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如何看待知识分子意识中的“红卫兵理想”？

 有文，有识，有趣——凤凰副刊

李辉：

在东京读到你的来信非常高兴。这些日子我正在编《逼近世纪末小说选》的第三册，选的是1995年的作品。我想起了李锐的《无风之树》，这部小说发表在去年《收获》第一期上，我还是在一年以前读的，怕自己的感觉已经不确，于是特地把这期刊物找来重读一遍。这一读，连带读到了你发表在同一期上的《残缺的窗栏板》，激起我心中的许多感受。

你在《收获》上开设的《沧桑看云》专栏，我是很喜欢读的，特别是关于30年代文学人物的几篇，每篇都有精彩的思想和议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本来像一座外表被水泥封得严严实实的山，如今的学者在上面东凿一个洞，西凿一个洞，有些洞凿在岩石上，等于白凿，有些却正好凿中里面的洞穴，露出了隐约可见的佛像痕迹，吸引人们进一步凿下去。你的专栏六章，好几篇都是命中了那些被封闭的神秘洞穴，读起来很有意思。今天重读《残缺的窗栏板》，虽然已经相隔一年，我仍然为你所提出的命题的重要性和尖锐性击节称快，同时我也很惊讶，我们对这一命题的认识竟如此相近！

你提出“红卫兵是否需要忏悔”的问题，在目前自然是很难深入谈下去，但有些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如“青春无悔”的说法、“红卫兵理想”的评价等等，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我很佩服你的坦率之言：“人最难做到的是以严峻的自剖精神来面对自己。……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最具悲剧性最为尴尬的一代红卫兵，恰恰更需要一种直面自己的勇气，需要更为严峻更为深刻的自剖。”这对于目前弥漫在一部分知识分子意识中的红卫兵情结，无疑是诛心之论。应该说从红卫兵到老三届知青，是20世纪中国最具有荒诞色彩的一代人，他们虽然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最终被自己所信仰并去“誓死捍卫”的东西深刻地出卖了，这种苦果已经赎还了他们在幼稚年代里欠下的债。所以你在文章里也顾忌到“往伤口上撒一把盐”，但我很明白，你的“诛心”之论是针对怎样的一种倾向。你是忧虑从红卫兵—知青一代人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若摆脱不了内心深处的红卫兵情结，那么，会不正确地去回忆和解释红卫兵时代的种种“精神”遗产，在对当下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的批判中滋生出不健康的怀旧情结。

所以问题又回到了知识分子的身上，即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在当代社会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在你的文章里，交错了两个相互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一个是怎样反省红卫兵这个历史角色，另一个是如何担起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对于第一个问题，你已经在实践了，你的文章就是一种对红卫兵角色的反省，你尖锐地指出：“千百万人的狂想，千百万人的被嘲弄，两三年之风云漫卷，却似乎是一片历史的空白。”是的，这整整一代红卫兵中挣扎出来的作家们，居然没有写出一部著作来深刻反省红卫兵这个历史角色。许多作家敢于尖锐地揭露和批判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敢于以老三届的代言人自命来揭示知青的悲剧命运，但是一旦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创伤，他们的心就软了。我也注意到你所忧虑的现象：他们在社会批判实践过程中，始终没有出现一种自我斗争，甚至自我批判的清醒意识，这本身就说明了当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世界中的缺失和软弱。我在东京找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张承志的，一本是陈凯歌的，都是关于红卫兵时代的回忆。我不懂日语，无法读这两本书，这是非常遗憾的，我很希望它们的中文本尽快出版。对于陈凯歌的回忆，我从他过去的艺术作品中多少能推测一二，我想书中一定有一些很有意义的话题值得我们重视。至于张承志的书，我有些疑虑。从书的广告上获知，作者是当年“红卫兵”三个字的命名者，应该说，他至少是那个疯狂时代的直接见证人，他的回忆如果是真实的，那不管他主观上的认同在哪一边，书中一定会提供相当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张承志作为当代商业文化的严峻批判者和民间立场的真诚实践者，他的作品一直让我读之怦然心动，尤其是他在《心灵史》里完成的自我形象塑造，正是我在理论上苦苦探索并力图证明的。他是知识分子从广场精英立场转向民间立场，在民间大地上寻找力量源泉来行使当代批判使命的少数实践者之一，他走在我们许多人的前面，自然具有一种先觉者的魅力。但我感到疑虑的是，张承志所张扬的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脱胎于当年的红卫兵精神，多大程度是在扬弃中实现了自我蜕变，由当年的红卫兵精神走向了它的对立面。我很迫切要读这本关于红卫兵时代的回忆录，甚至为了读这本书，激起了我想学日语的信心，我想从这本书里，部分地找到一些答案。

