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之声：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毛泽东

林彪集团的“自我爆炸”，令毛泽东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借“九大”编织的梦想，弹指之间就烟飞灰灭。而林彪势力在党内军内得到清除，使眼前的政治分野和政治走向分外清晰。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了如下几点：

       一、“九大”前后，他理想中的各级政权的组合、即“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在勉强凑合中虽然完成，但结果是失败的。在各级党、政、军权力组织的构成中，取代林彪势力的实际上是刘少奇“保守力量”的中坚，而且他根本无法阻止这样的分化。这样，党内便重新形成两派势力的对峙：即文革中崛起的“左派”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对峙。而后者的力量、政治基础以及社会声望无疑要比前者强得多;

二、林彪是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迹的，并在文革中以“极左”的面目攀上权力高峰。而否定林彪，必然要否定他的“极左”面目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而必然引发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整个思想路线和理论根据的质疑，毛泽东从六十年代初的七千人大会后开始成形的所谓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在党内将受到挑战;

三、在清算林彪集团的党的“十大”上，是否能够粉碎来自党内的挑战，继续坚持“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扶持、壮大左派力量，让他们和保守势力之间至少达到势均力敌，直接关系到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权力地位是否稳固、他的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是否能够传承下去;

四、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党内、军内以及全国民众渴望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走上常规的情绪日益蔓延，无法遏止，成为党内外保守势力的强大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后盾，而毛泽东要坚持的思想理论及政治路线偏偏又是超常规的，是逆这种社会情绪而行的，由此引发的冲突和压力，将直接转移到“左派”们的头上，毛泽东在其间除了用权衡来逐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别无他法。而权衡一旦失败，将会出大乱子。

从1971年12月起，中共中央陆续批发了“关于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全面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按当时中央的规定，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对林彪集团阴谋抢班夺权，制定《“五七一”工程纪要》，策划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叛国外逃的罪行进行揭发批判，同时，揭发批判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和宣扬的“天才论”等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结合批林，除了学习马列的六本书外，当时还下发了毛泽东在庐山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和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江青的一封信。(见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第225页)

按照这个规定，批林整风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矛头，显然是指向林彪集团所谓“极左”的方面，即林氏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个人崇拜”和“天才论”。如果运动朝这个方向发展，最后的结局很可能会批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头上，因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核心部分，恰恰是对毛泽东个人及其思想理论极度的崇拜和信仰。毛泽东还坐镇在党内最高权力位置上，他当然不会让运动批判到自己的头上，党内也没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把火烧到他的头上，但运动朝这个方向的微妙发展，却在潜移默化地从各个方面否定着他的理论和实践。

林彪集团粉碎后，受毛泽东之托，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跟随毛泽东几乎寸步不离，但他真实的思想立场毛泽东早已一清二楚。既然批林整风的调子是“批左”，周恩来当然要趁此东风，不动声色地尽量将全国各项工作推向正轨。

他做了如下几件大事：一、借毛泽东对“二月逆流”重新评价、参加陈毅追悼会、批评监狱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等一系列事件，解放了一批在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党政领导干部，并恢复了他们的职务。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一个批示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二，调整国民经济，整顿经济秩序。如1971年底，在周恩来的敦促下，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整顿企业的全套措施。再如调整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修正草案》中的若干过高的指标等等。

三、调整农村分配政策，解决文革中一些空想主义做法造成的在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经营单一等恶果。

四、调整外交政策，缓解文革中因推行“惟我独革”的外交政策而造成的对外关系紧张的状态。如改善了同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国家关系等等。

在周恩来全力以赴地把全国的社会管理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朝常规轨道上推进时，他借用的理论武器当然是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他认为，全国工农业和各个领域出现的混乱、停滞甚至倒退的状况，都是由林彪一伙煽动的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造成的，因此，批林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在批林整风中，他在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必须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问题。他说：“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而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不能与业务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如果运动按照周恩来设计的轨道发展，那么势必要走到全面清算文化大革命积弊的道路上去，而清除这些积弊所需要的思想武器，恰恰会指向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思想理论和政治路线。这是靠文革发迹的“左派”们和毛泽东本人所不能容忍的。冲突很快出现了。

