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贤治：“长在红旗下”的一代

作者：林贤治，作家，著有《旷代的忧伤》等，现居广州。

1965年，中学毕业的日子。

为了重寻久逝的青春，分散在各地的同学有如归巢的鸟雀，在一个约定的暮晚，纷纷栖集到一家酒店。灯影迷离。一张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次第展开，于是惊呼，欢笑，握手，拥抱……当年乌黑的发辫、闪亮的眸子、银铃样的朗读声哪里去了？但见苍白的鬓发、皱摺的肌肤，肥大的衣服、滞重的步履……许许多多场景如同电影镜头般化出化入，叠印在一起，不免令人心生感慨。

五十年，年华似水，不为我们留驻。那时候，我们端坐在明净的玻璃窗下，活跃在运动场上，在集体宿舍的架子床上，静听望瞭岭松涛的喧响，每个人都在心中描摹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并且喜欢把它称作“理想”。走出校门以后，或者经由我们选择，或者无需我们选择，脚下的道路往往把我们带向远离理想的地方。说起人生，我们都习惯使用“命运”一词。其实命运并不神秘，它是一种客观实存，只是我们事先不曾预见或事后无从索解而已。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

明天是社会的栋梁……

弦歌一时，沧桑半生。

中学生的身份被改写以后，我们成为农民、工人、教师、医生、司机、警察、国家干部，成为木匠、石匠、泥瓦匠，成为捕蛇者、鱼贩子、偷渡犯、走私者、看门人……天上地下，五花八门，而今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老人。五十年前，当我们枝干青青，被采伐下来做成各种材料，输送到共和国大厦的每个角落，有多少人曾经有过“栋梁意识”？而我们每个人都承受到了整座大厦的重量，这是的确的。至今，即使我们变得陈旧、朽腐而为新的材质所代替，犹能感受到居间巨大的压力。

一

我们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

从懂事时起，我们就开始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入学以后，我们填写表格，开始分类。地富子女在学校是受歧视的，被同学欺负的事时有发生，他们迟迟无法戴上红领巾。戴红领巾是一种荣耀，入队宣誓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接班”的道路上，入团更进了一步，团员都是“苗正根红”的同学，是学校培养的骨干。他们比我们多出一枚团徽，佩在胸脯上红光闪闪，特别耀眼。

我们常常参加集会游行，节日时，还有大型体操表演。我们熟稔各种政治口号和政治歌曲。学校动员我们学习英雄人物，“学雷锋”就是一个学习运动。那时候，同学们想尽各种办法“做好事”，比如给街上的老太太提篮子，充当学校食堂的厨工等等，完后到班会上汇报。还有更先进的同学，模仿雷锋日记，被张贴到学校的宣传栏上。

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校就有了“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我们经常到学校小农场或者农村劳动，各个班级都备有劳动工具，如锄铲畚箕之类。“大跃进”的时候，我们接连劳动，夜里也要参加抢割、修水利，当时叫“夜战”。最难忘是“大炼钢铁”。我们修建小高炉，挑砖头石块，拉手推车运送铁矿石；当然还有砸锅炼铁这样无比荒唐的事情。那时，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盛期不再，“四菜一汤”很快消失了，饥饿开始袭击我们。记得有一个夜晚，全校师生给“钢铁基地”搬运砖石，实在又饿又累，几个小同学一起钻进路旁的灌木丛里歇息。我们睡了下来，想不到一觉睡到大天亮，被学校集体点名记过。

升上高中以后，来了“小四清”，接着是“大四清”。学校虽然有围墙同四周隔离开来，阶级斗争的空气却同社会上一样浓厚。有一位“右派”老师，曾经向我讲起他们父女俩的故事。在校园里，他女儿只要远远看见他，一定会绕道走开；假如周末或假日出街，也一定不与他同行，让两人一前一后保持二三十米的距离。后来，他成了“牛鬼蛇神”，女儿曾从“牛棚”的后门进来探望过他一次，没有说话，留下一张字条转身便走，上面写的是：“好好改造自己！”文革后，在他重返讲台之际，女儿却患上精神病了。不要以为青年学生不谙世事，阶级斗争的环境促使我们早熟，教会我们保护自己，对周围的同学一样保持警惕。同学A告诉我，她有一天到监狱里探望父亲，意外地发现同级的一位男同学，感到非常亲近。在回校的路上，他们边走边谈，可是刚踏进校园，大家就沉默不语了。此后，他们相遇也不敢打招呼，仿佛是一对陌生人，在他们之间从来不曾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

高中正值“反修防修”时期，学校号召我们同“坏人坏事”作斗争，防止“和平演变”。团员和积极分子变得更加活跃，这些谢惠敏式的人物，有意无意间成为极左路线的保卫者。我们学会告密，打“小报告”，学会“上纲上线”，成人的一套全学会了。红卫兵的暴力语言分明从他们的父兄那里继承而来，怎么能算是他们的发明呢？