当然，学会日语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个问题一时也无法得到答案。退一步来考察，即使从第一层意思上去推断，即张承志所张扬的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与当年红卫兵精神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的问题，也应该是做具体分析的。这就涉及你的文章中的第二个问题，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行使批判使命的问题。前些日子，北京有些学者把张承志等人的言论归结为“道德理想主义”，把当代知识分子对商品经济大潮中出现的某种精神堕落现象的批判简单化地归纳为“原红旨主义”，我不想讨论这个争辩事件，但我想，把“红卫兵现象”等同于一种批判精神，似乎也看轻看浅了红卫兵在历史上造成的阴影。红卫兵的要害在于权力者利用青少年的幼稚，用革命魔术煽起了青年心中骚动和反抗的激情；反过来，青年人又利用权力，企图实现内心对功名的渴望和发泄蛰伏于本能的兽性欲望；而不在于（或者说，主要不是表现在）青年人对既定世界秩序的批判功能。那种权力形态的大批判文风，仅仅是权力与他们的野心结合下的怪胎，不是本质性的标志。你在文章里指出：“缺乏对红卫兵性格的反思与解剖，人们就会受现实生活引起的情绪所左右，在过去的阴影里寻找共鸣。假如我们对之不保持足够的清醒，就极容易踏上精神的旧辙。”这话自然是对的，但我还想沿着你的话继续下去，以求更加辩证地看待两者的关系：反之，如果一味沉溺在对历史阴影的紧张防御中，而忽略了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新的阴影和新的腐败现象的制止和警惕，同样是精神缺失和软化的表现，因为做历史的批判者总是比做现实的叛逆者容易得多。一般来说，历史上的鬼魅不会以原貌再现于世，它更多的是结合了现实生活中的腐败形态来借尸还魂。从权力对人民利益的根本性损害，从人的异化导致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践踏，从对知识的轻视到对知识分子本能的恐惧，都可以看到种种阴魂的借尸行为。警惕历史悲剧的重演，不能靠忆苦思甜，也不能靠鼓励人们的贪欲来造成对专制的消极抵制，必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间，从根本上培养起真正的理想道德和人文精神。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不管他在理想认同方面有多大的缺陷，只要他关心当代社会，真诚地批判社会的阴暗和腐败，他的精神劳动仍然是有价值的。文学史上早已被用滥了的例子，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所谓“世界观与现实主义创作”的矛盾的深刻性，不就是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吗？作家既然退出了全知全能的角色，他就不再是真理的掌握者和解释者，他的理想和世界观完全有可能发生错误，那他是否就应该放弃对社会的批判立场？所谓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了世界观才能对社会发言，这是在胡风的年代里就被揭穿了的谎言。不说知识分子，就是普通公民，也有承担社会监督和批评的义务，当然我这么说不是故意轻视理论和世界观的作用。刚刚从强大的权力中心话语的阴影中赎出自由身来的知识分子，一下子还不可能对每一个理论概念都做出正本清源的清理，他只能依靠一个办法，就是站到民间的立场上去，看真正的老百姓在实际生活中的思想感情和原始正义，看他们爱什么、恨什么，这比夹杂在主流文化里玩文字游戏要可靠得多。从这个意义来解释张承志，尽管我不很了解他所张扬的宗教精神和政治理想，也不很赞同他在自我表达中带有的夸张文风，但我还是认同他对现实生活的不妥协的态度，我想，即使在一个宽容和多元的社会里，这样的批判实践也还是应该被理解和尊重的。

