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惠：亲历延安抢救运动

一、入狱

我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长寿县，初中在四川省丰都适存女中读书，接受了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高中在成都省女中读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冬到延安，先后在女子大学和西北公学学习。

在西北公学情报班，我学习默记暗语，准备到国统区做秘密工作。1942年下半年，开始学习整风文件。讨论学校的总结时，多数同学认为需要补充修改，我和另外六个同学要求学校重新总结，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1943年2月，我和郭小川结婚。3月，延安各机关学校关门整风，大家停止往来。不久又转入审干运动，大家写自传，查思想，查历史，查经历。不久又转入“抢救失足者”，“坦白光荣”“坦白有功”的口号响成一片。坦白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有的戴了大红花，有的上了大会主席台，有的吃上了鸡蛋挂面，有的领到了西红柿或老南瓜。这都是当年艰苦环境下难得的珍贵食物。延安伙房都烧柴火，老南瓜往柴火灰里一煨，又甜又面，别有一番美味。西红柿也是那两年刚引种到延安的，我也种过，产量不高，大家都喜欢吃。一时坦白成风，坦白是特务就没事了，轻松过关。同班中还出了个“坦白光荣”的典型张克勤，到处做报告。

又传来消息，说四川党、河南党都已经查出是“红旗党”(即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特务党)，某某上吊畏罪自杀了。这些对我并无影响，我坚信，我接触到的四川党的人都是好同志。不久，也追到我的头上，逼我坦白参加的是“CC”还是“复兴”。我回答：“我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别的什么组织也没参加，也不知道什么是‘CC’，什么是‘复兴’。”我当时有一个要求：“假如有人冤枉我，说我是特务，我要求到毛主席面前跟那个人对质。”我当时有一个单纯的想法：任何人在党的领袖面前是不能说假话的，在领袖面前对质，什么问题都能弄清楚。我到延安在办公厅为毛主席抄过文件，他请我们吃过丰盛的春节年夜饭，一定是信任我的。他们一再逼问，我火冒三丈，昂首挺胸、横眉怒目地对抗。心想：对我政治生命的怀疑，是最大侮辱，只能对抗到底，决不低头!开了几个白天的逼斗会后，接着来了个三天三夜不让休息的车轮战。领导追查会的是个瘦高的红军老大姐。除了那两句追逼的话，也别无它话。他们态度时而严厉，时而和缓，有时用口号骗我，有时又用好吃好喝的引诱我。我一概不动心。他们从未打过我，没有动我一个指头。因为我历史清白，充满自信，什么也不怕。后来困得快要倒下，也咬牙坚持下来。内心也曾有过死的想法。窑洞里什么也没有，桌上只有一盒洋火(火柴)，心想抓过洋火吞进肚里，跳进茅坑算了!这一闪念刚刚划过心头，头脑立刻清醒过来：这样死去，永远跟茅坑一样臭，永远会背上叛党的罪名，永远无人为我洗冤，决不能死!一定要斗争到底，还我清白!

90年代初，我曾看望枣园老同学凌云、梅建群夫妇。凌云问我：“三天三夜车轮战最后一天，是谭政文亲自突审的，你知道吗?”我一点也不知道。凌云说：“他拍着胸脯说：你们社会部不就一个杜惠没有解决吗?我就不信降伏不了她。我亲自去突审一天，看她还那么死顽固嘛!”谭政文到底怎样突审我的，我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我迷迷糊糊，就想睡觉。那几天我是否吃了饭，吃的什么饭菜，喝没喝水，什么人审我，周围人物、事物、天气等，完全没有印象。我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一句话：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不是特务。

车轮战第三天的午夜，迷糊中觉得有人推门进来，说：“前沟李副部长叫杜惠去谈话。”我睁眼一看，门边站着两个小战士。我记得，李克农有点胖，给我们做过报告，人很慈祥和气，像老妈妈一样亲切。现在叫我去谈话，好像伸手给一个沉入深水的人，要拉我一把。我心里泛起一丝兴奋。我想抬腿，却不会迈步了，身上没有一点劲。又听见一个声音说：你们好好拉着她点儿，她要摔倒了会起不来的。

