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谈庐山会议:主席无中生有编造出两罪名
1959年8月19日上午，中南海永福堂里静悄悄的，一身水兵衫的彭正祥走进大门，前些天刚刚被哈军工招生组录取，他是来向伯伯辞行的，恰好妹妹彭钢匆匆跑出来。
彭钢告诉哥哥，綦魁英秘书要到南苑机场接伯伯和伯母，她也要去。彭正祥知道伯伯去庐山开会了，大跃进以来，伯伯经常到外地视察，他很久没有见到老人家了。
南苑机场犹如一个大蒸笼，热浪逼人。一架银白色的苏制专机穿出云层，出现在视野里，转眼间在机场上稳稳降落。彭钢跟在綦秘书的后面，快步向飞机走去。令她奇怪的是，走下飞机的人都板着脸，互相不打招呼，形同陌路。伯伯在景希珍的搀扶下走下舷梯，彭钢向缓缓走过来的伯伯迎上去，她突然张大嘴巴，惊诧不已，伯伯和伯母面容憔悴，好像害过一场大病，虚弱又苍老。伯伯紧绷着嘴唇，一声不吭，拉住彭钢的手，径直走向汽车。
彭钢坐在伯伯和伯母中间，伯伯依然紧紧握着她的手，一言不发。车子里的空气仿佛冻结了，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鼓德怀才开口讲话：“小兔，考上大学了吗？”
惶惶不安的彭钢松了一口气，赶快告诉伯伯：“考上了第一志愿，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
又是令人窒息的沉默，直至车进中南海，彭德怀再也没开口，彭钢隐隐约约地感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不祥的大事。
彭德怀夫妇一到家，彭正祥急忙站起来，让他不解的是，伯伯只淡淡地向他点点头，说声“我要休息一下”就进了里屋。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彭德怀和浦安修走进客厅，彭正祥和彭钢也坐了过来。
彭德怀沉沉地望着侄儿、侄女，静默了一会儿，声音沙哑地说：“我要告诉你们，在庐山会议上，伯伯给主席写了封信，犯了错误，是反党集团的性质……我，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彭正祥只觉得鼻子一酸，眼泪涌出，打死他也不能相信伯伯“反党”、“反毛主席”。伯伯对毛主席的浓厚感情溢于言表，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呢？彭正祥一刻也坐不下去了，他三言两语说完到哈军工上学的事，就起身向伯伯和伯母告辞。
彭德怀站起来，送侄子走，在大门口，他拉住彭正祥，小声叮咛道：“现在，党内的斗争很复杂，你到哈军工以后，千万别去见谢有法政委和刘居英副院长，在朝鲜战场，他们都是我的部下，我不能让他们受我的牵连，上学以后你谁也别去找。”彭正祥分明看到伯伯的眼角挂着泪花。他没有午睡，一下午都没有出屋，一会儿坐下来冥思苦想，一会儿焦躁不安地站起来踱步。那天晚上，彭钢听见伯伯发火了：“为什么冻结我的办公室！”好似一场惊天噩梦，彭家的两代人经历了由九天落入九地的死亡坠落。
9月中旬，彭起超从福建前线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下了火车，径直奔向中南海，他要马上见到伯伯。庐山会议后，部队奉命向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会场里的彭起超如坐针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见到满脸油汗的侄子，彭德怀吃了一惊：“你怎么回来了？”
彭起超心里好像堵着什么，半天才缓过气，告诉伯伯：“我不放心您，找个理由，请下假，回家看看。”
吃罢晚饭，父子俩坐下来。彭起超结结巴巴地说：“伯伯，我记得在延安时，您教育我说：如果今后你彭起超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就不认你这个侄儿，同样，要是我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你也可以不认我这个伯伯。是不是这样？”
彭德怀点点头。
“我们部队传达了庐山会议的文件，我不相信，可又不敢不信，那是党中央的决议啊。我跑回来，就是想问问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彭德怀望着侄子焦灼的目光，喘了一口长气，他站起身来，在办公室缓缓踱步，思忖良久才发问：“你信领导传达了我写给毛主席的那封信没有呢？”
“什么信？没有传达啊！”彭起超一脸茫然。
“那好，你是个老党员了，职务上也够看文件的资格喽。我想，你先看看我的那个所谓‘反党的万言书’吧！”
彭德怀从办公桌里拿出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侄子。彭起超屏息凝神，低头细读，屋子里安静得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伯伯，我看你这封信没有什么错呀！”彭起超看罢文件，昂起头，打破了房间里长时间的沉寂。
彭德怀苦笑，叹道：“这可是我‘有计划有组织地反党纲领’哟！是对党和主席的‘猖狂进攻’哟！”他用手把茶杯里绿莹莹的茶叶捞出来，放到嘴里慢慢地咀嚼着，好半天才接着说下去：“庐山会议本来是想纠正大跃进以来出现的普遍的‘左’的错误，但临近会议结束，仍是开神仙会，吟诗唱和，看戏跳舞，轻描淡写，我心里很着急，周恩来鼓励我和主席谈谈，不少同志也让我找主席谈谈。可惜，那天我去找主席的时候，卫士挡驾没有谈成。我考虑再三，才给主席写的7月14日那封信。明明白白说是给主席个人作参考，怎么就成了‘彭德怀的意见书’？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印发全会批判？”
庐山会议含冤认错
彭德怀的情绪变得激愤起来：“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一棒叫着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还将历史上的旧账翻腾出来，又一连打了好几十棒。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还算好，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我们是31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既然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事先不找我谈谈，规劝规劝，在劝而不听再用重刑也不为迟啊！
