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巴金先生的百岁华诞。这一年，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荣誉称号。 巴金曾深情地说：“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无穷无尽的感情。”

巴金的早期作品主要是对旧制度的鞭挞和批判,对青年的反抗精神的讴歌,对民主的追求。抗日战争期间，他以高昂的热情辗转各地，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将笔触转向热情描绘新人新事,歌颂新的生活,其作品具有热烈、高昂、乐观的基调。其中，他亲身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写出了一篇篇颇有影响的通讯、散文和小说，形成了他的又一次创作高潮，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至今仍在传唱的《英雄赞歌》，是描写抗美援朝的经典电影《英雄儿女》中的插曲，而《英雄儿女》则改编自巴金的名作《团圆》。

 两次奔赴朝鲜前线

从少年时代起，巴金就立志献身于社会变革，希望一个万人幸福的新社会能和明天的太阳一起升起。新中国的诞生，使巴金感受到了翻身的兴奋，体会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自豪感。他急切地想了解人民群众的新生活，以便用自己的笔把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宣泄出来。他曾多次打算用长篇小说的形式反映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他在给妻子萧珊的信中表示：“我从事创作是因为我心中有许多感情，我非写出一部像样的东西来才不白活，否则死也不会瞑目。”

1952年初，全国文联安排巴金率领一个由17人组成的访问团前往朝鲜前线。访问团在朝鲜停留了七个月。其间，巴金曾到过平壤、开城，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战场上与指战员们一起生活。为了能多看看，多吸收些生活中的养料，他采取了少休息、多跑路的办法，年近五十的他同年轻人一起不辞劳苦地翻山越岭，来回穿插在炮火硝烟之中。他经历过翻车的惊魂，也曾在雨夜中滑落到深沟里。他把目光主要集中在那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普通战士身上。巴金的真诚、坦率、谦虚，以及满腔的爱国热情，使他很快与大家打成了一片。战士们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非常单纯的年轻人，他们的爱国心，还有他们对抗美援朝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几乎与巴金没有什么两样。巴金感到，他遇到的每一个志愿军，都能在他或者她的脸上看到对祖国的爱，而且每个人都准备随时为这种爱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

一位文工团的女同志讲述她的这种感情，曾引起了巴金强烈的共鸣，使他终生难忘。那是在一次小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这位文工团员在小溪边为一位负伤的战士洗血衣。她一想到那些战士们前一天打完仗回来后的兴奋谈话和脸上的光彩，就觉得非常爱他们，认为能够为他们做一点小事都是难得的幸福。她说道：“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无上的光荣。”巴金马上就感到“我了解这个女同志，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感情，我不能不有这样的感情。”

战士们的“一人吃苦，万人幸福”的忘我精神，深深感动了巴金。“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有一种感情在激励我，有一种爱在我心中燃烧”。7个月时间，巴金发表了11篇作品。当他听到一桩桩一件件最可爱的人同美国侵略军殊死搏斗的悲壮事迹时，经常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有一次他在某连队采访时，发现那些战士在学习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时候，谈得更多的是他们连队自己的黄继光-----谌木春。于是，他的笔下又多了一个舍生忘死的英雄。

1953年7月，该连的三排副排长谌木春率领一个班作为前锋，在进攻时遇到敌人地堡火力的阻击。谌木春看到情况紧急，为了让后续大部队减少伤亡，已经接近地堡的他，奋不顾身地用胸膛堵住了地堡的枪口。瞬间，敌人的枪声没有了，部队迅速冲上了主峰。写到这里，巴金落泪了。这样感人的英雄事迹在朝鲜战场实在太多了。他后来说：“但是即使写出十倍多、二十倍多的作品，我也写不完这些日子里堆积在我心中的爱，我也表达不出这些日子里激动着我的心的感情。我找不出适当的话来感谢我在朝鲜遇见的每个志愿军战士。”

巴金从朝鲜“带回来不少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回到上海后，他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了四篇小说的合集《英雄的故事》，其中三位主人公基本上都是真人真事，只有《黄文元同志》是集中了几个四川籍战士的特点塑造出的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典型：黄文元出身农家，父亲从前耕过地主的田，现在日子好过多了，有个小妹妹在乡里上学，在他前一年五月报名参军出来的时候，乡里正进行减租退押，他们全家都感谢共产党，他自己做梦也想见到毛主席。他每隔三个星期给他父母写一封信，但双亲都不识字，他们托人给他写回信，鼓励他为人民立功。他曾在一次占领一个无名高地的突击战中，与副班长一起各人抓到一个俘虏立过功，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他在等待着机会。终于又一次反击战开始，他随他所在的排在深夜出发到了潜伏地点，离山顶上敌人的铁丝网不到一百米，为了不使敌人警觉，同志们都严守纪律，一点响动也没有，而且身上从头到脚都插满野草，把自己伪装起来，直熬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敌人突然盲目地打起炮来，一颗燃烧弹落在黄文元身旁，他的身体着了火，如果他这时站了起来，或者在地上打个滚，他身上的火还是可以扑灭的，但这必然会惊动敌人，使目标暴露，不但反击任务不能完成，参加反击的两个排的同志都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他只好一动不动，让火在自己身上燃烧，直到牺牲。

