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明明：“潘晓讨论”发生原因分析

【摘要】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潘晓讨论”的发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时代背景使然，时代背景又可细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三方面;其次是刊登“潘晓讨论”的刊物——《中国青年》的自身原因，刊物的自身原因又包括刊物自身性质，刊物素有讨论传统，期刊媒体定位，该刊对于时代主题捕捉四方面。分析该讨论发起的原因对于更加了解改革开放时代初这个特定年代对于青年人产生的复杂影响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亦对于重大媒体事件的历史背景研究与期刊研究相结合有着借鉴意义。

【关键词】 “潘晓讨论”;时代背景;发起原因

正如北岛所说：“地震(特指‘文革’)开辟了新的源泉”，[1]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不会有1980年初的“潘晓讨论”。对于《中国青年》来说，“潘晓讨论”的发生并不是偶然，而是有着复杂的时代环境背景，正是由于时代的特殊性，这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也只会发生在那样一个年轻人渴望敞开心扉地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年代。除此之外，对于“潘晓讨论”的发生，其载体《中国青年》杂志也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

“潘晓讨论”发起于1980年5月11日，刊登于《中国青年》杂志的第2页，以署名为“潘晓”的一封信《人生的道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开头。这次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在当时的影响是及其深远的，追溯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经济原因。“文化大革命”十年，党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976年10月彻底粉碎“四人帮”，1978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扭转了“文革”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

在政治上，较之于“文革”时期的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斗私批修”， 国家诸多机构陷于瘫痪状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停止召开长达十年(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到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应该是10年，但是在这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仍召开过多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次都没有召开等反常的中国政治，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2]被破坏了党的民主制度和国家的民主制度正在重新建立。“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3]同时，该公报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法。全体党员和党的干部，人人遵守党的纪律，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政治生活的起码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和干部必须带头遵守党纪。”[4]全会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保证党的政治路线贯彻执行。上行下效，目标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至此，全国人民不再生活在紧张的“左”倾政治氛围之下。

“解放思想”不是空话。解放思想是为了反对唯心主义，坚持唯物主义。针对阻碍中国前进的“两个凡是”，18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掀起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由此而推动了“文革”期间冤假错案的平反。邓小平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更使全国人心振奋。1979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79年8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中说：“中央【1978】11号和55号文件下达后，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经全部摘掉了”。[5]1980年2月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同年的8月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至此，全国范围内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随着拨乱反正的到来，经济上的改革如期而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行，使人民有了土地经营权这个赖以生存的饭碗。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结束了全国性大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重心和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出了保证我国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争取国民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此时的党中央也已经意识到忽视经济规律的严重后果，开始重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然而，在改革变动的时代，最先感知变动的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同时纯而又纯的阶级斗争那一套不再实用，需要青年人拥有新的思路应对时代的变化。

企业中的奖励制度，学校中的学位制度等的广泛推行，使得人们不仅在生活水平有所提升，还使得人们被压抑的自我积极性逐渐被释放出来，人的价值得以彰显，人们开始跃跃欲试，迎接这个新时代。王蒙后来说到当时年轻人的心态时，有句过目难忘的话，他说：“全国人民好像各个屁股眼里插着稻草棍——谁也坐不住”[6]。值得指出的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相关政策主要解决的是我国在政治、经济、思想路线方面的种种问题，对于人自身价值方面并没有太多涉及，但人的价值是人们生活中必然会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一场空前的思想大解放，人民在欢呼雀跃的同时也在思考，不断的在心灵上探索，尤其发现“文革”期间的“打倒一切”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形成巨大反差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心理落差，这种落差让他们在面对新时代时表现得无所适从，青年人更是从内心深切感受到无比的迷茫和不安。

第二，社会环境的变动。“文革”之后遗留下来的社会生活上的种种问题，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统筹安排问题，城镇劳动力就业问题，工资福利问题，职工住房问题等亟待解决。针对于这些问题，1978年12月中央批转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和会议草拟的《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以及1979年6月4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当前部分人员要求复职复工回城就业等问题的通知》，通知中说：“要坚决刹住‘回城风’，对于自行返城长期不归的，要动员他们尽快回去”[7]。面对这样的情况，抱有美好愿望的返城青年对社会不免有些失望，但这种失望却得不到倾诉和排解。另外，了解城市情况的市民面对更加恶劣的局势时心里的愤懑之情越积越深。每当这个时候，心力交瘁的青年人自然而然的充当“先锋人物”作用，面对巨大的的生活压力，青年不愿意继续容忍下去，亟待抒发他们内心的不满。