不知走了多久，来到了克农同志的办公室。两个小同志一直把我牵到他的办公桌前。李克农和蔼地看着我说：“你坐吧。”我就坐到他的桌子对面。他叫小战士给我端来一大杯温水，他一定想到我非常渴。看我一下子喝下多半杯，又问我：“饿不饿?想吃饭吗?”我那几天不知道饿，说：“不想吃。”他说：“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赶快谈谈吧。如果能很快帮你解决问题，你也能好好休息一下了。”然后更关注地看着我问道：“开了这么多天的会，你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今天叫你来，最后问你一句话，你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你到底是不是特务?在这里坦白了，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我坚定地回答：“我绝不是特务，也不知道什么‘CC’，什么‘复兴’。我是庄严宣誓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我从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室内沉默了一会。李克农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哎，我也没有办法帮你了，只好把你送到后沟去，由他们去解决你的问题吧。”当时我并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心想：也就是回学校再挨斗吧!反正我不怕!

他把两个小战士叫进来送我，领我上了半山坡，我看到左边有两孔窑洞，窑前的平台比较宽，台地可以转到后面去，可能往沟里方向还有窑洞……

离我近的窑洞里有灯光，窗户纸很白，门上挂着白布门帘，既像招待所，又像医务室。战士说：“你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我在山坡边站岗，有事可以叫我。灯可以不用灭。桌上有水可以喝。”

我进到窑洞里一看，墙很白，高处挂的马灯显得特别亮，除了一盘炕、一张桌、一杯水，什么也没有。我一口气把水喝完，倒头和衣睡下。多少天的紧张、疲累全抛到脑后，立即沉沉地睡去了。

一觉醒来时，已是次日的下午。走出窑洞，看到日头已向山后转去。战士给我端来一碗饭、一杯水。吃过饭后，坐在炕沿，我还想再睡一会儿。正在这时，忽然有人掀开门帘，疯了一般地向我扑来，把我推倒在炕上。他正要向我身上压来，我两手推着他，大叫：“快来抓坏人!快来抓坏人啦!”战士像箭一般冲进来，拎起那人的后衣领，让他站起来。我一看，是我西北公学的同班同学、长一脸络腮胡须的许某。我骂了他一句：“无耻!”战士也生气地问他：“你从哪儿跑出来干这种坏事?赶快走开!”把他赶走了。

我再也不想睡了，坐在炕沿，脑子一片空白。

天色快要变成灰蓝色，走来一位工作人员说：“跟我走吧。”领我上了又一层山坡，向山里又转了转，到一排窑洞的平台上，一个背枪的战士来回走动着。领我的人指着第一间窑洞说：“以后你就住在这里了。”他推开门。我进来后，他在外边就把门锁上了。

一看，原来是一间牢房。门上只有一个比巴掌稍大的小洞，窗上是密密的格子，糊着很旧的纸，室内光线昏暗。六张空空的木板床，一边放着三张，中间是条窄道。门内角上还有一个木桶，用作马桶。土墙高处，挖进去一个小洞，洞里一盏小油灯，射出一闪一闪的微弱黄光。他们很快从小门洞送来饭和水，好像还有一方土布毛巾、牙刷、牙杯和一小盒牙粉。

我选了靠里的一张床。天黑下来，我倒头睡下。正睡得香甜的时候，忽然有人打开门，叫我起来跟他走。转到对面山坡的一间窑洞里，靠里有张大长桌，桌后坐了六个人。中间坐的是康生，我认识，他给我们做过报告。他向我宣布：“这里是关押特务和反革命的监狱。中央专门成立了审查你的五人专案小组，成员是：汪金祥、陈龙、杨超、王涛江、汪东兴。关在这里的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坦白认罪，悔过自新，走光明大道;另一条就是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今天这是第一次提审你，你必须坦白交代：什么时候加入特务组织的?是加入的‘CC’呢，还是‘复兴’?”