1972年10月6日，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引起了“左派”们的强烈不满。周培源的文章是根据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参观北大和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时的提议写的，而该提议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和支持。周恩来正是根据毛泽东的态度，提出恢复北大的基础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实际上是发出了在教育界整顿秩序、恢复常规的信号。先是姚文元反对周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是张春桥指使上海的《文汇报》刊文批判周文，并秘密调查周文的背景，把批判周文的锋芒直指周恩来。

10月14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三篇文章，文章显然是根据周恩来等人在多种场合下的讲话精神撰写的。这批文章借批巴枯宁，把锋芒直指“左派”们的理论基础。“左派”们反应敏捷，立即组织反击。《文汇报》的内部刊物以上海工人座谈的名义，指责这组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是“大毒草”。姚文元指令在人民日报内部开展“批邪运动”，批判“右倾回潮”，周恩来失去了对《人民日报》的控制。双方理论上的交锋，必然要把争论引向问题的核心：林彪集团的本质究竟是“极左”还是“极右”?

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再一次提到批判林彪集团煽动的“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周恩来作了同意的批示。而江青、张春桥在报告上的批示却反其道而行之：“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等等。双方的分歧和争论很快公开化，并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1972年12月初，《人民日报》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了双方的分歧，并表示赞同周恩来坚持的观点。

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毫不犹豫站到了“左派”的一边。当月17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谈话时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那封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随后，1973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新年献词》中，按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为批林整风运动重新定调：林彪集团的反动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从此以后，只准批林彪集团的“极右”，不准批“极左”。

批林整风运动方向的逆转，使“左派”们占了上风，而毛泽东这一“四两拨千斤”的点拨，则有着更深远的考虑：必须在“十大”清算林彪集团时确保他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整套理论、思想、方针、路线继续在全党占绝对统治地位，继续成为“十大”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

1973年8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大”果然按照毛泽东设定的轨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有如下历史特点：其一，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它不仅完全继承了“九大”关于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继续革命”的全套理论和指导思想，而且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和以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解决党内斗争作为长期规律的结论写进十大政治报告和新修改的党章。如“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文化大革命”式的党内斗争“七八年又来一次”、“党内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今后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等等;

其二，“十大”的组织路线虽然在党内外清算了林彪集团的政治势力，但填补中央因清除林彪势力留下的权力空白的力量除文革中“新生”的左派力量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老干部”的力量，即在文革中曾被作为对立面批斗迫害的“保守”力量。对毛泽东来说，这是无奈之举，也是大势所趋。

其三，就“十大”中央的决策层和核心层来说，所谓“左”、“右”两派的对比十分微妙。如中央领导层 的人员排列：主席毛泽东，副主席为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是坐火箭上来的，是文革中的新生力量代表，他和康生自然是铁杆“左派”，周恩来忠于毛泽东，但思想和立场偏“右”，他既为毛泽东所用，又随时会成为党内保守力量的代言人;而叶剑英、李德生则比较微妙，他们虽然属于“老干部”营垒，叶剑英还是1967年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但是他们忠于毛泽东，在政治立场上也能拥护或支持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践，和邓小平这样的“铁杆”保守派有些差别。当然，这样的人在思想感情深处还是倾向于党内“保守力量”的，只要有适当的气候和条件，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和保守派融为一体。因为在思想感情上，他们和铁杆“左派”根本不是同一类人，两者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姑且把叶剑英、李德生这种类型的人作为介于“铁杆”左右派之间的中派，这个“中派”以毛泽东马首是瞻，可以随时倒向右派，但不会完全倒向左派。就是说，这个领导班子绝对忠于毛泽东，这一点已无问题，但在“左右”两派的思想交锋和力量对比上，可以说基本持平，也可以说变数很大，但对毛泽东来说，驾驭他们已是轻车熟路，易如反掌。