“文革”时代是激进理想主义、“左”倾思想走向极端的时代。“文革”用阶级性否定人性，把人性归于“地产阶级”专利品，压抑人性、摧残人性，否定人的进步。“文革”期间，对于人性、人权、平等、自由等问题是不能提及的，谁若说起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批斗，甚至会被迫害致死。安定的生活被阶级斗争替代，上至机关、工厂下至寻常百姓家，到处充斥着火药味，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被“亲不亲，阶级分”的谬论所否定。经历了十年“文革”，中国共产党终于开始拨乱反正，人们噩梦初醒。对于自身来说，脱离了“文革”时期的泛政治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们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开始运用新的标准重新审视这个世界。面对诸多改变，人们开始了噩梦之后的思考，意识到自我、人性、人权、自由、平等的存在，开始对于“文革”十年的压抑提出控诉，但如何开始新的生活，人们还有些许疑问。另一方面，在“文革”时代生活的人民都对未来有个美好的愿景，也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国，人们向着这个理想的国度走了至少十年，最后理想却破灭了。过去常提的阶级斗争，贯彻执行了十年后来却被否定了，人民生活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心中支撑了十年的政治理想破灭了，付出时间与血的代价，取而代之的是改革开放的新生活。然而1980年，新的社会规范还没有完全确立，人们还处于适应阶段，人们从过去的紧张惊险的政治至上生活中一下子解脱了出来，被束缚习惯了的老百姓感到些许不适。就在此时，人们开始思考，新生活的理想和目标又是什么?大家都迷茫了。1979年北京市政府下令封闭了西单民主墙，相继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提出“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有的还成立了“‘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8]。这无疑是当代青年对于人权认知的有力表现。

第三，文化环境的变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文艺黑线专政”论造成了文化上的一片荒漠，大批“大、洋、古”，对中华精华文化进行摧残与扫荡，大量名著被禁，甚至被填埋焚毁。国内的大量剧目停演，很多报刊停办。人们无书可读，无戏可看，就连所出的报纸都是千篇一律，到处都是“假、大、空”的内容，当时，全国上下只有八出“样板戏”能公开演出，人们的精神生活空虚程度可想而知。其中，知识分子一直处于“再教育”的地位，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处处遭到歧视。就连“自恃清高”的学术界也不得不放下身段，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政治服务之风遍地，失去了学术界本身应有的科学性。同样，由于当时散布者散布“读书无用论”，教育界也是一片凋敝，学校“停课闹革命”，很多孩子学生离开课堂四处“大串联”，致使全国教育质量急速下降。

正是由于“文革”对于人们的禁锢，才使得1978年5月《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犹如一场春雨。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种种举措更是推进了当时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冬恢复了高考。其次是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和《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的颁布，增强了全国青年对学习科学技术的兴趣。华国锋更是在197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积极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加速培养建设人才。”“积极发展大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继续扫除文盲和普及小学教育十分重要”[9]。1979年10月至11月)还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邓小平在大会中肯定了揭批林彪、“四人帮”以来的文艺工作：“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总体来讲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10]。

在知识分子政策上，1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摆脱了阶级的局限，从政治上获得了彻底的解放。1978年底，中国文联各协会相继成立专案复查小组，对错划成右派的作家、艺术家、文艺编辑、翻译家以及文艺工作者等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1979年5月，对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实事求是的予以平反，再次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6月15日的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讲话更是使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重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1979年10月颁发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着重强调了加强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正是基于国家在政治政策上对于知识分子的肯定，在整个社会中也掀起了尊重知识，崇拜文化的热潮。与“文革”期间的“书荒”相比，人们的阅读激情已经被点燃。正是由于长期以来的文化禁锢导致人民大众精神的匮乏，相关政策的出台，对人民来说起了巨大的心理安慰作用，当时人们对于阅读的热衷程度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尤其是对于文学作品。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人们对于知识文学的心理渴求程度，这种状态是由内而外自发的，纯粹的。

与此同时，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也正在进行。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出版领域也得到了解放，首先是各图书馆、资料室对于“文革”期间被毁书籍的重新购置。十一届三中全会更是冲破“左”的束缚，极大的解放并带动了出版业的振兴。全国图书销售量猛增。主管部门更是出台了相关政策，比如：中外语文词典的编纂规划、重印35种中外文学著作、规划儿童读物出版、落实出版界干部政策等等。在相关政策的带动下，书籍得到了“解放”，国内外名著重返书架，全国渴求知识的人们如饥似渴的传阅着。有的人竟然到了没日没夜看书的地步，当时很多人去排队买书，买不起书的借书看，一本书被翻阅很多次，书皮包了被翻破旧了再包，再传阅。査英建在《八十年代访谈录》里说：“图书馆里的外国小说阅览室屋里就永远坐满了人。那真是一个恶补的年代。”那个时代的大学，处处是讨论、争论声，为此争的脸红脖子粗打起来的也有。知识政策放宽了，很多文学作品允许拿到台面上来，但对于种种新气象的出现，很多人感到很不适应，甚至到了惊讶的地步。比如，刘心武于1980年发表《爱情的位置》，一位插队的知青写信告诉他，当他在地里干活时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广播一说《爱情的位置》，听到“爱情”两个字他吓了一跳，还以为发生了“政变”。

