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元川：我第一次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1971年8月5日早上，我入赘的白专大队“一打三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突然把我定为学习班对象，从大罗城村押解到白专帽村隔离审查。管理学习班的人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一位姓赵的队员向我宣布了学习班的纪律，我表示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坚决服从。他还向我宣读了伟大领袖批示“照办”的“三、五、六号文件”和县委印发的关于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材料。啊!这是伟大领袖的声音，我受宠若惊，我告诉他们，我感到无比温暖，无比亲切。我向他们强烈表明，我的问题主要是地主子女的问题，像我这样一个剥削阶级出身的地主子女，居然能够跟其他贫下中农在一起进学习班，(我看了一下，其他受审查对象都是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这使我太感动了，这是党和人民对我这个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地主子女的宽大，我决心清清楚楚，仔仔细细交代自己的问题。

第二天，白专大队“一打三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负责人杨丕昌对我说：“你的问题不是一打三反的问题，是‘5.16’问题。”呵，算是给我交了底。第三天，我向杨丕昌提出请求，要再学习一遍县委印发的关于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材料，杨丕昌并非等闲之辈，他曾经在过省军区保密局，在过县武装部，放着七、八十块的工资不拿，要回家当农民，不知道他嗅出了什么，他回答说：“不需要学了，叫你今天写，你就今天写。”

乡间流行的“打死犟嘴的，淹死会水的”，一旦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条道理更为百倍重要。乡谚加强了我的自知之明，我不能和他们拗犟。按照当时的惯例，我开始写了。顶格是最高指示，用哪句最顺他们的心最合他们的意呢?莫过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我不同于那些献身乌托邦的勇士们，始终认为自己是对的，不承认自己是错的，甚至勉从虎穴暂栖身瞎掰“永不翻案”，他们都不愿意，结果和乌托邦同归于尽。我一下子就把自己放在敌人的位置上，其实我也有我的用意，别人使用的标题是《交代》，我用的标题是《坦白》，我心地坦白，我襟怀坦白，我究竟犯了些什么，万一被整死了，也能给后人留下一份控诉材料。当然，这需要文字技巧，不信，你往下慢慢看。在以往的生活中，我曾经吹嘘过自己学毛著背语录的雕虫小技，一度赢得造反派的青睐，混进一个造反派别中去，这下可要动真格了。用一句什么来作最高指示呢?毛主席至死都没有放弃的就是阶级斗争，我用的是“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的父母是地主份子，我特别在前边加上“没有改造好的”;大哥是摘帽右派，因为当过宪兵在一年前的“清理阶级队伍” 的运动中，被定为不戴帽子的“历史反革命”;在政法部门工作过的二哥站错队，在划线站队中受尽皮肉之苦(在行文中我不敢用这类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我用的是受到严厉批判)。

在对阶级进行了分析之后，接着从个人的世界观深挖。我读过的是资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学过的是刘少奇的黑“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毒，一股脑儿找到了刘少奇这个空泛得不能再空泛的阶级本质上。具体的事例不说上一点也不行，我就专拣那些与还在台上的造反派头头有关的说，我在造反派派报上发表的文章，请他们去定性。我把造贫下中农的反和造无产阶级的反，列为我的第一大罪状。在来了一些空的以后，我开始来点实的，我极其详尽的记述了我去北京上访的经过，他们要抓我所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就在这里。我说，北京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居住的地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8个多月，革命和生产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市面上一切都恢复了正常秩序。我们还没有去北京之前，清算“5.16”的文章，即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已经发表，“5.16”兵团的成员已经被逮捕，“5.16”的矛头是指向周恩来总理，所以街头张贴的大幅标语是“谁反对周恩来总理，谁就是反革命!”我在北京期间从未看见过一张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因为他们对我制造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谣言，说我把反对周恩来总理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城楼。我用这样一种说法，对谣言制造者进行了反击。

最有可能让我坐牢的罪状是开仓放粮，绝对不可等闲视之。1968年1月16日，下关发生的那次大规模群体屠杀事件，曾经被中央定为谁也翻不了的铁案，无独有偶，我向杨丕昌要求再学习一遍的县委印发的关于深挖“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材料中，又再一次把“滇西挺进纵队”定为“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办学习班的几个人恰巧是主张翻这个铁案的人，所以杨丕昌硬是不让我听第二遍。我抓住他们的心态，着力渲染这一事件的背景，把处于弱势的一派为了反抗可能遭至的血腥屠杀，向当地粮食部门借了4000斤大米，给那些无家可归的、逃难而来的人们解决吃饭问题。决策者是造反派头头杨英，杨英指定我作记录，化整无零，分配到他依靠的堡垒户家庭，这些家庭都是穷得叮当响的赤贫户，既“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的依靠对象。来领取者，一斤一两，签字划押，清清楚楚，我上门的这个贫农家庭也领取了96斤。我可以负责地说，这些赤贫户领到的这些粮食，是给那些无家可归的、逃难而来的人们吃了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在干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是在保卫毛主席。这等事情，可大可小，我早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就窥探到阶级斗争新动向，赶紧把这96斤大米还给当地粮食部门，尽管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结婚以前，尽管我岳母有微词。至于另外一些赤贫户，一方面沉浸在站对队(就另一派站错队而言)的胜利中，另一方面别人吃了让他们买单，他们也想不通。早在进学习班两个多月之前，我已把领条、收据复制一份交大队党支部保存，请予审查。我既把事情说清楚了，又拼命把责任推在自己身上，我说了根本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如果我拒绝办这件事情，找不到人办理，这4000斤大米岂不是又送了回去?我振振有辞强调要负主要责任，并把“破坏战备”、“破坏文化大革命”这些大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强烈要求给予法律处分。