二

上高三时，时间逼近高考，许多同学急于做出优异的政治表现。不知道是哪位同学，把我存放在木箱子里的几个便条和几封短简弄了出来，交给“四清”工作组；接着，团支部组织委员带同俄语老师找到我，要挟我交出三册笔记本。于是，我随即成了“和平演变”的典型，受到学校的公开批判和工作组的个别审讯，并且指令按时缴交“思想汇报”，一直到毕业为止。“文革”时，我同样因了这些笔记本的连累，被打成“小邓拓”、“牛鬼蛇神”而遭到批斗。

班会上同学们轮流走上讲坛揭发批判我的情景，五十年过后，历历如在目前。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都还记得？人为的阶级斗争，毁坏了同学之间的友爱关系。毕业前，据说团干部和班干部被班主任选中，协助做同学的“政审”工作。为此，考不上大学的同学至今没能原谅其中的个别干部，可见怨愤之深。

据了解，在六五届高中毕业生中，几乎没有出身“五类分子”（文革时称为“黑五类”）家庭的同学考上大学。当时，“政审”相当严厉。同学B有一段高考插曲：一天，有同学私下告诉他，在政审记录里，他的家庭成分被定为“渔业资本家”。闻讯后，他立即赶返大队，向支部书记询问有关情况。地方最高长官发话道：“就是渔业资本家嘛。”于是，他走投无路了。后来他考进了中医学院，据悉，他的成绩在学院历届考生中是最高的。他至今也不能确知，他没有被理想中的大学录取，是否受到“政审”的影响。土改评阶级时，他家缺评，所以，兄弟姐妹在填写相关表格时，有填“小商贩”的，有填“小土地”的，而他一直填写“渔民”。“四清”重评阶级，其实直到高考结束后几个月，县工作团才正式宣布他家成分的结论。戏剧性的是，文革后甄别阶级，据查土改档案成分空缺，便凭仅存的渔民证所录，改作渔民。几十年绕了一个大圈，重新回到原点。

同学C出身于镇上的一个工商业地主家庭。由于家道中落，他失去适龄入学的机会，整天顶着一个装满面包麻糖的大盘子，沿街叫卖，班车来时就赶到车站去，因为矮小，端了凳子爬上车窗向乘客兜售。入学以后，他非常用功，加上天资聪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中时，我们都知道有一道著名的政治公式，叫“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C的选择很正确，就是希望做一颗螺丝钉，小心顺从地被装进某个孔洞，永远跟随大机器转动。高考结束时，他喜忧参半，喜的是成绩优秀，忧的是出身卑贱。事实证明他的忧虑并非多余，半年以后，这颗螺丝钉便和镇上的其他知青一起，被抛到海南岛农场去了。

流落天涯归来，C已结婚生子，被安排到镇上的一所中学教书。由于官员同学援手，后来调出县城里工作，还入了党，可是没干上几年就退休了。退休后，他开始信佛，蓄起一部居士式胡子，很少参加集体活动。五十年来，C是我在班上的同学中间唯一长期保持联系的一位。我一直为他的遭际感到不平，同时，也为他现今的虚无倾向感到可惜。告别的午宴上，我向同学表示祝福时提到他，想不到的是，他竟当众失声痛哭起来！

三

六五届很特殊，这是自1949年以后，最后一届参加高考的中学毕业生。文化大革命的巨兽早已蹲伏在学校的围墙之外窥伺我们，只要跨出校门，它就立刻猛扑过来，使所有的同学猝不及防。

进大学的同学想不到校园会变成战场，开始的时候斗“走资派”，斗“学术权威”，后来分成两大派，占山头，抢武器，筑工事，战斗激烈时，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死人的事情发生。据大学生同学说，在校几年，学业固然荒疏，离校分配也很成问题。他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工作和生活的落脚点，乃致毕业多年以后，仍然得为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两地分居等等而终日奔忙。

同学D入读某地医专，说是在校期间一共上了几个月的课，自知作为一个专业医生的知识储备严重匮缺，只好改做行政工作，直到升任一家保健院院长。对于腐败的官场生活，比如跑官、贿赂，甚至性贿赂之类，他似乎颇憎厌。大约因为身在其中的缘故，说起来自嘲似地笑笑，不住地摇头。

同学E考进湖南某大学，据说因为说了什么犯禁的话，加上“派性”作祟，被打成“反革命”关押起来。出狱后，他被遣返农村老家劳动，时间长达十年，平反后，安置到一家化工厂工作。五十年不见，整个人缩小了许多，我完全辨认不出来。苍老的躯壳里，只有一双小而圆的眼睛，剩下一丝学生时羞涩的神色。

