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为何要关押毛泽东长媳？

本文摘自《历史的绝笔》，叶永烈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

1949年，毛泽东与毛岸英、刘松林等在北京香山。

毛泽东长媳刘松林的信

我的手头保存着一张便笺，全文如下：

刘松林同志：

上午我在黄河路301号市交通运输俱乐部作讲座。电话：××××××。请上海图书馆赵景国同志转告我即可。下午我有空，可陪你去公安局政保处三科，我已与他们联系。

叶永烈

1986年12月23日

这一便条，当时是我留给刘松林的。

刘松林，又名刘思齐，嫁给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而她的妹妹张少华（即邵华）则与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结为伉俪。这样姐妹俩嫁兄弟俩的亲上加亲的巧事，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曾有过“先例”：贺子珍跟毛泽东结婚，而贺子珍的妹妹则与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结合。

刘松林为什么要我陪她去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三科”呢？

那是在20多天之前——1986年11月25日——我在北京刘松林家中第一次拜访她。她家位于北京市中心，和邵华同住一座独立的小院。她很热情，那天一直谈到晚上11时。很巧，那天正值杨开慧的侄孙女孙燕来访，谈及关于杨开慧的许多情况。

12月16日，我在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处理好一部书稿，飞回上海。翌日——12月17日——晚上，从北京出差上海的刘松林来到我家。那时候，不时兴“打的”，她在上海又没有专车，她是乘坐公共汽车来到我家的。

她说，这次她来上海，住在上海空军招待所（因为她后来的丈夫杨茂之在空军工作），希望能够顺便查清在“文革”中她关押在上海何处——当时，她被蒙上双眼，用汽车送进监狱。

她在“文革”中怎么会被关进上海的监狱呢？

刘松林是被江青下令关押的。那是刘松林和张少华有一天得以见到父亲（毛泽东主席）时问道：“听说，江青要接班，是真的吗？”

毛泽东哈哈一笑：“不会的，她不行！”

这是刘松林亲耳听见的“最高指示”。回家之后，刘松林兴高采烈地把“最高指示”告诉了杨茂之。老杨是个直肠子，心里存不住话。当别人吹嘘江青是“接班人”时，老杨实在忍不住了，说出了那句“最高指示”……江青知道了，唯恐这一“最高指示”在群众中传开，于是便下令把老杨和刘松林关进监狱。当时，杨茂之在苏北盐城空军基地，刘松林也在那里，所以被押送到上海的监狱。

我问她，那个监狱有什么特点？

她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被关押在一幢楼房的三楼，窗上安装了铁栅，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

她的这一句话，使我明白她那时候关押在上海何处。由于采访的原因，我几乎跑遍当时上海各监狱。她所说的“窗上安装了铁栅”，表明是正规的上海监狱，不是临时关押的场所；她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表明是上海郊区的监狱。当时上海各监狱差不多都集中在市区，能够“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表明她关押在位于漕河泾的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漕河泾一带属上海郊区，即上海县。

在“文革”中，上海少年管教所关押了许多老干部以及文艺界人士。那里关押过陈丕显、曹荻秋。我在采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时，他说他当时就关押在那里，成了“少年犯”。贺绿汀回忆了一个细节：在关押期间，他到监狱理发室理发，发现地上有很多白发，表明那里关押的大都是老干部。

我当即把我的判断告诉她：在“文革”中，她很可能被关押在漕河泾的上海少年管教所。

12月18日晚上，我乘坐公共汽车来到位于上海巨鹿路的上海空军招待所，在15楼203室看望刘松林。她希望能够去上海少年管教所实地看一看，“求证”一下。我说，我可以帮助联系。

那时候，我家没有电话。12月19日晚上，刘松林又乘坐公共汽车，第二次到我家。我告诉她，已经与上海少年管教所联系，明天去他们那里。刘松林很高兴。那天她在我的书房里饶有兴趣地翻看我所收藏的江青（蓝苹）20世纪30年代的上百篇报道的剪报以及诸多剧照。

12月20日，考虑到要走访监狱，上海空军招待所给刘松林派了一辆越野车，驾驶员叫小王。上午，刘松林与小王来到我家，然后我陪她乘越野车来到漕河泾，来到高高的围墙以及电网包围之下的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上海少年管教所里还关押着很多少年犯，所以进门要办理相关手续。1985年那部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电影《少年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上海少年管教所所长张谷雷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张谷雷所长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工作多年，他根据刘松林所说的从窗口看出去是一片农田，带着我们来到2号楼，上了三楼。我们沿三楼的走廊往东走，走到尽头朝北的一间屋子——这间囚室当时已经被改用为队长办公室。