当时大队的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是于家福，副组长是王槐清。我搜肠刮肚找自己的罪状，呵，找出来了，在批判“四清”工作团党委时，我们把“四清”上台的党支部书记黄志拉下台，重新把“四清”下台的党支部书记于家福和王槐清扶上台。我又给自己扣上“推翻‘四清’运动伟大成果”、“破坏党的干部政策”、“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等等大帽子，看看这两个在台上的大队革命领导小组组长于家福和副组长王槐清，是不是会自动下台。

看了以上我罗列的四大罪状，朋友们大约可以粗略地看出来，我是如何利用当时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乃至语言上的混乱，在他们的逼迫下写交代，怎样在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怎样挖空心思逃之夭夭。我也没有忘记给那些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评功摆好，我说，根据学习班负责人、宣传队、骨干、积极份子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是最高指示，他们的指示自然是次高指示了，要我专写大的，不能写小的;专写重的，不能写轻的;专写暗的，不能写明的。我就是本着这样的精神做的，借此机会把他们的言论，通过我的《坦白》而记录在案。第一次不彻底，再写第二次，第二次不彻底，再写第三次，这样的交代在一个月中居然写了七次。在别人也许很累了，我却侥幸给后来研究文革史的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在省军区保密局干过的杨丕昌要求我，祖宗三代的驴屎(历史)马屎要写，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的政治面貌也要写，文化大革命要写，“四清”前也要写，一下子把范围扩大了，不具备写回忆录的手笔，恐怕难以胜任。一个积极份子给杨丕昌帮腔说：“你去过的地方，一路上的揭发材料都寄来了，就看你老实不老实，坦白不坦白。”我不敢笑出声来，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记日记。

这下子我的记忆的闸门打开了，沿途见闻感受，风土人情，各色人等的来龙去脉，跃然纸上，六、七千字一气呵成。可能是有一定的可读性吧，杨丕昌又发话了：“你文化水平高，理论水平高，政策水平高，不再给你定框框套套，自己的问题自己去写。”捷克作家伏契克说：“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俗语有云：“言多必失”，他是不是放长线钓大鱼，要从我自己亲笔写的交代中，找蛛丝马迹去断章取义。我明白我面对的是什么人，我的头脑特别清醒，我的文思异常活跃。我反复强调，我的地主子女身份决定了我的水平不可能高，特别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不读书，不看报，不学习，操劳于家务，奔走于生计，已是一个庸庸碌碌、不问政事的人。要说水平，充其量在宾川这块碟大的小天地里，有点资产阶级的文艺水平吧。于是痛述自己如何如何受到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伤感主义的毒害，思想悲观，情绪颓废。是姚文元同志的文学评论，使我逐步摆脱了伤感主义的羁绊，有了生活的勇气，然后肉麻地吹捧了姚文元一番。特别祭起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中，用希特勒宣传部长戈培尔“谣言重复多次，就会变成真理”的名言，打击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类的反革命手法，对后永年等炮制的《关于阶级报复份子周元川的调查报告》，层层剥笋，一条一条进行批驳，最后的结论是，我与“5.16”八竿子打不着，我是这个阴谋集团的受害者，受害最深，时间最长。我强烈要求把我的交代，送到县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那里，让他了解所谓造反派的狗咬狗的斗争，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这个地主子女虽九死而犹未悔。

一写就写了几万字，他们也不让我瞎掰了，把我们几个学习班对象押到各生产队，接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揭发和批判。杨丕昌要我对群众的揭发作出回应。放屁不沾大胯的也就忽略不计，涉及《公安六条》的，可得建立备忘录，不否认等于承认也是整人的铁律呀!1971年8月18日在大罗城接受批判，黄义揭发说：“周元川这个人很阴险，他在北京写周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人家说贴在一道圆门上。”

8月19日在白专帽接受批判，一个姓杨的国家干部追问我：

“你在北京丢失了钱包以后，你说了些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回答说。

“那别人咋个知道你丢了钱?”我没有回答。

“我说出来，算你交代的，还是算别人揭发的?” 他继续追问道。

“当然算你揭发的了。”我答复道。

“你说，想不到社会主义国家还会这样。你丢了钱，你凭什么要发牢骚，你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满。你说了没有?”他问。

