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郭小川反对搞丁陈反党集团

郭小川

大约是在2006年的一天，一位叫廖海珠的陌生人，说他是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廖经天的儿子，辗转多年，多方打听，终于找到我，只为了却其父一个心愿，就是要向我们表示对郭小川的感谢。

其实事情不大，就是在“反右”运动中，仅因廖经天的一句“我们这个部门没有右派”，竟致他自己被打成右派，全家发配贵州。家父（郭小川）在冀察热辽分局的《群众日报》时曾与廖经天共事。1958年廖全家离开北京之前，家父在一家有名的饭馆请廖全家吃了一顿饭。据廖海珠说，当时遭遇的都是冷眼，此举令其父倍感温暖。

廖海珠告诉我，1976年10月，郭小川意外去世的消息传到廖经天耳朵里时，他正坐在床边，登时泪如雨下，仰倒在床，痛哭着说道：“好人啊！好人啊！”

前几年，在编辑家父纪念文集时，我通读了四百多篇回忆他的文章，发现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后来又陆续从一些知情人口中了解了更多事情。作为儿子应该惭愧，我虽然写过几篇回忆父亲的文字，自以为“知父莫如子”，这时才知道其实差得很远。也益发相信，我非常尊敬的胡耀邦先生在给我的复信中所说：“郭小川同志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怀念他的”不是一句客套话。

下面记述的虽是一些鲜为人知的小事，但对许多当事人来说还是记忆犹新的。

郭贺两家的孩子曾被要求互称对方父母为爸爸妈妈

“文革”浩劫一来，两人竟至互不往来

现在见到的较早记载，见诸家父老友梅白先生的《和小川相处的日子》一文。文中描写了1949年12月郭小川在中南局工作期间，出差到湖北黄冈地区时的事情。那天他们到达兰溪的江边小店已是夜晚。下榻的大车店突然进来两位患病老农，年轻的郭小川立即把靠里边避风的铺位让给他们；见老人咳嗽不已，郭小川又在寒风中跑到镇上，敲开药铺的门，买来定喘丸，伺候老人服下，并为老人捶背，助其入睡……

煤矿诗人孙友田在《我的思念在新侨饭店门口徘徊》一文中，回忆了1960年6月郭小川帮助迷路的他和农民诗人王老九返回住处的一件小事。

郭小川（左一）与王震、贺敬之等摄于新疆

另一件事没有文字记载，是1956年他帮助贺敬之。

郭小川与贺敬之都是延安出来的诗人，但在延安时两人并不太熟悉，郭在马列学院，贺在鲁艺。郭比贺大五岁，贺比郭成名早得多。1949年后的几年，两人也不在同一个城市工作。1955年郭调任作协秘书长，才有机会了解到贺的情况。听说贺因为年轻时曾给胡风写信，向胡请教文学方面的问题，称胡为老师，竟在“反胡风”运动中受到株连，虽然没有被打成胡风分子，却在戏剧家协会坐了冷板凳。郭觉得这样对待一个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不公平，就去位于东四的剧协宿舍看望贺。

那是个破旧的大杂院，在院子一个背阴的小屋里，贺及妻子都生着病，贺是肺结核，其妻刚生了孩子，产后大出血。屋里很杂乱，两口子情绪低落。郭鼓励贺说，现在是大好的时代，你何不振作起来，施展才华，写出壮美的诗篇！郭又找到剧协秘书长张庚，说贺是有才华的，年轻人犯的那点错误不算什么，咱们应当鼓励他写出好作品。他还建议张庚帮忙解决贺的住房问题。不久，剧协便在和平里给贺换了一套楼房。

这是1976年夏我调到河南林县后，一次在县医院外马路边散步时，家父向我大略介绍的情况，解释他俩因何在“文革”初期交恶。而我1964年17岁即远赴北大荒劳动，对他们之间的种种很是隔膜。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郭还介绍贺认识了郭的老上级王震，贺虽写过《南泥湾》，却并不认识王，自此贺两口常去王家走动，成为王家常客。