我的性格一直是天不怕地不怕，他一点也没有吓唬住我。我昂起头来直视着他们说：“我冤枉!”然后把前几次那些话又说了一遍，最后又叫了一声：“我要到毛主席跟前对质!”

开始，他们想命令我跪下。我说：“共产党员，杀头都不怕，我决不会下跪。”逼问来逼问去，第一次提审毫无收获地收场了。我回到牢房又倒头睡下。

第二天早饭后，他们打开门，给我戴上脚镣。到晚上，戴着脚镣我照样能睡得深沉。脚镣只在半夜提审时才给打开，审问结束又给戴上。这样每天半夜提审，每天戴脚镣，大约有十天。他们每天遭我怒目对抗，也许觉得无趣，以后就没有再重复这两个项目了。

不久又遇到了一件令我愤怒的事。有人把我带到一个房间，说：“这是监狱长办公室，进去吧。”我进去后，办公桌后坐着一个大约三十岁的矮个儿男人，脸黑红，身材结实。他用四川口音说：“我叫杨浩然，长征过来的，在这里负责。对你们治病救人嘛!”接着又说了些“坦白从宽”之类的话。看我一声不响，他也没兴趣再说下去了。沉默了一会儿，他让我坐在桌旁一张凳子上。这时他带点儿友好的态度说：“你是四川人，我们还是老乡咧!”我也没说话。过一会儿，他从桌子那边的凳子上站起来，走到我身边，说：“你没参加过劳动吧?参没参加过劳动，一看手就知道了。”他抓起我的手，翻看了一下，说：“没参加过什么劳动，以后还得好好改造改造。”然后，他忽然抓着我的手抚摸起来。

我噌地一下站起来，愤怒地叫道：“你干什么?你以为我是犯人，好欺负?我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共产党员!我敢向领导告你!你敢无礼，我叫你垮台!”

他立刻吓得脸色发灰，赶快缩回了那双脏手，连连说：“没别的意思，没别的意思!你走吧!”我气冲冲地跑出他的房间，回到我的牢房。

再没有人敢提审我，也没有人敢欺负我了。当时也不懂得要点书报来看，整天闲坐。

二、想通了

一天早饭后，我被叫出牢门，一看，门前已排了有近二十个人，双手都捆在背后，绳子把大家连成了一串。我被捆到最后，心想，大概都拉出去枪毙吧?死，我不怕，可太冤枉!我能表示的只有愤怒和敌视，在心中我拟了几个口号，临死也要高喊出来：“我冤枉!”“我是坚强的共产党员!”

一串人被拉着走啊走啊，却没有往后沟野山坡去，而是向前沟走，来到了西北公学大礼堂。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我们这一串被拉到了礼堂最后，靠墙根站成一排。我想，也许大会宣判以后就会行刑吧。

因为轻度近视，主席台上有些什么人我看不清。有人开始讲演，听声音我认为是毛主席，后来我才得知讲演的是徐特立老人。我认真听着，对我影响最深的是这段话：国际国内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快要到来，我们党需要培养大批革命干部。而大批从国统区来到边区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党还不很了解，同时也需要对大家进行思想改造，开展整风、审干就十分重要了。一切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大家就会理解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了。现在还有人对党抱敌对、抗拒的态度，希望这样的同志跟党站在一条心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冷静地向党说清自己的情况。现在抢救中出现的许多问题，真真假假，要通过改造世界观，通过批评、自我批评来解决。刘志丹同志曾受过党的怀疑和审查，但他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在陕北地区党内身居要职，被怀疑受审查时，有人建议他出逃，有人建议他举兵起义，分庭抗礼，而他却沉着冷静地命令警卫员将自己捆起来，送到上级机关去接受审查。当然，他的问题也就很快弄清了。他为党内审查工作留下了一段光辉的佳话。