刘松林来到窗口，朝外望去，见到一幢幢新盖的楼房。

“那里原先是一片菜地。”张谷雷说。

“这儿原先是——”刘松林指着窗外一片水泥地。

“猪棚！”张谷雷和刘松林几乎同时说道。

就像做地下工作对上了联络暗号似的，刘松林显得非常兴奋。她要找的“‘文革’纪念地”终于找到了。

她在那间屋里走着、看着，陷入痛苦的回忆。她说：“当时，有两个看守成天坐在我的床前，一日三班，严密地监视着我。屋里开着大灯，夜里一片雪亮，我睡不好觉。每一回上厕所，看守都紧跟在后边……”

她还特地去厕所看了看，还是当年的模样，只是发觉电灯原先装在门口，如今改成朝里了。

“我们在前几年改装的，原先确实装在门口。”张谷雷说道。

刘松林要我给她拍照。在那间囚室里，在大楼前，在大门口，她留下一帧帧“纪念照”。刘松林说：“这些照片，比任何旅游照片都珍贵！”

在找到了“‘文革’纪念地”之后，刘松林提出，希望提审当年押她进上海少年管教所的造反派头头戴立清以及王洪文的机要秘书廖祖康。我知道他们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我采访上海提篮桥监狱多次，跟提篮桥监狱的监狱长王启和、政委牟德欣以及办公室主任都熟悉。于是我们驱车从上海西南的漕河泾，穿过上海市区，来到东北角的提篮桥监狱。

戴立清和廖祖康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在“文革”中造反起家，当上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粉碎“四人帮”之后，被定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头目。1982年8月21日，戴立清被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廖祖康则是王洪文贴身秘书。“文革”前，王洪文担任上海国棉十七厂的基干民兵连长时，廖祖康便是王洪文手下的“兵”，他在“文革”中追随王洪文造反，成为王洪文心腹。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廖祖康作为王洪文的机要秘书也进入中南海。粉碎“四人帮”之后，廖祖康被定为“四人帮”在上海的帮派头目。后来，在1988年4月5日，我在上海一家劳改工厂采访了廖祖康。

当我陪同刘松林来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办公室，监狱长说，戴立清确实关押在这里，廖祖康则在劳改工厂；需要向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办理相关手续，才可以提审戴立清、廖祖康。我答应为刘松林办理相关手续。

中午，我和刘松林回到巨鹿路上海空军招待所，在那里吃了中饭，刘松林用车送我回家。刘松林告诉我，她在12月21日早晨去苏州，两天之后就回上海。

在去苏州之前，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叶永烈同志：

下午我给上海市监狱打了电话，答案是：已请示过市公安局政保处，政保处的意见是最近公安部有个通知，说“这些人不宜接触”，因此不同意。

我已定25日返京。明日到苏州去，下午我去买了票。本打算买票后乘15路车到徐家汇转车赴你处，没想到4点钟上车，6点多才到北站，买完票到华山站已9点一刻了。太晚了，只得作罢。我估计22号返沪，最晚23号。

我回来后若时间尚早，即去你处。请你在22号晚和23号给我来次电话。

假使你认识公安局的同志，方便的话，请帮帮忙。不过，他们这两天大概也顾不上了。

问候你的母亲和夫人。

刘松林

1986年12月20日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刘松林当时要买上海至苏州的火车票，是她自己乘坐公共汽车到北站（当时的上海火车站）去买的。

接到刘松林的信，12月22日，我去上海建国西路75号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原社会处）三科，朱先生接待了我。我去过那里多次。我在上海采访在押或者假释的政治性人物，通常要事先到那里征得同意，这叫“挂个号”。例如，我在1984年11月13日采访陈独秀机要秘书、托派领袖郑超麟之前，便在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挂个号”。

这一回，朱先生和我一起研究了提审戴立清、廖祖康事宜。朱先生说，你要去采访这两个人，在我这里办好手续，就可以去。但是刘松林作为当事人，去提审戴立清、廖祖康，恐怕不合适。她需要了解什么问题，可以通过组织，让监狱方面要求戴立清、廖祖康做出交代。她不便直接与戴立清、廖祖康见面。

12月23日上午，我路过上海空军招待所，给刘松林留下那张便笺。不久，刘松林从苏州回来。中午，我来到上海空军招待所15楼203室看望刘松林，一起在招待所吃了中饭。下午，招待所派车，送刘松林和我前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三科，与科长张世民谈。张世民的意见与先前接待我的朱先生一样。刘松林谈了自己需要了解的问题。张世民表示，可以请上海有关部门提审戴立清、廖祖康，然后把提审记录通过组织途径交给她。刘松林表示感谢。