再看中央核心层(中央政治局)的人员构成：(按姓氏笔画)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共二十一人。除去毛泽东，其中“铁杆左派”有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5人;除去周恩来，属于保守势力或“元老派”的有韦国清、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董必武7人;虽属于“老干部”或“元老派”，但在政治立场能紧跟毛泽东、具有左倾倾向的有叶剑英、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李德生6人。陈永贵是一个特例。在左右两派中，他没有基本的政治立场，完全凭毛泽东点拨。从这三种力量的对比来看，无论是在党、政、军，还是在党的核心层，所谓铁杆左派力量都显得势单力薄，他们像油，总是和水无法溶合，而中间派和保守派则像水和乳，随时可能溶为一体。这样的权力格局，毛泽东是看得一清二楚的。当然，如果从当时日常工作所急需解决的问题来看，中央这个领导班子是不成问题的。但毛泽东其时考虑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党的常规工作，而是自己的身后事了。林彪的背叛，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解决自己的接班人问题，而从这个角度考虑，“十大”的权力构成已潜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

从批林整风运动中周恩来的所作所为和全党、全军、全国对其的呼应程度来看，毛泽东深知，一旦自已去世，恐怕在弹指之间，保守势力就会在一呼百应的周恩来的支持下卷土重来，左派力量在一夜之间可能就会沦为阶下囚，而他多年苦心经营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则转眼就会被全部颠覆。为避免这样的局面出现，他唯一可以采取的补救措施就是扶持左派力量，让其发展壮大，同时在党的意识形态领域先声夺人，迎头痛击周恩来批判林彪集团所谓“极左思潮”的理论根据，在全党进一步营造左派理论的舆论氛围。

而批林整风突然转为批林批孔，则是毛泽东反击的信号。为什么要批孔，因为林彪尊孔。何以断定林彪尊孔?因为在其住处发现几条引用孔子、孟子的言论材料，如1969年10月9日，林彪写给叶群的一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已复礼。”仅这个条幅林彪在3个月内就写了4次。而孔子主张恢复西周礼制，对当时列国混战、诸侯割据的局面来说，是“复辟”，是“倒退”(郭若沫等史学家认为西周是奴隶制，而春秋战国时代是向统一的封建制过渡)，恰好可以和当时那股否定文化大革命、想回到文革前的“复辟”思潮相对应。

林彪集团粉碎时，在思想理论领域里批林的调子一直定在林彪唯心主义的“天才论”、“顶峰论”上，为“正本清源”，毛泽东还亲自推荐了6本马列原著要求全党高中级干部认真阅读，站在马列主义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和林彪的唯心主义划清界线。可是眼睛一眨，风向大变，毛泽东突然自比秦始皇，林彪成了主张复辟倒退(即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孔孟之徒，而党内这场关于林彪集团是极左还是极右的争论，在时光倒转中突然成了两千年以前的“儒法之争”。一个自称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中国三座大山的现代政党的领袖，竟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大颂秦始皇，并自比秦始皇，与此同时，一个以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自诩的政党，在理论上竟然一夜之间就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狂跌到中国两千多年前封建专制时代的“儒法之争”的水准。可见毛泽东用意识形态这根棍子打人时，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心所欲，信手拈来。

对林彪尊孔，骂秦始皇，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敏感，他为什么把林彪集团的“极右”实质定为复辟倒退，他为什么把当时党内的思想分歧和中国历史上的儒法之争直接挂起钩来，并且进行了十分荒唐的附会，这决不是偶然的。林彪的政治面目是“极左”?还是“极右”?毛泽东说的并不错，所谓“天才论”、“顶峰论”、个人崇拜，仅仅是林彪取悦毛泽东的手段和假象，林彪骨子里对毛泽东的真正评价，则是在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里。林彪父子把毛泽东比作当代秦始皇，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比做封建社会主义，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林彪如果政变成功就会反其道而行之，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但林彪的恶骂对毛泽东来说恰成诛心之论，戳痛了他最大的心病。

毛泽东深知，无论他的政治信仰如何神圣科学，但基于中国的政治现实，他以一人之威打天下，以一人之威得天下，并以一人之威治天下，这“天下”已是中国皇权专制根基上长出来的大树，无论如何是和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脱不了干系的。建国之后，作为“一国之君”的毛泽东所推行的治国方略的确不是中国历代儒学所推崇的“王道”，颇似先秦法家们津津乐道的“霸道”。