这讲话深深打动了我。刘志丹的光辉榜样使我惭愧。我要重新考虑我的态度，重新解剖我自己。被捆绑着押来大礼堂时，我是昂首挺胸，怒不可遏。现在捆绑着走回监狱，我已变得低头深思，平心静气，眼里浮着感动的泪花。我与来时判若两人。

走进牢房，我第一次轻轻地安坐在床铺上，心潮翻滚如大海的狂涛巨浪。我问自己：既然庄严宣过誓，为党的利益，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为什么一碰到怀疑我就如此敌视、对抗、怒气冲天呢?这样做对得起党，对得起自己的誓言吗?

我问自己：为什么自己的自尊、骄傲、面子就那么强、那么大呢?不就因为自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是天之骄子，谁也不敢惹吗?应不应该彻底重新认识一下自己呢?

这种自问自审，我才发现，自己灵魂里面还有个人主义的脏东西。

晚饭后，我请人拿来纸笔。当晚，我就在油灯下奋笔疾书，直到第二天深夜，写出了万言检讨书。我检查了自己灵魂深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王国，还检查了自己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比如：在川陕路上顺利到达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最骄傲的内心中只看到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敢无畏、随机应变。事实上，没有四川省委、赵大姐的周密安排教导，没有周大姐一家的帮助，没有哥老会侯表叔及其司机的掩护，没有西安三轮车工人的帮助……我怎么能顺利到达?这样一自审，骄傲的王国便不攻自破了。我决心进行思想改造。

写出检查，交给领导，自己解放了自己，心平如镜，一身轻松。至于何时走出牢房，这一切都已不在我的关心范围之中了。从此，我把监狱看成了锻炼自己的课堂。怨气与怒气烟消云散。

不久，我被带离了单人牢房，搬到下一层窑洞的三人牢房。这里大门常开，窗户上糊着白纸，但按规定不能相互交谈，各自思考各自的问题。三人之一叫陈今，东北人，是我女大六班同学，歌唱得好。另一位姓李，年龄稍大，高个，瘦弱，脸色也不好，看似有病。我们同住了大约几个月，都不说话，相互情况一概不知，无言中和平相处。

住在这里，可以下山坡到沟底一个小水坑里打水，洗脸洗脚。从此，不论天冷天热，我开始了每天冷水擦澡。长期住牢房，精神亢奋，思想活跃，身体却有点衰弱了。每天冷水擦身后，体力很快恢复起来，血液循环强劲了，面色和全身皮肤红润了，精神更旺盛了。这一时期的冷水锻炼，对后来几十年的健康都有很好的影响。

以后，又让我参加了纺线活动，就在窑洞外的平台上。纺的是细线，用三股合在一起可以缝衣服。每天只能纺几钱棉花，我都认真努力地做。纺线一段时间以后，开始学习党的七大文件，学习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七大的报告。我也学得很认真。

1945年8月的一天，日寇投降前夕，五人专案组向我宣布审查结论：“杜惠没有政治历史问题，恢复党籍，分配工作。但杜惠作风不好。”

我对后面一句是有意见的，但为了立即迈出监狱之门，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反正基本政治问题已经还我清白，这是最根本的。至于说我作风不好，以后有机会再问清吧。我会用今后一生的思想言行来证明：结论这后一句话是完全错误的。

结论一宣布完，我就迫不及待地大步奔出门外，跑到沟底，我恨不能脚生云，背生翅，一下子飞到小川身边去。这时，一切甜美的回忆都涌上心头。沿途的道路、景色、风物，怎样走上他窑洞门前，都没有留意，只记得我扑到他的怀中，只记得长久的欢笑和热吻。等我们都喘过气来，他才捧着我的脸仔细端详，问我：“你怎么更红润了?不像是从牢狱出来的。”