巴金在谈到《黄文元同志》的创作时说道：“我在小说的最后所写的是邱少云烈士的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他太使人感动了，我想借用他来给我的平凡的文章添一点光彩。”作为一个爱国者，巴金在年轻时代所向往所追求的殉道精神，似乎通过这个作品得到了某种释放。

沉浸的激动中的巴金，总是挤出时间把自己的深切感受写信告诉爱妻萧珊。而萧珊的每一封来信，也都成为了巴金一生中写作抗美援朝题材的动力。

巴金赴朝后，萧珊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有关朝鲜战场上的新闻和看有关朝鲜战场消息的报纸。当萧珊突然从报上读到了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战的消息时，深为巴金的安全担心，立刻给巴金写去一封信，她说：“谁都不要战争，而战争正在进行着，美帝国主义扬言要轰炸北朝鲜78座城市，你知道这个消息使我多么不安。我同意你的计划，只要你非写不可，我以为你可以写。你能够写，我等待做你的第一个读者。”

巴金到朝鲜不久就写出了颇有影响的《我们会见了彭司令员》。文章很快在国内各大报上发表，萧珊读完后心情十分激动，当即就给分别两个多月的丈夫写了信，信中写说：“我记得曾在《我们会见了彭司令员》一文中读到：'我们连飞机、大炮都不怕，难道还怕这些小虫吗，’这些英雄使我感动。你是有责任使他们永存！开城那篇文章国内已经见到（真巧，《人民日报》五月一日登出这篇文章，我闻到开城初春的气息，你知道我多高兴！）但平壤那篇怎么没有看到呢？我真想能读到那篇反细菌战公开信的全文！”

不久，萧珊又在给巴金的信中说：“朝鲜，那个我多么陌生的国土，现在对我变得多么亲切，因为在那些亲爱的志愿军同志们中间还有你，我的朋友。别忘记我是在等待你的长篇小说，我了解今天你所有的活动都是小说的一段、一页……。”身在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的巴金，每当有打胜仗的消息时就写信告诉萧珊，让她也分享自己的一份喜悦。有一封信是这样告诉萧珊的：“离开连队的那天，前面打了一个小胜仗，敌人两百人左右攻一个山头，被我军一个班打退了。敌人伤亡几十，我们伤亡三人，后来敌人报复，大炸我们前三天去看过的一个较高山上的阵地，被打落两架飞机。轰炸时我们在另一处山头看见……”。

一九五三年八月中旬，巴金第二次去朝鲜。他想再体验体验那种激情燃烧的生活，收集更多的素材。他在信中告诉萧珊：“至于别人的毁誉我是不在乎的。但要写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忙对我创作没有妨碍……我要回国以后才能考虑创作计划，我还想在上海仔细读两本苏联战争小说，看别人怎样写战争，好好学习一下，再回到自己身上，看自己是否能写……”。

当时交战双方在板门店已经签订了停战协定，战事减少了许多。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巴金完全和那些来自农村的纯朴的战士一样，沉浸在对祖国的热爱里。

巴金在回国期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建设日新月异的情景，志愿军指战员们也从报刊广播，特别是自己亲人的信件中了解到了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巴金和他们一样，都为祖国的日益繁荣富强感到自豪，感到欢乐。而这种自豪与欢乐，是建筑在对过去痛苦日子的回忆之上的：过去忍饥挨饿，受迫害，受凌辱，被压在人家的脚底下，呻吟哀叹，大难来临，各自逃命；而现在，有土地，有衣穿，受到关怀，受到尊重，被慰问，被鼓励，有事共同商量，互相帮助，大家团结起来，同心协力，为革命建设而一起奋斗。这两种情景一对比，就会感到今天是多么幸福，生活在人民的大家庭中是多么光荣！巴金觉得自己必须尽快把在朝鲜前线的这些可爱的人们所想的、所感受的，所做的一切事情，带回祖国，带给读者。