上世纪六十年代，郭还邀贺同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与纪录电影《军垦战歌》的创作，又一起奉命参加了《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解说词的写作组。有一段时间，郭贺两人的孩子被要求互称对方父母为爸爸妈妈，贺还将七岁女儿送到我家，与我的两个妹妹同吃同住同上学，据我的小妹郭晓惠回忆，时间大概有几年之久。

贺的女儿身体较柔弱，有一次突然肚子疼，是家父背着她去的医院。（见《文艺报》包利民对贺的访谈）

1965年前后，两人先后调入人民日报社、搬进煤渣胡同宿舍，郭住二楼、贺居四层，两人更是天天在一起谈诗论事，谊同管鲍。

不料“文革”浩劫一来，两人各自受到冲击，由于对一些事情看法不同，遂生龃龉，竟至互不往来。家父对此不无委屈，在那封致女儿、解释郭贺矛盾的万字长信中他曾伤感地写道：“贺曾是我最好的战友，支付过我最多的热情……”

这些是我在家父辞世后陆续了解的一些情况。

“反右”期间决心不再被人“当枪使”

由于他的劝阻，作协系统少划了三成右派

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鉴于自己在“反冯雪峰”运动、反“丁陈反党集团”运动中的教训，决心不再被人“当枪使”、干伤害同志的事。以下线索或可提供一些佐证：

老诗人艾青曾在许多场合说过：“郭小川对我说：‘总有一天我要把你被打成右派的真相告诉你！’”这话我自己就听到过不止一次，众多的文艺界人士可以作证。

已故诗人公刘老师也有类似的回忆。1977年前后，他的右派问题刚被平反，来北京编辑他的诗集，我结识他之后，他对我非常亲切，给了我很多教诲，其中就有这个因素：他在被打成右派发配山西的煤矿做苦工时，听说是郭小川给山西作协打了招呼，请求给予公刘帮助照顾，公刘才得以调到忻州某刊物做编辑。

关于周扬、刘白羽们把给所谓“丁陈反党集团”做结论这个烫手山芋扔给郭小川，让他起草对这个“集团”的“政治判决书”，他根据事实坚持认为丁、陈构不成反党集团的罪名，反而认定是周、刘他们搞错了，要周、刘给丁、陈道歉，令他们大为光火。

也是在“反右”运动期间的、见诸文字的有：

顾绛《“小川”是大川》一文写了与她素昧平生的郭小川在她的丈夫阿农被错划右派后，是如何悄悄地给山西作协的马烽写信请给予他们夫妇以帮助一事。多年后，她为了核实这影影绰绰的“传闻”，托人专门询问了马烽先生，才得以确认（此文原载《文艺报》1992年7月11日）。

家父在“文革”所作的检讨中，对他在“反右”运动中的“错误”是这样“交代”的：“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总希望斗争对象越少越好，只要别人不揭发，我就不提出来作为斗争对象。如谢冰心、臧克家、韦君宜、黄秋耘，我都不斗争或不主张划为右派分子。邓小平保护了张光年、侯金镜、陈笑雨，我心里特别高兴。在讨论划秦兆阳为右派分子时，我一言不发，只等着……开口提出不划。”后来，在别的场合，郭小川曾说，由于他的劝阻，中国作协系统少划了30%的右派。

鉴于郭小川这种种“右倾”表现，据说当年有人就想把他划为“右派”，只是由于上面有人保，他才得以幸免。但作协的领导记住了这笔账，1959年还是抓住机会把郭小川狠狠整了一顿。

冯牧被塑料鞋底抽得脸和脖子都平了

父亲反复在胸前写着六个字，“活下去，要坚强”