1978年以后，随着我国政治上对外开放的政策的推行，在文化上西方各种思潮不断涌入国内。最显著的莫过于这一时期广为流行的萨特存在主义。1980年4月15日，萨特在法国巴黎逝世。在他逝世之前他的作品不断被翻译，出现在中国的书店中。萨特理论的核心是人道主义和“人性论”。这一思想传入我国后，很快被人们所接受，并得到学界和思想界的广泛认可，由于他的逝世，青年中还出现了“萨特热”。面对世界的纷繁多样，人们仿佛昨日还在“文革”红旗下的“书荒”的世界里，已经逆来顺受的习惯了“文革”强加价值观，今日却接触到了许多和“文革”时期价值观相悖的理论，忽然间一切都变了，不正确的被否定，新的世界观还没有形成，似乎显得有点措手不及，但更多的是困惑与迷茫，以至内心无比的不安和空虚。面对已经改变了的世界，如何填补这份空虚?于是形成了全国性的苦闷、焦虑心理。正如中国当代作家钟阿城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被采访时说：“那时候主要是新知识来了，冲击原来的知识结构的焦虑”。[11]

相比于文革时期的荒谬、“假、大、空”的“红卫兵文化”，改革开放后似乎在文化上处于重构的阶段，从一种声音主导的社会向多种声音并发的多元社会过度。希望被启蒙的人们为了告别空虚，告别焦虑，开始探寻、追求新事物，与“文革”期间的缄口不言相比，人们开始骚动起来，渐渐的有了激情，虔诚地追求真理，了解人性。 “潘晓讨论”就是发生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发起的，它的发生绝不是偶然，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因素。

二

从传播载体上讲，“潘晓讨论”的“发起者”——《中国青年》自身的特点，也决定着这一讨论发生的必然性。

第一，《中国青年》的期刊定位。《中国青年》是由共青团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1923年8月，团中央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创办《中国青年》，并将其作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同年10月20日，《中国青年》于上海创刊，在第一期创刊词卷首语中恽代英写道：“……所以许多青年每每仍是不能保持他自己的纯洁，而为万恶社会所同化。亦有一些青年，幸而能不为那种父兄师友所愚惑，但是他们又因自己品性才学的有些缺欠，而在社会上得不着指导他们纠正他们的人，所以他们常常苦于不知应当怎样做事，以及他们做的事不知应当怎样改良。我们必须为青年的这种需要，供给他们一种忠实的友谊的刊物。这便是我们刊行“中国青年”的意思。《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活动的路上，要介绍一些活动的方法，亦要陈述一些由活动所得的教训。……《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强健的路上。……《中国青年》要引导一般青年到切实的路上。……这个对于《中国青年》的期望或者太大了，不是本社同人力量所能做得到的。但是本社同人总当勉力的向这一方面做，而且亦诚意的要求阅者诸君，大家要给我们一些仁爱的帮助，以补我们的不周到地方。”[12]由此可以看出，《中国青年》的职能是教育、引导青年。自创刊以来，《中国青年》一直围绕这一职能办刊，尽管中间发生很多曲折，但办刊宗旨却一直坚持下来。