沉重的农活足够可以重塑一个人，从外形直到内心。聚会期间，流传着一则带泪的笑话：甲班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同学F，后来打听到他已从僻远的山区迁来了市郊，便派G去探访。两人见面之后，约定第二天到酒店与同学茶叙。G清晨起来，按时到酒店门前等候，不一会，有一个陌生人前来打听某房间所在。他问找哪位？陌生人认出他来了：“不是你约我来的吗？”G恍然，于是拊掌大笑。可是，遗憾的是，这次聚会却又不见F的踪影。

四

高考通知下达之后，城里那些考不上大学的同学，通通被动员下乡插队。在我接触到的同学中，没有一个人自愿下乡锻炼或贡献自己的，所谓接受再教育，还是后来的说法。他们集体取暖一般常常聚到一起，显得很彷徨。下乡的当天，虽然仪式盛大，告别亲人时毕竟难舍，据说不少人哭了，场面很悲壮。

六五届同学同一批下乡塘口。这是一个边远山区，他们被分配到各个生产队，有的生产队是连粮食也不能自给的，常常要家里周济。时间稍长，少数同学就设法滞留城里不再下去了。同学H告诉我，头几年大家的情绪不见太大波动；赶上墟市日便三五成群凑在一起，胡天黑地地喝酒笑闹。中途有一位年轻的女知青得了肺炎死去，大家的心里顿然起了恐慌，留下不可驱除的阴影。后来政策允许招工回城，出身好的同学一批批陆续走掉，余下多是黑五类子女，自然日见消沉。

H出生于地主家庭，土改时父母被迫离异，从小跟随母亲生活。及至她插队塘口，母亲却不得随迁，而被清洗回乡，相依为命的母女俩长此分离两地，无法互相照应。H是最后一批招工的。她当的是建筑工，习惯称小工，是专给师傅搬运泥浆木石的一种工作。这般吃力的工作一般是男人干的，而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一天，我从乡下出城，恰好在上工的路上遇见她，说起招工的事，她是满意的。这次聚会谈起来，她说，建筑工干了整整四年，论劳动量比农活还要重几倍。但是，这个工作对她来说显得重要，是因为藉此可以长期脱离农村，恢复一个城里人的身份，可以照顾母亲，而孩子也可以跟随她吃“商品粮”。吃农业粮和商品粮，在我们乡下称为“食谷者”和“食米者”，其间区别之大，是不亚于当时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分的。

由于毕业后户口一律迁回原籍，有些出身地富家庭的农村同学，即使满心希望加入上山下乡的队伍，借机逃往异地也不可能。论身份，当然这是等而下之的了。同学I一直赖在外婆家里，一年后她在外地工作的父亲被押送回乡管制，不久上吊自杀，从此更不敢返回老家。I有兄弟二人，大哥早年偷渡去了香港，在孤立无援的境况下，她决计走同样的道路。然而冒险没有成功，她被众民兵捆绑起来，据说先是挂牌游街，后是关押揪斗，可谓受尽凌侮。她不能不远走高飞，结果嫁给外县的一个木实的贫农子弟，在山沟里做一辈子农民。二十年前，我和省城的几位女同学一起邀她出来相聚，见她一身传统农妇打扮，大冬天趿着一双人字拖鞋，无端地想起在校时，她一遍又一遍高声练习俄语字母颤音发音的情景，背部不禁一阵发凉。

I没有参加大聚会，我特地给她挂了个电话。她说两个儿子远在深圳打工，孙子都交给她在老家照管，要做饭，接送上学，张罗生活。实际上，她只是勉强做着这一切。她告诉我，双眼因为视网膜脱落，手术不成功，快要失明了。

同学J在农村做民办教师，因为出身富农家庭，势利的媒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远离他，快到四十还找不到“对象”。接连碰壁之后，他从古小说《隋唐演义》的传奇人物中找到灵感，发明“换婚”。他说服他的小妹，然后四处托人物色条件合适的同类家庭，结果成全了两桩婚事，有了下一代。聚会时，他告诉我这个“自救”的故事，并且颇自夸地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全县地富子女换婚的风气就是从他这里刮起来的。这种特殊的婚姻形式，为了达致生物学意义上的目的，注定有一方是牺牲者。可是，牺牲个人呢，还是牺牲家庭呢？这是一道时代性难题，J大胆破解了。

套用老托尔斯泰的一个警句：幸福的人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和同学K谈到I的遭遇时，同时想到我们熟悉的两位同学，他们不曾犯罪，仅仅因为出身于地富家庭，便在文革中遭到活埋。比较起来，I是幸运的，因为她毕竟活着过来了！（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