组织处理。

这能算“复生”吗?半个世纪前干革命被捕，半个世纪过去死后两年才审定为“没有问题”，情何以堪?历史上，党内把被捕问题当作一根棍子，根据形势和政治需要，可以随时举起来，也可以随意打下去，用以约束干部，这是一个很坏的传统。刘少奇就不需说了，1970年陈伯达因为卷入“林彪集团夺权阴谋”而被审查，毛泽东马上亲自宣布这位中央第四号人物是“叛徒”“特务分子”，但显然没有任何根据。粉碎四人帮后，正式下发的四人帮“罪证材料”中又说江青“自首叛变”，后来才澄清那又是一个随政治潮流而动的假证。我母亲在文革中对我们讲过一段话：中国这样对待被捕的同志影响很坏。那些亚非拉闹革命的人看到被捕出狱后要受这样的歧视，谁还愿意干革命?

1979年中央举行八人联合追悼会，中南局书记吴芝圃的遗像和我父亲的遗像挂在一起，接受众人的鞠躬致意。正被审查的潘复生肯定在报纸上看到了这则消息，面对张霖之和吴芝圃放在一起的一场追悼会，潘复生是怎样一种感觉?潘复生去世时没有“结论”，也就没有登报发讣告。吴芝圃的追悼会开得，潘复生的讣告发不得。

一般地说，黑龙江的干部对潘复生的评价是负面的，说他极“左”，“老干部整老干部”。但到了河南又不同，河南人民对潘复生在大跃进期间挨吴芝圃的整抱有同情之心，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治河六十年》中就有一节题为“怀念好领导潘复生同志”，河南没有忘记这位老书记。1949年以来潘复生沉浮起落的经历，是中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国家民主制度缺失的典型事例。

1968年，潘复生从黑龙江来北京开会，我陪着母亲到京西宾馆去看他。那时的潘复生看起来是一个很结实的中年人，其实已经年过六十了。母亲见到潘复生，想起自己和丈夫在东北度过的最后时光，不禁放声大哭起来。潘复生在一旁低声劝慰，并重复着我父亲临别时给他的留言。那是我永远难忘的情景。

说明：

① 洪新建事件是匿名信的名字，诬陷潘复生是大叛徒，是当时红卫兵小将查出来的，批斗他，方知是欧阳湘，后来他害怕，自杀身亡，并不是潘复生批准批斗他，作者也承认此处有误，此事件只能认为是那个非常时期的牺牲品。

② 周总理做了造反派的工作后，于1967年3月才当上的革委会主任。

③ 潘复生于1970年已受到军方排挤，失去势力了，无法正常工作，军方派了个秘书叫周儒生来监视他。

④ 周总理与潘关系不错，说“黑龙江问题的根子在潘复生”的批评，是信任性的好意批评，文革中二次向周总理提出调离黑龙江回北京工作，周总理都不同意，说：“反修前线很重要，你不能离开……。”

（以上说明为潘复生之子刘国楷所加）。

2015年8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