 小说《团圆》为经典电影《英雄儿女》奠基

两次赴朝的时间加起来将近一年。巴金感受最深的还是战士们为保家卫国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这使巴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更有所寄托。他从这些纯朴的人们身上汲取了创作力量。在后来的日子里，尽管他写出了诸如《坚强战士》、《黄文元同志》和《明珠和玉姬》等有影响的作品，但总是觉得意犹未尽。他答应萧珊的“像样的作品还有待于将来”，一直没有诞生。

在朝鲜的那些日日夜夜经常浮现在巴金的脑海中。最令他难以忘怀的还是第二次赴朝期间了解到的志愿军某团六连的事迹。他曾在这个团生活过两个月。部队的战友们向巴金讲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最使他震撼的是六连的开城保卫战。当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整个阵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副指导员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当赵先友发现大批美国兵已经冲上来的时候，果断地举起手里的步话机，大声向上级报告：“敌人已经冲上来了，不要管我们，快向我们开炮！快向我们开炮！” 这一壮烈的场面巴金虽然没有亲历，但他完全可以想象到。回到上海后，以这个题材进行创作冲动时不时就涌上心头。他在寻找最合适的切入点，构思能够最能表达自己情感的人物和情节。他在上海生活多年，熟悉上海群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感情，知道上海同样有一些志愿军战士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经过六、七年的酝酿，他终于把朝鲜战场这段真实的历史赋予了新的生命，创作出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团圆》。

1961年，小说《团圆》发表以后，反响十分热烈，并引起北京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的注意。夏衍阅后即指示中央电影局，把《团圆》列入1963年的拍摄计划。剧本完成后征求巴金的意见，巴金很快回话：“没有意见，同意拍电影！” 巴金特别满意电影剧本中王成形象的深入创作，觉得非常符合他的心意。1964年，改编自《团圆》的电影《英雄儿女》上演，马上引来好评如潮，很快风靡大江南北。后来巴金的老友萧乾称赞这部电影的四个字非常有代表性：“撼人心魄”。周恩来总理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观看了这部电影并说道：“我想作家一定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巴金带了个头，他抗美援朝，深入生活很好嘛！写出《英雄儿女》那样好的作品。”

这部充满着爱国主义，同时折射着人道主义光辉的的影片，连同那首《英雄赞歌》，一直伴随着巴金走过了此后的岁月。

1965年元旦，在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巴金接到萧珊的来信，她在信中告诉巴金：“《英雄儿女》已上演，王辛笛看过了，据说很感动，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文艺会堂九日上演这个电影，如果你回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了”。巴金回到上海后，马上和萧珊去文艺会堂看了《英雄儿女》。回到家后在日记中写道：“《英雄儿女》改得不错。关于王成的一部分加得好。王芳的形象也很美……。”文革时期，巴金被批斗，一度下放到农场劳动。那个时期，《英雄儿女》仍在放映，这多少使他感到些许安慰。

《英雄儿女》一直不断地在全国放映，《英雄赞歌》也传唱不绝。进入1990年代后，报刊一度频频刊出寻找现实中的“王芳”和“王成”的文章。有人也向巴金问起了这个问题，他总是笑着说：“我这是小说，人物和情节都是创作的。”1991年的夏天，赵先友烈士生前的所在部队正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部队党委决定在营区为烈士立一座塑像。他们派政治处副主任戴秀斌赴上海请巴金为赵先友塑像题词。在和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交谈时，李小林对戴秀斌说：“父亲听说你们来，说他到过朝鲜战场许多部队，英雄们的事迹使他感动，他写了几篇真人真事的散文，以后又集中慨括了许多英雄形象，才有了《团圆》里的王成。”之后，李小林带戴秀斌等人到医院探望了正在住院的巴金。巴金高兴地接待了他们。最后应客人要求，巴金写下了几个大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巴金，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

令巴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1994年年末，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见到了三十年前诞生在他笔下的，后来又活跃在银幕上的“英雄儿女”“王成”和“王芳”。当两位演员刘世龙和刘尚娴手捧着巴老喜爱的玫瑰花和新年贺卡来到巴金的病房时，久卧在床的巴金激动起来，双手不停地向他俩招手致意。刘世龙、刘尚娴分别握住巴金的手，闪着泪花，贴近巴老的耳边深情地说：“我是王成！”“我是王芳！”刘世龙还连连学着电影中王成的话喊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巴金激动得连连点头，而后他缓缓地说：“我在朝鲜看到志愿军英勇作战，很感动，但没把作品写好。”告别巴金后，刘世龙、刘尚娴十分动情地说，巴金的小说几乎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进入新世纪，《英雄儿女》仍不时在电视中播放。巴金的欣赏兴趣依旧。临近2000年末的一天下午，上海作协的人去看望巴金，发现午睡刚起的巴老戴着眼镜，坐在被摇高了的病床上，一边吸氧，一边收看着电视，神情十分专注认真。电视机里播映的正是电影《英雄儿女》。巴金一直怀念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他晚年曾说过一段实事求是而又与时俱进的话：“抗美援朝对我影响很大。我想改造自己。对于战争本身来说，有当时形势的需要。朝战、越战的评价，今日可以讨论。但当时有当时的形势。”

