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之光：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制

  ——纪念黄炎培《窑洞对》发表七十周年

原题为《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制，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今年是黄炎培与毛泽东谈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发表七十周年。我想结合太平天国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历史事实，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再谈点看法。

过去我们总是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由于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时期既没有资产阶级也没有无产阶级。这是一个伪命题。1991年苏东剧变说明即使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苏共尽管执政74年，最后也失败了。这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太平天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比明末李自成农民军更丰富，更有历史意义。

1644年3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北京，推翻了明朝。但是，李自成执政仅仅42天，就被崛起的清军打退而失败。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鸦片战争后十年。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后，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首都，到1864年7月天京被湘军攻陷而失败，执政整整11年零4个月。在天京，太平天国颁布了集农民均平富思想大成的土地纲领——《天朝田亩制度》。1859年又颁布了全方位学习西方近代化的政纲——《资政新篇》。

对太平天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当太平军攻克南京后不久，李汝昭在《镜山野史》一书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依大势看来，粤今乱清。犹昔清之乱明耳。……当是时也，清之败明，势如摧枯，然清军今受困于粤，与明初受困于清，势之相出(去)不远矣”。[①]可见在李汝昭看来，太平天国取得当年清朝推翻明朝那样的胜利是很有可能的。因此，无论从时间和内容看，太平天国都比明末农民军更丰富、更有历史意义。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1944年11月2日给郭沫若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作为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大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②]

1960年春，在陈毅副总理的催促下，郭老计划写太平天国经验的书。他派秘书王戎笙与近代史所负责人联系，组织了由王和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四个年轻人的写作班子。郭老“一再强调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按照历史本来面貌认识太平天国，工作以收集整理史料开始，并再三叮嘱要注意史料的考订和辨伪。对全书的体例，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吸收我国史学上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的长处。为此，他亲自拟定了全书的章节安排”。[③]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郭老没有亲自完成这本书，好在他去世五年后，由他的四个助手完成了写《太平天国运动史》的任务。

其次，对太平天国为什么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以及它失败的原因，我与袁蓉在11年前写了《太平天国败亡一百四十年祭》一文做了初步探讨。文章在引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关于“太平军一坏于杨秀清专擅跋扈，再坏于韦昌辉的疯狂屠杀，最后坏于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尤其最后一坏，历时最久，祸国的军令政令迫使太平军逐步削弱，以致消灭”后，又补充了“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首义诸王迅速腐败” 、“用上帝教来治理天国” 、“无视广大军民温饱”等方面的原因。文章还从太平军攻占天京后领导者腐败变质、洪秀全仍搞专制主义统治，以及用基督教的洋迷信来反对传统迷信等方面，来说明太平天国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阶级政治思想根源。结论是：“要跳出历史周期律，除了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还要靠民主和科学。这是太平天国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④]现在看来，上述看法基本上还是对的，但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现在我想就这种“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形成的原因做进一步探讨。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说没有历史，它只是君主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发生”。著名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据此把秦朝开始两千多年的历史概括为“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治乱兴亡周期律。我认为黑格尔认为中国历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发生”以及“革命必然产生暴君”，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说：“造反是以暴易暴，革命是秩序重建。”中外历史证明：“革命之世，不必皆暴君”(严复语)。秦末农民起义后，就产生汉文帝这样的明君;隋末农民起义后，就产生了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圣君李世民;明末农民起义后，就出现了一代仁君康熙大帝。美国革命胜利后，就诞生了华盛顿那样自动让位的民主革命的伟大英雄。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虽然称帝，但是决不能否认他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英雄的事实，绝不是什么暴君。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就产生了伟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的民族英雄孙中山。由此可见，中国历史没有进步以及革命必然产生暴君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黑格尔说两千年来中国历史是“君主的一再重复而已”，是基本符合史实的。从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皇帝专政的政体开始，直至1912年清朝覆亡，确实是“百代都行秦政制”。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家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

美国著名已故中国近代史专家史华慈指出，对于至高无上的专制主义皇权，中国人“从未没有给它设计过一个替代品”。胡适说：“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建立过一个制度来限制君主的专制大权”。费孝通说：“中国人民从没有设计过一个保障自己权利的制度。一定要等到暴君充分暴露自己，才兴兵把他赶跑，不久又来了一个以暴易暴的循环不已。”《论自由》一书的作者约翰·穆勒认为，自由只适用于文明社会，“对于野蛮社会，专制制度是一种正当的统治方式，只要其目的是改进他们的境遇”。但是后来的历史演变证明：“千古兴亡不是亡于一君，也不是亡于一相，而是亡于独裁专制。”1942年前，晚年陈独秀在总结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经验教训时说：“我们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找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来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或别国产生出来。”结论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产生了独裁制。”[⑤]邓小平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⑥]由此可见，秦朝建立起来的皇帝专制政治制度，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动乱、起义和后来革命发生的基本原因，也是形成一乱一治历史周期律的制度原因。