“文革”中郭小川（左三）与老战友摄于武汉

到了“文革”这个非常时期，郭小川对自己遭到的严重殴打和侮辱默默承受，却对老战友受到的酷刑和虐待，反应非常强烈。

1967年夏，作协某些造反派为了“扩大战果”，就编造谎言，说是“在天津街头看见郭小川、冯牧与方纪在一起”，就此断定郭冯二人参与了“天津二黑”，对二人施以残酷殴打折磨。（“天津二黑”指“文革”初期天津有所谓的“一个黑会，一个黑戏”，一个黑会是说天津作协主席方纪召开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会议；一个黑戏指天津上演的表彰陈××事迹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被中央文革小组污蔑为“天津二黑”，其实“一个黑会”并不存在）。

郭小川挨打后，被押回文联大楼地下室那间拘禁着二十几人的黑屋，接着轮到冯牧先生。冯牧先生后来回忆说，打手们残忍地“用拳击手的直拳”猛击他切除了左侧肺叶的左胸。而我父亲告诉我的是“他们用塑料鞋底抽打冯的脸颊，脸颊和脖子都肿得平了（连成一片）……”

当时，走廊尽头打手们的殴打声、斥骂声清楚地传来，夹杂着受刑者的惨叫，唬得众人心惊肉跳。

似乎永无尽头的酷刑终于暂停，冯牧先生被押回黑屋，所有的“黑帮分子”都垂头丧气地坐或靠在自己的单人床上，大气也不敢出，因为门口和里面各有一名造反派看守。冯牧先生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强压快要爆炸的愤怒，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不知过了多久，旁边有人悄悄推了推他，示意他看郭小川的手势。冯牧这才注意到郭小川一边泪流如注地目视着他，一边不断用手指在胸前比划着，冯牧仔细看着，郭小川又比划了多次，冯牧终于看明白，郭比划的是六个字：“活下去！要坚强！”

这并不是郭小川在“文革”中第一次挨打，他的“第一次”是在人民日报社。关于这个“第一次”，我是听一位报社印刷厂的工人师傅说的，也是鲜为人知的。

大概是在1966年底，报社造反派要求社领导进行“自查自纠”，一位从部队来的领导检查说，他自己虽然没有什么“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但在1962年曾经对一桩反对林彪的言行没有坚决斗争。所指的就是郭小川1962年所写“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报告文学《无产阶级战士的高风》。当时部队向郭介绍战士们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有一个“十六字诀”：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学用结合、立竿见影。郭觉得这个口诀有些实用主义意味，“怎么能用得着哪些内容就学哪些呢？毛主席著作是个整体，篇篇都是经典……”就没有把这个口诀写进文章中。部队同志把官司打到报社领导吴冷西那里，郭小川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口诀是林彪提出来的，所以坚持不予采用。

造反派觉得这是“抓出隐藏得很深的‘三反分子’的伟大胜利”，在王府井报社大楼四层会议厅专门召开了批斗大会。会前郭小川一无所知，当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宣布“把……分子郭小川押上来！”时，早已站在郭身后的两个大汉立即将他扭胳膊按头，以“坐喷气式”的姿势揪上台。

造反派头头不做任何说明，只是突兀地发问：你对党对毛主席忠诚老实吗？！

郭完全不明就里，他自认为从来都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所以他回答：忠诚老实。不料造反派从背后一记猛击，郭被打倒在地。就这样，打倒爬起来再问，答了再打，如是者十几次。造反派看他确实不清楚问题所指，才提示他是写《南京路上好八连》报告文学时的事情。

郭小川挨打之后，从王府井走到煤渣胡同宿舍，平常走十几分钟的路，他拄着一根树棍一步一捱走了一个钟头……

但经历过延安整风以来历次运动的郭小川，理解群众运动难免过火的行为，所以他完全没有耿耿于怀。

为过去追随极“左”路线真心忏悔

把牛汉打成胡风分子，在干校却成了好朋友

胡耀邦先生辞去总书记一职后，在湖南接受张扬采访时曾说：“我可以不做官，但我还要做人。”