《英雄儿女》上演50年后，在2014年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再一次响起了许多人熟悉的《英雄赞歌》。巴金的名字，还有那一代人的所践行的和赞扬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会随着这首歌曲长期流传下去。

 留下终生遗憾的《三同志》

虽然巴金写出了《团圆》这样的优秀作品，但此前他一直在构思一部更长篇幅的“像样的东西”。1960年代初，在重温“朝鲜的梦”的日子里，他开始实践自己的诺言。他反复筛选在朝鲜战场积累的素材，调动一切艺术手法，历时11个月，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9月（相当于他两次赴朝时间的总和），写出了中篇小说《三同志》的初稿。

《三同志》正文二十六章，另有一章“尾声”。正文写的是1952年春到10月的朝鲜的事情，“尾声”写的是1958年3月志愿军首批归国部队返回祖国。小说的主人公是三位来自不同省份但都出生于穷苦家庭的志愿军连队的通讯员：不满19岁的四川人杨林、20岁的上海人王理明和来自山东的22岁的刘加亮。小说描写了他们三位互相帮助，一道学文化求进步，一道练兵习武，在温暖如家的集体中并肩前进的故事。巴金在杨林身上着墨最多，描写了他珍惜新社会的幸福生活，怀着保家卫国、杀敌立功的强烈愿望参加了志愿军，最后壮烈牺牲在战场上的故事。

尽管可以说是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但巴金感到并不满意，总觉得没有把他在朝鲜战场上的经历与采访到的众多感人事迹包容进去。于是，他决定暂时把《三同志》放置一边，先让自己从故事中走出来，待重新梳理后，再进行一次全面的修改。第二年底，1962年12月，巴金用了二十多天时间把文稿校读了一遍，“越来越觉得修改不易，但是这个中篇的前半部必须大改。”

巴金始终心系这部寄予厚望的作品。从1963年起到1965年，他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到两次大的修改，但他仍然不满意。他认为自己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作家，他要把那些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英雄们，在自己的作品中都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雄们。他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宁可小说不发表，也一定要把它修改成真正感人的东西。”

“文革”期间，巴金被批判，后来下到农场劳动，自然无法顾及《三同志》。“文革”过后，这部文稿居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看到这部耗费了多年心血的旧稿，巴金的思绪又回到了抗美援朝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他心中的创作冲动在与日俱增着，于是他又着手进行新一轮的整理和修改。

但是巴金还是发现，按照《三同志》原来的架构，怎么修改效果仍然难如人意。这部小说的创作基础与《团圆》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他对《团圆》中的生活原型比较熟悉，加上还有多年在上海生活的积累，写起来比较顺手。而《三同志》尽管也同样来源朝鲜战场的真实生活，却由于结构等诸多问题，让巴金感到改起来力不从心。最后不得已，只得放弃了这部他一生中耗时最多的小说。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决定从《三同志》中择取一个人来写。这就是他后来发表的《杨林同志》。

巴金在谈到《三同志》的创作时曾说道：“小说写成后，只有萧珊一个人看过我的全部手稿，她也同意我把小说锁在箱子里，不给人看。但是我们不曾交谈过小说失败的原因，有一次她讲过一句话：‘小说要有点情节。’《三同志》的一个缺点就是缺少‘情节’”。但是他也同时强调：“我并不后悔为写这废品花去的时间和两次入朝的生活体验。这一年的生活我不是白白度过的，我不是在替自己辩护，虽然没有写出什么作品，我却多懂得人间一些美好的感情。”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巴金创作的关于抗美援朝的作品，不少都是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好作品。而且，《三同志》的精华部分《杨林同志》发表后，也广受好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一直坚持“把心交给读者”的人民作家，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处处展现出了这位大师对人间美好感情的珍视。当年的志愿军的指战员们，一直都在惦记着他。1989年，巴金在朝鲜认识的28位志愿军文工团老战士，联名写信给巴金，祝贺他85岁寿辰。卧病在床的巴金回信说:“我们在一起下连队的日子多么令人想念！我还记得文工团的各位同志。我今天还感到当时你们给我的温暖。”

原载《名人传记》201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