离开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之后，我陪刘松林游览上海徐家汇，然后到我家。这是她第三次来我家。我的母亲请她在家中吃晚饭，她很高兴。她每一回到我家，见到长辈，都很尊敬。

她说，这次上海之行，终于找到了“文革”中关押她的监狱，弄清楚了关押她的来龙去脉，为写作回忆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她告辞之后，就回北京去了。

两个多月之后——1987年2月14日——刘松林从北京给我来信：

叶永烈同志：

您好！

到上海时多次打搅您，真不知该怎么说才能表达出我对您的谢意和我内心的不安。你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但却为我花去了那么多！您的夫人和老母亲对我的热情款待也使我难以忘却。

这次到上海多亏了你，否则我真会一事无成。春节后我还未与政保处联系，我想他们也够忙的，还是往后拖拖再说吧。我同你谈的关于我们在“文革”中，尤其是在上海的遭遇，不知你是否准备用，要用的话，请给我打个招呼（事先）。我已找到美国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不知是不是你所说的那部书，你好像告诉我是友谊出版社出的，但这部书是解放军出版社出的。

什么时候到北京来时，请给我来个电话，届时或是我去看你，或是你到我家来。问候你的母亲和夫人。

祝

好

松林

1987年2月14日

我在收到刘松林的信之后，于1987年2月17日写了回信：

刘松林同志：

2月14日来信收到，谢谢。

照片已冲出，寄上，作个特殊的纪念——回首不堪当年！

关于您的情况，由于我正忙着别的写作，加上觉得还谈得不够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谈一次。如要发表，当然事先请您阅定。

《青春》月刊今年第1期发表了王若望一篇短文，受到批评，波及《青春》丛刊。《蓝苹》一文已付印，临时抽下——虽然此文与王若望毫无关系，但主编怕再出什么差错。最近似乎缓过一口气儿，说改排在第2期。

政保处那里，如需要，我可代您再催问一下。

信中所说的《长征》，就是那部书。

我常去京。春节前本要去京一趟，因我去温州了，未能成行。以后去京，再打电话给您。

问全家好！

叶永烈

1987年2月17日

后来，我多次在北京看望了刘松林。

2008年12月18日，我接到刘松林的电话，告知她和儿子杨小英一起来上海。她邀请我和妻翌日上午10时在上海威海路毛泽东故居见面，出席在那里举行的“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开幕仪式。

我和妻如约来到威海路583弄（原公共租界慕尔鸣路甲秀里）。78岁的刘松林戴一顶雪白的羊毛帽子，黑色皮风衣，围一条彩色围巾，显得很精神。

在弄堂里，有一幢二楼二底、砖木结构、坐南朝北的老式石库门房子，建筑面积520平方米。她告诉我，这幢石库门房子中的7号，便是毛泽东故居。

那是1924年2月，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带着两岁的儿子毛岸英和出生才三个多月的毛岸青落脚在这里，一直住到年底。

毛泽东一生中曾50多次来到上海，其中1927年之前就曾10次到过上海，这里是毛泽东第9次来上海时住的地方，也是携妻带儿住得时间最长的地方。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毛泽东除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之外，还担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和文书科代理主任。杨开慧除了照料孩子，还在工人夜校讲课。

由于这里也是毛岸英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所以“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也设在这里。在举行了“毛岸英烈士史料实物陈列馆”开幕式之后，刘松林作为毛岸英的妻子，为陈列馆揭牌。

中午，陈列馆杨继先馆长在静安梅园村宴请刘松林，请我和妻作陪。刘松林拿出数码相机，把存贮卡里的她的第三代的许多照片给我看。这时候，刘松林的脸上漾着幸福的笑容。看得出，她的晚年生活在温暖的家庭之中。

《历史的绝笔》，叶永烈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

《历史的绝笔》图书简介

这是一个大宝藏，你不知道的，以及想不到的名人故事，都在这里：

陈云夫人于若木、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毛泽东长媳刘松林、蒋介石女婿陆久之、陈独秀机要秘书郑超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数学家华罗庚、美国科幻巨头海因莱因、“童话大王”郑渊洁、“三毛之父”张乐平、著名诗人汪国真、音乐家贺绿汀……

叶永烈见证了这许多名人的传奇人生，抓住了许多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他用温情的笔触、不长的篇幅清晰记下一段段人生，随手一翻，人物带着历史的烟尘扑面而至。一边是恍悟，一边是感慨，这样的绝笔，该有多少历经沧桑的人会读到唏嘘辗转。

历史的绝笔，写绝了，以后也绝少有人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