《中国青年》面对的受众是中国的开路者、先锋军——18岁至30岁的主流青年。随着刊物的发展，《中国青年》万变不离其宗，关注青年生存状态、服务青年成功人生仍是其基本宗旨，在该宗旨的指引下，加之鲜明的红色背景，它的每一次呼声都引得无数青年人为之振奋，从而引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激昂前进。更为突出的是，它的人物报道在国内期刊界有着公认的影响，影响着整整一代人，比如对雷锋、张海迪等人物的报道。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青年》被称为“中国励志第一刊”。起初，其第一批编辑者名单有恽代英、林育南、邓中夏、任弼时、张太雷、萧楚女等，他们每个人都代表着向前进的红色火把，照亮了青年人前行的道路。刊登在《中国青年》最初时期的内容是最当时前沿的马克思主义，怀揣共产主义梦想的读者们，无疑将其视为指引前进的“灯塔”。早期的《中国青年》编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辛勤为文，给后人留下丰富的思想宝藏。《中国青年》的延安时期同样有份令人艳羡的作者名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等，几乎囊括当时所有中共中央所有高级领导人。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在内容上紧跟党的步伐，向读者传达社会主义进步思想，推翻反动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新国度。从1948年到文革前夜的《中国青年》，充分的显示出了新中国的风貌，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不断的自我成长，它带给受众的不仅仅是邱少云、黄继光、雷锋、王杰等英雄模范人物，更多的是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等等不屈不挠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和带给青年人甚至整个社会的不朽的精神财富。文革后的《中国青年》犹如凤凰涅槃，似乎拿出了它创刊时的激情和经历过各个阶段的所有勇气，来面对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再度面世，一时“洛阳纸贵”，再次占领了青年人的心。

正是由于《中国青年》作为共青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其特定的办刊宗旨以及它的红色媒体的期刊地位决定着该杂志的内容必须围绕青年群体展开，服务于青年，指引青年人前行给青年以正确导向作用。这就为“潘晓讨论”的发生，客观上提供了最适宜的讨论平台。

第二，《中国青年》素有“讨论”传统。在《中国青年》的发展历史中，它对青年人生问题的深入探讨是其区别于其他杂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抓重大思潮、让青年自己教育自己的一种有效的传统方式。早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在《中国青年》第11期就开展了“理工科学生和技术人员需要学习政治吗”的讨论，该讨论持续了五期，除了第15期因稿件过多致使版面太挤，该讨论没有刊出之外，共刊登了十篇文章。讨论结果显而易见，理工科学生和技术人员是需要学习政治的。这次讨论虽然没有直接关注青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但作为《中国青年》讨论的最开始，它已经用一种自己独特的方式开始关注青年人的精神生活。

1954年，《中国青年》从第17期提出“什么是青年的幸福”并由此而开展讨论专栏展开讨论。该讨论一直持续到当年的第24期收尾，历时四个月，八期。当讨论进行到第22期时，“已收到讨论稿5000余件”，从广大受众的参与程度可以看出，如果说《中国青年》关于青年人生问题的深入讨论是《中国青年》的一个特色标签的话，那么在1954年，《中国青年》的这个标签已经开始深入人心了。

1960年，《中国青年》第5期展开“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生活”的讨论，历时六期，第十期结束。在当时的60年代，当代青年已经被扣上了“革命青年”的帽子，青年的革命热情激增，参与该讨论的人数相较于1954年的讨论翻了一番还要多，收到来稿14000[13]多件。自那时起，《中国青年》的讨论已经开始成为青年诉诸于感情和观点的标志性品牌，因为它的出版发行给青年受众群体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的平台，讨论内容也很容易和青年人产生共鸣。

《中国青年》的“讨论”传统为“潘晓讨论”的发生提供了现实依据，正是因为《中国青年》有“讨论”的传统，再加上《中国青年》对于青年人生问题的关注，才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一个相对特殊的时代环境下酝酿与发生了“潘晓讨论”。

第三，《中国青年》的媒体地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可谓是纸媒的天下，自改革开放以来到1985年从中国期刊发展史上来说是个大繁荣时期，各类期刊呈雨后春笋的态势出现，在中华大地上卷起了一阵期刊龙卷风，尤其是文学期刊。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到来的是西方现代各种文化思潮，也是在这种特定的背景下，国人原来被封闭的视线豁然开朗，进入国门的种种思潮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人闭塞精神状况，西方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有赖于当时纷纷创刊的各文学期刊的传播，正是如此，各类期刊在国内才有了市场保证。《收获》、《花城》、《当代》等刊正是在这个时候创刊，就全国来看，期刊种数每年递增19%左右。这样的态势在1985年达到了最高峰，据统计直到1985年期刊的总印数达到了55亿[14]册，其中文学期刊占八分之一[15]。可以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期刊阅读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中国青年》作为芸芸众刊的一员，不但保持其原有特色，更是在1978年9月复刊时，冲破原有思想束缚发表了《天安门诗抄》和《革命何须怕断头》。与前两篇刊发在同一期的还有《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和《“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更是以其犀利的风格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立马占据了人们的内心。《中国青年》复刊这一期好像一记重拳，充满力量和勇气，在奠定自己期刊地位的同时也为《中国青年》日后在青年中产生影响奠定思想基础。恰恰是由于《中国青年》以为青年人服务为宗旨，使得《中国青年》杂志不落俗套、不跟风，特立前行，有着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让青年人尤其关注它的一举一动，试图和自身找到共鸣。“潘晓讨论”就是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在《中国青年》的苦心经营和铺垫下应运而生。