我笑了，说：“我进行了一次自我革命，思想升华了。”我们真正尝到了久别胜新婚的生活，一分钟也不愿分离。

小川告诉我，8月13日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央决定他参加第一批新区工作队，16日告别延安。

我们如胶似漆地待了两天两宿，在中央组织部门外送他出发南去时，我说，等他确定了工作岗位，我就争取和他共同战斗。他说，他在新区等着我。后来，我随第二批新区工作队，到了热河丰宁县，与小川一起工作。送走小川，我回到枣园西北公学看望同学。大家见到我都惊奇地问：“你哪像从监狱出来的，倒像是从前方打了胜仗回来的，满脸欢笑，又红又健壮了。别人从监狱出来，可是灰溜溜的啊!你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同学说：“把你们押到大礼堂听报告时，看你那神气，真是个最顽固不化的反革命咧!今天怎么完全变了?”

我讲述了自我思想解放的过程。之后，同学王演说：“大家快要分散到全国各地去工作了，不容易再相聚。让杜惠给我们题几句话留作纪念吧。”

我拿起笔来，即兴写了下面一段话：

当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自己全心的狂热，奔向真理，奔向革命，奔向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之路只是开始!

我们开始获得了真正的快乐、自由与幸福!

在这里，我们决不能停留，必须迈开大步，突破自我存在的气象，抛弃狭隘的个人优越感，磨掉那些外露的表现的棱角!

我们经受而屈服于真正新的阶级的洗礼，我们就开始成长起来了。

这个留言，反映了我经过烈火锤炼后的真实想法。

三、再遇李克农

1953年我调到中宣部工作。1954年夏，中宣部派我搭乘中央专列，去北戴河参加中央卫生工作会议。在列车过道里，我遇见了李克农。他向我微笑地打招呼，让我到他包厢里落座。

他问我：“你知不知道，当时中央怎么发现抢救运动搞错了吗?”

我说不知道。

他说，到处坦白自己是“特务”达到高潮时，你在西北公学的同学施英也起来坦白说自己是特务。学校向我们汇报后，我马上报告中央，引起极大震惊。你也知道，施英是赵世炎烈士的侄儿，没有任何条件和机会接触国民党特务机关，他的家是我们党几十年来最可靠的秘密据点，他全家都是共产党员，包括厨师、老妈子和看门人。施英从小长大，进出学校，都有人暗中守护，他没有任何机会接触坏人。他15岁就来延安，一直在我们眼皮底下。我们分析了一切条件，他绝不可能是特务。但他为什么承认呢?中央有关同志立即找他来谈话，问他：你怎么也是特务呢?你参加的哪个特务组织?什么时间、地点?谁介绍你参加的?他一问三不知。我们再问：“那你为什么坦白自己是特务呢?”他说：“号召说‘坦白光荣’‘坦白有功’，又给戴大红花，又给发西红柿、老南瓜，还给吃鸡蛋挂面，我当然愿意坦白自己是特务啦。”

我大笑说：“施英这个小鬼太滑稽可笑了!太天真幼稚了!”

克农同志也勉强地笑了一笑。接着他的神情变了，看着我苦笑着说，我们觉得问题严重了!又分头找了几个小鬼来问，叫他们说说是怎么成特务的，也是一问三不知。有的和施英的想法差不多;有的说，那么追逼，他逃不脱，大家说“坦白了就没事了”，他就坦白了。他们说实际上并不知道特务是怎么回事。我们感到问题太严重了!抢救运动搞错了!我们把情况立即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立即起草指示：运动马上转入甄别阶段。

这时，我和克农同志都沉默下来，陷入了沉思。克农同志说：后来发现，几乎百分之百都是假坦白、假特务。

我们谈的时间不短，他把我送了出来。

在列车上遇见李克农同志后，我到了北戴河，在中央小范围的舞会上，我与毛主席和周总理跳了舞，心情非常愉快。我的历史澄清了，也不需要到毛主席面前对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