不能用“助人为乐”、“好人好事”来简单地理解郭小川，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应当应分的。无论是接“文革”中故去的老战友陈笑雨的女儿小胖到武汉做小肠疝气手术，还是打他十几个耳光的造反派王某摔断锁骨，郭陪他连夜返回咸宁县城求医；无论是老演员崔嵬的儿子意外去世，郭去崔家陪伴、安慰半个月，还是帮助曹琳的儿子解除可能的政治罪名，以及见到大周明家境窘困、两个儿子被蚊虫叮咬得浑身是包，立即从家里拿来蚊帐、毛巾被及几十元钱送给周。（以上均可参阅拙作《人性的郭小川》，载《随笔》2010年第2期）

对郭小川而言，这是一种人性、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也可以说是主人公意识、公民意识。由于这种意识，“文革”中，他作为一个“待罪之人”，可以在武汉至北京的火车上，劝说几个逃票的知青补了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首次颁布之后，全国的公民意识一度高涨。郭小川给他那组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起的总名即为《致青年公民》，在这一组诗歌中，他总共十一次提到“公民”这个词。组诗的宗旨也是呼唤青年们要以主人翁的精神去“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不知是什么原因，公民意识很快被有意淡化，主人公意识也是需要时拿出来用一下，不需要时束之高阁，代之而起的是“驯服工具论”。1956年时，郭小川起初并不知道这是刘少奇的论断，还公开表示不同意，竟被作协领导组织内部批判会，辟出两间办公室张挂批郭的大字报。这是我2003年6月8日采访大周明得知的，他说当时他负责管理这些大字报。

在家父看来，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才是做人的境界。基于这种认识，1962年上面号召学习雷锋，他并没有跟风而动，直至去世，他也没有写过歌颂雷锋的东西，或许是对雷锋的看法有所保留吧？

“文革”之初，他一度也曾迷失自我，放弃了独立思考，在全民个人崇拜的癫狂中未能例外，然而，残酷的现实终于唤醒了他。如果说群众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他能谅解，干校“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发生的刑讯逼供等等恶行是组织行为，就值得怀疑了。大周明回忆说，当时郭小川对此忧心如焚，他多次表示“这不是党的政策！”他还劝告杨匡满等受审查的年轻人“不要乱供，说些自己没干过的事。”针对那些打人、“熬鹰”（不准受审查者睡觉）等行径，他向干校五连（即作协）指导员建议，也给干校的总政委写长信提出批评，这些行为也招致军宣队对他的打击报复。

他从自身的遭遇痛切地认识到，过去追随极“左”路线整了许多作家和文学青年，大错特错了，真心地感到忏悔。在干校，他与在四连劳动的诗人牛汉相识了，就诚恳地为当年把牛汉打成“胡风分子”向他表示道歉，两人遂成好友（这是牛汉先生亲口对我讲的）。1974年，郭小川到河南林县探亲，专程和周前去报告文学作家华山居住的农舍，华却有意避而不见，郭向周解释说“我整过他，做过对不起他的事……”表示了真诚的歉意。（见周原的文章《我所知道的郭小川》）

郭小川生前没有什么显赫的头衔，也没获得过任何奖励，“文革”前他就辞去一切官职，“文革”中他真正走入群众中间，文化部干校五连的人告诉我，过去郭小川是领导，我们对他不了解，“文革”中我们斗过他，到干校后与他同吃同住同劳动，经历了那么多惊心动魄的运动，那么多背叛、告密、揭发……人心越来越险恶，我们才真正意识到郭小川的可贵。

正如一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家父去世快四十年了，人们没有忘记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了解他，正是由于他的真诚，他的正直，他的人格与人性的魅力。

这才是我作为他的后代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啊！

郭小川是我国已故著名诗人，作品有《一个和八个》《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1976年秋因事故不幸去世。其子郭小林长期从事父亲一生创作的史料收集工作，走访父亲生前好友，用心勘察和剖析父亲的精神轨迹。本版文章是他最新完成，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老诗人在艰难世事中的那份坚守和痛楚。（文/郭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