第四，《中国青年》编辑部对于时代内核的捕捉。早在1979年，《中国青年》开展了一场“可不可以在青年中提倡学习陈景润?”的讨论，当时的社会反响还不错。所以，《中国青年》编辑部趁热打铁，在该讨论一结束，编辑部就开始着手组织发起下一个讨论。按照原来既定的选题“讲实惠”，刚调来的马丽珍觉得这个选题难度很大，选题一旦与“干部特殊化”这一社会热议的话题沾边上就很难总结、收场。马丽珍希望换选题，于是，她到群工部看了两个多小时的读者来信，许多信中说的都是关于人生苦恼、看透社会、找不到出路等关于人生观的问题，她觉得可以开展一个关于人生观讨论的选题。在与当时《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关志豪提出这一想法的第二天，关志豪就同意了马丽珍的想法。这就是“潘晓讨论”的最初酝酿。

为了这次讨论，马丽珍和当时的另一位编辑做了三个月的调研。在车间、工厂、商店、学校等，召开各种层次的座谈会。在一次座谈会上，编辑马笑东认识了第五羊毛衫场的青年女工黄晓菊，发现她的很多想法跟经历与这次讨论的主题非常贴合，很具有代表性，于是编辑就向她约了稿。在北京经济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学校团委书记向马笑东、马丽珍推荐了一位叫潘祎的北京经济学院二年级学生，通过马丽珍和潘祎的单独交谈，她发现潘祎的思想也是可以供青年人讨论的，于是又向潘祎约了稿。

不久以后，两篇稿子交到了编辑部，只有黄晓菊的稿子能用，潘祎的稿子只能取某些观点。马笑东将黄晓菊的稿子作为底稿，与潘祎稿件中的某些观点和言语和编辑在座谈会上搜集到的一些言语三者进行糅合，从潘祎和黄晓菊的名字里面各取了一个字而合成“潘晓”，这就是1980年第5期的“潘晓讨论”的开篇——“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随着讨论的发生，《新闻联播》采访“潘晓”之黄晓菊一经播发，“潘晓”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尽管八十年代用笔名发表稿件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但就当时参与讨论的青年来说，他们认为通过《中国青年》看到的“潘晓”与黄晓菊本人在品质上有着质的区别，青年们感觉自己的感情受到了欺骗。于是，有人就开始抨击《中国青年》说它编出来一个假的人物来欺骗广大受众，其实“编”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潘晓”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但这封信的内容来源是切切实实真是可信的，它切实的反应了当代青年的思潮，这封信主要的来源是黄晓菊的文章，只取了座谈会上谈论的一些内容和潘祎的一些语言和观点，这三者无不体现当代青年在刚刚经过“文革”后的痛苦表现和渴望新生活的想法。

正如编辑部的预测：“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差不多发生过一场人生观的大讨论”[16]，这场讨论可以用“轩然大波”来形容，它的开展搅动了整个社会，道出了无数青年的心声。对于编辑部来说，它的开展是成功的，因为它准确的把握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青年对当时社会的最核心的情感结点，这种情感结点可以说成是那个时代的内核，它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的，尽管不是以实物的形式存在。《中国青年》对于“潘晓讨论”的开展，就准确的发现了这一内核，并通过调研和总结准确地把握了它，用《中国青年》自己特有的方式(组织讨论)，使这种共鸣的情感有了宣泄的方式和渠道，方式是通过读者来信的方式，渠道就是通过媒介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迷茫，对未来的渴望。显而易见，《中国青年》对于这一时代内核的捕捉成为“潘晓讨论”影响之深远的重要原因之一。

[1]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1版，第66页;

[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页。

[3]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

[4]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5]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3页。

[6]黄平，姚洋，韩毓海，《1980年代的思想文化脉象(上)》，《天涯》，2006年3月，第20页。

[7]《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4页。

[8]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7页。

[9]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5-206页。

[10]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8页。

[11]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2006年5月第1版，第12页。

[12]中国青年社编辑，《发刊辞》，《中国青年》，1923年10月，第2页。

[13]孔亮，《关于人生价值的五次讨论》，《中国教育报》，2004年12月，第3页。

[14]张伯海，《中国期刊60年回眸》，中国网，2009年8月。

[15]张伯海，《中国期刊60年回眸》，中国网，2009年8月。

[16] 《中国青年》编辑部，《编者的话》，《中国青年》，1980年5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