接下去，我们可以谈谈红卫兵的问题了。我刚才说了，我是为了读李锐的《无风之树》才读到你的文章的，这部小说与你的散文刊登在同一期《收获》上，正好是相映成趣。小说里有一个角色叫苦根儿，正是你所解剖的红卫兵的标本。这个人物是被狂热的政治教育塑造成的一台非人性机器，他为观念而生存，整天生活在虚构的“英雄人物”的境界里。他的幼稚和疯狂，虽然在打破原有的社会秩序（击溃公社主任刘长胜的腐败政权）中，部分地表达了民众（矮人样的男人们）的愿望，但从整体上所造成的破坏性和灾难性，远胜过刘氏王朝。很有意思的是，李锐没有将苦根儿写成一个老谋深算的流氓政客，却写了他作为一个单纯的知识青年的种种可爱之处。譬如，他崇拜当时被批判为“修正主义作家”的周立波，甚至模仿他去配一副黑框架平光镜，这就是很滑稽、很矛盾的行为;还有，他把自己的理想和行为，当作英雄人物的理想和行为写进自己的小说里，这也是与当时强调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背道而驰的。所以，苦根儿的种种性格，还带着早期红卫兵的性格特点，不过是作家李锐把他土著化了。但是李锐还是太老实、太心软，他在揭露红卫兵的幼稚、疯狂以及客观上导致的灾难方面，是相当有力的，但也仅止于把红卫兵写成专制时代造就的一台接受指令行动的机器人，没有更深一步地开掘出所谓革命激情、理想、信仰等空洞的旗帜下面，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灵魂真实。与张承志一样，在挖掘自己一代人灵魂深处的罪恶感时，他们不能不感到迟疑。（李锐这部小说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苦根儿仅仅是其中一个角色，我不想对这部小说做全面分析，因此对苦根儿的分析，也不能涵盖小说的总体价值）

人们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一种结论，就是把早期红卫兵的行为看作是幼稚和盲目的产物，认为他们当时投入“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对权威偶像的崇拜和对一切以革命的名义制造出来的理论的轻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有什么好忏悔的呢？忏悔幼稚和激情？忏悔对理想的轻信和追求？而且，如果这样的思路一旦延续开去，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真正的有价值的人类精神遗产采取虚无态度和对个人贪欲的变态攫取，就像现在很多知青出身的“大款们”的一句口头禅：“当年我们太傻了，吃了那么多亏，现在该轮到我们捞一把了。”在我看来，红卫兵之所以应该忏悔而且必须忏悔的，不是这些表面的现象，而是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潜伏着的野兽本能。在专制形态下的权力再分配中，所谓“革命理想”“捍卫信仰”等等名词，都成了权力者制造疯狂和愚昧的遮羞布，这一点，除了白痴和小孩子，当时利用这些东西的人心里都很明白。有了这块遮羞布，人们潜藏在心底深处的兽欲都可畅通无阻地宣泄出来。尤其对年轻人来说，青春期的性骚动，转化为对社会秩序压抑（包括家长管教、学校教育和社会舆论道德）的天然仇恨和反抗；少年时期渴望被人尊重的心理，转化为践踏一切，靠野蛮来强迫人们的承认。一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句“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就足以煽起青少年的狂热和破坏欲。有些行为，本来不用什么大道理，只凭做人的本能和良心，就可以辨其是非。譬如，你面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平时与你素不相识，你会不会去毒打他？对一个漂亮的女人，你平时心里有意无意地爱慕她，可是她一旦落在你手中，你会不会去侮辱她？一个家庭平静地生活在一幢豪华的房子里，与你毫无关系，甚至没有照过面，你突然有一种权力，会不会把他们赶到街头，并且把房子里一切珍贵的东西砸烂？这在正常人性的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可是一旦有人制造出一种理论，把人类划成各种等级，告诉你，你是优秀等级，是天兵天将，可以任意地去施行暴力，而那些人是败劣等级，是牛鬼蛇神，可以让你百般虐待，这就把人的潜意识中兽的本能煽动起来，结果是一部分人被迫成了牛鬼，一部分人自觉变为野兽，社会就成为两脚兽横行的时代。人是从动物界进化而来，人的本能里总是有兽的欲望存在，这就需要人用理性和自觉来战胜它和制约它。人性的薄弱就需要后天的教育，教育不够，就需要人为的社会舆论和道德法律来制约。（不能否认，人为的制约形态本身也带有权力色彩，对人性也同样形成制约，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里不加讨论）一旦把这些制约形态全部废除，人性又没有根植在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传统之中，形成足够的自觉力量，那么人变兽不过是一刹那的事情。