作为“开国君主”，他为保住执政党的地位，尤其是为保住自己个人的至高“君权”，其所作所为已不出秦始皇、朱元璋左右。他把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打入冷宫，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自叹不如;文革中数百万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岂是朱元璋的“炮打功臣楼”所能比?而他的“三面红旗”运动致使数千万农民饿毙，则胜过10个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悲剧。毛泽东心里清楚，即使他不自比秦始皇，党内的右派们以及天下的读书人也会在他身后把他当成秦始皇唾骂的。到头来连林彪这样的谄臣也对他暗骂秦始皇，可见他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已触犯了众怒。当周恩来领头批判林彪的“极左思潮”时，党内外不知有多少人在借着这个调子骂他毛泽东呢。文革是他一生中做的第二件大事，也是最后一件大事，既然接近尾声，离他本人的盖棺定论也就不远了，这个“论”如何定，党内外的保守派、右派以及天下的读书人心中早有结论，当然就由不得让他们在他盖了棺后再定，何不由他在盖棺前先声夺人，索性死前把事情挑明呢?

1973年7月4日，也就是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召见王洪文、张春桥时谈到了批孔：“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奇怪，中国共产党不正是以解放中国人民为已任，毛泽东从打天下到治天下不是每时每刻都张口人民，闭口大众，难道他不赞成以人民为本位，不赞成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如此说来，他的治下以何为本位?难道以“法”为本位，就像他所赞成的“法家”那样?

请看，毛泽东于1973年8月5日在和江青的谈话中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有成就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砍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可建国以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宪法和各项法律，他本人真像古代法家那样坚守不二，执法如山吗?在中共建国后的毛泽东时代，所谓法制之所以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主要原因就在于毛泽东领头“法随口出”，且各种反人道的严刑酷法皆随领袖和官员的口中出来，连个常规的、合法的程序都没有。毛泽东以此自喻法家，简直是绝大的讽刺。

其实，毛泽东所以反孔，倒不是因为林彪尊孔，蒋介石尊孔，而是因为秦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儒家，骂过秦始皇。就在8月5日同江青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批判了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并念出了他那首著名的七律《读封建论》：“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接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谈起秦始皇，索性把事情挑明：“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代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在乎人们把他和历史上的帝王进行比附?这正是作为现代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悲剧所在。当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建立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时，从理论上讲，这个崭新的现代社会、现代共和国和中国两千多年皇权专制的封建社会应是一刀两断，两者的制度本质和政治统治方式应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在中国君主专制的本质上两者血脉相连，建国前后中国共产党最高权力核心内的政治等级模式和其执掌全国政权后的政治统治模式，实际上是在向传统的中国君主专制模式“返祖”，而无论是党内外的各级官员还是广大的百姓都在集体无意识地按照皇权时代的“君臣”、“官民”的等级关系摆放位置，行事处世。

上面已经说过，这一点在中共核心层内部尤其明显，党的最高领袖和他的同僚们的关系都在心照不宣地按照“君臣等级”的明潜规则构成，并按照君主集权的特定方式行事。如周恩来，他就把自己锁定在中国皇权时代宰相这个位置上，并力争做一代贤相。在跟随毛泽东的过程中，他的所作所为没有越出皇权时代“贤相”所恪守的“雷池”一步，如果按照中共所谓的民主集中制行事，周恩来的“宰相”是一天都当不成的。

因此，中共的政治行为和统治方式实际上有两张皮，一张是作为现代政党和现代政治信仰及科学理论的皮，这张皮是表皮，让人看的，另一张则是中国传统皇权专制政治规则的皮，这张皮是里皮，构成了其政治运作实质性的内囊，但这张皮不能明说，是和共产党的信仰水火不容、截然对立的东西，放不到台面上。