“我绝对没有说这样的话。”我答。

“我们也不要你承认，我们会给你拿出真凭实据。”他从容自如。

“我不会说这样的话，我也绝对没有说过。”我矢口否认。

8月20日在马官营接受批判，徐克昌揭发说：“你们从北京是怎样回来的?”我回答说：“中央文革开了客车专用票，坐火车回来的。” 徐克昌接着对大家说：“根本不是这回事，他们逃跑到新疆，人民解放军把他们押回来的。不晓得他们用了什么办法，又到中央文革搞了客车专用票。

唉!我还以为我的那支秃笔能让人坠入五里雾中，你看人民群众有多么无限的创造力，不但能把白的说成黑的，甚至… …我是地主子女，我是被批判的对象，无论人家怎样说，我也不能申辩，我记起父亲用一味常用中药创制的一句歇后语：“地主申辩——白芍(说)”。但是，党的政策“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可是天天挂在口上的，我写道：“上面所举三条，如果接受批判的次数再多一点，我敢断言，还会变换出来上百种说法，可以保证不会雷同。为了对党和人民负责，我请求上级派专人找这三位揭发人，请他们写成书面材料，按照他们提供的线索，我相信最后总会挖出老根根来。到那时，根据《公安六条》中‘有意捏造事实陷害革命群众，应依法查办’这一条，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是饶恕不了犯罪份子的。”写着写着，连《语录》上没有的，《毛选》上的“奸人反肆无忌惮，任意污蔑。无数不负责任毫无常识之谰言，震耳欲聋。”也蹦了出来。杨丕昌找不到这一句，我告诉他某卷某页，他也就无话可说。

过了几天，要在新庄开全大队的批判斗争大会。我寻思，学习班办了几个星期，我得交代自己怎样洗心革面，我得歌颂大好的革命形势，为什么会有这样大好的革命形势，我得歌颂这个县的革命委员会的第一把手袁政委。我是这样考虑的，我在的这个县，我在的这个碟大的小天地，比袁政委大的人是没有了，如果有人制止我歌颂袁政委，那我找到了口实，今后解决我的问题，对我总是有利的。想不到，主持批斗大会的领导竖着耳朵听了一阵，摸不着边际，不便制止，却让一个不唱主角、外八脚的信用社会计沉不住气了，他说：“今天是批判你，还是让你来作报告，你歌颂袁政委就不批判你了?”由于时间用去了半个小时，还要批几个人，特别是批到老造反派于之江的时候，他是聋子，你说葫芦他说瓢，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折腾半天，只好草率收场。说他老是因为六十多岁了，另一层原因是，三十年代初期他在保安队服役，和攻克县城的红军对着干了一阵子，幸好跑得快捡了一条命;四十年代末期帮助共产党游击队攻打县城的国民党;六十年代中期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参加所谓造反派，一样官职没有捞着，反而成了阶下囚。

眼看就要秋收了，学习班不能老办下去，于是把我们放了回去，还是另有原因，我就不清楚了。整了那么多材料，总是要给我们定案的嘛，拖了四年，不但没有定案，连那几万字的交代材料，经过县委什么一个办公室审查之后，用铅笔写上“应退本人”四个字，于1975年10月25日退还我。原因何在?世事如棋局局新呗!话说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为一，成了“一打三反”运动。运动搞得早的地方，雷厉风行，暴风骤雨，冤死的人不计其数。但搞到我们头上时，已是强弩之末，而更具有戏剧性的是，我放回家里十多天，拴在我家墙外桉树上的大喇叭，在骂“叛徒、内奸、工贼”时，添加了“卖国贼”一语，听话要听音，我断定有新的人被抓出来了，但不知道是谁?

一天，我去县城，还在城外，遇到一个与我同为地主子女身份的老同学张第，他喜悦而谨慎地告诉我：“林彪乘飞机逃跑苏联，周恩来指挥用导弹打下来。”原来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出事了。有人偷听敌台最先获得消息，消息不胫而走。这样的消息是勇士们冒着生命危险传出来的，我知道当时的法律中有“偷听敌台”罪，像我这样身份的人，只要一弄收音机就可定罪了。我获得信息固然慢，但是传递信息快得很，当局始料不及，因为已经怨声载道。过了一段时间，全县大队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集中开会，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我的一位熟人在里边做饭，见我从门口过，有意从里边出来，把这一消息告诉我。当局的倒行逆施，无人不切齿痛恨。我想到，一位熟人的舅舅，被一个人诬告：在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祝福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时，他说祝林“一身烂疮”，他的舅舅坚决否认，没有第三个人证明，居然被判了六年徒刑。随着林副主席的垮台，他的舅舅也该释放了。(顺便补充一句，他的舅舅并没有释放，而是坐满了六年才释放)。

林彪死了，我的麻烦才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