毛主席在庐山上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有问题，其实是鸡毛蒜皮。”彭德怀接着说下去：“又说，浮夸风吹一吹极有好处，风总是要吹的，吹一吹可以教育全党全民。这些讲法，我是不能同意的，浮夸风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多大的危害啊！”
彭起超不解地问：“对大跃进中的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为什么要翻历史老账呢？”
“算老账、揭老底也可以，但是要实事求是呀！主席说与我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嘛，又说我历来有野心，是个投机分子；林彪给我扣了三个大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到这儿，彭德怀双颊微微抽搐，他痛苦地闭上两眼，大口喘息着。
“我给你讲一点历史吧。我参加党的时候，正是大革命失败、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在那样白色恐怖的危险中秘密入党，不晓得我是为了什么好处去‘投机’的。平江起义后，我们红五军这支能打仗的正规部队上了井冈山，与朱毛会师，我要是有野心，岂不要把他们吃掉了？红四军下山后，留我们红五军守山，只有七八百人的部队，敌人是我们的三四十倍，重重包围着我们。为了保存这点革命队伍，我带头从悬崖峭壁上突围出去，后来我又带部队收复了井冈山。富田事变时，我识破了分裂一、三军团的阴谋，坚决支持毛政委，请他到三军团给干部讲话，我们之间难道是不合作吗？”
彭德怀从中央苏区的反围剿讲到长征途中摆脱张国焘的陷阱，亲自保护毛泽东的安全；从东渡黄河讲到百团大战，从保卫延安讲到领兵赴朝鲜作战……一桩桩、一件件史实，都说明在重大历史关头，自己拥护毛主席，忠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耿耿此心，如日月昭昭。
彭起超看看手表，已是下半夜3点多钟了，他怕伯伯太累，几次想让伯伯打住话头。彭德怀摆摆手，继续说：“主席无中生有地编造出两个罪名：一是‘军事俱乐部’，一是‘里通外国’。有什么真凭实据？聂帅和叶帅做我的工作，为了党和主席的威信，为了大局，我采取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我很后悔，不该在庐山作那个违心的检查。”
彭起超问伯伯：“参加庐山会议的都是党的高级干部，为什么不为您和黄伯伯、张伯伯、周叔叔说点公道话呢？”
“难啊，党内的民主作风不见了，一个人的意志就代表了所有人的思想，习惯搞一言堂了。”彭德怀叹道：“主席一讲话，对我就真是群起而攻之了。”
彭德怀双目低垂，话音有气无力，身体歪斜地靠在椅子上，他实在讲不下去了。这个晚上，他对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的全面回忆，对庐山会议的追述和分析，宛若一场暴风雨猛烈冲击他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进入吴家花园的三周后，即10月21日清晨，毛泽东亲自打来电话，约彭德怀到中南海一晤。
彭德怀又惊又喜，连早饭也没有顾得上，马上让赵凤池发动车，直驶中南海颐年堂。他三步并成两步，进入室内，抬眼细看，除了坐在中央位置上的毛泽东，两侧还有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彭真、李富春、谭震林等人，彭德怀明白了，原来毛泽东安排的不是个人之间的交谈，而是以中央的名义找他谈话。
毛泽东看了看身着黑色旧中山装，面容消瘦的彭德怀，清清嗓子说：“我们一起来商量你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学习问题。中央同意你9月9日的来信，读几年书极好。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参观和调查研究也是很好的。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人民公社劳动了。”
彭德怀侧耳细听，颔首答道：“同意主席的话。”
毛泽东又问：“你准备怎么学习？”
彭德怀答：“主要学习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吴家花园离党校近，希望在党校参加学习，准备学四年。”
毛泽东点头表示同意，转身让彭真找杨尚昆，由他们俩负责安排。又说：“不要学那么长的时间，两年就够了嘛。”
彭德怀还是最简单的回答：“同意。”
毛泽东没有再往下说，他扫视一遍在座的众位中央负责人，又把目光聚焦到角落里的彭德怀，不时地清清嗓子，吮吮嘴唇，好像在等待什么。在座的人都看出来了，毛泽东在等待彭德怀再次向他认错，以便借水行舟，有所表示。
令在座所有人暗自惊诧的是，彭德怀面色如铁，默不作声。
彭德怀已经明白毛泽东此刻的意思，如果现在当着大家的面，痛心疾首地作一次检讨，再次“认错”，请求主席和中央的宽恕，就可能打开横在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僵局，他的处境必然会有所好转，这是绝路逢生的最后机会。但是，他能再去作那种违心的检讨吗？不能了。在庐山上的反复检讨，是为了顾全大局，这使得他每想到这些就痛彻骨髓，如万箭穿心。他的脑海中倏忽闪过军委扩大会议上一幕悲壮的场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挺身而出，严词驳斥吴法宪对自己的诬陷，被当场戴上手铐押出会场。能在“军事俱乐部”、“里通外国”这些可怕的“罪名”上“认错”吗？那将毁掉多少同志！不能再“认错”了。
在历史面前，彭德怀毅然作出一个重如泰山的抉择。
颐年堂里的空气凝固起来了，每个人都觉得时间突然过得很慢很慢，在一片沉寂中，彭德怀慢慢站起来，他感谢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然后向他们点头告辞，转身出门，悄然离去。(本文摘自《风雨彭门》，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2月版 作者：滕叙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