如此说来，既然中共特别是建国以后的政治运作实质上是按照中国皇权专制的政治明潜规则和君主集权方式进行的，那么对其统治的模式和所谓取得的政绩也应用中国两千多年皇权社会那种传统的、约定俗成的政治尺度来衡量、评判。也就是说，评判的尺度也有两套，一套是在中共的政治“表皮”上进行评判，还有一套是在中共的里皮即政治内囊上进行评判。而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唐突地自比秦始皇，则是因为在自已面临最后盖棺定论的时刻，已顾不得许多了，他公开挑明在党的政治运作的内囊层面上对自己进行评价，为自己建国以来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同时也对他的政敌们在他身后必然发动的攻击进行反击。

用中国皇权时代的传统尺度衡量，其君主专制的统治方式的确有所谓“仁政”和“暴政”(所谓“法制”)、“王道”和“霸道”之分，在君主的集权程度、独裁的专制程度及统治的残暴程度方面，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伸缩空间，这一点后面再谈。毛泽东建国以后所推行的治国方针和其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方式，以及在政治目标追求中所采取的严厉的手段、造成的后果，都和孔孟推崇的“仁政”相距甚远，而且的确不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因此，用传统的尺度评判，毛泽东的治国实践只能属于暴政或“霸道”，只能和秦始皇归于一类，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有自知之明，他也坦然承认。

问题就在于对于秦始皇式的暴政及所谓法制和孔孟推崇的所谓“仁政”、“王道”之间孰是孰非、孰好孰坏，该如何评价?不错，秦始皇的统一大业，他统一度量衡、实行郡县制、起用法家实施“法”(严刑酷法)制等等政治实践，为历代“拥秦派”所津津乐道，但秦朝的短命是其穷奢极欲、涂炭生灵的暴政所致，这也是历史上较为一致的结论。因此，始皇身后历代儒家都拿秦朝的暴政说事，把秦始皇作为他们推崇所谓“仁政”的反面教材，也就不奇怪了。但儒家的“仁政”又如何呢?不错，“水能载舟，亦以覆舟”，当中国的帝王们意识到这个道理，并在政治运作上实施“视民如水”的策略时，他们的确能给底层民众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在社会各个领域也能减轻独裁、专制的程度，留出较大的自由空间，以致出现所谓的“太平盛世”。但是，在中国皇权时代的历代王朝中，凡是出现“太平盛世”时候，往往也是这个王朝的政治腐败和寄生性开始病入膏肓的时侯。

朝纲法纪崩弛，吏治腐败泛滥，官员特权横行，裙带关系成风，骄奢淫逸日盛，抱残守缺度日，整个上层社会往骨子里烂，“太平盛世”的结束，也就是王朝灭亡的开始。而每到王朝弊政丛生、危机四伏的时候，往往总有一批“法家”们站出来收拾局面，他们厉行改革，重整朝政，推行重典，除旧布新，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法家们主张法治、厚今薄古、有所成就的所在。然而，当一个王朝按其发展的周期规律走向衰亡时，是任何力量所挽救不了的。法家们在这个时候的忙活，往往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功亏一篑，无力回天。可见，无论是法家还是儒家，是“仁政”还是“暴政”，是“王道”还是“霸道”，都是中国皇权时代君主们不同的政治统治方式，它们虽然在延续或缩短封建王朝的寿命、调整君主集权和独裁的程度、盘剥底层民众的分寸等等方面起着不同的作用，但说到底仍摆脱不了皇权专制的本质，摆脱不了王朝周期性地走向腐败和灭亡的铁律。

另外，毛泽东自比法家，也是比得驴头不对马嘴。首先，中国皇权时代法家们最主要的特征，是进行政治经济改革，推行新政新法，破除旧规旧法。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政治目标恰恰是死守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那一套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阻止这套僵死制度必须面临的改革。其次，历代法家们另一个重要的政治特征是严刑重典，执法如山。上面已经说过，这一点毛泽东恰好和法家背道而驰。

当然，毛泽东自比法家，只有在一点上说得通，这就是在遏制吏治腐败、限制官员特权、防备他们以权谋私这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做得是比较到位的，是和历代法家相通的。可惜，毛泽东的时代是中共建国初期，吏治腐败虽有，但还没有构成导致一个王朝走向衰亡的主要社会矛盾，毛泽东在反腐方面的严厉措施往往弄不到点子上，或弄不到火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