最后，只有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制，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要论证的主题很简单：革命归根究底是专制制度造成的。“专制制度是社会动荡之源”。法国旧的专制制度是因，大革命则是果。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动乱、起义和革命都是秦朝建立专制制度惹的祸。“在专制政体下生活的民众之所以钟情于乌托邦，正因为他们看不到政府改变的任何希望”。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罕见的。这是农民起义和战争都提出要均平富的口号，以致发展到太平天国要求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天下为公没有压迫剥削的人间天国——大同社会。马克思称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这种乌托邦的幻想正是延续两千多年专制制度埋下的种子和结出的苦果。专制制度下是很难告别革命的，也不可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1904年，《广州时敏报》刊文说：“中国之专制一日不变，中国之革命一日不息。吾闻是言，为之更进一解，中国之专制不变，则新政断不能大行。”在专制政体条件下，正如马克思所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专制是革命的盟友，共和是专制的天敌。要从根本上跳出周期律，告别革命，只有终结专制政治制度，走向民主共和，建立起专制和革命要素无法生长的社会制度，把两者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民主和法治是控制专制和革命最有效的制度安排。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问话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当时也赞成毛的看法，说“让民主打破周期律”是有效的。这个著名的《窑洞对》至今已经整整七十年了。1958年1月，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 、唐君毅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一文中，也谈如何突破历史周期律。他们说“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在此君主制度之下，政治上最高之权源，是在君而不在民。......以至中国之政治史遂长显为一治一乱的循环之局面，欲突破此循环之唯一道路，只有系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中国政治制度中，仅有政府内部之宰相御史等，对君主权力所施之限制，必须转而成为：政府外部之人民之权力，对于政府所施之限制。仅有君主加以采择与最后决定，必须转化为有全体人民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即宪法之下的政治制度。”这就是说，要有中国传统的所谓“民主”，即“你是民，我是主”的为民做主，转变为“民有、民治、民享”的近代民主，即我党所概括的“人民当家做主”。

今天看来，毛泽东要用民主打破周期律的看法至今仍然是正确的。问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逐渐背离以致完全背弃了自己的正确主张。伟大的革命家毛泽东，主观上力图用民主来打破历史周期律，但是在客观上在文革期间，仍然跳不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历史周期律。正如法国斯塔尔夫人所著《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所说，“革命本应该打击专制，却反而把一股新的力量带给了专制统治。”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悲剧呢?这与连续两千多年的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专制制度使得连革命者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专制的深深烙印(托克维尔语)。”毛主席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就是明显的例证。历史事实证明：只有终结专制政治制度走向民主共和才能最终跳出“暴君产生革命，革命产生暴君”的历史周期律。杨小凯在八十年代初期，因假借革命名义恢复专制主义，一度反对革命和告别革命。后来他根据美国公共选择理论代表人物、经济学家库尔曼·奥尔森的有关学说，重新肯定了革命的正当性。他说：“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寻租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结论是：“革命是对统治者的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太会离谱，即使有些革命和动乱是以暴易暴，那至少比一暴到底要好。”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说：“造反是对政治暴政的制约，……自由之树时时用暴君鲜血浇灌才能长青……武装起来的公民是对暴政最好的防范。”“他之所以热衷于骚乱和定期起义是因为可以避免领导者叛卖，保持政府原初建国原则的忠诚。”中外历史证明：民主共和政治制度下，只会有个别骚乱，不太会出现全国大规模暴动。王长江教授说：“西方国家和中国一样，经历了反复地王朝更替，但是在建立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之后，这一过程被总体上停止了。”我也有同感。事实上，“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2014年8月4日下午

根据2014年7月19日纪念太平天国失败一百五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2015年10月8日略加修改

[①] 《丛刊》《太平天国》(三),第71页

[②]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

[③] 王戎笙等：《太平天国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5页

[④] 《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1日

[⑤] 《陈独秀著作选读》，卷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9页

[⑥]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92—293页