所以，要反省红卫兵的问题，应该抓住两头儿：权力的迷醉和兽欲的失控。他们大搞现代迷信和大反官僚体制，看上去是极为对立的范畴，但两者之间的契合处，是对最高权力的迷醉，他们误以为权力给了他们实现政治野心的机会，才去心花怒放地充当政治打手。至于兽欲失控，那是他们身上更明显的特点。我是在红卫兵时代长大的，我的生活周围发生过一些悲惨的事件。一个中学女教师，教英文的，大约是家里有些钱吧，长得白白胖胖，平常坐了三轮车来教书，同学们背后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她“白笃肉”（这绰号本身就带有流氓无产者的心理）。运动一来，红卫兵第一个就把那位女教师揪出来，剪了她的头发，男红卫兵用铁丝把她屁股钩得血淋淋的，女红卫兵用尖指甲拧她的肉。她被折磨了一天，就自杀了。我也看到一些红卫兵头头们拉山头，谋私利，野心勃勃，一个个像黑道里的座山雕。因为看够了这些畜生行为，今天再听人说红卫兵是出于追求理想的革命激情，实在是令人作呕。如果身处在每天批斗人、侮辱人、陷害人的环境里丝毫不感到毛骨悚然、不感到恶心，那说明这个人已经麻木了，心灵正接近兽界，这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现在常听人抱怨德国青年中的纳粹主义的复活，我在东京街头也常常看到一些右派团体，穿着黑衣服在装有高音喇叭的汽车上大声演说，高呼口号，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红卫兵运动来。人类在摧残同类的本能上超过野兽，野兽一般是不食同类的。纳粹是摧残同类中的其他人种，日本皇军是杀害同类中的其他国家的生命，而红卫兵运动迫害和摧残的是同类中的同一民族，想到这些，就不寒而栗。

但是，关于红卫兵的问题还不仅仅这么简单。人性与兽性的转化，是属于个人道德范畴的现象，如果从人类精神史的发展来看，青春期的骚动与反抗仍然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意义。讨论这样的学术问题，必须限制在抽象的精神层面上去操作，不能与具体的历史细节混淆起来，更不能以个人的特殊经历作为论据的注释。红卫兵运动中有没有纯粹的精神形式存在？我想还是应该承认的。尤其是专制社会长期禁锢了人性的自由发展，使整个民族生命力处于了无生趣的状态下，人的野兽本能突然爆发出来，一方面无情地破坏了世界，另一方面也为新的生命力的复活创造了条件。不能因为红卫兵运动的遮羞布上印刻了“理想”“信仰”这些章纹，不能因为这些概念被权力话语篡改得面目不清，我们就放弃了对人类理想本身的追求，而向另一种兽性——贪婪自私、荒淫腐化、拜金主义等社会邪恶势力投降。还记得我们在大学里共读巴金的著作，反复讨论过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道德理想。巴扎洛夫们在反对一切人为的制约形态时骄傲地自称为“虚无主义者”，他们恰恰突出了人性的自觉力量，强调了人的良知和理性。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人为的强权统治，但他们的行为依然受制于更高的人类理想，并不是反对人性的束缚，却换得兽性的堕落。这就是为什么巴金一代无政府主义者能成为崇高品质的理想主义者，而不是红卫兵式的打砸抢分子。这些道理，都是我们讨论了好久后才渐渐地弄明白的，我觉得直到今天仍然有着现实意义。从红卫兵运动中抽象出某种精神现象，剥离了权力者的肮脏之手和形而下的兽性欲望以后，就无所谓是与非了，只需看其所生存的时代，是处于向上阶段还是向下阶段。我曾经把五四运动和红卫兵运动相比较，五四运动的火烧赵家楼，学生冲进民宅，打了人，烧了房子，总不该说是文明的理性行为，但因为“五四”时期中国处在一个刚刚废除封建帝制，尝试着实现民主体制的历史阶段，它给社会带来了一股欣欣向上、朝气蓬勃的生命力，所以学生运动中不好的因素没有得到滋长，反而促使它向好的一面转化，爱国主义激情高涨起来，推动了社会进步和人的觉醒；反之，红卫兵运动中也并非完全没有青春激情的因素，可是处在一个充斥着阴谋、夺权、专制和野蛮的时期，这些可爱的青年人身上积极向上的因素被权力者引向了反面。所以，从抽象的意义上反思红卫兵运动，对于其某种精神现象的价值探讨，恐怕还将是学术界的重大科研目标。

因为激动，我几乎是一口气写完这些话，想说的还有很多，有些问题也没有谈透彻，但我的心情你是明白的。我常常想，我们生逢“文革”乱世，能苟全性命于今天，而且还能用笔墨写几行自己的心情，真是应该好好地珍惜的。仿佛整整一代红卫兵、老三届、知青中，就选出这么几个人成了“知识分子”，似有一种责任，要求我们把这一代人所遭遇的经验和思考，甚至是这一代人滴血的灵魂，留给历史，留给以后几个世纪的人们。所以，有些事，忏悔也好，批判也好，承担什么报应也好，都应该由我们来做，如鲁迅所说的，自觉地拍起这黑暗的历史闸门来。

即颂

文祺，顺问应红好！

陈思和

1996年3月22日

陈思和：学者。著有《笔走龙蛇》《鸡鸣风雨》等。

本文刊于《天涯》199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